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感知与话语翻译:非洲媒体有关中国减贫理念报道的研究*

黄 敏 廖 威

媒体在规范(norm)传播中的作用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规范,对媒体在国际规范传播中的作用的关注则较少,有人认为这与国际规范传播研究“低估媒体作用的普遍趋势相吻合”①。认识到这一不足,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强调“媒体已成为外交传播的重要补充”②,敦促学界“关注作为国际规范传播之重要媒介的大众传媒”,因为“为了使理念和规范……得到接受和适用,大众传媒的肯定和传播在使这些理念和规范合法化的方面起着关键作用”③。认同这一观点并响应这一呼吁,本文聚焦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的传播,考察非洲大众媒体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消除贫困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已成为其他国家获取减贫知识与经验的重要来源。就全球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成为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非洲国家正越来越多地指望中国在减贫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灵感,并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树立榜样”④。非洲媒体如何感知中国减贫工作,如何向非洲民众解释中国减贫经验并将其与非洲本土相关联,对于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前有关中国减贫理念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尚鲜有人关注大众媒体,尤其是理念接受方当地媒体的作用；
在当前有关国际媒体中国减贫报道的研究中,也较少有人考察中国减贫理念在其中是如何被理解和传播的。本文聚焦于中国减贫理念,基于规范传播研究中的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采用量化内容分析与质化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非洲媒体有关中国减贫理念的报道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拓宽学界有关规范传播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视角,并探索出一条立足于话语的分析路径；
同时也借此了解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传播的实际状况与可能存在的不足,为我国减贫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研究问题如下:

1.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的媒介感知如何？包括:(1)显著性如何？(2)合法性如何？(3)本土相关性如何？

2.在非洲媒体话语场中,中国减贫理念是如何被呈现和诠释的？包括:(1)哪些理念获得关注？(2)中国减贫理念是如何与非洲本土语境相关联并本土化的？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在国际规范传播中的作用”“中国减贫理念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媒体有关中国减贫的报道”三个领域。

(一)媒体在国际规范传播中的作用

虽然相较于社会规范,学界对大众媒体在国际规范传播中的作用的关注较少,但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认识到这一不足,分别围绕不同规范,对大众媒体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乔希和欧戴尔(D.Joshi & R.K.O′Dell)将大众媒体传播视为国际规范传播的一个关键变量,聚焦于联合国的“人类发展”规范,考察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在各国媒体中的呈现,指出媒体可通过可信度、持久性、共鸣和去中心化等机制影响规范和理念的传播。⑤在西方有观点认为是民族主义对移民的强烈反对造成“难民保护”规范遭受严重压力,并认为这股狭隘之风是从东欧传向西欧的。针对这一说法,巴拉巴诺娃和鲍尔奇(E.Balabanova & A.Balch)根据英国和匈牙利媒体有关移民危机的报道考察了“难民保护”规范在两国不同政治倾向媒体中受到质疑或支持的程度,认为不同倾向报纸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也没有什么狭隘之风从东方吹向西方,相反,在这一议题上欧洲主流媒体呈现出了一致的敌意。⑥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是瑞典多年来一直向各国推举的一项基于规范的政策,松德斯特伦(M.R.Sundström)及其同事根据17个国家主要报纸的相关报道,考察了这些国家对该政策的感知与评价,发现多数国家的媒体对该政策的报道都相当有限,并分析了外国媒体在报道这一政策时所面临的挑战。⑦

(二)中国减贫理念的国际传播

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中国减贫理念,对于推动国际减贫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也为学界所关注。李小云等从中国贫困的变化，中国减贫的基础、动力和要素等方面对中国减贫经验进行了简要讨论,在指出了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后,强调如何将中国减贫经验的实质内涵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分享而非将其机械化复制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核心所在。⑧安德拉比(T.H.Andrabi)分析了巴基斯坦模仿中国模式的可能性以及可从中国学习的减贫经验。⑨安春英则梳理了可供非洲选择的中国减贫经验。

