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处州的州治、州城与城墙

赵治中

（丽水学院民族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处州的州治、州城与城墙，经过丽水市广大文史工作者多年的探索与研究，已将变迁的脉络梳理得清清楚楚。新近，读到下面两篇文章的论断，反倒使人糊涂起来。

其实，隋开皇九年（589）建立处州时，州治在现今的丽水城，郡衙设在小栝山上。开皇十二年（592），改称栝州①隋时，处州（今丽水市）改名为栝州。到了现代，“栝”字逐渐不用，而多使用“括”字。本文为探讨方便，一律使用地方历史文献中的用法“栝”。，是因为州治设在小栝山上。

［卢约］修筑城墙，为了抵抗唐王朝及其他割据势力的进犯，也有建筑防御设施的必要。当时的城围要比解放初期见到的大一些。它作为古代府城的防御工事，一直使用了一千多年……

“处州府城墙始建于隋代，也就是处州刚刚建置的时候就有了。”张XX（历史学博士）介绍[1]。

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追寻真相，还历史以本真面目，文史工作者必须遵循“写真”“存真”的原则，依据历史文献来直叙事实，并力求表述准确无误；
切忌随意任性，信口雌黄，无中生有，伪造历史，去误导读者。

一

在说及处州的州治、州城与城墙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州治、县治土木建筑的一般顺序。明万历《汤溪县志》中，《建汤溪县治记》有云：

首建县衙，次文庙，次分司都馆，次阴阳医学，次市井街衢。接下来，依次才是城隍庙、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诸坛。而城墙的竣工，则在汤溪设县十年以后[2]。

汤溪县治建成的过程，实际也是一般县治建成过程的反映。州治的规模比县治要大许多倍，但其建成的过程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也得首建州衙——“乃一方政教所自出，千里人心所由萃”；
次文庙——“乃一地文风所系”；
次市井街衢；
次社坛。它们都是州治必备的标配。而城墙的竣工，还得在州治建成多年之后。

处州的州治，到底建于何时？早期的方志有载：

隋开皇九年，废二郡（临海、永嘉）降为县，分松阳之东乡置栝苍县，始以栝苍、松阳、永嘉、临海四县置处州。十二年，改栝州[3]。

隋开皇八年（588），隋文帝派杨广率50万大军过长江而南下伐陈。次年正月，隋大将率军顺利占领建康（今南京），俘虏了陈后主，终于结束了三个多世纪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全国刚统一,隋文帝就将陈地废郡建州，处州只是其中之一。

唐以前州城在今府城东南七里，宋以前州城在今府城西二里，各详古迹焉[4]。

栝州，以山多栝木为名。木，柏叶，松身[5]2。

处州最早的州治，既不在当今的老城区，也非在小栝山上，而是在清朝府城（今老城区）东南七里的栝苍山麓，后人称为古城岛的地方。三年后,处州虽改为栝州，而州治仍设在栝苍山麓，而非在城中的小栝山上。所谓“设在小栝山上”，当属无稽之谈。处州改名栝州的原因，引文虽介绍了由于山名或树名，其实两种说法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州治设在栝苍山麓，而栝苍山因多长栝木而取名。

隋王朝刚建立，又是晋王杨广派人来选址，难免会多从有利攻防来考虑。而古城岛位于好溪与大溪的汇合口，西、东、南三面环水。北靠山崖，岩壁耸立，高险陡绝，宛如屏障，是天然的城垣。正北山凹踩出一条羊肠岭路，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东面临溪的小山，是安营扎寨之地，至今仍叫营盘山。南面傍水，面临大溪，方便驻军攻防与居民生活。仅西面稍平缓，可以开拓与布局市井街坊。因为先前没有民众聚集，未形成聚落，而当时生产发展缓慢，新政权急需巩固，除首建州衙和分司都馆外，其他标配都还提不上日程。这有中唐诗人刘长卿的诗可证：

城对寒山开画戟，路飞秋叶转朱轓。江潮淼淼连天望，旌旆悠悠上岭翻。萧索庭槐空闭阁，旧人谁到翟公门[6]10。

劝耕沧海畔，听讼白云中。树色双溪合，猿声万壑同[6]9。

刘长卿于大历十二年（777）赴睦州（今建德）任司马，贞元初再回吴越。虽然只是两首送别诗，却也是对栝州州治三面环山、濒临大溪的地貌，州衙在岭上“萧索”冷清的氛围，而平旷处并无市井街衢的真实写照。

