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翻译中的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研究①

法比奥·阿尔维斯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联邦大学

斯佩贝尔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1986）的关联理论认为，人类推理过程的目的就是实现关联性的最大化。关联性与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中的努力和效果有关。明示推理交际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说话人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
另一方面，听话人则努力推理说话人的明示行为。格特（Gutt，1991）首次将关联理论用于翻译研究时，将翻译视为解释性的语言使用（interpretive language use），并建议使用释意相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这一概念来解释翻译。他后来还支持能力导向的翻译研究（competence-oriented research of translation），认为这种研究为侧重人类交际能力的翻译研究奠定了基础。

能力导向的翻译研究旨在理解和阐释使人类能够进行翻译（即用一种语言将已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的心理能力。一旦理解了这些能力，就有可能理解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还可能理解这些心理能力对听话人的交际效果。毕竟，所有翻译存在的意义都是为了交际。（Gutt，2000：206）

我们认为可以将关联理论和能力导向的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这对探究翻译的认知过程以及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很有帮助（Alves & Gonçalves，2003；
Alves，2005）。

翻译过程实证分析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Krings，1986；
Königs，1987；
Séguinot，1989；
Lörscher，1991；
Tirkkonen-Condit，1991）。

随 着出声思维法的使用，研究者们开始尝试了解翻译过程。由于这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各异，研究结果总体来说虽然非常有趣，但彼此之间却缺少关联（Fraser，199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后来的研究者（Tirkkonen-Condit &Jääskeläinen，2000；
Hansen，1999、2002）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便更系统地了解新手译员和专家译员的翻译表现。

再后来，为了研究翻译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我和贡萨尔维斯（Alves & Gonçalves，2003）在格特（Gutt，2000）的基础上，使用了多元互证法来了解翻译过程，综合运用了Translog键盘记录、停顿记录（pause protocols）和回顾性报告（retrospective protocols），以充分说明翻译中的推理过程（参见Alves，2003）。①Translog是由阿恩特·吕克·雅各布森（Arnt Lykke Jakobsen）和拉塞·休（Lasse Schou）在哥本哈根商学院开发的软件，可以在线记录键盘敲击，随后生成停顿记录（Translog记录文件），还可以实现记录数据的可视化（Translog的回放功能）。更多信息，请参考雅各布森的相关著作（Jakobsen，1999、2002）。我们认为，能力导向的翻译研究为探究翻译中的推理过程，特别是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方面认知努力与语境效果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道路②在最新的研究中，关联理论使用认知效果来指代格特（Gutt，2000）的语境效果（参见Vianna，2005：171）。在本文中，我们决定保留语境效果这一术语，因为它与格特的研究方法关系密切，而格特的方法又是本文使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此外，本文将加工努力和认知努力视为同义词，交替使用。。此外，能力导向的翻译研究还促进了关联理论与联结主义的认知研究方法之间的对话（参见Elman et al.，1996），从某种意义上说，关联理论提出的认知架构与联结主义在并行加工方面是相容的。因此，认知节奏（Schilperoord，1996）和刻意练习（Ericsson，2002）等概念也可以用于分析新手译员和专家译员的表现数据。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涉及的翻译数据是从英语译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③本文中的翻译是从英式英语译为受试者的母语，即伊比利亚西班牙语和巴西葡萄牙语。。

本文第2节概述了翻译过程研究的关联理论路径，讨论了翻译努力和效果研究的相关概念。第3节主要涉及研究方法，旨在促进关联理论和联结主义的认知研究方法之间的对话。第4节分析了一些翻译过程方面的数据，以证实前面几节中提出的观点。第5节指出了能力导向的翻译研究在翻译过程分析中的重要性，并强调多元互证法在翻译过程分析中的作用。

关联理论将香农和韦弗的代码模型（Shannon & Weaver，1949）与格赖斯（Grice，1975）的推理模型结合起来，提出推理过程始于解码阶段，认为明示（what is said）与暗含（what is implicated）之间是协作关系，前者对于揭示后者起着重要作用。关联理论用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等概念取代了格赖斯的相互合作（mutual cooperation）、相互了解（mutual knowledge）等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语境这一概念。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心理的一种表现，由交际内容的突现特征决定。这种将语境与人的心理联系起来的做法使我们对认知和推理过程的解释更加灵活。

