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代沟之困”到“数字天伦之乐”：大学生家庭代际微信使用中的数字反哺现象研究

方 楠

(福建中医药大学 团委，福建 福州 350122)

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创造了新型的人际互动模式与交往空间，营造出虚拟的“熟人社交空间”，其跨越了时空阻隔，成为中国人的“在世存有”[1]。家庭微信场域的建立意味着家庭代际“在场”与“脱域”的互动空间并存，塑造出新型的亲子关系，呈现出家庭关系的“虚拟”共在感，弥合了空间距离产生的关系离散和亲情割裂。在数字化冲击下的老龄化社会，有关数字代沟以及由此带来的“数字反哺”和“孝道伦理”一直以来都是数字化社会家庭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

1.关于老龄化与数字化互渗方面的研究

老龄化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研究课题。《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2050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峰值，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7.9%[2]。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国家积极应对老龄人口化中长期规划》指出：“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3]大学生家庭中年亲代融入数字化浪潮的队伍也在日益壮大。2022年2月公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网龄结构中，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2020年12月的26%提升至26.8%[4]，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针对老龄化问题，学界主要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从养老服务模式[5]、医养结合[6]、农村养老模式[7]等角度切入，分析老龄化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有学者已关注到数字化背景下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问题，如关注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幸福感[8]、数字融入障碍[9]、新媒体素养[10]、数字技术疏解精神孤独[11]等。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年亲代作为“数字移民”的一代，已经通过不断学习逐步适应新媒体数字化环境，摆脱“数字难民”的窘境，但亟需持续提升数字技能和媒介素养，否则极易被不断更新换代的数字技术所淘汰。在此情况下，子代对中年亲代的“数字反哺”就显得尤为重要。

2.关于数字代沟治理与数字文化反哺方面的研究

家庭代际间的文化代沟及其数字治理已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的治理难题。家庭代际的中年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着数字技术熟练掌握程度、文化价值理解认同、新媒体采纳使用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由此在大学生家庭代际互动中产生了传统代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数字代沟”。“数字代沟”的出现是数字时代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子代就数字技术与中年亲代展开的代际互动和文化反哺，即“数字反哺”的回归成为代际之间消弭数字代沟的应对良方。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研究显示，后喻文化指的是面对代际文化的差异、冲突，中年亲代需要反向寻求子代学习以完成新一轮“再社会化”的过程，表现为反向文化传递[12]。周晓虹教授认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透视出潮流文化对中年亲代产生的“林乌反哺”现象[13]。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数字时代家庭代际网络社交互动的文化反哺现象进行了研究。周裕琼考察了家庭内亲子关系及亲子双方地位对文化反哺的影响，发现反哺程度与亲子关系的和谐程度成正比，子女在父母眼中的地位也越高[14]。王波伟归纳中年亲代接受技术反哺的层次递进逻辑,发现技术反哺对亲子间“技术、情感与威权”有着多重互惠作用[15]。既往的数字反哺研究多针对掌握数字文化主动权的子代，关注子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极少研究把中年亲代作反哺对象。笔者认为，数字代沟间的数字反哺活动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子代与中年亲代可以在虚拟环境背景下通过积极与消极的角色互换，实现数字代沟的消弭。

3.关于微信场域中传统家庭伦理方面的研究

微信场域中家庭代际互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新技术和新潮流，更关乎大学生家庭代际间交往关系、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当前学者主要关注老年人微信使用意愿[16]、主观幸福感[17]、微信群与养老群体社会关系[18]等方面，鲜见专门针对微信场域中家庭代际间数字反哺与再哺育的互动行为研究。当前学界关注到现实生活中家庭伦理的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19]，但对家庭数字生活空间，特别是微信场域中的家庭伦理变迁关注较少。数字时代，离土又离乡的大学生们在外出求学过程中很少有较长时间陪伴在中年亲代左右，微信场域中对中年亲代的精神赡养和文化反哺成为子代传承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学界关于“习俗”“孝道”“礼数”“教化权力”等方面的研究多聚焦在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相关研究也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偏远地区[20]。在数字反哺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发生变革，家庭权力关系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权威性。同时，该过程涉及的原本父辈的家庭权威地位被解构，代际沟通方式以及新旧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冲突，特别是传统社会中中年亲代对子代教化权力的理解偏差，因此反哺与再哺育、和谐互动与消弭代沟的过程必定曲折。

