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到“边缘”——论戈迪默《偶遇者》中的通过仪式与身份建构

王青璐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00）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小说《偶遇者》（ThePickup，2001）虚构了富有的白人女性朱莉离开大城市和父辈的庇护，随丈夫易卜拉辛移居异国穆斯林村落，再与追求美国梦的爱人分别，独自留在落后村庄，着手建设沙漠绿洲的故事。全球化潮流下“身份问题也是空间问题”[1]109。小说以朱莉经历通过仪式“分离（separation）——阈限（liminal）——聚合（aggregation）”三个阶段的过程串联起中心与边缘，说明人类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展现了戈迪默关于非洲国家在后种族隔离时期全球化大潮下的命运展望，对不同肤色、种族、阶级的人能够“面对面，拉起对方的手，互相倾听”[2]22的期待。朱莉留守边缘区域，致力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选择也同当下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通，反映了戈迪默本人对非洲和全球走向美好未来的期盼。

朱莉的自我身份探索与建构同范·根纳普提出“通过仪式”的三个阶段相契合。“通过仪式”是“伴随每一次地点、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年龄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3]94，仪式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分离阶段、阈限阶段和聚合阶段。分离阶段“包含带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现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称为‘旧有形式’），或二者兼有——之中‘分离出去’的行为”[3]95。小说在开头部分铺垫了朱莉会离开本国，进入分离仪式的伏笔。开场部分，她的汽车抛锚，而她则宛若“猎食者团团围住猎物”[4]11，在道路中间备受周围愤怒人群的言语攻击。堵塞的交通被赫夫南解读为“代表着一个逐渐展开的社会、性别、种族和文化不和谐的迷宫”[5]101。朱莉显然没能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定位与身份，而离开此地开展新生活的尝试则是一种走出困境的途径。法拉曼德法尔为代表的研究者也赞同《偶遇者》是“探索结构”，认为朱莉经历了“一段从无知到成熟的奥德修斯之旅”[6]36。

小说以朱莉和易卜拉辛在朱莉母国不同空间中的生活，剖开了非洲白人生活的“中心”区域在富裕的表层下存在的空心症状，呈现当代非洲的社会生活问题。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认为戈迪默的小说传达出生活在南非的人民在现实中的绝望处境：“南非的情况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没有出路的，不仅对黑人，对白人也是如此。黑人至少有一种归属感”[7]365。家是产生归属感的空间，巴什拉指出家宅是“认同感产生的地方”[8]2。可是朱莉的原生家庭不能为她提供归属感和认同感。她的父母同欧美发达地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离婚后，母亲移居美国，另嫁他人。父亲经常同其他有权有势的白人聚在一起讨论黄金买卖、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印度之旅、全球性金融风暴……不过，父亲的新家庭已经不再容纳朱莉，豪宅没有为朱莉设置个人房间，继母还担心朱莉会同她发生财产纠纷。生疏的亲情斩断了朱莉同欧美发达中心区域产生联系的可能，她也尝试过在本地建立社交生活圈子——L.A.咖啡馆的“圆桌帮”。这是一群同样难以融入主流环境的年轻人，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自认是区别于父辈的新人，享受着父辈在种族隔离时代被剥夺的自由社交生活。事实上，看似自由、自主的生活也无法掩盖住他们的迷惘与不成熟，在易卜拉辛看来，这群人全都是缺乏生活经验的孩子。

小说以朱莉的生活展现了非洲富裕的白人生活圈中存在的空心现象，又以朱莉的丈夫易卜拉辛在朱莉母国的见闻和面临的身份困惑呈现了后种族隔离时代下非洲存在的种族歧视等社会病症。现实中，南非于1991年推出《外国人管制法》，“该法对外国人进入南非和在南非居住的规定作了说明”，被认为“有种族主义历史的基础，并基于许多理由不断受到挑战”[9]9。在朱莉随易卜拉欣离开母国前，小说从未透露任何有关易卜拉欣真实身份的信息，只描写了他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一双带蓝色阴影的黑眼睛，有轮廓分明的唇、雪白的牙齿和跟脸庞一样黑的两撇八字须。读者和除易卜拉辛、朱莉外的其他人物一样，都对易卜拉辛的来历充满好奇。他被朱莉的朋友猜测有印度或马来半岛的血统；
也被认为可能来自吉吉拉特邦或东印度群岛；
而他使用过的化名“阿布杜”听着又像开普敦的马来人中常见的名字。

