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多元”,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作用机制——基于宁夏银川市X区的实证研究

王玉栋

（北方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造就了大量新社区和新居民，同时导致城市社区出现邻里关系消失、 “原子化” 、社区服务滞后、居民参与不足和居民社区归属感缺失等问题[1][2][3][4]。对于城市居民在社区遭遇的城市化问题，特别是社区归属感缺失问题，我国城市 “社会保护” 机制启动了两个层面的力量。一是个体层面的居民自我保护。社区居民利用自身资源适应并融入社区，获得社区归属感。二是由社区组织提供的社区保护。随着淘汰 “单位制” 、实行 “社区制” 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区成为适应新时期城市基层政权巩固、社会整合、管理与服务的基本单元，党、政府和社会组织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社区，以期实现基层善治，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4]。2017年，中央明确城乡社区治理 “四大主体” ——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力量[5]。国内学者从学术层面以 “一核多元” 概括新时代社区治理体系的各类主体构成[6][7]，涵括了来自居民个体和社区组织两个层面的城市社会保护力量。经过前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党中央提出2025年左右建立起囊括党组织、政府、各类组织和群众等主体的基层治理体系[8]。

目前国内学者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居民社区融入不足、社区归属感弱化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探索形成了 “一核多元” 社区治理主体，但是学界对 “一核多元” 社区治理主体之于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保护效果缺少实证研究。本文利用宁夏银川市X区居民调查数据，检验分析 “一核多元” 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保护效果和作用机制。

（一）社区归属感及其社会来源

裴迪南·滕尼斯于1887年完成的《共同体与社会》开启了现代社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研究。社区归属感通常被界定为 “对一个地方的扎根感” ， “对居住地的承诺” ， “与地方的情感或心理联结”[9]，以及 “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的心理感觉”[10]。社区归属感源于城市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融入[11]，是城市居民社区融入的心理表征。

“系统模型” （systemic model）是解释社区归属感的主要理论模型之一，在该模型中，社区是一个由朋友、亲属和各类组织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能够不断吸收、同化新成员，使新成员与社区建立关系纽带，融入社区的社会系统，从而产生社区归属感[12]。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居民通过在社区内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参与等方式融入社区，从而增强社区归属感[10][13]。

（二） “一核多元” 治理主体与社区归属感

学界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探讨先后经历了政府一元治理、多元主体分散治理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阶段[14]。其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一个主流模式是 “一核多元” 社区治理模式[6][7]，该模式强调党组织领导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一核” 即社区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多元” 通常包括基层政府部门、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和社区居民等治理主体。

“一核多元” 治理主体为城市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提供了两个层面的保护——居民个体的自我保护和社区治理组织的保护。

居住时间、社会地位和年龄是居民个体实现自我保护的三个关键因素。居民在某一社区居住时间越久、社会地位越高、年龄越大，意味着居民在社区会建立更多的朋友/亲属关系网络和正式/非正式社团纽带，融入社区系统的程度越高，从而具有更强的社区情感[9]。社区居住时间会直接转化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某一社区居住时间越长，居民的 “家园” 感觉越强烈[13]；
社区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助于居民与其所在社区的社会融合，发展 “本地化的社交网络”[11]，提升居民对社区的价值感知[9]，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表达更正向的地方情感[15]，在社区中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越有技巧关心社区事务[9]，社会地位因素对社区归属感有正向的间接作用[16]。年龄对社区归属感具有直接作用[16]，年龄的增长有利于促进邻居间的相互依赖和社区参与[17]。

社区制的实行使城市基层党组织摆脱行政负担，聚焦社区，服务社区民众[4]。党的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更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员的示范带动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18]，扩大居民社区交往范围，促进居民交往关系发展。基层党组织在 “一核多元” 社区治理框架中处于核心和主导位置，发挥着 “难以替代的组织、协调、沟通和共识塑造的功能与作用” ，在城市社区 “原子化” 的居民之间凝聚归属感[19]。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资源下沉基层政策的实施，政府加强履行引导社区组织、整合资源[7]、民意沟通以及社区活动经常化与制度化的支持等职责，对于促进居民交往、社区参与，增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具有积极意义[6]。