基于上述梳理，笔者发现鲜有学者关注微信场域中家庭代际间互动情况，尤其是数字反哺与再哺育、权力传递与再教化、孝道传承与再赡养等方面。故本研究通过分析微信场域中大学生家庭代际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个层面呈现出的互动关系，揭示代际互动中中华传统孝道文化在微信场域中的延伸传承特征，探究数字化时代大学生家庭代际和谐互动关系的实践路径。本研究重点考察并有效回应以下三个具体问题：一是微信场域的构建如何在大学生家庭代际互动中引发代际互动和文化传播；
二是深谙传统礼数的中年亲代进入到现代数字化生活中与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子代“共处一室”时，亲子两代的现实表现如何；
三是数字反哺与孝道平权之后大学生家庭代际和谐互动的有效途径探究。

本研究将微信场域中的大学生家庭代际互动作为研究切入点，其原因在于，在大学生家庭微信场域中，亲代与子代使用微信进行代际互动的愿望都较为强烈，他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繁，是传统家庭代际互动在数字时代的映射，具有代表性。本研究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访谈方式，采用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方法，对10个大学生家庭进行访谈，研究和分析微信场域大学生家庭代际互动的现实图景与积极实践。

访谈过程中，家庭以F1-F10标记，中年亲代(父母辈)以P1-P10标记。访谈对象构成样本涵盖了年龄、学历、性别、地域、城乡等差异因素，以此丰富样本的代表性。访谈过程中，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控制在2～3小时左右。访谈主题一：代际间进行数字反哺的需求与动机；
访谈主题二：代际间使用微信场域在代际互动和数字反哺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访谈主题三：代际间进行数字反哺和再哺育时存在的反哺阻抗因素。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从需求和动机切入，随后深入了解互动和反哺过程中的问题，进而探究反哺阻抗因素。三个访谈主题层层递进、相互关联，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微信场域大学生家庭代际互动和数字反哺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在访谈过程中，虽然在对子代和亲代访谈时内容有所差异，但主题方向一致。按照学术研究惯例，本研究对所有受访者个人以及访谈中其他隐私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

为消除数字技术使用而产生的代际鸿沟，大学生家庭代际之间围绕微信接触、使用、采纳等展开的互动，尤其是年轻子代对中年亲代在微信使用技能、知识以及相关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反哺，为跨越数字代沟提供了有利条件。

1.个体需求融入与虚拟社交离散的微信接触沟

由现实情境向数字空间的迁徙给年长世代带来了社交焦虑。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其包含了马克思关于交往与人的存在论本质相关联的深刻涵义，说明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在马克思看来，孤存于世、孤立的个体无所谓人的本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具有现实性，与动物无异。同时，交往推动人的发展。数字时代，微信上的视频互动代替了传统的见面聊天，微信朋友圈的转发评论以及微信推文集赞等行为成为中年亲代亲朋好友间互通有无、思想交流的主要渠道。从访谈对象F7-P7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年亲代数字技能的缺失会导致其时常感到远离话题中心，无法融入他人的话题语境，产生数字交往焦虑。

访谈对象F7-P7：“我刚学会用微信的时候只会给别人发语音，不会写文字，也只会看微信文章，不会转发。我的大多数战友、同学都学会了在微信上阅读推文、在朋友圈转发文章，他们分别建了好几个微信群，在微信群里他们会转发有意思的文章，也会发一些表情包。有时候他们还会在朋友圈里分享微信文章，互相点赞和评论。我不太会这些技巧，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调侃我一直在群里“潜水”，只看不说，也不和同学互动。我也挺着急的，也很愿意与同学互动，所以就让我儿子教我怎么操作。现在学会了之后偶尔发个朋友圈，很多人会给我点赞评论。”

进入大学后社交圈层的文化偏好和使用习惯的变化使得大学生的数字社交空间由QQ迁移到微信。中年亲代在子女远离求学后发自情感寄托的延伸，迫切想了解子女在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但受制于微信接入沟的障碍，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沟通交流与行为方式上的代际隔阂，主要体现在代际间在微信使用技能、数字媒介素养等方面的差距。融通代际隔阂之困的迫切，需要中年亲代通过提升数字技能，熟练掌握微信中各种功能的使用方式，以满足子代情感互动、消弭代际隔阂的多维需求。