(三)国际媒体有关中国减贫的报道

近年来,国际媒体有关中国减贫的报道也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个主题。侯晓素介绍了《印度时报》《联合早报》等外媒有关中国减贫的几篇报道,描述了它们对中国减贫成绩的肯定以及对中国经验的探讨。史安斌、王沛楠侧重于媒体框架,考察了《纽约时报》2013年—2018年涉华报道中在“扶贫”议题上所呈现出的偏见。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黄敏分析了《纽约时报》2006年—2018年有关中国减贫的报道,发现该报为中国减贫建构的语境虽然广泛但总体较为消极,有将中国减贫政治化、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他国人民的利益对立化和将中国减贫成绩片面外因化的倾向。这种消极语境削弱了中国减贫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有损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减贫理念的国际传播。

综上可知,中国减贫理念的国际传播虽已引起学界关注,但多聚焦于可供传播的具体理念内容,大众媒体尤其是理念接受方媒体在中国减贫理念传播中的作用与特点尚未进入研究视野。有关大众媒体在国际规范传播中作用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主要限于源自联合国或西方的规范,大众媒体在源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念与规范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仍是一个研究盲区,这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规范所作出的实际贡献极不匹配,也与当今国际社会中国际规范越来越多地来自非西方国家这一“理念转移”(idea-shift)趋势不相吻合。本文基于国际规范传播的翻译理论,从媒介感知与话语翻译两个层面分析非洲媒体传播中国减贫理念的特点,试图对以上不足有所弥补。

(一)理论基础与重要概念

1.理论基础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采用规范传播研究中的翻译理论。当表示理念和实践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的转移时,学者们传统上使用“扩散”(diffusion)这一概念,指“一项创新通过特定渠道在社会体系的成员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传播的过程”。该概念运用了传播学中的“管道隐喻”,即传播媒介被视为一个容器,发送者将编码的信息放入其中,由接收者接收并解码。这一隐喻暗含的假设之一就是接受者会按照预期的方式解码,这使得“规范扩散”通常假定了“全球规范从全球向地方传播,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同构”。但事实上人们发现,规范扩散并不全然是单向的,在语境迁移中完全不变的规范也是不存在的,人们在话语与实践中会对规范进行解释、修改和重塑。而同时在语言学、文化学中,“翻译”也已超越了纯语言层面,而日益关注“文本意义被社会性嵌入的方式”。翻译学者认为“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过程,在其中新的意义被创造出来,新的关系被锻造出来”。在这种翻译观的影响下,规范传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全球规范扩散作为翻译来研究,以捕捉规范在单纯转移之外的转化”。学者们认为,“翻译”描述了运输和转换同时进行的过程,“当例如有关环境、国际人权规范或政策的特定形式的知识因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而发生变化时,翻译就发生了”。简言之,翻译指“规范在一个新语境中被接受和转换的过程”。

关于翻译过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比如茨温格尔(S.Zwingel)在研究女权规范传播时将规范翻译分为全球话语翻译和影响翻译,前者聚焦于国际社会对性别平等规范的协商,后者关注国际规范对国内性别制度的影响。稍后,茨温格尔又将该过程分为话语翻译和实践翻译,前者指“概念的翻译”,即“处于不同位置的意义之间的翻译”,后者指“概念转化为符合规范的实践”。齐默尔曼(L.Zimmermann)将规范翻译分为话语翻译、法律翻译和实施翻译三个阶段,分别指规范被翻译到国内话语、成为法律以及最终被执行。阿科斯塔等人(M.Acosta et al.)则将该过程分为“话语翻译”和“将国内话语翻译为政策工具”两部分。

学者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承认“话语翻译”是规范传播的重要一环,有学者甚至认为“从话语视角考察规范翻译行为,开启了将规范理解为过程的可能性”。另外,话语翻译也更具研究的可行性,因为对于后续的实践翻译等阶段“我们没有好的工具来确定一个规范是否完全实现”,“很难评估话语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事实上的变化”,它永远处于“不完全性”。

对于中国减贫理念的传播而言,立足于话语层面的翻译研究更具重要意义。中国减贫理念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来源于长期坚持不懈的实践,但“实践不能旅行，它必须被简化和抽象成一种理念,并由此转换成文字和图像”。因此,中国的减贫实践不仅要提炼为理念,而且要转换为话语,通过话语翻译到世界各地才能实现中国减贫理念的国际传播。

