党的文化领导力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陈德祥

文化领导力，简言之，是指领导文化建设、发展以及文化治理的能力，既是领导者的一种能力素养，更是领导者的一种行为实践。对于执政党而言，文化领导力是政党领导力和执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政党、国家与社会，关乎执政兴衰、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349，“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32。在思想激荡的大变局时代，面对席卷全球的文化浪潮，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然不能缺失文化的支撑和引领。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方式，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和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从广义文化的意义上说，文化的使命是为国家治理提供一整套相对稳定、让广大人民接受认同的思想价值体系，也要为即将到来的制度变革、社会创新等打牢思想基础。”[3]从文化的功效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素中，思想是动力、文化是资源、科技是手段、价值是导引。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以推动人类政治进步为目标、凝聚思想以求共识、运用科技赋能治理、融通文化创新理论、塑造价值达成文明的人类社会制度变革与文明治理增进的社会历史过程。据此，思想凝聚力、科技创新力、文化建构力、价值塑造力等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现代政党领导力与执政力的文化表达与核心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开创者、探索者和贡献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显然需要不断增强和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意识形态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世界观或文化世界观，或是掩盖利益的面具，而是一个经由漫长历史演进而形成的信仰体系，以激情把诸多观念融于一体，转化成社会杠杆，在改造观念过程中也改造人。”[4]作为一种确定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历来都是政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手段。意识形态领导力因而被视为政党领导力的核心内容。在我国，无论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党的理想、信念、纲领，无不贯穿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并由其统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黏合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牢固的思想共识。建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思想凝聚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党的文化领导力建设的首要任务。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创新党的思想理论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以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5]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制度优势全面彰显，治理效能明显提升，“中国之治”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境界。意识形态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当前，继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党的思想理论。首先，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其次，全面总结和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6]91。这些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学说创新的思想源泉。再次，总结和镜鉴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个新课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6]91，“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6]390。最后，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先进的治理制度与方法。国家治理是现代社会的普遍要求，全球治理更需要人类共同应对。“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6]262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感，不断增强意识形态自信

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制度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既要不断进行制度的生产与创新，又要不断增进制度认同和遵循。这两者均离不开国家意识形态，前者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后者通过国家意识形态来实现。不过，“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320意识形态只有获得大众认同，才能发挥作用。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坚实支撑。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旗帜、道路与方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感，不断增强意识形态自信。首先，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增强理论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首先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大成和精华版，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知领悟，增强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走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8]再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阐释转化，增强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丰富的实践成果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科学依据。最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36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推动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融合，搞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媒介作为国家的“话筒”，承载和传递主流意识形态，是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重要工具。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到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像或者幻想的空间”[9]。在万物互联的信息化时代，面对全媒体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做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推动和实现媒体深度融合。“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317一方面，实现内容、技术、方式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智慧媒体”。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整合媒介资源与生产要素，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2]319。另一方面，实现观念、体制、人才的有机结合，着力打造“智能传播”。适应内容数字化、流程云化、终端物联化、传播智慧化的传播发展态势，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格局，不仅需要转变观念和变革思想，用“互联网+”思维，如流量思维、平台思维、数据思维、产品思维、用户思维等，指导传播实践，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影响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的媒体管理体制和媒体运作方式，如选人用人、薪酬待遇、考核机制等，进一步释放媒体融合能量，增强媒体融合的整体效能。另外，还要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媒姓党”，新闻舆论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
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1]332。

(四)从人类文明视角讲好中国故事，塑造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意义符号，既呈现国家的外在特征，也彰显国家的内在品质，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国家形象塑造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日益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6]162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本质上是塑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从人类文明视角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重要保障，成为新时代增强党和国家的思想凝聚力的必然要求。第一，着眼于治国理政，讲好中国治理故事。大变局时代，面对人类社会共有的全球性问题，讲好战贫脱贫、疫情防控、污染防治、乡村振兴、社会保障等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经验，让世界呈现中国之治和中国之慧。第二，着眼于互利共赢，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一带一路”是公开、透明、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倡议，讲好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故事，向世界呈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中国。第三，着眼于锐意进取，讲好改革开放故事。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讲好改革开放故事，向世界展示开放进取、造福世界的中国。第四，着眼于命运与共，讲好大国担当故事。“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10]讲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担当故事，向世界呈现勇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第五，着眼于文明互鉴，讲好文化中国故事。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讲好文化中国故事，向世界呈现自信自立、自强不息的中国。总之，“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312。

