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存在的缺陷及原因——以地理类为例

荆 建 勋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4)

从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在浙江首次刊刻面世以来,这部官修目录一直在学术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分类上它沿袭传统的四部法并且更加完美,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目分类的最高水平。

《总目》一经问世,便有无数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嘉庆年间,阮元仿照《总目》体例,从补正角度撰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但该书仅五卷,内容十分有限。清代学者陆心源、李慈铭等都在个人藏书志或读书笔记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但并未有专门的著作出版。直到民国年间,对《总目》的考辨性著作开始出现,陈垣的《四库书目考异》对其收罗文献进行补正、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对其文字进行校勘。但以往的学界研究,主要是对《总目》文字讹误的校勘,然而针对分类思想、目录体例等问题,较少有深入具体的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70代末,受“十年动乱”等因素影响,关于《总目》的研究几乎停滞,直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四库学”研究再次被带动起来,《总目》作为“四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受到重视。近年来发表了不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专门研究《总目》分类缺陷,但均是从整体宏观角度考察,鲜有深入到具体类目者。本文选取史部地理类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深入分析《总目》的缺陷及原因,这对了解四库馆臣的目录学思想以及清代学术转变是有所裨益的。

目录学自古就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通过目录学分类可考证学术源流与兴衰,帮助了解学术史的变迁。《总目》地理类共分为10小类,虽然之前的《通志·艺文略》和《国史经籍志》都将地理类分为完全相同的10小类,但《总目》并没有照搬其类目设置类名,而是根据历史源流与文献实际对类名做出了调整,现将两者做对比(见表1)。

表1 《通志·艺文略》与《总目》地理类分类表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叙》云:“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1]594以其类别的地位尊卑、实用性等来安排各子目的先后次序是经过总纂官的深思熟虑,有其深刻用意的,也体现了四库馆臣对学科发展的新认识。明清以来,地理学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地理类著述总量大增、体裁形式也更为丰富,某些著作甚至包含各种地理事物,呈现出综合化趋势,对其分类也产生了巨大挑战。同时,任何一种分类方法都无法概括所有图书,分类者也总会因少部分的书籍游离于设置的分类体系之外而遭受“为例不纯”的质疑。《总目》总其纷杂,另设新类,其分类思想不断被改造并沿用至今。然而《总目》史部地理类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如归类不当、体列不纯、疏于考证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分类思想方面的问题,又有学术方面原因。

(一)归类不当

在《总目》存在的众多问题中,归类不当体现得尤为明显,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1.与公认分类法相违背

《总目》采用四部分类法,并按照循名责实的原则根据图书的内容而不是书名进行分类,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例如四库馆臣对《国语》内容研究后,发现其记载内容多与春秋无关,虽该书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仍被归入杂史类。但因为观念差异、个人成见,又导致了新的归类不当的问题。最为明显的当属《山海经》。早在汉朝,刘秀《上山海经表》就认为该书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到了隋朝,《隋书·经籍志》正式将其收入史部地理类,列地理书之冠,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文艺志》《崇文总目》等都把其归入地理类,《山海经》作为地理书的地位也得以公认。然而到了明清,《山海经》作为地理书的性质开始遭到质疑,胡应麟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将其列为“怪书”行列,《总目》则更进一步“究其本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1]1205，把该书划入了“小说家类”。《总目》否认其地理学著作的性质,更不认为它是方志学的源头,对方志学的源流梳理造成了消极影响,在当时就已有很大争议。例如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的序中写道：“因知《五臧山经》五篇,主于纪道里,说山川,真为禹书无疑矣。”[2]明确肯定了《山海经》作为地理书的性质。再如清代学者汪绂编写了《山海经存》对《山海经》进行考证、注释,并手绘百余幅山海经图,力证其在地理学上的地位。与其情况类似的还有东方朔编撰的《海内十洲记》,这是一部仿《山海经》体列而作的汉代地理学书,但《总目》同样认为：“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1]1206四库馆臣坚持自己的方志理念,即地方志中要记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否则不应归入地理类。