2.重要概念

尽管“理念”日益受到重视,但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学者将“理念”与“规范”相区分,认为后者具有约束性,而前者则不一定,不过在许多规范传播文献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换用,当然这种不做说明的换用也常常遭到非议。本文采取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的理念观,该理念观对理念进行了较为广义的理解,既关注不具约束性的解决办法(认知性理念),也关注具有约束性的价值判断(规范性理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规范”与“理念”之间的区分困境。特别是,它认为理念涵括“政策”“计划”和“哲学”三个层次,分别指具体的解决办法、解决办法背后的基本假设或核心信念、解决办法/核心信念背后的组织性思想与价值以及更深层的核心信念等。这种涵盖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层次的理念观与本文的研究对象非常吻合。因为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减贫理念的传播,既有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技术手段的传播(比如如何提高水稻产量),也有较为宏观的“绿色减贫”“精准扶贫”等治理思想和“以人为本”等哲学思想的传播。因此,本文的“中国减贫理念”涵盖以上三个层次。

(二)研究内容与分析方法

1.研究内容

如前所述,话语翻译是规范传播的重要一环,且具有高度的研究可行性,因此本文聚焦于中国减贫理念的话语翻译。另外,由于“感知可以促进或阻碍外部所引入规范与价值观的传播”,因此非洲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减贫理念,极大影响着中国减贫理念是否为非洲社会所接受。而非洲主流媒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媒体产生并提供‘选择性传播重点’,使它们‘在理念传播方面是比除最有权力的政府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更有影响力’”。就此而言,非洲主流媒体是非洲社会有关中国减贫理念的重要形塑者,它们有关中国减贫理念的感知是非洲社会感知的风向标。因此本文的研究分为两步,先考察非洲媒体对中国减贫理念的感知,了解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社会是否被视为有效以及是否与非洲相关；
再分析中国减贫理念的话语翻译,探讨哪些理念获得关注,又是如何与本土语境相关联而本土化的。

在媒介感知方面,本文借鉴松德斯特伦及其同事的研究同时有所简化,将以上要求操作化为显著性(salience)、合法性(legitimacy)和本土钩连(local hook)三项。显著性指中国减贫理念在报道中所受关注的程度,具体以相关理念在报道中的可见度为指标；
合法性指中国减贫理念是否被视为正确有效,具体以文章对相关理念的情感态度为指标；
本土钩连指是否将中国减贫理念与当地语境建立联系,具体以在相关报道中是否提及非洲的人物、事件或政策等为指标。

在话语翻译方面,本文紧扣“‘翻译’描述了运输和转换同时进行的过程”这一最基本特点,考察哪些中国减贫理念获得非洲媒体关注(即哪些理念被“运输”),又是如何本土化的(即被“运输”的中国减贫理念是如何被“转换”的)。为了厘清这一过程的特点,本文从“话语主题”和“本土化策略”两个方面考察,前者梳理报道提到哪些中国减贫理念,后者分析这些理念是如何本土化的。

2.分析方法

根据以上研究内容,本文采用量化内容分析和质化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媒介感知和话语翻译“话语主题”的考察采取量化内容分析,灵活运用演绎编码和归纳编码的方式进行,前者预先设定编码类型,比如合法性的情感指标一般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
后者则不预先设定编码框架,而是依据材料本身的特点编码,比如话语主题就按照归纳式主题分析的方法进行,编码以篇为单位。两个作者先就如何编码进行讨论,建立编码和编码本,接着对20%的样本进行双重编码,一致率达95%。对话语翻译的“本土化策略”则主要采取质化话语分析的方式,结合语言学和诠释学的路径,就策略类型与表达方式进行微观分析与诠释。

(三)研究对象与样本采集

1.研究对象

因历史原因,在非洲56个国家(地区)中,有22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英语在使用广泛度上仅次于法语(有23个)。鉴于研究者的语言特长以及样本搜索的便利性,本文以非洲英语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样本来源于Factiva数据库。

2.样本采集

在Factiva数据库以“China”和“poverty”为关键词,检索标题和导语,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研究起始日),获样本722篇,经人工筛选去除重复及无关报道,获有效样本240篇。从所覆盖的地域看,涵盖22个国家,占非洲国家的39.3%(n=22),占非洲英语国家的72.7%(n=16)；
从所关涉的媒体看,主流媒体(全国性报纸和国家通讯社)报道占87%(n=209),这些媒体分布于20个国家,占英语国家的68.2%(n=15),非洲国家的35.7%(n=20)。基于上述数据,可以认为本文所考察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媒介感知分析