长期以来，在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体制下，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由于社区居委会掌握的资源有限，疲于应付上级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20][21]，无暇顾及社区服务、志愿文娱活动、社区环境治理及邻里纠纷化解[22]，无法满足居民的参与需求和愿望，造成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不高[23]，影响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居委会，使得社区居委会拥有资源 “充分发展自治职责” ，加强宣传教育和自治服务活动，凝聚民意，促进邻里关系等[6]，从而重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 “业委会” ）是对业主作为居民小区自治主体地位的一种制度性认可。业委会能够协调居民群体关系，加强社区系统的平衡稳定，实现社区居民的情感整合[18]， “促进邻里和睦，积累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凝聚力”[23]，其治理效能胜过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24]。业委会能够增强居民对小区的掌控，更好地维护业主权益，提升物业服务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加强业主对小区的认同和归属感[25]。物业公司是社区治理的 “三驾马车” 之一。随着党建引领 “红色物业” 实践的开展，物业公司的红色底蕴、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培育和强化，形成了明确的服务标准和考核制度，物业公司的管理流程不断改进，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重视了解居民需求，注重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19]，这些改进举措有利于增进居民的社区交往和参与度，促进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形成[26]。

基于已有相关研究，参考系统模型，鉴于城市居民社区融入与社区归属感的紧密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具有更高社区融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形成更强的社区归属感。

社区居民是 “一核多元” 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文认为，不同特征的社区居民利用自身资源进行自我保护，努力拓展社区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参与社区活动，从而获得且增强社区归属感，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居民个体因素影响社区归属感，既能直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也能通过提高城市居民的社区融入水平强化社区归属感。

在 “一核多元” 社区治理框架中，社区治理组织向城市居民提供社区保护，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管理服务促进居民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强化居民的社区参与度和社区归属感。

假设3：社区治理组织影响社区归属感，既能直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也能通过提高城市居民社区融入水平强化社区归属感。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0年1月宁夏银川市X区社区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和X区内部社区综合信息统计数据①感谢X区组织部门提供的社区数据和对社区居民抽样调查的支持。。社区居民抽样调查数据主要包括小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交往和参与及居民信息，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8岁及以上的社区成年居民。按照街道—居民小区—居民分阶段选取样本，回收有效样本863个，其中，男性占44.5%。社区综合信息统计数据主要包括截至2020年3月X区各居民小区人口规模、居民小区党小组数、社区党支部星级、社区中政府下派的工作人员数量、居民小区是否成立业委会/居民小组、居民小区是否聘请物业公司等数据。

（二）测量

1.最终结果变量。目前，社区归属感尚缺乏统一的测量指标，常用的测量指标有以下几类或组合：社区态度与情感[12]、社区交往感知[27]、社区满意度[28]、社区信任[15]和社区居住心情[16]。本文从以上5个测量指标中分别选取1个测量指标，形成社区归属感量表，具体设计为以下5个陈述：
“我从内心里感觉自己是小区大家庭的一分子” ， “我与邻居比较熟悉” ， “我对自己居住的小区感到满意” ， “小区里的大部分居民是可信任的” 和 “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小区” 等。各个陈述的选项分别为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有些符合” “比较符合” 和 “非常符合” ，分别从 “1” 到 “5” 进行赋值。从以上5个项目量表中提取一个公因子——社区归属感因子，该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1，具有非常高的信度水平，KMO指数为0.82，结构效度较好。

2.中介变量。社区融入包括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参与。本文以 “您在该小区里有多少名经常来往的熟人、朋友或亲戚” 来测量居民在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社区参与的测量，本文使用 “您是否参加过小区或社区组织开展的志愿活动” 和 “您是否参加过社区居委选举投票” 等两个测量项目，选项设计为 “是” 和 “否” ，分别编码为 “1” 和 “0” 。从以上两个项目量表中提取一个公因子——社区参与因子；
该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53，KMO指数为0.5，具有一定的信度水平和结构效度。