若以为故城所在，则其地当大溪之冲，崖峻水驶，平衍者不能半里，市井街衢作何位置？且潦水时，至腾涌辄以丈计，板于垣墉（城墙）何由得立？[7]

仅凭“平衍者不能半里”、潦水腾涌而不便兴筑城垣，就否定最早州治在古城岛，显然是无视州治是“山城”孤岛的独特地理形胜。然而，上述诗文却可反映处州州治开初阶段，“有州治而无州城”。随后建置的栝苍县、丽水县都是“依州而治”，在早期也是“有县治而无县城”。至于防奸禁暴、保境安民的城墙，在州治建立的前期，因其工程巨大，耗资与人工甚多，未能兴建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古城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地貌特征，也没有兴筑城墙的价值和意义。那种“处州府城墙始建于隋代，也就是处州刚刚建置的时候就有了”的论断，既缺乏事实根据，也有悖历史常识，未免主观武断。

处州州治，不仅在隋代是“有州治而无州城”更无城墙，即便到了初唐、盛唐时期，州治也未能很好拓展。“平衍者不能半里”的地理环境，地势低矮而屡有水灾的地貌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州治的拓展。

唐贞元六年（790），刺史齐抗以旧州湫隘，屡有水灾，北移四里高原上[8]。

州治二徙，州衙和军府的确是设在小栝山上。故《图志》的“北移”，实为西北移；
“四里”，约为十里。古人的地理志，在方位与里数上不够准确，实属难免。州治迁移至小栝山西面，齐抗势必首建州衙与军府，以及其他必须的配套设施。

唐中和（881—885）间，盗卢约窃据是州，而徙今地，周回十八里。约既被诛时，太守惮于迁徙，遂仍其旧。岁月浸久，颓圮淹没，旧址略存，半以为民居[5]4。

唐中和间，卢约窃据是州，而徙今城。耆旧相传：约之将徙也，访之三平和尚，云“黄牛卧处好安”。因遣人视之，适有黄牛［讹］寝，乃迁之[7]。

故事编得生动传奇，有板有眼，容易让人轻信，但民间传说远没有正史记载可靠；
其旧州因湫隘而移址的因果关系，更让人信服。史志中提到的卢约（?—907），是遂昌人，原为唐军将领。会昌四年（844），曾参与平定潞州之乱。广明元年（880），曾与侄子卢佶一起响应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中和元年（881）十一月，路经松阳而攻陷缙云、青田等县城，还占领了处州城。唐末王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因而天下是“无地不藩，无藩不叛”。卢约乘机搞起藩镇割据，据州自立政权，且坚守28年之久。其间，唐光启三年（887）三月，昭宗李晔即位，迫于无奈，下旨认可卢约为栝州刺史及安抚副使。天祐二年（905），卢约派弟卢佶攻取温州。后梁开平六年（912）三月，吴越王钱镠派儿子领兵进攻温州，卢佶兵败被擒杀于青田腊口；
五月攻打处州，卢约被迫而降，后被杀。

约来，据州为刺史，自镇一方，多所建制[3]。

卢约拥兵据州自守，为抵御唐王朝及其他割据势力的进犯而“多所建制”，确有兴筑防御设施的必要，会在小栝山上兴筑城堞（矮墙），建造营房、炮台之类，在万象山下城东南修建城池。因而，民间故老曾有“或谓僭伪时卢约所筑”的猜疑。但具体建制，史志记载阙略。“周回十八里”，当为州治范围，并非“城围”，因此说卢约修筑的“城围要比解放初期见到的大一些”，还“一直使用了一千多年”，不知作者据何而断？是想当然地无中生有还是夸大其词？