1.显著性分析

可见度分为高、中、低三类。若在标题或导语中提到中国减贫理念或表达了向中国学习减贫理念之意的,为高可见度。比如阿尔及利亚的一则报道,标题是“中国减贫为非洲提供了经验”(AlgeriaPressService2020-12-29)；
埃及的一则报道,导语提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卓越的执政能力,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取得惊人成就的关键”(DailyNewsEgypt2021-06-29)。若标题和导语中未提,但在正文中提及并展开叙述的,为中可见度。比如冈比亚一则题为《联合国特使谈中国减贫成就》(DailyObserver2016-08-31)的报道,标题和导语都未涉及中国减贫理念,但记者在文中通过特使之口却提到：“如果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成就中吸取经验的话,主要的经验似乎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回报,包括对国家而言。政府干预以改善那些大量无法从市场获益之人的处境,以及减轻贫困的真正政治意愿,这可以说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若只是在文中简要提及与中国减贫理念有关之概念但并未展开叙述的,则为低可见度。比如埃塞俄比亚《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精神,推动中非合作进入新时代》(TheReporter2018-11-03)一文,仅大略提及了中国的减贫理念：“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2.合法性分析

合法性的情感态度指标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对中国减贫理念持肯定态度的为积极情感,比如以上各例都表达了对中国减贫理念的赞扬。对中国减贫理念持否定态度的为消极情感,比如南非一则题为《我们也可以像中国一样,但不会有民主》(DailyNews2020-10-06)的报道称:“David Monyae在《每日新闻》中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40年里让7亿人脱贫的国家。他没有说明的是,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工会,没有劳动法,没有最低工资法。”作者虽没有直接否定中国减贫,但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所以不值得效仿,从而否定了中国减贫理念的价值。对中国减贫没表明明确态度的为中性情感,比如尼日利亚一则题为《中国将在2017年重新安置340万贫困人口》(TheSun2017-02-03)的报道中,记者只是客观地介绍了中国的这一减贫举措,未加任何评价。

3.本土钩连分析

本土钩连指文章是否将中国减贫理念与非洲语境相关联,比如上文中一个例子在标题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减贫为非洲提供了经验”。但也有一些文章并没有与非洲相关联,比如上文中尼日利亚的那则题为《中国将在2017年重新安置340万贫困人口》的报道就只是介绍中国的减贫举措,并未提及非洲。

根据以上编码,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媒体上的显著性、合法性和本土钩连情况总结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显著性范畴中的“高可见度”指标、合法性范畴中的“积极”指标均享有较大优势,而本土钩连范畴中“有本土钩连”指标的优势却不明显。这表明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媒体上享有较高的显著性和合法性,却不太具有较高的本土关联性。非洲媒体虽然对中国减贫理念颇为关注,也给予较高评价,却不是非常积极地将其与本土语境相关联。将中国减贫理念与本土相关联是中国减贫理念被采纳运用,也即从话语翻译进入实践翻译的前提,上述情况也意味着,在非洲社会,中国减贫理念落地转化的程度与其所享有的较高关注度和良好口碑尚不相匹配。

图1 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媒体上的显著性、合法性和本土钩连情况

(二)话语翻译分析

1.话语主题分析

话语制度主义将理念分为政策、计划和哲学三个层次,学界对中国减贫理念虽然讨论较多,但尚未有人对相关理念进行如上三个层次的分类。本文依据话语制度主义有关这三个层次的定义,尝试对报道中出现的中国减贫理念进行总结与分类,哲学层面的理念如“以人民为中心”,计划层面的理念如“精准扶贫”,政策层面的理念如“易地搬迁”。在240篇报道中,有16篇报道只笼统提及中国减贫经验,并未具体指涉“哲学”“计划”和“政策”等层面的内容,故不纳入本节分析范围。对于其余224篇报道,我们分为“唯一报道”和“混合报道”两种情况考察,前者指报道只出现某一层次的减贫理念,后者指报道中出现多个层次的减贫理念,具体情况总结如图2所示。

从图2可知,中国在具体政策层面的减贫理念最受非洲媒体关注,唯一报道覆盖率为34%,混合报道覆盖率为30%,合计达64%,皆为三个层次中最高的。其后分别是计划层面的理念(合计为48%)和哲学层面的理念(合计为32%)。这表明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的传播尚主要限于减贫治理的技术,即“治技”，而“治道”的传播较为薄弱。

