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农民解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赵华灵，张 茜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通过农民解放推进中国人民解放。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解放思想,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发展了农民解放思想。毛泽东农民解放思想中蕴含的农民解放必须维护农民利益,农民解放是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性问题,农民解放必须秉承实事求是精神的观点,对促进乡村振兴和推动农民解放进一步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把农民解放放在人类解放视域中进行思考。追求自由、摆脱奴役,把人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以达到人类解放的理想状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旨归。马克思认为农民解放始于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是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对农民解放产生原因、当前状态、发展前景以及解放方式进行了理论分析。

马克思认为，农民是封建生产方式下的产物,其生存呈现为“人对人的依赖”的非独立和非平等状态,认为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并不处于短工的地位,而是一部分向农奴一样本身就是它的财产,另一部分则对他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1],在经济、政治和人身上都遭受着压制和剥削;马克思还勾画了封建农民解放的前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实现由“人对人的依赖”状态向“人对物的依赖”状态,再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状态的转化,最终实现彻底解放;对于农民获得解放的具体方式,马克思则从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孤立性推导出农民自我组织的困难,并判断出自我解放活动中农民的追随性特点。马克思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所以，农民“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2]677,彼此不能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和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农民具有追随资产阶级,组成“资农联盟”的可能,在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追随无产阶级,组成“工农联盟”的要求。马克思认为，农民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将获得经济和政治解放上的进步:经济上农民进入市场和交易的自主性增强,但随着小生产者的不稳定性凸显,会呈现出向资产者转化或向无产者转化的阶级分化现象,即“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2]273,同时破产农民将和无产阶级一样受到“资本”的剥削并转化为农业无产者;政治上农民则获得了 “法权上的平等”,具有了和其他人平等的法律地位。但转化为资产者的农民终将被历史所淘汰,转化为无产者的农民则将和无产阶级一起对资本开战,因为“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2]456,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农民的彻底解放。可以说,马克思为农民解放描绘了一幅宏观路线图。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农民解放思想,按照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经济解放到政治解放的思路,结合俄国实际,推动了农民解放的具体化实践。列宁根据俄国小农国家的落后国情,认识到农民以及正确的土地政策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依据变动的俄国形势制定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推动俄国革命和农民解放。早在1905年革命前列宁就提出“民主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和消灭割地”的民主革命纲领;1905年革命中,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并充分展现出农民反封建的基本力量,列宁也看到农民新的土地述求,继而用夺取地主土地取代收复割地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土地政策;1905年革命失败后,列宁根据农民的政治代表劳动派和部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国有化要求,得出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斯托雷平改革导致农民两极分化严重,激化了农民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并希望重组小共同体村社来对抗大资本对小资本的盘剥时,列宁在2月革命胜利后制定的《四月提纲》中,提出“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政府所有……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3]的土地政策,激发了农民出身的士兵和工人赤卫队的革命热情,发动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第二天发布的“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给农民使用”的《土地法令》,再次确认了俄国农民的土地要求;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列宁回应农民改善生活境况的需求,实施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再次巩固了工农联盟,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俄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过程,也是俄国农民经济解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列宁从经济上寻求农民解放途径的同时,还从政治上创造条件巩固农民组织、提高农民权利、促进农民解放。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政党和组织的联合及对农民利益的表达。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就提出工农民主专政思想。针对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执政,即“临时革命政府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4];十月革命当天,布尔什维克与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成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 1917年底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实现合并,组成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17年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独立后,布尔什维克又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一起组成临时联合政府。

针对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具有孤立、分散和难以组织的阶级弊端,列宁晚年提出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合作社的计划,希望通过合作社使农民的私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适度结合,并通过合作社组织克服农民的自发性和涣散性,以及加强农民意愿表达,从而“使合作社成为同旧资本主义国家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极重要的因素”[5]。组织合作社要求农民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农民要能识字、读书看报,才能有足够的见识,所以列宁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强调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加强教师教育,以及城市支援农村的方式进行文化建设,进而把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中去。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和列宁的农民解放思想,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农民解放提供了新思路。