在现代社会，国家治理与科技关系密切，科技创新力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一项重要指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国家治理始终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手段。技术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已经深深嵌入国家治理结构之中，为国家治理的演进与变革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伴随信息社会的到来，技术能将复杂社会事实信息化、数据化，从而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日益专业化、精细化和智慧化，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与识别标志。可以说，对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而言，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先机、赢得优势。”[11]26科技创新力既是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又是党的领导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通过提升国民科学素养、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科学氛围等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普及全民科学知识，提升国民科学素养

国家治理由人来制定和实施，同时又面向人。人的受教育程度，特别是受科学教育程度，极大影响国家治理的方式和效果。在我国，人民群众既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也是国家治理的客体。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没有人民群众科学素养的普遍提升，难以形成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高素质主客体，难以具备高素质的创新大军和强大的创新力，必然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实践效果。因此，需要不断普及全民科学知识，切实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首先，结合互联网发展，推动线上线下科普平台建设。针对民众不同需求，构建更多高质量网络科普平台，最大程度解决科普信息传播方式单一和面向群体有限等问题，让社会不同群体尤其是普通民众都有机会、有渠道、有方法了解和学习科普知识，实现科普知识进社区、进村寨、进课堂、进头脑。其次，创新科普知识阅读方式，提升科普内容普及程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一系列符合社会大众认知水平的通俗化科普知识并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科普方式，让社会大众看得懂、听得明、用得上，以提升国民学习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建立有效激励机制，营造尊重科学的社会氛围。营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鼓励、支持和引导国民参与到创新创业大潮中来，有效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最后，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骨干作用。习近平指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1]276

(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创新创造动力

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蕴含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体现着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是科学的灵魂。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没有求真务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等精神支撑，显然无法取得任何科学成就。习近平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12]11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要以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为核心。科学家精神主要指“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12]11。“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12]12从认识论而言，科学是人对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一种真理性认识，反映和体现事物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本身无国界。但是，科学运用显然具有思想性和价值性，饱含意识形态色彩。科学精神不能离开人文精神的引领和支撑，实验、实证、批判、试错等科学活动都同人的价值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家传承家国情怀，践行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初心使命，爱国是第一要义，爱党是本质规定，创造为其灵魂，实现了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要以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核心，带动和引领科学家乃至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科技创造中去，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的动力。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依附或隐含在人的体内，作为一种主体性力量或主观性存在，由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社会意识、个体交往实践等决定。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学习、教育、劳动、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将这些要素组织和连接起来促其发挥作用的就是科技体制。国家科技体制由国家行政部门创设，支撑和推动国家层面的创造创新活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决扫除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11]56。首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习近平指出，“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是改革创新的着力点，也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地方”[11]55，要“突出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财物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11]70。其次，完善科研考核体系和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1]274，“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1]274。再次，营造好环境，搭建好平台，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让大学、科研院所、企业以及其他一切愿意参加到科研活动中的人，都能够依靠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参与科研工作与科技创新活动。最后，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创造工作的领导，强化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瞄准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

(四)尊重创造鼓励创新，营造创新创造氛围

尊重创造鼓励创新，营造创新创造氛围，是新时代进一步提升党和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科技创新，劳动是源泉，知识是支撑，人才是关键，创造是动力，实现科学发展和科技创新需要“努力造就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13]。一方面要尊重人才，劳动、知识、创造说到底都离不开人，人才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也是科技创造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必须充分尊重人才，鼓励人才通过劳动运用知识进行创新创造。因此，要积极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人们崇尚劳动，热爱劳动；
要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和精神权利，为科研人员提高更多的研究机会和更广的研究空间，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要尊重和肯定创造，尊重和肯定创造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夯实全社会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要鼓励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1]198。因此，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对创新的激励和对创新成果的应用，加大对科技创造新动力的扶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思维、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创新创造氛围。