图2 中国三层次减贫理念报道覆盖率

三个层次的中国减贫理念中,报道覆盖率前三位的理念总结如表1。

表1 中国三层次减贫理念报道覆盖率前三位者

比较图2和表1可知,虽然微观政策层面的减贫理念最受媒体关注,但跟更为宏观的计划和哲学层面的理念相比,每个理念享有的媒体关注度都不太高。这既可能是因为技术层面的理念数量相对较多从而分散了关注度,同时也表明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的传播不仅主要限于“治技”,而且还相当零散。

我们进一步把在报道中论及以上理念的信源按中方、非洲本土和第三方分类,其分布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三层次减贫理念信源分布

从图3可知,在政策、计划和哲学三层次理念的关注度上,非洲本土信源与中方信源正好呈相反趋势,前者倾向于谈论中国较为具体的减贫理念,尤其是具体政策层面的理念,而后者倾向于提及中国较为宏观的减贫理念。这在一定程度表明,在非洲媒体话语场中,中方所试图向非洲传播的理念与非洲本土所关注的理念之间存在分歧,双方在哪些减贫理念上可能与非洲相关或有效方面存在认知错位。

2.本土化策略分析

本土化指“让某物具有某一特定地方的特征”。规范传播学者阿查亚(A.Acharya)侧重规范接受方的能动性,将规范的本土化视为“规范接受者在跨国规范……和当地信仰和实践之间建立一致性的复杂过程和结果”。就本文研究对象而言,在非洲媒体上谈论和传播中国减贫理念的不仅有非洲人士,还有中方和第三方人士,不限于规范接受者。在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对中国减贫理念持怀疑否定态度外,绝大多数是肯定的,因此可称为“规范倡导者”。另外本文认为,既然包括阿查亚在内的许多学者将本土化视为一种“文化匹配”,那么将一致性的建立仅限于“当地信仰和实践”也过于狭窄。为了更具涵盖性,我们把“当地信仰和实践”扩大为当地语境。这样,我们将本土化定义为“规范倡导者在外来理念与本土语境之间建立一致性的复杂过程和结果”。

根据规范传播学者的观点,外来理念与本土语境之间的“一致性”并非自然存在或可以硬性规定的,而是一个积极建构的过程,因为“现有规范和新兴规范之间的联系通常并不明显,必须由新规范的支持者积极建构”。在图1所示有本土钩连的130篇文本中,有的指出非洲应该学习中国减贫理念,但并未展开说明为何应该学习或如何学习；
有的对非洲是否能运用中国减贫理念表示怀疑,也未能说明中国减贫理念与非洲语境之间的关联点。这些文章不符合本土化的“积极建构”性质,因此不属于本土化范畴。除去这类文本,属于本土化范畴的文本有73篇,约占总样本的30%。

虽然理论上认识到一致性的建构是个复杂过程,但从相关策略的考察来看,当前研究有将这一过程简单化的倾向,即基本上在一个层面上考察相关建构策略。而我们分析样本发现,一致性的建构是个程度不一的渐进过程,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钩连和融合,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1)钩连策略

该策略指作者或明或暗地在中国减贫理念与非洲语境之间建立一定的逻辑关系来达成两者的一致性,分为可行性策略、必要性策略、合理性策略和合法化策略四类。

①可行性策略。有些作者运用相似性类比、条件性契合等方式说明非洲学习中国减贫理念是可行的。其中相似性类比最为常见,内涵也最为丰富,作者从不同方面寻找中国和非洲或某国的相似之处,援引为中国减贫理念可为非洲所借鉴的依据。作者们对中非相似性的观察主要聚焦于双方的经济地位(如同为发展中经济体)、曾经的历史遭遇(如同样曾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或经济处境(如中国曾面临非洲当前困境)以及具体国情(如非洲某国与中国国情相似)等几个方面。比如在前述阿尔及利亚题为《中国减贫为非洲提供了经验》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而非洲拥有世界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所以中国的减贫对非洲社会非常具有启发性。津巴布韦一则题为《减贫:中国可以激发非洲的下一次革命》(TheHeraldZimbabwe2021-10-07)的文章,作者先叙述了非洲自从殖民统治独立以来就一直陷入贫困,接着在指出中国可为非洲脱贫提供蓝图时,特别强调中国“也经历过殖民主义和外国征服”。乌干达一则题为《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来自中国的经验》(NewVision2021-08-24)的文章中,作者认为乌干达可以借鉴中国减贫经验,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的大部分问题,正是乌干达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尼日利亚一则题为《尼日利亚需要“中国战略”》(TheDay2021-01-06)的文章中,作者将尼日利亚各省在自然环境、产出、人口分布等方面的情况与中国各省区加以比较,凸显二者的相似之处,认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除了贫困,相似的经济前景对于尼日利亚也是可以企及的”。