访谈对象F10-P10：“为了方便与儿子联系，我在他去大学报到前给自己买了台智能手机，儿子帮我安装了微信软件，他说用这个软件可以和他视频通话，他还教我和他妈妈如何使用。他上大学之后，我很想知道他在大学里的学习生活情况，可能是他学习太忙了，几乎都是我和他妈妈主动联系他，也不好一直打扰他。我听同村的年轻人说微信还有朋友圈功能，可以看到好友的动态，我也想看看儿子的动态，不过不太会用，儿子答应放假回来教我操作。”

2.隐私边界模糊与亲情焦虑陡增的微信使用沟

从访谈中发现，中年亲代在微信工具使用上偏于保守，基本满足与子代沟通、亲朋好友社交、在线支付等功能。访谈对象F5-P5：“刚接触微信的时候，我只会发语音信息、视频通话等功能，现在我女儿教我建微信群，还给自己家的微信群取名字——‘缘来一家人’，把我爱人、小孩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都拉进群里。我会经常在家庭微信群里发一些家庭和谐、相亲相爱的微信推文，希望群里的家人都能看到。”同时，中年亲代也一直在努力地使用微信。尽管中年亲代在数字使用沟方面与子代有较大的差距，但在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语境下，中年亲代拥有对子代的教化权力，这也是中年亲代积极推动掌握微信场域、重置家庭代际互动语境的主要原因。

访谈对象F2-P2：“我会主动向我儿子请教微信使用方法，包括表情包添加和使用、微信朋友圈设置、收发红包、共享位置等功能，希望能够和他有更多一些的沟通。我自己喜欢喝茶，觉得喝茶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也希望我儿子也喜欢，所以经常会推送一些茶文化的推文给他。”

中年亲代在大学生家庭代际微信互动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会主动创设代际间的微信沟通语境。子代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更乐意提供技术服务，以帮助中年亲代跨越微信使用沟。微信朋友圈已逐渐演化为个体开展网络社交的重要平台，重塑了网络社会关系，为个体展示自我、自由发表意见、宣泄情绪提供了社会性的空间[22]。访谈对象F2-C2：“微信是熟人交往的平台，有许多微信公众号内容很丰富，我还挺愿意指导父母熟悉微信的各种功能。我没在他们身边，他们想见我的时候还可以和我视频通话。我也挺愿意通过这种方式看看父母的近况。同时我还可以发一些官方媒体发布的健康养生推文给他们阅读。”

面对子代的“隐私边界”，从访谈中可以发现中年亲代的“隐私越界”及其产生的互动冲突，子代大多数采取朋友圈阅读权限限制的方式构建私密的微信朋友圈开放空间，人为设置代际互动的数字区隔。中年亲代对子代的文化再哺育是父母角色职责在微信场域中的再延续，中年亲代对子代的文化输出不仅是管教，更多的是关心和爱护。访谈对象F8-P8：“前一阵子我给她推送了一篇关于胃病的文章。我和她说，‘你胃一直不太好，要注意身体，特别是要吃早餐，以后三餐都拍照发给我看看’。”一方面，子代对中年亲代的数字反哺使中年亲代顺利接入数字空间，家庭代际间跨越时空的互动融合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代际间信息获取渠道和微信使用沟的差异分化造成隐私边界模糊，不断加深虚拟时空区隔。访谈对象F1-C1：“我最近喜欢上徒步越野，在几位同学的鼓励支持下我加入了学校徒步越野社团，我很喜欢将风景、活动细节等内容在朋友圈上分享。但父母反对我参加这项活动，他们觉得这个活动影响学习、风险也比较大。我和他们沟通过好几次，他们总是反对。没办法，我只能在分享朋友圈的同时设置父母不可见，主动屏蔽他们。我知道这样不好，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数字时代，亲代和子代在微信场域中保持物理空间的适度间隔，为亲子两代在微信知识沟的数字互动和文化反哺与再哺育提供了可能。

访谈对象F1-P1：“我知道儿子很喜欢徒步越野，我和他妈妈也不是说反对他参加这个活动，只是徒步越野活动危险性太高了，之前微信新闻里说国内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事故了。我和他沟通了几次，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总是不欢而散。最近我发现他微信朋友圈中没有分享徒步的照片和文字了，以为他总算听我的话放弃这个活动了。可没想到儿子的小姨刷到他去某地徒步照片，儿子的小姨能看到，而我和他妈妈却看不到，一问才知道他选择性地把我和他妈妈屏蔽微信朋友圈可见了。说真的，我和他妈妈心里有点难过。”