2.学科划分不明

《总目》中有许多包含重要地理篇章的文献被归入其他类目当中。例如考订《春秋》的地理著作《春秋地名考略》归入了经部春秋类,《隋志》被归入史部地理类,而与其体例相同的《唐志》却被归入到子部神仙类。清代另一部目录学著作——张之洞《书目答问》将《山海经》归入了史部古史类,同样未入地理类,像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史学与经学并驾齐驱,是最受重视的两门学科,在《总目》子部杂家类和小说家类的很大一部分史籍,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但因其中包含四库馆臣所认为的有伤教化的内容,被降入称为杂学的子部,在子部中又降入最低等的杂家和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叙》曰：“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1]1182可见四库馆臣对小说评价之低,杂家也同样如此。东汉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王充的《论衡》理应归入儒家类,但总目认为其“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1]1032，把其归入了杂家。第二,书目本身包含多个类目的特点,给分类造成困难。以笔记小说为例,这类作品不像官修史书那样有很多的顾忌和讳饰,有些可靠的笔记小说记录了较多的职官制度,史料价值很高,是正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例如唐代郑处诲的《明皇杂录》,是唐朝后期重要的史料笔记,《资治通鉴》《新唐书》都吸收了其中大量内容,但因其中记载了许多奇闻异事,而被归入到了子部小说家类之中。第三,《四库全书总目》编者过分强调体例纯正。史部杂史类叙云：“然既系史名,著书有体,事殊小说,焉无可分?……今所著录,则务杂别裁。”[1]460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被批评道：“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1]405其实中国古代史籍完全体列纯正的根本就不存在,像《史记》《汉书》这样备受推崇的史籍同样有刘邦斩白蛇起义的记载,其他史籍中有神话传说的部分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是中国古代史籍的实际,不能因此否定全书的价值。

3.过于强调考据学价值

《总目》编修之时正是清代考据学兴盛时期,其最突出的就是对理学的批评,甚至是厌恶,推崇汉学征实有据。尽管经部总叙云:“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1]1但体现在书中就不那么持平了,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强调:“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3]反对理学的“臆断空疏”。不可否认,这种主张在相当大程度上对华而不实、空谈学术的明代学风有纠正作用,但也因为过分固守考据成规,导致对一些史籍的评价不当,或者因此剔除了部分经典的地理文献。

受上述原因影响较为明显的当属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的《五岳游草》和《广志绎》。《总目》对其评价为:“盖随手记录,以资谈助。故其体全类说部,未可尽据为考证也。”[1]676因与严谨的考据学思想不符,而未被录入地理类之中,仅列入地理类存目中。还有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理应是一部历史地理类著作,而总目对其评价为:“考据亦多不精确。”[1]673以相同的理由被排除在外,可见是否具有考据思想对能否能被录入地理类之中有很大影响。

(二)疏于考证

《总目》历时八年编修完成,存书存目万余种,参与编修的在编人员约有三百六十人,其中有不少参与到了《总目》的撰写过程当中。作为总纂官的纪昀天资聪慧、博学多识,几乎将毕生精力都用于此。但是,编修《总目》毕竟工作量太大,纵使纪昀博览群书,纵使四库馆臣们对所录史籍严加考究,也仍有“漏网之鱼”。

在四库全书研究所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胡玉缙、余嘉锡等知名学者指出了《总目》中许多疏于考证的错误类型。例如《三辅黄图》提要中写道：“又据改槐里为兴平,事在至德二载,知为唐肃宗以后人所作。其说较公武为有据。”[1]594四库馆臣认为其是唐代的作品,但仅凭注文中的“兴平”就断定是唐人作品,过于武断。再如四库馆臣仅因李吉普所画《元和郡国图》,就武断地认为该画是《元和郡县志》成书后才创作添加进去的。胡玉缙指出：“《旧唐书·宪宗纪》云‘元和八年辛卯,宗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国图》三十卷’洪盖本此。《十七史商榷》云‘河南府河南县中桥,咸通三年造成,咸通是懿宗号,三年上距李吉甫之卒已四十九年,则《总目》所言‘书成后又自续入之也’不确。”[4]925根据错误类型,如表2所示:

表2 《总目》地理类疏于考证类型统计

上表几乎包含了地理类中所有疏于考证的类型,可以看出基本集中在作者、年代、官职和地名四大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主审李学勤在该书的序中写道：“最近有评论家提出,编书不应讲错误难免,可是像整理《总目》这样的工作,有些错误恐怕确实是难免的。”[4]1《总目》从开始编修到初稿完成就耗时八年,上千人参与其中,即使经过多次校勘,有错误也在所难免。