②必要性策略。有些作者运用差距性对比、针对性解难等方式说明非洲学习中国减贫理念是必要的。差距性对比体现为将中国减贫成绩和非洲当前贫困窘境进行对比,或将中国富有成效的减贫实践与非洲的不足加以对比,以说明学习中国减贫理念的必要性。比如坦桑尼亚一则题为《中国的增长与减贫:可供撒哈拉以南非洲学习的经验》(TheCitizen2020-10-08)的文章中,作者开篇即将中非进行对比:“在过去40年里,中国实现了经济转型,显著减少了贫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则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接着作者进一步对中非发展的每个阶段加以比较,梳理两者的差距,然后明确指出中国减贫理念对非洲的启示:“中国的经验表明,加快经济增长并伴随着有效的社会经济转型是解决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贫困陷阱’的关键。”针对性解难指作者指出中国的某个/些减贫理念能有效解决本地减贫工作中的某个/些问题,从而凸显了学习中国减贫理念的重要性。如前述津巴布韦那篇题为《减贫:中国可以激发非洲的下一次革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津巴布韦可以借鉴的中国的减贫理念之一是“不丢下任何人”,认为这一点对于非洲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由于狭隘的部落、种族或区域原因,一些地区和民族被抛在了后面,这是许多政府,尤其是非洲政府的祸根”。

③合理性策略。还有些作者运用趋势性类推、有效性保障等方式说明非洲学习中国减贫理念是合理的。趋势性类推体现为作者认为中国等亚洲经济体代表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或者“中国模式”代表了新的发展模式,其发展道路应该为非洲所学习。比如在南非《南非必须证明它能工业化》(BusinessDay2010-11-10)一文中,作者开篇即提出“只有工业化能使非洲脱贫”,作者指出西方炼金术式经济学已经失败,中国等“以生产为基础”的亚洲经济体崛起,“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正蓬勃发展”。也即在作者看来,中国等重视制造业的经济体代表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非洲要消除贫困,也应该走工业化的道路。

④合法化策略。若说前三种策略还是在非洲要不要学习中国减贫理念的层面上展开论述,而在运用本策略的文章中,这已是无需讨论的问题,中国的减贫理念已成为非洲施行或强化相关减贫政策或实践的合法化依据。比如肯尼亚一则题为《确保东戈昆都经济区正常运转》(TheStandard2020-03-03)的文章中,作者在说明确保肯尼亚东戈昆都经济特区及其他经济特区正常运转的重要性时指出:“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到经济超级大国的经济转型正是始于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一策略的运用表明,中国减贫理念已超越话语翻译,而进入到影响翻译或实践翻译的层面。

(2)融合策略

在73篇文本中,有50篇文本(约为总样本的21%)的作者不仅在中国减贫理念与非洲语境之间建立逻辑关系,还进一步将中国理念与本土减贫事业相融合,其策略主要有:直接采用型、吸收调适型和完善推进型三类。

①直接采用型。有时作者将中国减贫理念直接引入非洲减贫工作,未做明显的修改调适。比如阿尔及利亚《中国减贫为非洲提供了经验》一文中,作者认为非洲大部分人口在农村,中国基于农业现代化的减贫理念为非洲经济转型提供了洞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农村推行科技化、信息技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联通以及市场融合等方面的许多做法。他虽然只就其中某些做法如何运用于非洲进行了讨论,但所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对中国做法的直接采用。又如在前述乌干达《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来自中国的经验》一文中,作者对中国减贫理念的直接采用更为明确,使用了“模仿”(emulated)、“复制”(replicated)、“借用”(borrowed)等词,对于中国所建立的医保系统,作者甚至强调乌干达要借用“整棵大树”(即整套系统),而非只取其中“一叶”(即某一点)。

