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青年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9)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现象。农民工既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又是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系列“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由2008年的2.254亿人增至2021年的2.925亿人(1)参见《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003/t20100319_16135.html；
《 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4/t20220429_1830126.html。。进城务工青年作为农民工的重要主体，既是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也是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受益者。进城务工青年是新时代青年的重要群体，他们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与成效。
根据国家统计局将农民工区分为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政策定义，本研究中的进城务工青年是指国家统计局实施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所指的“外出农民工”中的青年，即既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又居住在城镇地域内的1980年1月后到2007年10月前出生的青年农民工。
本报告的调查数据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21年9月至11月在全国进城务工青年中开展的问卷调查。课题组采取两种方式开展调查，共发放问卷7 00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5 005份。
第一种方式是委托问卷星调查公司在其固有的调查对象库中选取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青年开展调查，要求其控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分布省份等重要变量。共发放问卷3 850份，回收有效问卷3 163份。
第二种方式是依托来自农村的在读大学生开展调查。第一步，采用判断抽样方式。以进城务工青年的流出地为抽样框，通过溯源方式，即进城务工青年的户籍地而非现工作地的方式确认被调查对象。第二步，在辽宁、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份中各选取两所高校，在每所高校中确认12名来自农村的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每名在校学生负责寻找最多10位符合限定条件(年龄、户籍、学历、就业状态等)的进城务工青年。第三步，通过控制来自农村的在校学生的高校分布和来源省、市(州)、县(市、区)等，实现对进城务工青年流出地的广泛分布和流出地近似的推论。共发放问卷3 850份，回收有效问卷1 842份。
调查对象的基本状况如下：男性为50.7%，女性为49.3%；
年龄结构，进城务工青年以“90后”(56.6%)为主，“80后”(23.2%)与“00后”(20.2%)比例基本持平；
从政治面貌看，群众占51.8%，共青团员占36.6%，党员(含预备党员)占11.1%，民主党派成员占0.5%；
从职业身份看，物流及快递行业的占5.5%，外卖配送行业的占4.2%，建筑/工程的占10.9%，制造业的占16.3%，批发/零售业的占7.7%，家政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占5.0%，住宿和餐饮业的占7.2%，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业的占11.2%，房地产(含房屋中介)的占3.3%，科研及教育培训行业的占6.4%，金融/保险业的占4.7%，文化传媒及体育行业的占5.4%，其他的占12.2%。
进城务工青年群体拥有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追求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日益凸显，与其他新时代青年一样呈现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鲜明时代特征。
理想信念坚定。进城务工青年有信仰，城市化进程和“三农发展”就更有希望。绝大多数进城务工青年肯定信仰的重要价值和对人生领航导向的重要作用，有91.2%的人同意“人必须有信仰”这一表述。高度认同党的坚强领导。进城务工青年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非常同意”(75.7%)和“比较同意”(19.4%)“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表述的比例高达95.1%。进城务工青年亲身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发展变化，“非常同意”(70.3%)和“比较同意”(23.8%)“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表述的比例高达94.1%。进城务工青年积极支持和拥护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有93.6%的人同意“党在新时代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非常正确”这一表述。爱国情怀彰显。进城务工青年普遍具有朴素且浓厚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在关键时刻愿意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在国家遇到困难或危险时，有40.5%的人会根据国家需要“献出自己的一切”，有55.1%的人则会“尽可能给予帮助”。进城务工青年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日益充沛，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强烈认同，有76.8%的人明确不同意“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文明”这一表述。