关联理论超越了格赖斯的框架，认为存在受关联原则调节的、多变的、突现的（心理）语境，放弃了格赖斯对特定语境中关联性的变化程度的解释。不同于格赖斯对语境的定义，关联理论认为语境的建立离不开受众的认知环境和对新信息的加工。关联理论框架考虑了谈话者之间的个体差异，认为人类交际过程的成功取决于关联性的最大化。努力和效果在交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简而言之，关联理论认为人类推理过程是按照以下顺序展开的（见图1）。

图1 关联性序列（Alves，2001）

2.1 释意相似与翻译过程分析

斯佩贝尔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1986）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通过个体认知环境中心理表征的逐渐、稳步调整实现的。认知是一种高度动态的现象，会产生个体在意义建构过程中使用的心理表征。心理表征有描述和解释两种用途。每种用途对应一种相似，即描述性相似和释意相似。描述性相似建立世界上的物体或事物状态与心理表征之间的关联，释意相似则建立两种心理表征之间的关联。格特（Gutt，1991）认为，翻译就是释意相似的一种体现。

在翻译过程研究中，释意相似可以通过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对应翻译单位的比较而映射出来（Alves，2001）。在译者的心理语境中，每个翻译单位的加工都会产生许多符合关联原则的语境效果。就翻译而言，语境效果是个体认知环境支持下推理加工的结果。根据关联原则，关联理论假定加工努力与语境效果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

图2对图1中的式子做了拓展。换句话说，关联性由明示推理行为、认知环境以及互明程度等决定。在此架构的基础上，加工努力才能产生语境效果。

图2 关联理论对翻译中的推理加工的解释（Alves & Gonçalves，2007）

在关联理论框架内，翻译可以被视为在两个对应翻译单位之间递进和递归地寻找释意相似的行为（Alves & Gonçalves，2003）。从认知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从两个对应的翻译单位中递进和递归地生成语境效果，并在两组效果之间寻找最佳重叠。因此，翻译旨在实现两个对应翻译单位之间释意相似的最大化。这种释意相似可以通过调整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之间关系的正函数得出。

格特提出的释意相似认为“任何人类（明示）交际必然涉及推理解释这一要素”（Gutt，2000：166），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很有见地，能够有效解释翻译中的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过程。我和贡萨尔维斯（Alves &Gonçalves，2003）借鉴了关联理论对概念编码和程序编码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可以为研究者对翻译过程的性质进行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在释意相似的协调下，以母语和第二语言有意识地操纵概念编码和程序编码信息的能力，将源文本中的显义和隐义重组为目标文本中的显义和隐义。在这里，我们想进一步指出，这种在释意相似的协调下对概念编码和程序编码信息的有意识操纵，受努力与效果之间关系的影响。如果说翻译的目标是实现释意相似的最大化，那么讨论它在多大程度上与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之间的正函数关系有关就显得很有意义了。

2.2 翻译中的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认为，关联性是一种认知属性，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即对特定刺激进行最佳加工所需的努力以及这种最佳加工产生的效果。认知刺激对个体的关联性与语境效果呈正相关。所付出的努力与语境效果之间呈负相关。用关联理论的话来说，努力程度取决于它能够产生的语境效果。

然而，也有人对努力在关联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提出批评。针对这种情况，格特（Gutt，1998）建议彻底改变关联理论框架，将努力从关联性的定义中去除。斯佩贝尔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1986）用认知努力来解释不同程度关联性的存在，格特则认为可以在不提努力的情况下对关联性做出解释。他还指出，“预设在某语境中的关联程度与其在该语境中的语境效果有关”（Gutt，1998：96）。在将努力从关联性的定义中去除之后，它的作用可以体现在指导人类认知运行的效率原则中。

在将努力从关联性的定义中去除之后，格特建议重新审视关联理论提出的最佳关联性假设，并建议使用充分关联性代替最佳关联性。

“充分关联性假设：说话人打算向听话人明示的一组假设{I}是充分关联的。”（Gutt，1998：96）

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格特对关联原则的定义如下。

“修订后的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达了该行为具有充分关联性这一假设。”（Gutt，1998：96）