②吸收调适型。有时作者或文中的行事者将中国减贫理念与本国特点相结合,通过“嫁接”或“修剪”等方式,提出既吸收中国理念要素又根据本国国情加以调适的举措。比如纳米比亚一则题为《根哥布希望复制中国的减贫战略》(2021-07-09)的报道中,根哥布总统提到中国两个减贫理念:精准扶贫和“4+2”制度体系。对于前者的运用,总统指出纳米比亚将“采取针对当地情况并适用于我们的村庄、家庭和个人的有针对性的措施”；
对于后者,总统称将“研究‘4+2’制度等策略,并将其与市政厅会议的概念相结合,将使我们能使得以前那些处于不利地位之人更多地参与抗击贫困的决策和实施过程”。

③完善推进型。有时作者将中国某个减贫理念与本国已采取的类似政策相关联,以中国减贫成效证明该理念可使本国的类似政策更加完善,效果更好。比如上述乌干达《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来自中国的经验》一文中,作者介绍中国为解决失业问题新增了4.58万家就业机构,指出乌干达也在尝试类似项目,但作者建议乌干达像中国那样加大努力,因为“额外的努力将会带来很大的不同”。

从上文分析可知,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媒体上享有突出的显著性和积极的合法性,具有较好的传播基础。但中国减贫理念在非洲的传播尚主要限于“治技”层面,具体政策层面的理念最受媒体关注,却又相当零散,这既不利于非洲减贫事业的发展,也让中国减贫理念的影响难以持久和深远。在非洲媒体话语场中,中非信源在哪些减贫理念可能与非洲相关或有效方面存在一定的理解分歧与认知错位。中国减贫理念虽广受非洲社会关注和肯定,但本土关联性不够强,本土化程度更是薄弱。尽管话语翻译是“运输与转换同时进行的过程”,但对于中国减贫理念的话语翻译而言,“运输”与“转换”在这个过程中的力度并不平衡,后者尚有待加强。

“规范传播策略和过程的成功取决于它们为本土化提供机会的程度。”本文认为,进一步了解非洲减贫所需,弥合双方理解与认知上的分歧与错位,制定有效措施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减贫理念,加强中国减贫理念的本土化,使之与非洲的减贫事业紧密关联并融入其中,而不仅仅是“看上去很美”,这可能是中国减贫理念国际传播者必须努力的方向。

此外,本文揭示了国际规范传播中的本土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分为钩连和融合两个层次,并详细分析了不同层次的策略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现有研究的简单化倾向,加深了人们对规范传播复杂过程的认识,有利于规范传播研究的深入发展。

注释:

①⑥ Ekaterina Balabanova，Alex Balch.NormDestruction,NormResilience.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vol.19,no.3,2020.p.415,pp.413-435.

②⑦ Malena R.Sundström,Ekatherina Zhukova,Ole Elgström.SpreadingaNorm-basedPolicy? Contemporary Politics.2021.p.5.

③⑤ Devin Joshi，Roni K.O′Dell.TheCriticalRoleofMassMediainInternationalNormDiffus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no.18,2017.p.358,p.349,pp.343-364.

④ Obert Hodzi.Delegitimizationand′Re-socialization′:ChinaandtheDiffusionofAlternativeNormsinAfrica.International Studies,vol.55,no.4,2018.p.310.

⑧ 李小云等:《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讨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8-29页。

⑨ Tahir H.Andrabi.UnderstandingChina′sEconomicMiracle.Strategic Studies,vol.34/35,no.4/1,2015.pp.90-116.

猜你喜欢减贫话语非洲An Uncommon Trip初中生学习指导·提升版(2022年4期)2022-05-12福建省农村金融减贫的路径研究活力(2021年6期)2021-08-05现代美术批评及其话语表达河北画报(2021年2期)2021-05-25理解发展和减贫科学(2020年1期)2020-08-24《走出非洲》：关于非洲最美的一本书时代邮刊(2020年8期)2020-06-22非洲反腐败新观察刑法论丛(2018年2期)2018-10-10非洲鼓，打起来小学生导刊(2018年22期)2018-08-21扶贫，我们在行动民生周刊(2016年20期)2016-11-11中国的减贫成绩单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41期)2016-10-28话语新闻浙江人大(2014年6期)201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