易卜拉辛“他是谁”的这个客观真实的身份问题被社会话语权力建构出的“他是什么”所取代。他获得了“油猢狲”的称号，因为他在修车厂工作，同时被批准在修车厂后弥漫汽油和机油味的棚屋居住。易卜拉辛带着饱含歧视意味的“油猢狲”的身份标签进入朱莉所在的社会空间内，但也以区别且对立于主权者的他者身份被社会框架包含在内。而“油猢狲”称呼的得来也与当地存在得更为深远、严重的种族歧视有关，易卜拉辛之所以能获得这一职位，还是因为修车厂厂主不想把这个工作给当地“真正的黑鬼”[4]27。“油猢狲”的称谓联系着易卜拉辛在当地有限的行动自由。朱莉的同伴没有给予易卜拉辛同朱莉一样的尊敬，反而猜测朱莉是在哪里“捡到”（pick up）他的；
修车厂的老板反对朱莉同易卜拉辛交往；
朱莉的父亲在看到女儿带着底层移民来自己的豪宅参加派对后，即刻联系当局赶他出境。

顶着“油猢狲”身份出现的易卜拉辛给朱莉带来了改变自己和自我救赎的可能。事实上，朱莉也曾是她所在的故步自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小说交代了她在候诊室遇上两个新发迹的黑人太太的往事。当时，一位黑人少妇向她微微一笑，可她却把头扭开，没做出相应的回应。但是，在底层移民易卜拉辛来到后，她惊讶地发现“小房子变成了一个家”[4]23。在朱莉的住宅里，易卜拉辛第一次尝试了泡澡，因为修车厂后面的棚屋不具备好好洗澡的条件，他的家乡干旱缺水，也不能好好洗澡。朱莉在与易卜拉辛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意识到可以通过给予、帮助他人的方式收获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而在易卜拉辛被勒令离境时，她做出了随爱人一同离开的选择。小说展现了个体进行主动改变的可能，以朱莉的行动，呈现了作者戈迪默对生活在非洲的白人走出种族偏见，超越族裔、阶级局限的期待。

小说借朱莉的生活空间从中心转移到边缘，成为阈限人的经历，来探寻阈限人的归属重塑和身份建构问题。完成分离仪式的朱莉也就进入阈限阶段，成为阈限人。易卜拉辛也是阈限人，早已在心理上同家乡割裂，不再认同成长地的文化传统。此次两人来到易卜拉辛的家乡，实则是进入了一个对两人而言都有过渡性质的阈限空间。阈限人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中，“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
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3]95。通过两人在归属重塑和身份认证方面的区别，小说反思了全球化浪潮对生活在边缘区域的人民造成的冲击，但也以朱莉的选择肯定了边缘地区的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肯定了多元的文化对个体归属营建和身份重构的意义。

易卜拉辛家乡所在地同样处在阈限阶段。他的母国被形容是“殖民强权在离开时强行分割出来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教合一、政治迫害和贫穷迫害并行的国家”[4]9。虽然小说没给出有关易卜拉辛国家的明确信息，可研究者推断易卜拉辛的国家很可能就是北非国家“摩洛哥”[9]13。研究者亨特认为易卜拉辛的母国在中亚，提出《偶遇者》是“将目光转向了中东”，寻求发展中国家的合作[1]112。空间上看，易卜拉辛的村子是远离文明中心区域的边缘不毛之地。村庄常年缺水，边缘是“为广大的一切画下了句点：不要再前进一步了”[4]143的沙漠。时间上看，村子停滞于现代文明发展前，宛如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一些村民居住的房屋破旧，甚至没有正墙。朱莉和丈夫也没有独立的房屋居住，而是住在主屋旁加盖的斜顶房间里，室内没有浴室，甚至还需要专门提热水洗澡。