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人民解放的具体途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点。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农业中国的最大社会群体——农民,并在“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革命中受挫后,逐步提出以“农民”为革命主体,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引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并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农民解放创造了政治前提。

以“农民”为革命主体,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467。而“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7]136正是中国农民最迫切的物质述求。不同于苏维埃俄国没收地主土地后分给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了解农民需求,制定了承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政策,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保护了农民的经济权利,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耕者有其田”的小生产私有制难以支撑我国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思想,通过把个体农业改造成集体农业,在农业领域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避免了个体农业的两极分化,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落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了人财物条件,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发展。虽然 “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道路一定时期拉大了工农和城乡差距,但仍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

毛泽东从关注农民运动开始,就关注农民的政治权利,强调农民要通过掌握政权、参与政治活动,争取自身权益。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农民必须推翻旧政权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否则“不能有农民的地位”[8]。他在湖南调查农民运动时就强调要“一切权力归农会”;土地革命时期又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并强调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要充分体现农民在政权中的基础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提出建立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逐步健全和巩固。自土地革命开始的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苏维埃暂行选举法》《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和法规进行了制度性保障。

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只有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理念,才能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而这需要农民一定的文化水平为保证。否则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将使得中国农民“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7]212。毛泽东创造了多种加强农民教育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的方式。如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士兵中间广泛扫盲,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开展扫盲运动。毛泽东也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表述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9];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民政治素质,就是既要通过民主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其民主主义述求，又要在民主革命完成后,教育、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之路,从而使农民能够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毛泽东还强调思想建党,通过强化党内思想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从而使农民出身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制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主体表现就是农民解放的再发展。毛泽东农民解放思想对推进乡村振兴和新时代农民解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农民解放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原则

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农民利益的基本内容。以农民利益为原则首先就要保护农民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推进农民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双向发展。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1],“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6]467。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使农民认识自身利益,一方面通过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农民获得各种利益,推动农民解放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始终关注农民问题,维护农民利益,强调“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12]23,并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从“让谁脱贫”“谁来脱贫”“怎么脱贫”的多维视角进行思考和规划,组织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维护农民利益,“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12]17,推动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改革,创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新的有效实现形式,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制度保证。

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起自下而上、农民参与的村民自治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资格,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得到贯彻落实。农村民主监督机制逐步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农村实现全覆盖,村务公开也普遍实行。农村民主管理机制得到完善,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普遍制定。村民协商民主渠道不断拓展,“村民议事”“村民决策听证”等协商形式在全国逐步推广。村委会与农民自治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普遍建立,厘清双方权责边界基础上促进村委会和农民自治有效衔接、良性互动。

(二)农民解放是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性问题

毛泽东对农民解放问题的思考,始终立足战略高度,把农民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和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战略目标相结合。毛泽东认识到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人民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为落后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人财物条件,就难以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创建客观物质基础。所以,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开展土地革命以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则坚持“以农补工”的方式推进我国工业化建设,在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农民解放政策以促进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同样应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创建来认识乡村振兴、农业发展和农民解放。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经济快速增长,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但近年我国劳动力资本上升,国际贸易摩擦频繁,新冠疫情暴发,全球化动荡加剧,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适应新情况,扩大国内市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转化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离不开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开发,即“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13]。而农业发展、农村振兴的主体表现就是农民解放,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认识农民解放问题和创新农民解放途径。

(三)农民解放需要秉承实事求是精神

毛泽东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寻找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推动了农民解放的不断发展。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推动农民解放,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需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建设经验,更应该结合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符合农民利益的乡村振兴政策。为此,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具体措施,需要结合当前农民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的特点,根据农民经济状况差异,引导农民组建多种类型合作组织,推动农民整合乡村资源、促进农民集体共识和行动;需要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创新农民参与公共决策的不同渠道和意愿表达途径,提升农民话语权;需要根据农民的不同兴趣、能力和特质进行相应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培训;需要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智慧科技与农业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实现具体结合并发挥成效。

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解放思想是毛泽东农民解放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农民解放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农民解放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农民解放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毛泽东关于农民解放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坚持一切从农村实际出发、从农民需要出发,在实践中汲取智慧,从农民身边寻找办法,找到推进农民进一步解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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