3.外生变量。本文将居住时间和年龄设为定距变量。社会地位由家庭月收入测量，设为二分类变量，分为 “6 000元以下” 和 “6 000元及以上” 两类，分别编码为 “0” 和 “1” 。

基层党组织由居民所在社区的党支部星级和居民小区的党小组数等两个指标测量，这两个指标均设为二分类变量，社区党支部星级分为 “2星级及以下” 和 “3—5星级” 两类，居民小区党小组数分为 “1个以下” 和 “1个及以上” ，分别编码为 “0” 和 “1” 。县区级政府机构由机关下沉人员密度测量，机关下沉人员密度为对于每千名居民县区政府机关下沉到社区的工作人员数量，设为二分类变量，分为 “1-3人” 和 “4人及以上” 两类，分别编码为 “0” 和 “1” 。社区居委会由居委会人员密度测量，居委会人员密度为对于每千名居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数量，设为二分类变量，分为 “0-1.29人” 和 “1.3人及以上” 两类，分别编码为 “0” 和 “1” 。业委会设为二分类变量，该指标的测量方式为居民小区是否成立业委会或居民小组①与业委会一样，居民小组属于居民小区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对于一些老旧小区，依政策无法成立业委会，可成立居民小组，负责管理本居民小区的事务等。，选项设为 “是” 和 “否” ，分别编码为 “1” 和 “0” 。物业公司设为二分类指标，测量居民小区是否聘用物业公司，选项设为 “是” 和 “否” ，分别编码为 “1” 和 “0” 。上述二分类变量均作为虚拟变量使用。

4.控制变量。国外相关研究将城市社区人口规模视为解释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将之设为控制变量，由居民小区的人口规模测量，该变量包括 “1 000人以内” 和 “1 000人及以上” 两个类别，分别编码为 “0” 和 “1” 。上述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三）统计模型

本文采用路径模型对外生变量、中介变量及最终结果变量的因果路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获得 “一核多元” 治理主体对社区归属感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及总作用。路径模型的结构方程组为：

在公式（1）（2）（3）中，z1～z10分别表示9个外生变量和1个控制变量，z11、z12分别表示两个中介变量，z13表示社区归属感，p131为z1对z13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p111*p1311为z1对z13的间接作用路径系数，以此类推。

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社区参与和社区归属感等内生变量均为定距变量，本文路径模型适合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和自举再抽样法，以获得更可靠有效的模型拟合与参数[29]（443～444）。本文路径模型含38个自由参数（t），3个内生变量（p）和10个外生变量（q），满足t法则，是可以识别的模型。对于缺失值，采取表列分析法进行处理。本文路径模型分析由统计软件Mplus7完成。

表1：变量的统计描述

模型拟合数据表明，社区归属感的路径模型（见表2）在拟合样本数据方面可以接受。两个模型拟合的绝对指标RMSEA（≤0.1，模型可接受）为0.080，SRMR（≤0.08，模型可接受）为0.008，表明社区归属感模型拟合样本数据较好，可以接受。模型拟合相对指标CFI（≥0.9，模型拟合较好）为0.964，亦表明社区归属感模型拟合度令人满意。

表2：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路径模型

续表

1.社区融入与社区归属感。由表2可见，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总作用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24和0.153，前者大于除基层党组织指标2外其他外生变量的总作用标准化系数，后者大于所有外生变量的总作用标准化系数，两者均达到0.01显著水平，两个指标增加1个标准单位分别带来社区归属感0.124个标准单位和0.153个标准单位的提升。这说明社区融入是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直接社会来源，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社区融入水平越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越强，支持了假设1。