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进城务工青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受惠者，普遍对国家发展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有95.7%的人同意“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他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强烈的信心，有94.8%的人认为“党一定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集体主义意识强烈。进城务工青年深切感受到乡村振兴和个人发展离不开国家发展的宏观环境，只有国家和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自身才有更好的发展。有89.6%的人认为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非常紧密”(62.2%)和“比较紧密”(27.4%)。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上，绝大多数进城务工青年坚持集体利益优先，有86.0%的人同意“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进城务工青年文化程度不断提高，职业技能、社会适应力、综合素养等均获得明显提升。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大专或高职(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1.2%，其中大专/高职(专科)、本科/双学位/高职(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的比例分别为12.8%、17.3%、1.1%；
从与父辈学历的纵向对比看，进城务工青年的父母拥有专科或高职(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8.6%，其中大专/高职(专科)、本科/双学位/高职(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的比例分别为6.0%、2.4%、0.2%。进城务工青年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由父辈的2.6%增至18.3%。可以看出，进城务工青年在文化程度方面实现了明显的代际向上流动。
积极提升职业技能。职业技能培训对进城务工青年尤为重要。202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大力开展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调查结果显示：近3年来，除了学历教育中的职业教育，有49.2%的人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接受培训时长为一周以内、一周以上1个月以内、1-3个月、3个月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2.3%、14.2%、8.0%、4.7%。参加过的培训课程主要有工作技能类(72.2%)、劳动安全类(28.5%)、职业生涯规划类(24.7%)、发证书的职业资格培训(18.1%)、计算机培训类(14.7%)、权益法规类(13.7%)、心理辅导类(13.1%)、在职学历教育(11.4%)、礼仪类(10.2%)等。从职业资格证书情况看，有53.0%的人已经获得1个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其中，有31.7%的人获得1个资格证书，有15.8%的人获得2个资格证书，有5.5%的人获得3个及以上资格证书。
注重提升综合素养。以城市融入为主要任务的社会融入是进城务工青年发展的重要方面。多数进城务工青年对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表现出较强的主体自信，有71.2%的人表示“能够很快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有66.2%的人认为“能够跟上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他们的社会能力平均分为2.82分(满分4分)，表明他们的社会能力水平整体较高。在社会能力的具体维度上，社会适应能力整体水平较高，平均分为2.98分，社会交往能力次之(2.81分)，社会事务处理能力则相对较低(2.67分)。从职业的行业分布看，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制造业”(16.3%)、“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业”(11.2%)、“建筑/工程”(10.9%)，“物流及快递行业”和“外卖配送行业”合计占9.7%。有73.1%的人在入职现行业之前有过1次以上其他行业工作经历，有25.3%的人同时从事2份及以上的工作，“开网店/微店”“送快递/外卖”“摆地摊”“网络直播视频”“网约车”等是兼职的主要途径。从职务职级情况看，有43.3%的人为“普通工作人员”，有18.7%的人为“专业技术人员”，有28.5%的人已经上升到管理层，其中“基层管理者”“中层管理人员”“单位负责人”分别占13.1%、10.8%、4.6%。从职称情况看，有46.5%的人拥有初中级工或初级及以上职称。其中，中级及以下职业技术等级工人占14.4%，初级职称/高级工占16.8%，中级职称/技师占11.9%，副高级职称/高级技师占2.8%，正高级职称占0.6%。