小说借易卜拉辛形象的建构反思了全球化对生活在边缘区域的个体的精神家园的侵蚀。易卜拉辛认为是父辈把本地的生存、发展资格都给了那些唯利是图的有钱人，由此让广大穷人处在赤贫的状态中。回到家乡的易卜拉辛极为矛盾，一方面“希望一些已经发生在邻国的改变，也会发生在这里”，想要“一个不像其他革命的革命”[4]151；
另一方面又抗拒这些活动，只想得到发达国家的永久居留权，不愿意和落后的故乡有过多联系。为了不被家乡绊住移居的脚步，他没有接下舅舅过继给他的修车厂，只把家当作临时的落脚点，在回来不久后又开始筹划新一轮移民；
拒绝同朱莉在家乡生育下一代，而是想着到别的国家从头开始；
不愿意教朱莉说当地语言，而只想利用她锻炼自己的英语口语；
甚至不知道妻子朱莉每天早上都会去沙漠散步。因为在他眼中，家乡贫困、落后，环境荒芜。

小说对边缘区域的年轻人缺乏文化自信，丧失对社会、家庭的责任承担能力的现状进行反思，同时批判了发达区域通过物质生产和文化产物对落后国家产生的影响。萨义德提出“殖民主义把个人和他或她自己的直觉生活分开，从而破坏了世代因袭的民族身份认同”[10]338。易卜拉辛无法认同家乡原有的生活方式，只想向富裕地区看齐。他认为西方国家是“由电脑、电信设备运转的”世界，欧美国家“拥有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一的电脑。整个非洲只拥有百分之二”，“如果你想住在发达世界里，唯一的方法就是想办法挤进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去”[4]137。所以，易卜拉辛选择移居欧美国家，摆脱原有的族裔身份，建构新的文化身份。他还把朱莉当作自己通往中心发达地区的媒介，企图靠着她去获得一切，甚至让朱莉写信联系生活在中心区域的家人，以帮助自己获得移民推荐函。易卜拉辛被塑造成一个缺乏责任意识、重利轻义的人。这也反映了戈迪默的价值取向：她更期待本地知识青年能肩负起改善家园的重任，减小边缘区域与中心地带的差距。

小说以白人女性朱莉的思想转变来探索“中心”帮助“边缘”，共同合作的可能，肯定了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意义。从通过仪式的角度来看，“阈限有这样一种暗示，即如果没有身处低位的人，就不可能有身处高位的人；
而身处高位的人必须要体验一下身处低位的滋味”，学习“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3]97。朱莉在经历富裕的都市生活到清贫的乡村生活的转变的同时，完成了阈限人从高处到低处的生活转变。也有研究者对朱莉的决定表示质疑。露西亚·博尔德里尼提出：“如果没有他，她是否会像她决定不离开时那样感到脚踏实地”[11]23。但是这个落后、缺水、存在人口流失隐患的边缘沙漠国家能够给朱莉提供强大的归属感，帮助她抵抗来自中心区域的物质、精神诱惑。沙漠穆斯林村落中的生活让她意识到，家族除了依靠血缘关系维系外，还是“一个由权利责任构成的复杂网络”[4]114。家庭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伦理关系，会彼此关心、彼此照顾。这些都是她在富裕的白人原生家庭中没有体验到的。朱莉在易卜拉辛家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丈夫易卜拉辛回家后就开始为一家人忙碌：帮嫂嫂赫蒂彻联系去首都工作后就没有音讯的哥哥，催促与父亲合作种稻米的远亲履行约定。尽管生活贫困落后、思想保守，易卜拉辛一家人依旧维系着正常的家庭伦理秩序，家庭中有着紧密的凝聚力和强烈的家庭归属感。所以不同于丈夫，朱莉在落后的边缘区域发现了建构自我归属和新的自我身份的可能性。