3.价值观念冲突与教化权力转置的微信采纳沟

家庭代际在微信知识沟呈现出的数字反哺与再哺育现象，是一种家庭伦理关系的再造。子代通过微信通话、微信群互动、微信文章推送、朋友圈点赞评论、数字技能答疑解惑等话语互动和数字反哺，在虚拟空间中重构了传统家庭亲密的亲子关系，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子代无法陪伴中年亲代所造成的情感缺失，传承了传统家庭孝道文化的伦理关系。

访谈对象F7-C7：“父亲平时比较严肃，我印象中读高中的时候，虽然住在家里，但交流很少。上了大学之后，我只有寒暑假能回家，平时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只能通过微信联系。之前他不会用微信视频通话，我主动教了他之后，每次微信电话，他总是要和我视频，说是想看看我。慢慢地，我发现父亲也没那么严肃，和他的交流也变得顺畅起来。我隔着屏幕可以感受到每次他见到我是很开心的。”

子代在数字空间中自我建构“数字权威”身份后，多基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传承，试图扮演“科学权威”的角色，有选择性地将附带有知识和文化的推文传递给中年亲代，帮扶中年亲代适应数字化时代进程，避免微信场域泛滥的“伪科学”和“鸡汤文”给亲子双方带来的话语冲突。

访谈对象F8-C8：“我发现妈妈经常会给我发一些所谓的健康养生小知识，因为没有官方知识来源，我判断那些都是伪科学。有的推文还鼓励她点开链接购买里面的产品，我都一一劝阻。可以看得出来她很关心我的身体，也很注重她自己的健康。我就有意识地搜索一些官方渠道的健康知识文章，推送给她。”

在中年亲代“再社会化”过程中，子代成为“教育者”，中年亲代则成为“教育对象”。中年亲代面对子代在知识沟的反哺行为，其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教化权力观念被打破，中年亲代自觉地从自身生活阅历及价值观念出发，展开对子代的文化再哺育，试图在数字空间中延续现实生活情境中的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和代际哺育职责，以进一步塑造和规训子代在数字空间中的行为认知和品行道德。家庭代际教化权力的倒置代际权威动摇，使得部分中年亲代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与权威上升的子代产生观念的矛盾，这种情绪对抗将极大衰减数字反哺的可能性。访谈对象F8-P8：“以前都是我教她知识，现在是她教我知识，有点不太习惯，我也不好意思主动问。”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中年亲代，受传统礼数文化影响更为深远，更为强调中年亲代对子代“权威性”的教化权力。

访谈对象F10-C10：“我父亲是属于那种传统的严父类型。我上大学前为了方便与我联系，他买了台智能手机。我为他安装了微信软件，他学历不高，不太会用拼音打字，我就教他用语音或者视频通话。他可能学起来有些费劲，一直没学会，而且很不耐烦，一直说我教得不对。”

子代数字反哺耐心减退及中年亲代学习能力缓慢，会产生一些不良阻抗情绪，有可能进一步导致代际互动间的情绪冲突陡增，并影响到双方进行下一次数字反哺的意愿。亲子两代在微信场域中呈现出的权力动摇和情绪冲突是日常家庭生活中代际观念差异的在线表现形式，虚拟空间的区隔避免了代际面对冲突时的正面交锋。中年亲代习得数字技能后会进一步激发其“在线教管欲望”，中年亲代向子代推送类似成功学、学业进步、奋斗理想等“鸡汤文”会进一步刺激子代的“在线叛逆行为”。从本质上，微信场域中代际面对冲突的互动与对策是赋权与平权的对抗。

访谈对象F6-C6：“我父亲很关心我的学习，也会经常给我推送一些鸡汤文。我有和他说过，这些鸡汤文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没有可读性。可他一直给我推送，刚开始我会回应他，后来但凡发送这些，我都没有点开看。我能体会到父亲的用心，可是面对这些推送，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只好选择回避。”

中年亲代对子代的微信推文传递，表达的是中年亲代在数字空间中对子代的教化权力。子代出于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传承，会积极地回应并表现出对中年亲代的情感关注，尽量不让父母寒心。家庭代际微信互动中弥合与阻抗孪生的微信知识沟，让亲子两代人能及时了解彼此的动态，维护了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天伦之乐”,出自本唐·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后以“天伦之乐”四字成文,指家庭中亲人团聚的欢乐[23]。共享“数字天伦之乐”，需要家庭代际实现微信场域中的和谐互动。笔者认为，后数字反哺时代推动大学生家庭代际和谐互动，既要从个体认知层面实现数字赋权和价值互喻，也要从家庭伦理层面实现慈孝一体与平等对话，更要从社会观照层面实现具身陪伴与共情感知，以实现大学生家庭代际共享“数字天伦之乐”。