薪酬支付方式灵活多样。进城务工青年的工资计算和薪酬支付方式正呈现出以固定工资和绩效为主、计件计时计流量按股份按提成等多种灵活计算方式为辅的薪酬发放格局。采取“固定工资(月薪、年薪等)”方式计算薪酬的占54.3%，采取绩效方式计算薪酬的占47.8%，按项目提成(27.4%)、计时工资(22.1%)、计件工资/按订单计算(14.6%)、按股份分红/收益(6.8%)、按流量/收益提成(6.6%)等方式计算薪酬的则越来越多。从工资发放方式看，采取月结方式的占88.6%，采取日结(2.7%)、周结(1.3%)、季度结(2.0%)、半年结(1.0%)、年结方式(1.8%)的比例均很低。
经济收入水平整体尚可。《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工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农民工月均收入从2008年的1340元增至2021年的4432元，增幅为230.7%，其中外出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从2015年的3359元增至2021年的5013元，增幅为49.2%(2)参见《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003/t20100319_16135.html；
《 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4/t20220429_1830126.html。(见表1)。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有35.3%的进城务工青年月均收入为1621-4999元，月均收入为5000-7999元的占31.5%，月均收入为8000-9999元的占12.1%。总体来看，2020年平均月收入(含奖金、津贴、公积金等)在5000元以上的占56.1%。从2020年家庭收支情况看，有显著结余的家庭占2.8%，略有结余的家庭占24.0%，收支平衡的家庭占35.3%。从家庭财产状况看，有65.7%的家庭有存款/有价证券，其中有10万元以上存款/有价证券的占33.1%，有1万-10万元存款/有价证券的占27.0%，有1万元以下存款/有价证券的占5.6%。这说明进城务工青年的家庭经济状况整体较好。
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进城务工青年的收入呈现出以工资收入为主、投资理财和兼职收入为补充来源的多元化收入格局。有35.9%的人拥有工资外的其他收入，其中，有投资股票及理财等收入的占13.5%，有开网店、微店等收入的占7.3%，有送快递/外卖收入的占5.4%，有出租家里农田或房屋(3.7%)、摆地摊(3.4%)、网络直播/视频(3.2%)、网约车(3.2%)、回收废品(1.7%)、集体土地分红(1.5%)等收入的也占一定比例。可以看出，进城务工青年在获得工资收入的同时，也积极利用自身特点和社会提供的机会开辟新的收入渠道。
表1 2008年以来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的变化(3)参见《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003/t20100319_16135.html；
国家统计局：《中国发展报告：2011》(201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版；
《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204/t20120427_16154.html；
《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05/t20130527_12978.html；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004/t20200430_1767704.html；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4/t20210430_1816937.html；
《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4/t20220429_1830126.html。
(单位：元)
在推崇奋斗精神中有担当。进城务工青年在城市工作，本身就是为了寻求更好发展而进行奋斗的具体表现。有92.3%的人同意“奋斗的人生最美丽”这一表述。他们对“躺平”现象持明显的反对态度。有60.6%的人不同意“人生不需要更远大的目标，生活能够安逸舒适即可”这一表述。他们葆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有80.8%的人“喜欢通过学习新知识来提升自己”，有79.2%的人表示自己“对不清楚的事情，总会想办法搞明白”，有81.3%的人表示“对新事物，我能通过学习掌握”，有81.1%的人表示“善于观察、借鉴别人好的方法和经验”。
在关心国家事务中有担当。在进城务工青年中，有93.4%的人积极关注国内国际大事。他们关注的内容以时政要闻为主，有62.6%和51.2%的人分别对时政要闻和民生热点保持较高的关注度，排名靠前的领域还有经济发展(43.1%)、人文历史(21.6%)、外交国防(19.9%)、科技互联网(18.0%)。他们交流时事政治评论以线下、亲密圈层为主，生活圈交流成为主要渠道。在对时事发表意见或反映问题的主要平台或渠道中，使用微信或微博的占48.4%，与同辈群体聊天的占48.2%。另外，主流媒体的网络账号(34.5%)、电视或电台热线(27.5%)、报刊(18.0%)的使用比例较高，论坛评论区(17.0%)、政府网站(13.0%)、政府服务热线(11.2%)的使用比例也均超过一成。
在投身乡村振兴中有担当。乡村振兴战略是进城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他们的时代责任和发展机遇。有返回自己老家或配偶老家就业创业打算的占35.4%。其中，有11.3%的人表示要返乡创业，有13.0%的人表示返乡就业一段时间后创业，有11.1%的人表示要返乡就业(不务农)。在吸引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的主要原因中，“能够照顾家庭/老人(49.0%)”排在首位，“感受到乡村振兴的机遇”(38.7%)、“希望能为家乡发展做贡献”(36.2%)、“家乡发展机遇多”(30.8%)这三个原因处在第二梯队，充分表现出进城务工青年对乡村振兴和家乡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另外，喜欢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21.0%)、在外花费大而家乡生活成本低(20.8%)也是吸引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原因。