归属营建和身份重构的实现也与朱莉同其他家庭成员形成的紧密联系有关。只有在被其他人接纳的情况下，她才算得到认同，成为家中的一员，收获归属感和新的自我身份。阈限人从阈限状态中走出，就要保持被动和谦恭，“必须无条件服从教导者的命令，还要毫无怨言地接受专断的惩罚”[3]96。在刚到易卜拉辛家的时候，朱莉被全村人当成游客和尊贵的媳妇，被视为易卜拉辛从海外中心地区带回边缘家乡的一件精致却不实用的“礼物”。婆婆不让她加入家务活动中，丈夫易卜拉辛也担心她哪天会突然离开自己，重返富裕的国家。要想融入易卜拉辛的家庭，朱莉就必须放弃原先的身份，接受新的家庭身份，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而大嫂赫蒂彻同朱莉构成了一对互为对照的镜像人物，显示了阈限人在通过仪式中的失败。赫蒂彻是易卜拉辛的哥哥从首都娶回村子的女性，和朱莉一样都是易卜拉辛家族男性证明自我价值的象征物。可是，哥哥在婚后不久就去了油田工作，和家里中断联系。赫蒂彻没有帮助家人做家务，除了自己的孩子，谁的孩子也不抱，变成了让一家人敬而远之的怨妇。她没有顺利地完成通过仪式，让家人认可、接纳自己。不同的是，朱莉选择主动放弃自己的外国人特权，积极融入易卜拉辛的家乡，在教村里的妇女说英语的同时，也跟着她们学本地语言。为了和婆婆拉近关系，朱莉还主动翻阅、背诵《古兰经》。在伊斯兰教的斋月期间，她坚持要和家人一起守斋，因此得到了家庭成员的尊敬。婆婆开始允许她在开斋节时进厨房帮忙，还亲自到朱莉的英语课堂上表示支持。而在行动中，朱莉“观察到自己正慢慢形塑为另一个自我”[4]167。她获得了新家庭的肯定。

戈迪默在朱莉身上寄托了重大的期待，让她成为不同文明、族裔、区域的使者，连接起“中心”和“边缘”区域，演绎人类平等、互助，走向共同富裕的可能。在通过仪式的第三个阶段聚合仪式阶段中，仪式主体“被寄予了一定的期望：他所做出的表现应当与某些习俗规范、道德标准相一致，而这些正是在这类职位的体系中对社会职位的担任者的要求”[3]95。朱莉顺利融入穆斯林村落社群中，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收获家族和社群成员的认同。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朱莉没有在易卜拉辛的村子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是在玩耍。蒙特提出“朱莉对地方的投入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个人解决方案，但在政治上并不令人满意”[12]105，认为戈迪默是在讽刺、否定朱莉的轻率行动。事实上，朱莉准备在沙漠穆斯林村落进行大胆又有建设性的沙漠绿洲改造尝试，以帮助当地人民改善生活环境，摆脱贫困生活。朱莉本人也体验到“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很重要的东西”“一种不可少的东西”[4]160，由此在认知上打破了单一的文化局限，趋向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

“共同体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交流”[13]74，而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也受到了过往的殖民统治制造的分裂的影响。萨义德提出帝国主义最糟糕的影响就是“使人们相信他们只是，主要是，只能是白人、黑人、或西方人、东方人”[10]478，由此制造了个体与个体、群体，还有群体之间认知、沟通的沟壑。在漫长的殖民时期，西方对包括非洲在内的东方进行了妖魔化的处理。在朱莉来到易卜拉辛老家之前，接触的关于沙漠和穆斯林世界的文学作品以及宣传信息大多是“穿上伪装的帝国主义”“纡尊降贵的沾沾自喜”的“英语的骗人把戏”[4]168。现实中，小说叙事在殖民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小说所参与的政治可以澄清、加强甚至偶尔促进对于英国和世界的认识的形成”[10]103。朱莉初次进入沙漠村落时，也是带着猎奇的心态和过往形成的偏见，去围观这个不同的世界。在第一次看到村庄里有两个老人分享一管水烟筒时，她马上想到了《一千零一夜》的插图；
初次听到穆安津时，她觉得那听起来像某种动物的号叫。但是在深入了解村子的生活方式和新家人的信仰后，她开始发自心底地认同文化差异。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能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
要交流，不要取代”[14]524。