如前所述，文化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一种资源性要素和结构性内容，又是一种价值性目标和动力性支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和本质性规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人的实践活动具有规范、引领、驱动等多种作用。这些重要作用和功能的发挥首先需要我们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与重构，有“文”才可“化”。在文化激荡的全球化时代，消融文化间距，化解文化冲突，避免文化涣散，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旨向要求的现代文化并将其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需要不断提升党和国家的文化建构力。文化建构力是文化作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其从可能变为现实的重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文化功能和价值的实现，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党的领导力展现的重要方面和显著标识。文化建构“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1]338，即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文化资源整合中提升文化生产的能力。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4]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引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1]338-339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用好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一方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建构文化样态和发展文化产业。“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4]424用马克思主义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魂”，就在于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建构文化制度、发展文化产业，还是加强文化事业、提供文化服务，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选择和价值追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各种思想问题，解决文化争端。在多元文化碰撞和交锋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透视各种文化现象和解决各种文化争端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未必能提供各种文化问题的现成答案，但一定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中华民族壮大、延续中华文明的精神土壤，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纷繁复杂，不可简单拿来照搬照用，需要推陈出新、提质增效，改变其旧有的内容和形式，使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如在国家治理方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民”应为人民、非臣民；
“本”为目的，非手段。“仁者，爱人”不可抽象谈“人”。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另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文化精髓，以时代精神激活之，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如赋予“实事求是”以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赋予“小康”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内涵，赋予“于斯为盛”之“斯”以“这个时代”的内涵，等等。

(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文明作为文化之精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鲜明标识，带有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和意义。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已经打破了各自之间的封闭状态，彼此的共生共存成为推动不同文化互相交流和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内在动力和现实需要。在思想行为上秉承“和合”理念，以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姿态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文明创造，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既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党的文化领导力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治理”本就是个舶来品，“国家治理”也是返本开新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15]。恩格斯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6]560。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双重说”的出场与对西方国家“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摈弃，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学说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诞生。与此同理，对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西方文明成果，可以合理借鉴，如国家治理领域的“听证制度”“一站式服务”“政府问责制度”等。

在文化系统中，价值观属于深层次内容，具有根本性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的性质，影响文化的功能。文化功能发挥，如凝聚思想共识，提供精神动力等，实质是文化价值观在发挥其作用。在国家治理中，价值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标准和主要手段，社会共识达成不能缺失价值引领。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的思想引擎，任何国家治理都要以其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与民族性、先进性、科学性、人民性相一致的价值取向，确定了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的价值航标，从而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和社会稳定提供了牢固的价值支持。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不断加强党的价值引领力建设，包括确定价值准则、凝聚价值共识、引导价值践行、强化价值自信，在全社会营造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定基本价值准则

国家治理一旦离开价值引领就会迷失方向，难以实现现代化。实践证明，能够正确引领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不断形塑和建构起来的。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确立是主流文化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6]163从国家层面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价值诉求；
从社会层面来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同国家治理现代化所仰赖的制度、规范以及目标、手段的价值要求相契合；
从个人层面来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同公民在国家认同、个体德行、职业操守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价值标准相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起到了定向导航的作用，从思想认知和精神价值上为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凝聚社会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人们只有达成了价值共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形成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才能减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知冲突和行为错乱，携手走向现代化。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286。价值共识的达成不能避开物质利益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识的确立不能离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人民主体地位，紧紧围绕如何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使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凸显人的主体地位，成为凝聚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共识的重要遵循。第一，坚持国家治理为了人民。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8]，“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2]352。国家治理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坚持国家治理依靠人民。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19]尽管国家治理主体多元，但人民依然是最重要的主体，并非为了治理而治理。第三，坚持国家治理人民评判。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6]195-196国家治理，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评卷人，其治理绩效最终由人民评判。第四，国家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共享国家治理成果是新发展理念“共享”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抓好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强化先进价值践行

提升党和国家的价值引领力，不仅需要确立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遵循，而且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发挥引领引导功用。领导干部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是政权稳定、国家繁荣、民族兴旺的重要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抓住这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2]49。首先，党员干部要对共产党人价值观高度自信和自觉。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和真理性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以其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和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强大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无可替代，滋养着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自信。其次，党和政府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从严正风肃纪。党员干部价值观是在长期且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磨炼而成的，各级党组织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过程中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各项制度，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有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自我革命。

(四)有效开展价值选择与批判，提升国民价值自信

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提升党和国家的价值引领力，不仅要“立”，而且还要“破”。也就是说，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还要有效进行价值选择和开展价值批判，在正反作用中提升国民的价值自信。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元价值观念交织的现代社会，不可避免会受到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影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多元价值中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有效开展对错误价值观的批判。首先，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坚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多元社会思潮交织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回击西方“普世价值”所宣扬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长期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进行的恶意攻击，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其次，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价值观自信是凝聚全国人民的目标和意志的“黏合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着力提升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进一步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引领人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追求、科学的思想体系，深化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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