在参与社会事务中有担当。“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以来，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工会活动的比例提高了2.8-4.5%(4)参见《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004/t20200430_1767704.html；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4/t20210430_1816937.html；
《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4/t20220429_1830126.html。。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参加组织方面，进城务工青年参加了志愿者组织(17.9%)、兴趣小组(12.1%)、老乡/同乡会/校友会(10.5%)、工会(8.5%)、业委会(3.7%)、互助会(2.6%)等。从社区活动参与情况看，有41.4%的人参与过社区活动。其中，有32.1%的人参加社区居委会的选举/投票，有12.1%的人参加过社区的协商议事工作，有11.2%的人参加过协助调解邻里矛盾纠纷，有22.4%的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有18.1%的人参与唱歌跳舞等文体娱乐活动。这就表明进城务工青年正在成为基层民主、社区志愿服务、社区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在面临权益侵害时，进城务工青年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行为日益理性，大部分人能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权益，包括“寻求党和政府的帮助(包括劳动仲裁/保障部门/市长热线/12333劳动保障热线/信访等)”(63.9%)、“寻求法律援助”(37.5%)、“寻求居委会/街道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帮助”(28.2%)等。
在家庭事务中有担当。家庭发展在进城务工青年心中处在相当重要的位置，是其进城务工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基本使命。他们最看重的是“做自己想做的事”(53.6%)和“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53.4%)。在吸引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的主要原因中，能够照顾家庭/老人(49.0%)居第一位。有75.1%的人或多或少会将自己的收入寄回老家补贴家用。其中，有21.4%的人将10%以内的收入寄回老家，有22.8%的人将20%以内的收入寄回老家，有14.4%的人将30%以内的收入寄回老家，有16.5%的人将30%以上的收入寄回老家。进城务工青年的择偶观偏向于城市青年，逐渐摆脱农村的传统婚姻观念。人品(74.9%)是他们择偶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性格(40.8%)、三观(28.7%)、能力(28.3%)的选择比例较高，职业(10.4%)、家庭背景(4.5%)、收入(3.7%)等的选择比例低，地域选择日益淡化，仅占2.5%。在非单身的进城务工青年中，爱人/对象与自己在同一乡镇的占15.8%，在不同省份的占21.6%，在同省份不同市的占29.0%。进城务工青年在生育观念上的性别平等日趋明显，生男偏好并不明显，甚至在生育数量偏好较少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生女偏好。
生活满意度较高。就业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表现和主要影响因素。在0-10分的打分评价中，进城务工青年对工作整体满意程度的平均值为7.67分，有71.6%的评分在6分及以上。在具体分项上，与领导同事关系的满意度最高(8.22分)，其次是工作环境满意度(7.85分)、工作自由度的满意度(7.58分)，收入及福利待遇(7.30分)的满意度处在较好区间，晋升机会(6.73分)和社会地位(6.67分)的满意度则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看，有79.6%的人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与现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占61.8%，与人力服务商或第三方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占12.2%，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占3.4%，与其他主体签订劳动合同的占2.2%。工资正常发放得到有效保障，所在单位不存在拖欠工资现象的占89.4%。“五险一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措施中的单项或多项的综合覆盖率为87.8%。其中，养老保险(51.7%)、医疗保险(77.7%)、失业保险(41.9%)、工伤保险(45.3%)的覆盖率相对较高，生育保险(34.5%)、住房公积金(31.8%)等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相对较低。进城务工青年对城市工作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在0-10分的打分评价中，平均得分为7.40，评分在6分及以上的占69.7%。