沙漠是与中心发达地区相对的存在。在朱莉承担起改造沙漠村落的重任时，沙漠发挥起“超空间”的作用，帮助朱莉更好地完成聚合仪式。在“超空间”中，个体可以“有效地超越了个人身体的局限性，感性地组织其周遭的环境，并明显地使自己处身于可测绘的外在世界之中”[15]100。提瓦利认为沙漠对朱莉有如伴侣般的精神意义，它“让朱莉获得了一个独立的实体，而与这个实体的发展关系，最终将她从阿布都（易卜拉辛）手中解放出来”[9]16。在她凝视沙漠时，会感觉自己“被它吸了进去”，个体的渺小在沙漠中得到了凸显，茫茫沙海中“一切都是搅和在一起的，没有任何旁观者可言”[4]147。能够给朱莉带来超强的震撼力与吸引力的沙漠，象征着中心区域外，广大“莽荒”世界所被忽视的强大生命力和价值，朱莉面对原始未经资本力量雕琢的世界而感到恐慌。不过，经过长期的观察，沙漠形象开始在朱莉的认知中去魅。她发现当地十三岁的孩子都能到沙漠里牧羊。在参观了沙漠绿洲后，她意识到，只要有水，沙漠就会有生命：“生成为广大的绿草原”[4]147。人类可以改善边缘区域的生存环境，适应极端的生存环境。

在极端的环境中，性别差异得到了消弭。朱莉留在村落建设沙漠绿洲的选择也印证了两性的平等。在丈夫选择移居欧美发达地区后，她承担起本应由丈夫易卜拉辛等本地男性知识分子肩负的建设家园的重任，提出要帮助当地发展绿洲经济。沙漠绿洲让朱莉发现了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绿洲中，她看到了棕榈树、稻田，还有带着空调的办公室，以及丈夫易卜拉辛所看重的电脑。于是，朱莉独自留下，为村庄附近的水稻种植提供资金支持。亨特认为易卜拉辛家中的其他女性同朱莉一样，都在承担至关重要和有益的任务，而“全球化城市中的女性是有权势男人的秘书或妻子，她们通过消费而不是创造获得幸福”[1]112。在通过仪式中，“强者的阈限即软弱，弱者的阈限即刚强”[3]203。在对责任的主动承担过程中，朱莉完成了通过仪式走出阈限阶段。

朱莉选择融入边缘村落，留在村落帮家人和邻居改善生活环境也有打破空间边界的意义。珍妮斯·帕尔曼在对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研究中指出，穷人聚集的棚户区在第三世界的边缘性“既是神话，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统治阶级可以用它来证明他们的政策，并增加了对棚户区居民的歧视、排斥和边缘化”[16]71。朱莉以行动打破了中心区域对偏远贫困地区的歧视与边缘化。《偶遇者》的小说叙事可以看作在2001年的恐怖袭击和国际冲突前后创造出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读者感受到了超越种族、性别、文化的力量，得到生命可贵、万生平等的启发，也传递出戈迪默对非洲和人类未来的希望。

小说《偶遇者》以年轻富有的白人女性随丈夫移居沙漠穆斯林村庄，完成通过仪式“分离——阈限——聚合”的三个过程，重获归属感，建构新的自我身份，来想象、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人类能够打破围绕种族、信仰、财富、阶级产生的偏见和隔阂的可能。对于遭遇多年战乱和长久殖民侵略的非洲大陆而言，小说以朱莉建设沙漠绿洲的尝试勾勒出一个绿色、充满希望的梦想。戈迪默在《偶遇者》中展现的创作思想也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强调的人类有肤色、语言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的观点遥遥相对。朱莉在异乡的经历对她的母国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期和全球化进程下，构建包容、和谐、多元的社会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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