1.数字赋权：推动价值互喻认同

(1)推动数字权力转置。中国几千年来“父为子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文化根深蒂固，尽管在数字时代有所松动，但是家庭中中年亲代的尊严、子代的无违以及代际的“教化权力”是无法撼动的。微信场域中，子代通过数字赋权对中年亲代进行文化反哺，但是这种“数字权力”，是短暂的“教化赠权”，在完成反哺后中年亲代会自觉收回，传统的中年亲代教化权力仍然存在于数字空间中。访谈对象F6-P6：“偶尔会在工作中遇到成功人士，他们会推荐我关注一些类似成功学的微信公众号，我会把这些微信推文发给女儿。刚开始她会回复我，后来慢慢地就不回复了。我希望她能从这些文章中学习成功的经验，避免走弯路。”微信场域的家庭代际教化权力在双向化的代际互动过程中，将催生出新的代际冲突与隔阂。亲子两代需要转向慈孝一体和平等对话，强化对家庭代际互动的凝聚感与向心力，真正实现微信场域中家庭代际的和谐互动。在慈孝一体的微信代际互动模式中，中年亲代要积极展示“慈”的一面，即尊重子代的想法和观点，自觉地接受数字时代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方法，积极主动寻求子代在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数字反哺；
子代要充分表现“孝”的一面，即理解中年亲代的思维方式和实际困难，主动关心中年亲代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困难，循序渐进、不厌其烦地教导中年亲代适应数字生活的变化，子代应善用数字赋权，重点考虑双方代际成长观念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扮演好助力中年亲代数字文化认同的“教化者”角色。

(2)打通平等对话互动边界。微信场域中的家庭代际互动场景脱离了时空限制，个体交往的原则更依赖于趣缘业缘的“情投意合”与“惺惺相惜”，这无形中扩大了家庭代际与家庭成员外个体交往的对话边界。相较于子代，中年亲代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关系已趋于稳定，心理模式相对保守，对接触新科技、学习数字技能存在一定阻抗情绪。访谈对象F4-P4：“我是在女儿的帮助下学会使用微信的。其实那些功能不太难，她教我的时候一直抱怨我怎么这么笨。她上学比较忙，我也不好意思一直问她要如何使用，就自己想办法解决。”但要想弥合数字代沟，就必须破除数字偏见和迷茫，跳出惯性思维模式，实现亲子两代的价值互喻。自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文化传递方式从“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子代凭借着技术上的优势，取得了短暂的“教化赠权”，实现了对中年亲代的数字反哺。但无论是“前喻”文化还是“后喻”文化，都强调的是教化权力的迁移，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共鸣。全面而真实地提升家庭代际对数字文化观念的认同感与理解力，应当是“互喻”文化。亲子两代要积极打破圈层限制，创设开放式的互动对话边界，互为融入对方圈层，积极就共有社交圈层的信息话题进行交流与沟通。中年亲代应积极适应社会转型，客观地看待大学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正确认识子代的大学生活中不仅仅只有学习，还有志愿服务、社团活动等，以更加包容的心态面对并理解子代所热衷的潮流文化。子代应深刻理解中年亲代的良苦用心，积极创造亲子互动语境，面对中年亲代传递的励志推文、鸡汤文等内容，要主动给出回应，增进亲子互动交流，实现相互促进。

2.心孝感知：实现代际具身陪伴

(1)推动精神赡养的具身陪伴。《荀子·子道》有段记录孔子和弟子讨论精神赡养的话语。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然而无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与？辞不逊与？色不顺与？古之人有言日：衣与！缪与！不女聊。今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无此三者，则何为而无孝之名也?”[24]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物质上满足了父母要求的做法不能算是孝子行为，做到精神上赡养父母才算是真正做到孝了。“精神赡养”实质上是对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缺口进行填补。也就是说，对老年人不但要关注其身体，更要关注其精神，使老年人身心都健康，从而快乐幸福地生活。数字空间的诞生实现了代际交往“在场”与“缺场”共在，也颠覆了传统养老模式的具身性属性，促使亲子两代不得不思考数字反哺之后如何精神赡养。访谈对象F3-C3：“我是第一次离开家外出求学，我会经常通过微信和妈妈视频通话，告诉她学习生活情况，比如问她吃了吗？吃了啥？睡得好吗？有时候还会把有趣的事情和她分享。虽然每次通话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她总是很高兴。妈妈也会经常通过微信对我嘘寒问暖。”