社区归属感较强烈。“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和社会适应水平不断提升，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的比例，由2016年的35.6%上升为2021年的41.5%，提高了5.9%(5)参见《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4/t20220429_1830126.html。。本次调查显示，有64.7%的人认为自己“是”(27.5%)或“应该算是”(37.2%)社区一分子，认同自己是社区重要一员的身份。有24.9%的人已经在城市定居，有54.8%的人表示“很愿意”(24.4%)或“比较愿意”(30.4%)在城市定居。有87.6%的人在现工作地拥有一位以上的好朋友，有70.6%的人与一位以上的本地人成为好朋友。有91.1%的人表示自己与居住在周边的人的关系融洽度较高。按0-10分打分，他们对目前生活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平均分为7.28分，处于相对较高区间。
未来发展预期比较乐观。在0-10分的打分评价中，进城务工青年对未来职业前景评分为7.19分，有62.8%的评分在6分及以上。社会公平感较高，有59.0%的人认为当今社会“非常公平”(5.6%)或“比较公平”(53.4%)；
与5年前相比，有54.2%的人认为当前社会给人民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成功机会。从总体看，有73.2%的人认为五年以后自己会更好，有25.2%的人认为五年以后自己会维持现状，只有1.8%的人认为五年以后自己有可能变差，由此表明进城务工青年对未来发展持有乐观预期。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深化、社会群体分化、互联网和新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新业态新行业新兴领域的广泛快速兴起，青年群体的代际变迁与1995年及其后出生的Z世代农村青年广泛加入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他们的群体样态、群体需求、群体意识、群体行为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青年为主体的农民工成为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群体分化的重要参与者。进入新时代，受非传统经济领域、零工方式、共享经济和数字平台的综合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涌入新行业新业态中就业创业。作为Z世代的进城务工青年更能适应网络用工方式、零工方式，积极投入到共享经济及其新业态之中，促使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的行业分布、空间结构、群体意识等加速演化。2013年和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同第十七届、第十八届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均强调要关注广泛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区，以及网络空间、虚拟社会中的新兴青年群体，关注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北漂”、网民、“蚁族”，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兴起的快递行业、外卖行业、小微企业、网约车司机、灵活就业岗位中的新兴青年(6)参见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调查结果显示：从职业分布看，进城务工青年从事物流及快递行业的占5.5%，从事外卖配送行业的占4.2%，从事科研及教育培训行业的占6.4%，从事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业的占11.2%；
从就业状况看，全职工作占66.3%，非全职工作占11.8%，包括兼职或零工；
从收入来源看，除了工资收入外，开网店或微店、送快递/外卖、摆地摊、网络直播/视频、网约车等日渐成为他们收入来源的重要方面，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青年成为“斜杠青年”。作为城市与农村中的流动群体，进城务工青年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复杂性。随着新行业新业态对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的吸纳聚集，新时代青年现象呈现更加复杂多元的局面。
进城务工青年群体自主意识有所提升，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多样化。有56.1%的进城务工青年认为自己是“青年群体”，与广大青年一样具有青年群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需求，应该享有与广大青年一样的政策红利和发展机遇。自我认同为“新市民”(24.2%)、“新生代农民工”(21.0%)、“新社会阶层”(19.3%)、“新产业工人”(18.8%)均在两成左右，表明这部分人实现了制度区隔下的实际社会身份的现实转化和心理认同，表明他们的社会融入正在向着较高层次的心理融入迈进。由于进城务工青年社会身份认同多元，未能形成较一致的群体身份认同，也就难以形成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社会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和政府针对该群体制定政策措施和开展青年工作带来更大挑战。
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或是摆脱生存困境，或是寻求更好发展，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农民工进城务工首要解决的是以温饱为主的生存境遇问题。随着进城务工青年摆脱基本生存问题，个人发展就成为主要目标。他们最看重的主要事项分别是“做自己想做的事”(53.6%)、“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53.4%)、“事业成功”(47.0%)、“为社会做贡献”(38.3%)、自我实现(18.1%)。在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原因中，“开阔眼界/学点本领”的占62.3%，想“提高收入”的占62.3%，“向往城市生活”的28.1%，认为“农村生活太艰苦，没有前途”的占16.7%。可以看出，追求更好的个人发展，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是新时代进城务工青年的主要目的和期盼焦点，这将促使进城务工青年的发展加速进入整体性的发展型新阶段。