晚唐、五代以来，州治东面城东南会有部分城池的兴建，但史志没有记载；
而小栝山上园林与楼堂亭阁，方志倒有翔实的记录：在州治之南的南园，自晚唐、五代以来就已成为文人墨客游赏的胜地；
至北宋，更成为“名贤胜迹之所萃”的名园。之后，南园周边还建起不少亭台楼堂：咸平二年（999），杨亿建起西亭（郡斋西）和凝霜阁（南园后）；
庆历（1041—1048）年间，李尧俞兴建了照水堂（南园西）；
崇宁（1102—1106）间，杨嘉言建有烟雨楼（万象山顶）；
元祐六年（1091），关景晖造了少微阁（南园西）；
政和（1111—1118）间，钱竽造了拂云亭；
绍兴（1131—1162）中，徐度建造好溪堂，司马伋在南园建点易亭；
乾道（1165—1173）年间，范成大在南园内建起莲城堂与莺花亭；
嘉定（1208—1224），孔元忠建起巽峰阁（南园东）。这些楼堂亭阁，并非州治的基本标配，但它们有如众星拱月，把南园与州衙烘托得更加靓丽。

方志留下州治修建最早的文献，是北宋宣和四年（1122）黄裳的《重修州城碑记》：

栝苍依山为城，凭带关（岗）阜，依（傍）连火（大）溪，固险而难攻。惟东南一面,形势稍缓，下接平陆，有警得专力一隅，要而易守[5]35。

严格地说，重修的是州衙及其周边建筑，其中包栝城堞、兵署等。因为小栝山上的州治，是“依山为城，凭带岗阜，傍连大溪”，并未形成州城。它既没有市井、街巷、庙坛，更因“固险而难攻”“要而易守”，就没有必要兴筑城墙和护城河。

北宋王朝实施“守内虚外”的国策，中央集中了兵权和政权，彻底防止了藩镇割据，因而形成了国内“百年无事”的升平局面。处州也“承平日久……民间不见兵戈垂二百年，东南城池因仍颓废”，“东南被贼（青溪方腊等）州郡，城壁弗完”。

公乃环城按视面（地）势高下，以工筑之繁简、地理之远近，严责属官分而董之。

起仲秋己亥，迄于季冬壬申，用夫四万四千，用钱二面四十有五万。……今兹城也，要而易守，险而难攻……虽万世无可虑也[5]35。

北宋宣和四年（1122），郡守黄烈因唐旧址修筑州治与“东南城池”。不管是卢约据州“多有建制”，还北宋宣和四年（1122），郡守黄烈因唐旧址修筑的州治，都没有特别必要去修筑高耸宏伟而完整像样的城池。这有当时骚人墨客方干、杨亿和叶适的诗文为证：

幸见仙才领郡初，郡城孤峭似仙居。杉萝色里游亭榭，瀑布声里阅簿书[6]18。

郡斋在霄汉，石磴盘曲，策马征登，岗霭滴衣，烟霞满目[9]。

处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峰自翔舞[6]75。

“郡城孤峭”“郡斋在霄汉”，都表明小栝山的州治“不城”——无城，而以山作防御。

二

二徙的州治在小栝山之巅，时间约有五百年，所以明成化《处州府志》卷第一、第二仍说：

府治，旧在小栝山之巅。南带大溪，西列屏障。北则梵宫，钟鱼之声相闻，东则万室，栉比错落。茂林修竹间，楼阁亭台高下隐映，一郡胜概尽在几席下。然陡绝结曲，其路为九盘，陟者病焉。大元时，列戍屯营于上，郡官吏寄治于民舍，迁徙靡定[5]4-5。

粤昔郡治,冠于栝苍山之巅岭九盘上,官舍如蜂房,居虽有升高能赋之娱,殊乏平易近民之意。十余年来,寄治无常所,倏迁数易如传舍[5]37。

州治南有大溪作天堑，西与西山背相连做屏障，北有锦山、茭山与佛寺，三面都不必兴筑城池。小栝山上有州治官署与列戍屯营，地盘不免局促。它不可能分隅与铺，开先是“官舍如蜂房”，后来只得“寄治”于山下民舍，故常常“迁徙靡定”。中唐持刺史李敬仲，只得在城东洞溪边“买山筑室”。自宋以来，万象山“东则万室”——市井街衢、文庙府学，寺庙社坛、隅铺驿站等州治基本标配已全部具备，处州已真正像座州城、县城。故我们不能再说：中唐以后仍是“有州、县治而无州、县城”。

城池之设，所以防奸而禁暴也。……处为东南一方保障，职守御者不可不谨[5]4。

城池有御敌入侵、防洪保民的功能，又为水陆交通之要扼，是城市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标配。它一直为主政者所重视。那么，处州的城池到底建于何时？