基于修订后的关联性定义，格特（Gutt，1998）认为，加工努力可能会影响个体参与交际的意愿。但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假设努力的多少与预期的语境效果有关。格特的观点与翻译过程研究密切相关。如果翻译是在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翻译单位之间寻找释意相似的心理活动，那么我们必然得出，这种关系源于译者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元表征。因此，正如格特所言（Gutt，1998），充分关联性不仅仅与译者通过努力产生的语境效果有关，还与某些因素（如互明和译者的认知环境）影响语境效果产生和认知努力分配的方式有关（Alves，2005）。换句话说，译者付出更多努力既可能增加其作品产生的语境效果，也可能减少其作品产生的语境效果，具体情况由译者可能具有的元表征以及他们在目标文本中做出的相应解释决定。格特认为，没有必要假设语境效果与加工努力之间的比较会产生一定的关联值。努力的数量可能会因个体在参与交际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而增加。因此，格特认为努力确实会影响关联性，个体只有在某个加工中获得快乐时，才会投入更多努力到该加工中，这就是额外加工产生的原因。

不同于关联理论的标准观点，梅代罗斯（Medeiros，2003）认为，在某些语境下，个体可能有必要付出更多的加工努力，即使产生的语境效果与付出的加工努力并不匹配。他讨论了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问题，主张通过故意操纵翻译来反抗文化霸权（在梅代罗斯的研究中故意操纵翻译主要表现为字幕的过度翻译）。字幕的过度翻译（abusive subtitling）可能确实需要译者付出更多的加工努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加工努力与语境效果之间的关系对这种额外努力进行评估。换句话说，字幕的过度翻译仍然符合最佳关联性。

在翻译语境中，认知努力和语境效果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为译者的认知环境与由某些翻译单位的关联性归因而产生的元表征之间的关系（Alves，2005）。如上所述，格特（Gutt，1998）认为，将努力从关联性的定义中去除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在翻译中的使用。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总会有一定数量的认知加工被译者认为值得付出努力，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译者可能会在获得更强的语境效果之前停下来，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努力与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不相匹配。换句话说，译者总是希望用最少的加工努力获得最强的语境效果（Alves，2005）。

让我们再回到格特的研究（Gutt，2000）和能力导向的翻译研究。关联理论将认知核心引入了翻译研究，认知核心是人类所有交际努力的核心，正是这种共同的认知核心使人类的跨语言、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

我们认为关联理论视角对研究人类的推理过程以及过程导向的翻译研究很有帮助。

因此，我们重申自己对翻译的看法（Alves & Gonçalves，2003：7）。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

●翻译是一种信息加工活动；

●翻译是认知分类的一种表现；

●翻译是语用语境化的一种表现；

●翻译是一种解决问题和决策的活动。

基于这些假设，我们认为，译者除了掌握认知技能以外，还必须学会更有意识地操纵概念编码和程序编码信息，这样才能确定特定表述中限制其推理的因素（Alves & Gonçalves，2003）。他们需要努力使自己的认知环境与预期受众的认知环境之间的互明最大化，以提高翻译交际成功的可能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行推理并产生与自己必须执行的任务兼容的语境效果。简而言之，译者对源文化、源文本以及目标受众的元表征是他们进行翻译的动力。

如前所述，本文的中心就是讨论认知努力与语境效果之间的关系。2001年，我们在分析新手译员的翻译过程中首次尝试建立释意相似、努力和效果之间的关系（Alves，2001）。分析结果显示，新手译员通常会付出很多努力，产生的语境效果却相当弱。2005年，我们将专家译员纳入研究中来，并改进了研究方法（Alves，2005）。