农民工是社会中流动性最明显的群体，但老一代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带来的社会地位变化微小，既因为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的约束，又因受到户籍身份和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的限制，还与他们没有地位的累积密切相关[1]。新时代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的职业流动性依旧很强，有77.9%的进城务工青年曾更换工作，其中更换过3次及以上工作的占44.2%。在更换工作的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原工作收入太低”(44.8%)、“原工作没有发展空间”(40.6%)、“找到更好工作”(26.2%)。新时代进城务工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平行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职业流动提高了新时代进城务工青年的工资收入和职务职级。在最近一次更换工作后，工资收入“增加很多”(12.8%)或“增加较多”(54.1%)的占66.9%，职务职级“有很大提升”(9.6%)和“有所提升”(40.7%)的占50.3%。他们的职业层次有所提升。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表明：与2011年相比，进城务工青年作为“白领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的比例在2018年分别增加4%和6.5%，作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比例在2018年则下降9.8%，表明其行业构成正在向产业链中高端不断攀升[2]。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中期阶段，城镇化率仍处在高速增长区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进城务工青年定居城市带来重大历史机遇。调查结果显示，有54.8%的人表示自己愿意在城市定居，透露出仍旧十分强烈的城市定居意愿，为我国城镇化夯实了群体基础和认同基础。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走向深入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进城务工青年积极地将定居意愿转化为明显的迁居行为，农村家庭向城市迁徙的现象日益凸显，有24.9%的人已经定居在现有城市。其中，有64.4%的人与配偶或对象居住在一起，有64.7%的人与双方父母居住在一起，有49.6%的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仅有10.3%的人独自定居在本城市。同时，进城务工青年呈现出“先流动、后婚育”的明显特征，打破婚后工作、流动、生活选择等方面的地域限制，夫妻共同外出的比例较高。以进城务工人员为核心牵引的农村家庭向城市整体迁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
农村大学毕业生日益成为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我国相关制度及政策规定，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可以转为高校所在地的非农业户口。对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进城务工青年的调查显示，有39.3%的人主动放弃了由农村户籍转为非农户籍的机会，有13.9%的人虽然在进入高校时转了户口，但毕业后户口又回到原籍，有46.8%的人则没有户口转换的机会。主动放弃转户口机会的原因主要有八个方面：大学所在城市的户籍吸引力不大(28.6%)、转户口的过程比较麻烦(27.5%)、大学集体户口用处不大(23.4%)、转户口后自己名下的土地就会被收回(23.1%)、转户口后就不能享受村集体福利/参加村集体分红(22.5%)、非农户籍与农村户籍的区别越来越小(20.5%)、农村的政策补贴高(18.4%)、保留农村户籍等待征地补偿(15.4%)。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农村快速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实惠，部分农村青年尤其是农村大学毕业生不再追求户籍、职业、安居等全面的市民化，而是理性地保留农村户籍，使进城务工青年脱离农村到城市的传统的单向一元发展路径逐渐有了更多选择，部分有条件的进城务工青年正日益呈现出职业空间的城市化与主动保留农村户籍身份的新现象新特征。
进城务工青年的文化程度不断提升，意味着他们在校学习时间普遍延长，也意味着首次外出进城务工的年龄在不断增大。“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由2008年的34.0岁增至2021年的41.7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由2010年的31.0岁增至2021年的36.8岁；
从具体年龄段的占比看，16-20岁、21-30岁的占比均一直呈下降趋势，由2008年的10.7%、35.3%分别降至2021年的1.6%、19.6%，分别下降9.1%和15.7%(7)②参见：《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003/t20100319_16135.html；