数字媒介化的代际情感陪伴对精神赡养起补充作用，但无法完全代替“在场”空间的丰富具身感知。一方面，数字反哺推动了代际情感在数字时代的拓展和维系；
另一方面，数字技能的提高会使得部分中年亲代由于缺少亲情陪伴，向网络虚拟空间找寻情感慰藉，产生“中年低头族”现象，引发代际“在场”空间的情感交流进一步缺失。因此，代际双方都应该对数字化代际互动保持审慎态度，将数字反哺与微信场域中的互动视为精神赡养的一种补充。作为子代，应充分利用寒暑假或者节假日，回归家庭物理空间，多陪伴中年亲代，多倾听中年亲代需求，用“在场”的亲情陪伴代替“缺场”的数字互动，让“常回家看看”成为一种常态和自觉。作为中年亲代，应敞开心扉，用更开放、更辩证的态度接纳子代的文化惯习，主动与子代沟通，驯化数字工具，积极适应并主动融入数字化生活，共建数字友好型社会。

(2)呼唤关怀伦理的心孝共情。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揭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在物质生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更高的精神需求就会出现。传统社会行孝标准要求子女在孝顺父母时要做到“身敬、辞逊、色顺”。“身敬”就是要怀着崇敬的心情，“辞逊”就是要用尊敬的言语，“色顺”就是要有尊敬的表情，它们很好地回答了精神赡养用什么情的问题。所谓“心孝”，就是出于报恩义务，从心底油然发出的一种强烈的要给予父母种种反哺式行为的情感，也可以理解为“心中有孝”，即心里时刻装着父母，时刻关注着父母，即使远离家乡，不在父母身边，也始终怀有这种情感。心孝作为孝道的内涵，孔子早有论述，《论语·里仁》中就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25]传统社会孝道可以规范子女通过情感实现对亲人的赡养，但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以时空陪伴代替具身陪伴，以物质供给代替情感给予的孝行，使孝呈现为去情化状态，传统孝道在担当指导现代“精神赡养”任务时面临着诸多困境。传统唯理性道德理论也因具有排斥情感因子的理论本性而不宜作为“精神赡养”的指导理论。而关怀伦理则把是否有情感内容加入看作是评价道德性行为的关键要素。关怀伦理的关键是实现“共情”。“共情”，也称同理心或移情，是一种对他人可能正在经历的事件的日常感受，是一种建立在共通人性意义上的情感能力[26]。精神赡养归根结底是家庭代际间的情感互通和相互依存，因此需要真正“此时此地”的“遍在”共情感知。虽然数字技术以极具诱惑的方式弥补人性的脆弱，亲子双方在微信场域中经历虚拟现实情境而产生情感共鸣，激发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但虚拟空间并不能完全激发参与者的共情观念。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带来了“感官剥夺”，在虚拟空间中部分移除了个体具象性的视觉感官、听觉感官、嗅觉感官和触觉感官。子代对中年亲代进行数字反哺的过程是传统教化在数字时代的在线形式，在此过程中，子代要充分体会中年亲代习得数字技术的不易，以及急切渴望与自己交流的迫切愿望，这是一种为人父母哺育后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同访谈对象F6-C6所谈到的：“父亲学习微信的主要目的是与我视频通话。有些功能他学得很慢，还要我反复讲好几遍。有时我会有些不耐烦，但看到他的样子，就想起我小时候父亲教我写字的情境。我与他的沟通就会更耐心。”

数字时代，媒介场域的迭代和变化日益加深了人们对媒介平台的依赖，和谐的媒介场域家庭代际互动对于形成彼此成长的家庭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亲子两代人通过微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家庭生活情境，赋予亲子关系和家庭伦理新的内涵。这种数字反哺与再哺育现象成为家庭代际间知识传递和文化传承的常态化互动过程，减缓了中国社会转型对家庭结构完整的冲击，外延了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表达方式，推进了后数字反哺时代中国式亲子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亲子两代共享的“数字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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