2.居民个体的自我保护作用机制。与系统模型的理论预设存在很大不同，本文分析发现居住时间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比较复杂。居住时间对社区归属感具有负向的总作用和负向的直接作用，标准化系数值分别为-0.015和-0.057，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两者之间不存在总的和直接的统计关联，未支持系统模型的理论观点[12]。对此，笔者认为，系统模型可能并未恰当考察居住时间的作用机制。也有研究发现居住时间与社区归属感不存在显著关系[10][30]。居住时间是一种 “社会化时间”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作用方向与其城市社会境遇密切相关[31]（63），对于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居住时间的作用有限， “家园感” 难以产生[13]。居住时间影响着居民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参与。分析发现，总间接作用标准化系数为0.042，在0.01水平显著，即居住时间通过提高社区融入水平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支持了系统模型关于居住时间的间接作用机制的理论逻辑[12]。研究表明，无论是总作用，还是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社会地位和社区归属感不存在显著关联，其他相关研究亦得出类似结论[32]。年龄对社区归属感的直接作用标准化系数为0.064，在0.1水平显著，年龄增加1个标准单位，社区归属感会直接增加0.064个标准单位。这说明年龄增长可以直接转化为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年龄越大的人更可能安土重迁，产生社区成员自豪感[16]。年龄通过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产生显著、积极的间接作用，间接作用标准化系数为0.014，在0.05水平显著。随着年龄的增长，社区居民的生命周期从未婚的年轻人阶段进入婚姻、生育子女乃至老年阶段，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 “更多的生活压力事件和更少的替代资源” ，从而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17]，更倾向于融入社区，最终增强居民与社区的情感联系。然而，这一理论逻辑并未进一步发挥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通过缩小社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可能对社区归属感产生负向影响。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社区居民年龄越大，特别是进入老年阶段，虽然社区参与较多，但建立和维持社会交往关系的能力下降[33]，随着社区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相继离世，社区内社会关系网络规模逐渐缩小。上述分析表明，假设2未得到较多支持。

3.社区治理组织的作用机制。从总作用标准化系数大小来看，基层党组织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第二大因素。基层党组织指标1（社区党支部星级）对社区归属感具有显著的正向总作用。总作用来自直接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81，在0.05水平显著。与星级较低的社区党支部相比，星级较高的社区党支部能使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增强0.081个标准单位，基层党组织指标1不存在显著的间接作用。这说明星级较高的社区党支部在资源与服务链接、共识塑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提供社会—认知整合条件，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星级较高的社区党支部在组织动员和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方面尚存在不足，未起到促进居民扩大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参与的作用，无法间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缺少党小组或拥有多小区联合共有党小组的小区相比，拥有至少一个党小组的小区能使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显著增强0.141个标准单位。基层党组织指标2（居民小区党小组数）的总作用首先来自其直接作用，其次来自其通过促进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参与所产生的间接作用，这充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动员、资源与服务链接、共识塑造和党员示范带动等方面的党建引领作用[18][19]，促进社区融入，进而产生城市社区居民间凝聚归属感的社会保护效果。

分析还表明，无论是总作用，还是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县区级政府机构与社区归属感不存在显著关联，未支持以往研究的理论观点[6]。这可能是因为县区级政府机构派驻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对社区治理组织和社区工作进行宏观指导监督，在民意沟通、社区活动支持等与居民直接接触、互动联系方面的工作存在不足，无法直接对居民交往、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社区参与及社区归属感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社区居委会对培育居民社区归属感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总作用和直接作用均具有统计显著性。总作用标准化系数为0.084，与工作人员密度较低的社区居委会相比，工作人员密度较高的社区居委会能够使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提升0.084个标准单位。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增加可使社区居委会在完成上级部门交代的行政工作之外，加强服务活动，促进邻里关系，凝聚民意[6]，从而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这意味着社区居委会人力资源投入的增加能够促进居民社区融入，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由表2可知，业委会对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具有显著的正向总作用和直接作用，直接作用标准化系数为0.059，受间接作用的抑制，总作用标准化系数为0.058。一方面，在业委会成立及运作过程中，业主与当地社区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业委会在维护业主权益、保证物业服务、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24][25][34][35]，为居民社区归属感的生成创造了良好的社区环境[1][11][26]。业委会通过社区参与而间接提升社区归属感的作用并不显著，更令人意外的是，与未成立业委会的小区相比，成立业委会的小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上显著缩小0.058个标准单位，导致其社区归属感显著下降0.007个标准单位，这不符合研究假设和以往相关理论预期[6][34]。对此，另一项研究给出了比较有力的解释：业委会的成立及其运作依赖业主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不同精英业主及其支持者因争权夺利而形成 “派系斗争” ，造成普遍的 “业主大众之间不信任和分裂状况”[35]，从而导致居民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无法在业委会成立、运作这一集体行动中再生和发展，甚至出现了萎缩。