《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4/t20220429_1830126.html。。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首次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的年龄为14岁及以下的占3.6%，15-16岁的占11.0%，17-18岁的占27.0%，19岁及以上的占58.4%。由此表明，新时代进城务工青年绝大多数是在16岁以后，尤其是在18岁以后再进城务工的，这意味着他们在学校或农村完成基本社会化任务之后，再到城市进行职业能力和现代生活的继续社会化。
农民工的跨省流动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但比例在不断下降。“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的跨省流动农民工占41.5%，比2008年的53.3%下降11.8%②。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36.9%的进城务工青年表示自己的户籍登记地和现工作地在不同省份，在同省份不同市(州、区)的占36.2%，在同一市(州、区)不同县(市、区)或同县(市、区)不同乡镇的分别占15.4%和11.5%。跨省、跨市的社会流动，导致进城务工青年在空间上与家乡分隔，但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和途径与家乡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表现出浓郁的乡愁。有67.5%的人认为自己现在与老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22.4%)或比较紧密(45.1%)。他们经常通过回老家的方式保持与家乡的联系。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青年到城市工作后，1年以内回过老家的占82.4%，半年以内回过老家的占50.1%。乡愁是吸引进城务工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原动力，有37.9%的人打算返乡就业创业，大部分人选择自己家乡所在市(47.7%)、县(30.1%)或镇(11.1%)就业创业。
当前进城务工青年既面临着农民工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异乡人身份、城乡户籍二元化带来的融入阻隔、职业发展中的权益侵害等共性问题，又面临着新时代青年高质量发展中的困难问题。
进城务工青年在闲暇时间的娱乐活动主要集中在睡觉/休息(62.1%)、上网/聊天(51.4%)、休闲娱乐(49.2%)、逛街/购物(29.1%)、运动健身(27.4%)、做家务/带孩子(26.3%)等，用于提升个人技能的“学习/上辅导班”仅占14.6%。可以看出，进城务工青年闲暇时间以娱乐为主，难以为职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积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持续增大，进城务工青年的返城复工和就业保障面临诸多困难。在被问及“疫情对您的就业影响程度如何”时，认为影响“比较大”的占40.2%，认为“非常大”的占25.1%，认为在未来3个月内“有可能”(22.9%)或“完全有可能”(4.6%)失业的占27.5%，认为失业后能在当前城市坚持半年及以上的占36.3%，“没想清楚”未来打算的占33.4%。
有69.5%的进城务工青年在城市中曾遭受过权益侵害，位列前三的权益侵害事件是“加班没有加班费”(40.1%)、“没有节假日”(19.8%)、“不能提供基本的劳动保护条件”(17.8%)。日常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每周工作41小时及以上的比例高达73.8%，其中每周工作51小时及以上的占35.6%。在劳动保障方面，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占17.3%，享有全部“五险一金”的仅占31.8%，享有“正常节假日休息”“带薪休假”“年度员工体检”的比例分别只有34.0%、22.5%、19.9%。在最近两年中，曾因不同原因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占73.8%。其中，位列前三的原因分别是“教育程度”(30.2%)、“家庭背景/社会关系”(23.3%)、“相貌身体”(17.5%)。
2020年，有37.9%的进城务工青年家庭“轻度收不抵支”(26.1%)或“严重收不抵支”(11.8%)，有15.1%的进城务工青年家庭基本既没有存款/有价证券也没有欠款，有19.1%的进城务工青年家庭有欠款。有66.2%的进城务工青年在日常消费中使用过贷款/分期付款。其中，在常用的贷款或分期付款方式中，使用综合性电商平台信贷业务(例如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的占42.2%，使用信用卡的占30.8%，使用银行贷款(如扶贫贷等)的占12.1%。部分进城务工青年还会在风险较大的金融服务平台上贷款：一类是专业性分期购物平台，占4.0%；
另一类是P2P贷款平台，占4.2%。有92.5%的人从自己的工资/收入/存款/生活费中支出一部分来偿还贷款，但有20.8%的人需要“通过兼职等增加收入”来偿还贷款。值得警惕的是，还贷过程中两种不良行为带来的金融风险：一是向其他人要钱还款，包括“向父母要钱”(5.4%)、“向配偶要钱”(5.9%)、“向恋爱对象要钱”(2.0%)、“向其他人要钱”(1.8%)等，共计占15.1%；
二是“向别的平台继续贷款”(2.7%)、“先欠着再说”(1.8%)，共计占4.5%。
进城务工青年结婚时对彩礼和婚房的要求不断提高，给进城务工青年带来日益严重的经济压力。从已婚进城务工青年的彩礼情况看，没有支付彩礼的只占7.0%，支付过彩礼的占93.0%。其中，彩礼为1万-5万元的占35.0%，5万-10万元的占28.9%，低于1万元的占16.8%，超过10万元的占12.3%。从婚房情况看，结婚时没有婚房的占20.7%，婚房在老家村里的占30.3%，婚房在老家镇上的占10.0%，婚房在老家县城的占12.1%，婚房在老家市里的占7.3%，婚房在当前工作城市的占18.8%。婚礼给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有58.3%的受访者表示办完婚礼后还有一定量的存款或有价证券，有20.7%的受访者表示办完婚礼后“基本没有存款或有价证券，但也没有欠款”，有20.9%的受访者表示办完婚礼以后欠债，其中，有1万元以下欠款的占4.9%，有1万-5万元欠款的占8.9%，有6万-10万元欠款的占3.2%，有10万元及以上欠款的占3.9%。