2001年，我们提出，联结主义的认知研究方法可以与关联理论进行有效对话，关联理论的语境、认知环境以及推理加工等概念可以与认知加工的不断重新配置放在同一框架之中（Alves，2001）。后来，在埃尔曼等人（Elman et al.，1996）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专家译员的认知加工可以被视为一个完全递归的联结主义网络，该网络一直在循环运动，希望在多层次过程中动态地建构意义（Alves & Gonçalves，2007）。我们认为，分析这种类型的认知加工可以为认知的逐渐、稳步发展提供证据。为了加强关联理论和联结主义之间的联系，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使用了两个与联结主义关系密切的概念：刻意练习（Ericsson，2002）和认知节奏（Schilperoord，1996）。

在联结主义和关联理论的影响下，我们提出了一个译者能力认知模型（Alves & Gonçalves，2007）。该模型假设个体为了发展特定技能会故意从事某一活动并进行反思。这一假设可以与埃里克森（Ericsson，2002）的刻意练习概念联系起来。后者指的是个体为了发展特定技能在接受专门设计的指导后进行的单独练习。与埃里克森一样，我们假设译者可以在有限时间内提升自己的表现，直至达到可接受的水平。但是，当达到这一水平之后，进一步的提升似乎就无法预测了。联结主义网络的运行方式与此类似，在一定时间内提升其表现，直至达到可接受的水平。一旦达到这一水平，网络配置就不得不做出改变，以进一步学习。我们认为个人和网络成绩的持续提升与有意义输入密切相关，这些输入能够破坏既有知识的稳定性，从而使学习过程继续向前发展（Alves &Gonçalves，2007）。

埃里克森（Ericsson，2002）指出专家译员的表现更好并不是因为他们能自动从输入样本中提取模式，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理表征品质更高，能够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对未来做出预测。因此，专家译员表现出监控和评价自己表现的能力。我们同意埃里克森的观点，并建议在反映新手译员和专家译员的翻译过程时使用席尔佩罗德（Schilperoord，1996）的认知节奏概念，即在停顿和文本生产的交替中发现的节奏模式，对译者监控和评价自己表现的能力进行评估。席尔佩罗德认为，在文本生产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层次变化，并且可以通过停顿来观察这种变化。雅各布森（Jakobsen，2002）运用席尔佩罗德的认知节奏概念尝试让停顿“说话”，研究了翻译过程中的定位、草拟和修订三个阶段。在雅各布森的基础上，我和马加良斯（Alves & Magalhães，2004）研究了新手译员的认知加工特征，发现新手译员的认知节奏是不稳定的，受试者的认知节奏与他们翻译的目标文本类型之间没有关联，严格的线性加工和缺少足够的认知管理是新手译员认知加工的典型特征。

现有研究促进了Translog的录制功能以及在翻译结束后借助Translog回放功能收集的回顾性报告的使用。我们相信通过Translog能够了解新手译员和专家译员的认知节奏，并希望通过纵向研究更好地了解刻意练习可能对译员表现产生的影响（Alves，2003）。

下文中的数据来自我2005年的一项研究（Alves，2005）。这项研究旨在调查西班牙译员和巴西译员在从英语到母语的翻译过程中努力与效果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我们希望展现如何通过关联性的最大化来调节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更确切地说，在符合关联原则的译者元表征的作用下，译者如何以最少的努力实现最强的语境效果。

我们将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讨论努力与效果之间的关系。

BugBear — Email virus strikes in new form

Computer users were warned last night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an email virus that can stea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allow hackers to take control of infected machines. The virus, a new variant of the BugBear email worm that infec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computers around the world last October, began to spread rapidly from Australia to Europe and the USA at around 8 am yesterday. According to MessageLabs,a Cheltenham-based virus filtering firm which reported about 30,000 infected messages in 115 countries, the propagation rate of BugBear.B almost doubled every hour throughout the morning. There was also a huge surge as US users came online. Like its predecessor, the variant spreads by sending itself as an attachment to every address in an infected machine’s email address book. To disguise where it came from, it uses different subject headings. As well as searching for anti-virus software and disabling it, BugBear.B installs a keylogger to record what the user types,which may allow hackers to recor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uch as credit card details and passwords. It also installs a “Trojan horse” program which could allow a hacker to take remote control of infected machines.Experts analysing the virus code have found that it contains the domain name of about 20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e of the possibilities being investigated is that BugBear.B is able to check whether an infected machine is inside one of these domains and, if it is, launch a dial-up connection that could allow a hacker into the bank’s computer system.