至元二十七年，处州路总管斡勒好古、万户石抹良辅议欲修筑，因旧址之半，委丽水县尹韩国宝督役。东北掘地为池，因土为城；
南以溪为池，壅堤为城；
西就山为城，即溪为池。城垣周围九里三十步，高阔不等，城身长计一千五百八十六丈七尺，分军守焉，郡借以为固。国朝因旧，每加修筑[5]4。

处州府据山为城，因溪为池，阻西北而独守东南。城高三丈有五，周围七百九十有二丈。为门六：北曰望京，东南曰行春，南曰南明，西南曰栝苍，西北曰通惠。城楼六所……雉堞三千有六……[3]

这是修筑城池与六门最早的两节文字记载。动议修筑城池，时间则在建州治700年之后，即至元二十七年（1290）。而真正造好，还得往后推几年；
地点是“因旧址之半”，即万象山东边，而小栝山上的旧州治“始在城外”，“修筑新城，始因旧址之半，南以溪为池，西就山为城，于是旧城鞠为茂草矣”[10]。六门亦非一时所建，而是先后陆续兴建。2011年12月考古发现叶如孙于宝祐二年（1254）撰写墓碑，就有兄嫂“合葬于行春门城外”的记载，表明早36年前就有城门。

三

三徙之州治，已移至枣山南麓（今丽水市人民医院东侧）宋相汤歧公故第；
修筑城池既需人工“掘地”“因土”“拥堤”，也充分利用地势的“就山”“即溪”；
规模为“周回十八里”，而非城围十八里，实际城围仅有九里余，折合才2 500米。

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元廷诏谕全国各地修建城廓、堤防以应对起义军。随后，石抹宜孙采纳刘基的建议，“筑处州城，为御敌计”。

［明］景泰（1450—1456）间，山寇攻城，监察御史李俊、指挥使余春重新建造城门六座（与前同）……城壕深阔不等，长计一千五十二丈[3]。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知府张大韶“重新建造”与加筑，并包以采石，颇称坚实牢固。至此，六门与城墙已更像样，城壕也更完整。

直到万历七年（1579）何镗编纂《栝苍汇纪》时，就整个处州来说，虽不是民谚所称“处州十县九无城，只有丽水一条城”，但仍然是外九县“七无城”：“缙云县无城”，“松 阳县无城”，“遂昌县无城”，“龙泉县无城”，“云和县无 城”，“宣平县无城”，“景宁县无城”。县治无城墙而有关门，这有“山城”、城小与自然地理的因素，更与耗资巨大、兴筑城墙的艰难有关。直到明嘉靖年间，除丽水有城外，“惟青田、庆元有城”：

青田县城高一丈八尺，厚二丈，表以四门。嘉靖三十五年（1556）县丞熊绶筑；
庆元县城高一丈三尺，厚一丈，四门。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县陈泽始筑[3]。

自晚唐迄元，处州“城有大小之殊，无迁徙之役”，而后城墙则又有过几次修筑和拓建：明崇祯八年（1635），知府朱葵、推官王明汲修筑洪水冲塌的栝苍、南明、行春三座城门，以及大溪边的城墙。清顺治十五年（1658），增筑临溪城墙。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水高丈余，城倾廓坏无完垛，雉堞无存。二十九年，知府刘廷玑重修。雍正七年至八年（1729—1730），发动处州十县民工与物力，由丽水知县王钧组织施工，用统一规格的城砖修筑城墙：

计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七尺，垛高七尺四，周一千八百五十丈有奇。炮台四，窝铺八，门楼六[11]。

以后，清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年间小修城墙；
咸丰（1851—1861）年间挖掘了城东西两侧护城河；
同治（1862—1874）年间修过城壕。自此，处州古城墙与护城河的基本格局与框架结构一直保留至解放初。

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城池的御敌防洪、保境安民的功能逐渐丧失。民国以来，城砖被居民拆去自用，部分城墙被百姓占去建房，抗战时残破的城墙又挖了大量防空洞。解放后，因城镇建设需要，更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影响市容”、“阻碍交通”、妨碍城建，大部分城墙和城楼被硬性拆除，造成历史文化地标的毁灭。后来，政府不得不花重金与大量民力再去修复，但都不能“修旧如旧”，只留下无穷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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