有49.6%的已婚已育进城务工青年表示子女的教育支出对家庭造成较大的压力，自己在教养子女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时间有限，无法陪伴”(60.6%)，其次是“家长没有能力辅导学业”(31.4%)、“教育费用高，负担不起”(28.5%)、“与长辈教育理念不同”(26.8%)、“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交流”(25.6%)。当前进城务工青年日益重视育儿过程的陪伴和参与，但与工作繁重和工作时间长之间形成冲突。有54.4%的人将子女带在自己或配偶身边照看。为了解决工作与育儿之间的矛盾，有25.1%的人将子女交给在老家的父母(配偶父母)照看，也有19.0%的人选择让父母(配偶父母)从老家过来帮忙照看子女，这两种方式成为进城务工青年的一种次优选择。同时，只有20.4%的人认为自己在赡养父母方面没有压力，有近80%的人在赡养父母方面存在经济和陪伴照料等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上不宽裕”(51.0%)、“父母年龄大，日常生活缺少人照顾”(36.6%)和“很少回老家陪父母”(33.2%)这三个方面。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进城务工青年发展列入重要议题，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以及地方出台农民工政策措施，不断完善进城务工青年政策保障体系，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之中；
要结合全国各地正在推进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针对新时代进城务工青年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同城待遇、生育和住房的政府支持与政策保障等方面的重点需求，制定完善推进青年流动、青年生育、青年住房等方面的政策；
要适应进城务工青年家庭整体迁移的新特点新需求，重点关注进城务工青年面临的随迁子女教育、医疗养老、老人赡养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从进城务工青年个人到以进城务工青年为主体的家庭转变，以家庭发展为政策目标提供更好的政策性支持和公益性保障。
完善进城务工青年的职业培训体系和继续教育体系，以及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市场、青年自身共同参与的多元职业培训体系。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提供更丰富的职业培训公共产品，通过公益性、基础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夯实进城务工青年的基本职业技能、提升职业素养；
各级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要加强课程开发和校企合作，提高职业教育的成效；
企业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以提升企业需求为导向，对进城务工青年展开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市场中的培训公司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进城务工青年提供价廉物美、适合其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清单；
社会组织要整合社会资源为进城务工青年提供更加灵活的职业技能培训；
进城务工青年要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学习知识和提升职业能力。社会要满足进城务工青年对提升学历层次的需求，积极运用网络远程、择优入学、职业院校对口招考等方式，为进城务工青年提供灵活多样的继续教育机会。政府要结合进城务工青年的党员档案和团员档案、人事档案或专业技术档案，探索建立进城务工青年的职业发展档案，推动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基层团组织广泛建立进城务工青年人才库，帮助进城务工青年保持职业发展的连续性和累积性。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目标，结合浓郁乡愁成为进城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拉力、有两成左右进城务工青年已经在县域购置婚房的特点，精准定位那些已经在家乡购置房产且能力突出的进城务工青年，积极吸引和动员他们返乡就业创业，并带动更多优秀农村青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贡献青春力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针对进城务工青年跨省、跨市流动的特点，推动跨地域与相关地域对接青年发展规划、青年重点项目、青年工作。着力发挥以进城务工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重点项目的牵引作用，设计有针对性的服务项目，并推动其纳入政府民生实事和购买服务清单。扩大共青团组织在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中的覆盖面，提升共青团组织在“两新”组织和社区中的实质性存在。结合各级共青团组织的品牌工作项目，为进城务工青年提供技能培训、活动阵地、婚恋交友等民生实事。发掘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中的优秀人才，并将其吸纳到各级共青团组织、青联组织或其他团属社会组织中兼任一定的职务。由此为进城务工青年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完善的青年工作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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