Stuart Millar, Friday June 6, 2003,The Guardian

我们希望研究上述源文本中一个相对简单的短语的翻译，即“According to MessageLabs, a Cheltenham-based virus filtering firm”。我们假设新手译员和专家译员在程序编码和概念编码的识别和加工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希望确定新手译员和专家译员在将英语译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时创建的元表征类型。具体来说，就是研究译者如何处理“MessageLabs”总部所在地“Cheltenham”这个地名。

显然，译者可以直接忽略这个地名，将“Cheltenham”从为生成目标文本而创建的元表征中去除。他们可以认为“Cheltenham”与目标文本的受众无关，不会干扰受众对该短语的理解。有趣的是，我们的受试者，无论是新手译员还是专家译员，都没有忽视“Cheltenham”这一地名。通过Translog记录和他们的回顾性报告，我们希望确定译者为落实具有不同语境效果的解决方案付出了多少努力。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将主要分析四名译者的表现，他们是巴西籍新手译员T1、西班牙籍新手译员T2、巴西籍专家译员T3以及西班牙籍专家译员T4。

巴西籍新手译员T1翻到“Cheltenham”出现的地方用了8分31秒。停顿记录（见图3）显示，他在“MessageLabs”出现之前停顿了14秒，在写下公司名称之后紧接着停顿了84秒。此后直到该语言片段结束，停顿时有出现，总时长为20秒。

图3 Translog记录的T1的停顿

从Translog记录可以看出，T1明显需要分配一些努力来处理名词短语“MessageLabs, a virus filtering firm”中的概念编码和程序编码。在写“Cheltenham”时停顿了大约4秒表明T1对“Cheltenham”一词几乎或根本不关心。他的回顾性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没有生词，这部分不难翻译。我遇到的唯一问题是“Cheltenham”，我认为它是一个城市的名字。（T1）

T1的Translog记录和回顾性报告证实了我们之前提出的一些问题。T1虽然并不知道“Cheltenham”是否真的是一个城市，但在建立元表征时分配给该翻译单位的加工努力只有4秒。“Cheltenham”没有向受众提供任何线索，受众无法建立“Cheltenham”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关联。在这个例子中，很少的加工努力产生了较弱的语境效果。

西班牙籍新手译员T2翻到“Cheltenham”出现的地方用了13分8秒。停顿记录（见图4）显示，他在写下“MessageLabs”之后停顿了6秒，然后是一个蓝色菱形，这可能表示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层次变化，在决定将“Cheltenham”作为公司所在地之前停顿了22秒。此后直到该语言片段结束，停顿时有出现，总时长为26秒，并伴有光标的移动。这可能表明译者在处理“virus filtering”时付出了一些额外努力，因为“virus filtering”只出现在处理的末尾。

图4 Translog记录的T2的停顿

他的回顾性报告证明了这一点。

我应该将“virus filtering”翻译成“programas antivirus”吗？可不可以翻译成“filtros antivirus”呢？①“programas antivirus”和“filtros antivirus” 在西班牙语中都有“杀毒软件”的意思，但是前者的使用频率高于后者。（T2）

T2的Translog记录和回顾性报告同样证实了我们之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西班牙籍新手译员在加工翻译单位“virus filtering”时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这种额外的加工努力表明译者在寻找元表征以及适合目标语语境的表达。T2的认知节奏让我们看到了加工努力与语境效果之间一种不同的关系。T2处理“Cheltenham”一词的方式与T1类似也证明了这一点。

巴西籍专家译员T3翻到“MessageLabs”出现的地方用了4分58秒。T3在四个人中翻译得最快，翻译上述源文本所用时间是T1的一半，T2的三分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T3在加工文本时付出的努力较少。Translog记录（见图5）显示，除了在“MessageLabs”出现之前停顿了3秒，T3的认知节奏几乎没有中断。Translog记录还显示T3在概念编码和程序编码加工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认为，T3的行为与其高级译员的身份相符。