(一)清朝文化高压政策的束缚

清朝入关后数年,大规模的“反清复明”叛乱时有发生,为了巩固统治,满清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康熙、雍正年间的“文字狱”更是使得人心惶惶。雍正帝发布《大义觉迷录》告示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天下乃正统之道,并带有浓厚的“一君万民”思想,以体现皇帝的至尊地位。作为继任者的乾隆帝更是要将这一意图贯穿于编写《总目》的过程中,乾隆帝要求对暗含讽刺、侮辱清朝的各种史料加以搜访和销毁,他曾下令：“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或系稗官私载,或系诗文专集,应无不共知切齿,岂有尚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5]《总目》初稿完成后十五年才正式刊行,就是因为违禁书籍不断被检验出来,提要也在不断进行修改。例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凝聚了其一生的学术心血,是康熙年间最有分量的地理学著作,也是研究中国军事史和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然而,因其创作意图“一是秉厥考之遗言,二是抱亡国之同感”[6]，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因此遭到了四库馆臣的摒弃,未被收录《总目》。再如《总目》虽收录了《大明一统志》,但对景泰年间陈循等人编成的《寰宇通志》只字未提,使得《大明一统志》重修的缘由不明。《总目》对《成化杭州府志》的评价“所收颇冗滥”,当代学者崔富章评价道：“《总目》讥其‘冗滥’,殊非公论,是书于明洪武中浙省画野分疆之沿革,书中之颇晰,见称于朱彝尊,不为无取。”[4]986还有明朱廷焕编撰的《增补武林旧事》仅被列入存目之中,原因为“明人点窜古书,多不解前人义例,动辄破坏其体裁,往往似此也”[1]672。明代随同郑和下西洋的使臣马欢、巩珍、费信等人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编写了多部记录西洋各国风土人情、疆域等内容的地理著作,其大多因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外,仅有《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三本列入存目,但未进行点评,而作为15世纪中外地理交通的重要史籍《星槎胜览》甚至未予收录。

(二)乾隆个人的影响

乾隆皇帝不仅对抵触侮辱清朝的文字严加修改,对于历史上鄙薄辽、金、元三朝的文字,也同样下令修改。早在修书以前,乾隆帝就有圣谕：“前以批阅《通鉴辑览》,见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伪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尤为鄙陋可笑。”[7]他曾命四库馆副总裁金简主持改译辽、金、元三史并刊刻《三史国语解》,要求编纂诸臣遵照《同文韵统》的记载,详加更正。乾隆的这种思想在编修《总目》时有着更鲜明的体现,例如北宋地理学家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记述了北宋的疆域版图,是宋太宗时期的地理总志,体例完备,内容详瞻,是研究历史人文、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提要中却写到：“史亦预探其志,载之于篇,非无所因而漫录也。”[1]595评价明显有失公允。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被誉为南宋全国性地理总志中的最善者,因为其中包含对来自辽东的元朝的歧视,因此南宋灭亡后,元朝统治者对其刊刻严加禁止,但民间仍有流传,明朝时还有《舆地碑记目》四卷将书中碑记全部抄出,可到编修《四库全书总目》时竟称：“《舆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1]737嘉庆初年,钱大昕从钱塘藏书家何梦华家中找到了该书影宋钞本,仅仅过了数余年该书就“重见天日”,不得不让人怀疑当年四库馆臣编书时摒弃该书的用意。《总目》共著录地理类文献581部,但完整录入《四库全书》的仅有149部,其余432部仅列入存目中,而且这些未收书绝大多数并未失传,可见漏收文献数量之多。

乾隆帝在《总目》编修全过程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总目·凡例》中记载：“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随时训示,旷若发蒙,八载以来不能一一殚记。谨录历次恭奉圣谕为一卷,载诸简端,俾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嫓删述,悬诸日月,昭示方来。与历代官修之本,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1]3这段话虽然竭尽赞颂,但对乾隆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描述还是客观的。中国历史上几乎只有乾隆皇帝如此深入地介入到钦定官修典籍的全过程。他不仅拨巨款用于四库馆臣的编修工作,还多次下谕旨广集天下图书,并把圆明园众多房间腾出来用于藏书,甚至几乎每天都要到四库馆检查编书情况。由于全书是以乾隆帝的名义编修,纪晓岚为了能让皇帝亲自参与其中,常要在每本书的第一篇留下一两个错误故意让乾隆发现,并加以指正。可毕竟总量太大,皇帝后来也厌烦,直接审阅通过,这些错误也永远保留下来。例如书中录入的元代张铉的《金陵新志》,编修于元至正初年,应命名为“至正金陵新志”，但《总目》却误为“至大金陵新志”。再如《大德昌国州图志》应为“冯福京”与“郭荐”等人同撰,但误写为“冯复京”。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著作目录的编纂受到时代的限制,如思想文化方面的束缚,兼之工作量巨大等因素,有不可忽视的缺陷。但《总目》地理类作为史部最为重要的门类,汇集了中国两千多年地理学文献的精华,收录文献总量为历史最多,细分十个子目,并将明清以来新编的州府郡县志汇入其中,大大丰富了其内容,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地理类及全书的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对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乾隆时期四库馆臣们注重文献的经世价值、重视考据因而轻视地理学价值等思想,更深刻地认识全书在文献学和目录学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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