路径模型结果表明，物业公司对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总作用、直接作用及间接作用均不显著。这说明目前的物业公司可能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物业公司作为商业组织，具有营利本性，如果缺少有效监管，物业公司易懈怠，导致在物业服务、改善社区环境方面与业主的期望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无法提高业主满意度[25][35]；
二是由于物业公司 “选择执行” 式应付行政命令[36]，偶尔会举办小区活动，但不能明显地促进居民社区融入、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综合上述分析，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

为了应对传统社区衰落和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受到冲击等城市化问题，国内学者提出 “一核多元” 社区治理。本文采用路径模型考察了 “一核多元” 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作用机制。

（一）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社区融入是影响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最显著、最强烈的因素，是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社会来源。居住时间通过促进社区融入，间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年龄直接或间接强化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支持了系统模型及以往的研究结论[12][16][17]，但是本研究表明，居住时间对社区归属感并无直接作用，社会地位与社区归属感无直接或间接关联，对系统模型和以往相关研究结论形成了挑战[12][13][15]，类似的挑战亦来自其他量化研究[30]，居住时间和社会地位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探讨。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业委会等社区治理组织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总体有效的社区保护。坚持党建引领，居民小区党小组通过组织动员、资源/服务链接与共识塑造等机制，有效地促进居民交往和社区参与，服务居民需求，凝心聚意，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星级较高的社区党支部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但是无法显著促进居民扩大社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不具有间接作用。在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的政策背景下，社区居委会逐步回归群众自治功能，其自治效果表现为居民社区归属感的显著增强，需要注意的是，其在促进居民交往和社区参与方面的作用尚不突出。业委会对社区归属感具有积极的总作用，但因 “派系斗争” 而破坏居民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存在削弱居民社区归属感的问题。县区级政府机构因注重宏观管理，对物业公司缺少监管，对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具有显著作用。总体上， “一核多元” 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具有积极保护作用，体现了 “一核多元” 框架满足居民需求、实现善治的功能预期[6][7]，但仍存在不足，居住时间、社会地位和部分社区治理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问题，未能对社区归属感产生预期作用。

（二）实践启示

上述研究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社区融入可为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生成与发展提供社会养分。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应以促进社区居民融入社区、构建社区内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参与等为切入点。第二，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善基层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现代城市社区规模大，尤其在我国城市社区人口平均接近万人规模的背景下[20]，社区党组织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充分服务社区每位居民。本文研究发现，如果在社区内依据特定人口规模成立居民小区党小组，可以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动交往、社区参与及社区归属感的培育。加强星级较高的社区党支部在促进居民交往和社区参与方面的工作，将两者作为评价社区党支部星级的重要标准。县区级政府部门及其下沉社区人员应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与居民的交流沟通，加强对社区居民活动的支持。第三，城市社区治理需要严格贯彻落实将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的社会治理策略，社区居委会逐步回归群众自治性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居委会在促进居民交往、社区参与及培育居民社区归属感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随着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和资源的下沉，社区居委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治理资源，其群众自治功能逐渐恢复，今后应严格落实资源下沉社区政策，使社区居委会有资源、有能力向群众自治性组织回归。第四，加强对业委会的党建引领、指导和监管，防止因 “派系斗争” 破坏业主关系。从理论与政策设计角度看，业委会是促进小区业主自治和归属感形成的有效制度工具，然而因 “派系斗争” ，业委会在协调业主关系方面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基层党组织和相关政府机构等社区治理组织必须加强对业委会的引领、指导和监管。第五，强化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发挥其专业优势。为了克服物业公司服务懈怠，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物业公司的价值引领，相关政府机构及业委会要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管监督，严禁向物业公司摊派超出其业务范围的公共服务任务，促进物业公司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向小区居民提供专业优质的物业服务，创造优美的小区环境，为增强业主的社区归属感创造良好的物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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