图5 Translog记录的T3的停顿

有趣的是，T3在写下“Cheltenham”一词后停顿了89秒。停顿之后，他又写下了“nos EUA”（在美国）这一短语。这种明晰化策略说明T3尝试将预期受众置于某一语境之中。T3的回顾性报告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借此透视译者对这段文字的元表征。

我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停下来是想看看这座城市在哪里。查了大英百科全书之后，发现有两个“Cheltenham”，一个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另一个在英格兰。然后我决定使用谷歌检索一下。输入公司名称之后，我发现该公司的网址里只有“.com”，后面没有“.uk”。我由此得出该公司在马里兰州，便写下了“在美国”。（T3）

T3的认知节奏分析表明，译者很想为预期受众提供交际线索，以实现目标文本的语境化。T3在回顾性报告中的推理看似合乎逻辑，翻译结果却并不充分。事实上，“Cheltenham”是“MessageLabs”总部所在地，位于英格兰。T3却告诉预期受众该公司位于美国。这种明晰化策略不仅是多余的，在具体语境中也是不充分的。因此，T3分配给该语言片段的额外努力并未产生更强的语境效果。相反，通过明示“Cheltenham”在美国，T3限制了观众的推理加工。虽然T3的翻译经验很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但他在这里的翻译却是有问题的。T3的回顾性报告证明，译者对翻译单位的元表征决定了他对该语言片段的加工方式。在这个例子中，努力和效果呈负相关。

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西班牙籍专家译员T4。T4的认知节奏与其他三位译者不同，他在加工该语言片段时表现出的努力与效果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T4的翻译速度在四名译者中位居第二，翻到“MessageLabs”出现的地方用了差不多6分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T4与T3一样在加工文本时付出的努力较少。此外，Translog记录（见图6）显示，T4的停顿分散在整个语言片段中，这可能表明他对翻译过程以及与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强烈的元认知监控。

图6 Translog记录的T4的停顿

T4的回顾性报告证实了他对翻译过程的元认知监控。

我不知道“Cheltenham”在哪里。查了大英百科全书之后，发现美国和英国都有叫“Cheltenham”的地方。我不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就在谷歌中查看了“MessageLabs”的网页，发现它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接着我又查了www.multimap.com。然后回到大英百科全书并确认“Cheltenham”在格洛斯特地区。最终决定不提这座城市，而是使用“英格兰西部”。（T4）

T4的认知节奏和回顾性报告分析表明，T4与T3一样也想为预期受众提供交际线索，以实现目标文本的语境化。然而，T3和T4的认知加工特征并不相同。T4对收到的信息提出质疑，并扩大检索范围以获得更多的语境信息，最后决定使用明晰化策略，不提该城市，而是将“MessageLabs”的总部置于更广阔的地理环境中。T4的这种明晰化策略有助于预期受众推理加工活动的开展。T4分配给该语言片段的额外努力产生了更强的语境效果，有助于受众对该段文字进行语境化。与前三位译者一样，T4对语言片段的元表征决定了他对该片段的加工方式，对翻译过程的元认知监控有助于关联性的最大化。在这个例子中，努力和效果呈正相关。

本研究表明，翻译过程分析的关联理论路径能够解释努力和效果如何以动态协作的方式处理源文本的隐义和显义，能够解释它们在不同认知环境中的加工。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与概念编码和程序编码信息的加工有关，并受努力与效果之间关系的影响。具有不同专业知识水平的译者倾向于在多层次加工过程的基础上调节加工努力和语境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又受译者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元表征的影响。停顿记录和回顾性报告表明，努力与效果之间的关系也受译者的元认知监控程度的影响，元认知监控是专家译员的表现特征之一（Ericsson，2002），T3和T4的情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T4的停顿记录和回顾性报告表现出更强的元认知监控，而T3显示出的元认知活动则相对有限。我们的数据集虽很小，但却凸显了新手译员和专家译员在翻译表现方面的一些显著差异。反映水平差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建构元表征的元认知活动的差异，元认知活动影响认知努力的分配和相关语境效果的产生。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专家译员通过调节努力与效果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监控和评价自己表现的能力，并生成了强化现有语境信息的元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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