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场域双重视角下民营企业家制度创业意愿的前因组态研究

□ 张 铭 付姗娜 肖 覃

（1.三峡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2.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民营企业家的制度创业行为对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建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某些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变革的方向与路径。而制度创业行动能否付诸实施，取决于制度创业意愿能否被有效激活。在民营企业家“原罪论”、民营企业“退出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研究如何激活民营企业家的制度创业意愿，推动民营企业家主动参与制度创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创业是指在特定制度框架下，行动者利用资源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获取利益的过程[1]。自DiMaggio[2]在1988 年引入该概念以来，制度创业已经成为学术界解释行动者面对场域同型性压力时如何推动制度变迁的新视角。研究制度创业需将利益和能动性二者纳入制度理论中[2]，而这又不可避免地要破解“嵌入能动性悖论”（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3]，即制度创业研究必须回答，既然行动者的能动性已经嵌入于场域之中，并被场域中的制度所形塑，那么，行动者又是如何构建新制度，并推动制度变迁的？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化约为制度创业动因等研究问题[4]。制度企业家是制度创业主体，因此制度创业动因研究落脚到个体层次，其实质是要回答制度企业家的制度创业意愿是如何被激活的。围绕该问题，制度创业学者从不同层次探讨了制度创业意愿的前因，试图回答“谁是制度企业家？如何成为制度企业家？”[5]。

总体而论，现有对行动者制度创业意愿前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层次、组织层次、场域层次和环境层次。在个体层次方面，现有研究发现，反思性（reflexivity）和社会技能（social skill）是激活行动者制度创业意愿的重要前因。一项小型汽车制造商的案例研究表明，反思能力使设计师识别了创新轨迹与现有轨迹间的差异，不断引导创新轨迹的发展为公司带来了活力，成功完成了制度创业[6]。而拥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能与其他行动者建立必要的联系，有效感知制度期望的不利地位，这促使他们想通过变革的方式改变现状，由此产生制度创业意愿[7]。在组织层次方面，现有研究表明，场域中网络位置（network position）对行动者的制度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中心位置观和边缘位置观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中心位置观认为，处于中心组织的行动者，更易感知到场域内部的矛盾冲突、利益资源的不匹配，从而产生制度创业意愿[8]。持边缘位置观的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边缘组织中的行动者能根据竞争力需求重新定位业务系统，与其他行动者实施合作战略，即使在场域中未占据主导地位也能成为制度企业家[9]。在场域层次方面，现有研究显示，场域成熟度（field maturity）和场域模糊性（field opaque）可能也是行动者制度创业意愿的激活因素。现有关于场域成熟度的研究大多将行动者所处场域划分为成熟场域（mature field）或新兴场域（emerging field）。一项关于加拿大“艾滋病治疗倡议”的案例研究表明，身处新兴场域中的行动者能体会到现存场域中对自身不利的制度安排，并向其他可能为其提供资源和平台的行动者寻求帮助，由此产生制度创业意愿，实现制度创业[10]。与之相反，成熟场域中的制度化程度较高，行动者寻求战略改变的可能性增加，一旦从中获益，便易于得到其他行动者的支持，同样能产生改变制度的想法[11]。而场域模糊性的研究显示，无论行动者所处场域内部属于机会不透明（opportunity opaque）、机会透明（opportunity hazy）或机会模糊（opportunity hazy），行动者都有产生制度创业意愿的动机[12]。模糊场域下的行动者无法探清当前场域的制度安排，对事物常存怀疑态度，引发改变现有制度的想法，从而产生制度创业意愿[13]。也有学者认为，身处机会透明场域的行动者，能及时发现并预判场域内部其他行动者的动作，会萌生引导制度安排朝自身有益的方向发展的想法[14]。在环境层次方面，影响行动者制度创业意愿的前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技术发展和可能的政治危机[15]。制度企业家往往诞生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如社会的剧烈变化、某项技术遭到破坏或者相关规则的临时调整等因素[16]。组织场域内外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促使行动者发觉环境的不一致性，从而激发其制度创业意愿，引发制度创业。

现有制度创业意愿的前因研究大多以案例和综述呈现，且大部分学者或关注因果关系研究中的充分性分析，未能回答哪些前因是必要条件或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应[17]；
或基于普适思维或权变思维探究单一前因条件的“净效应”，忽略了不同前因间的组态效应，也无法解释与现有研究不一致的结论。

本文以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个体层次和场域层次的前因，试图探讨民营企业家制度创业意愿的前因。之所以聚焦于个体和场域层次，一是相对于组织和环境层次，个体和场域层次的前因探讨较多，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二是个体和场域层次前因对民营企业家制度创业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或直接。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很多是新创企业，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企业家即企业，企业即企业家[18]。即使企业进入高速成长时期或成熟期，民营企业家仍然很大程度上掌控着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如马云之于阿里巴巴、马化腾之于腾讯等。另一方面，制度创业的本质是变革场域中现存的合法性逻辑，场域既是民营企业家制度创业的空间，也是民营企业家制度创业意愿最直接的外部约束因素和机会与资源的来源。在个体与场域双重视角的基础上，本文拟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回答：制度创业意愿各前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民营企业家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必要条件？哪些前因的组合可促使民营企业家产生高/ 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

如上所述，本文将视角聚焦于个体层次和场域层次。从现有研究来看，个体层次前因主要包括反思性和社会技能，而场域层次前因则主要包括场域成熟度和场域模糊性。下文将逐一分析反思性、社会技能、场域成熟度和场域模糊性对制度创业意愿的可能影响及其机制，并构建本文的组态模型。

（一）理论分析

1.个体层次前因

（1）反思性。反思性是一种不期待得到他人关注，而转向内心交谈与自我反思的单独活动，具有个人主义、工作优先性和背景不连续三个特性[19]。可将其划分为在位反思性、挑战者反思性、表面反思性和超反思性四类，每一类反思性都有助于制度的稳定或变革[20]。

持反思性特质论的学者以Mutch 为代表。Mutch（2007）[19]以安德鲁·沃克接手运营公共房屋为例，研究发现，沃克是通过不断地与自己对话、思考现有制度安排和总结工作经验，才成功脱离现有困境并成为一名制度企业家。反思性特质论强调行动者精神层面的自主反思能力，思考现有制度安排合理与否的同时构建新观念，方能寻找契机推动制度创业。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存疑，一方面认为反思特质论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易导致心理决定论[5]；
另一方面认为，反思性即使发挥作用，仍需要场域层次或组织层次条件的配合。因此，个体反思性是否有助于制度创业意愿形成，仍悬而未决。

（2）社会技能。社会技能是向其他行动者赋予意义和身份、动员其他行动者合作的能力[7]。培养行动者社会技能可从构建“故事”、设定议程、明晰场域模糊性和确定性及说服其他行动者等多个方面展开[21]。

拥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擅长解读人和环境、制定行动路线，与不同的群体产生共鸣，以传播预建立的框架[22]。他们也能清楚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结识更多利益相关者并获取认可[23]；
这类行动者还能促使自身发现并利用创业机会[24]，也常运用同理心选择最合适的策略和战术，以动员盟友并战胜对手，使新制度融入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业[25]。而社会技能作用的发挥并非无条件，同样需要场域条件等的配合。

2.场域层次前因

场域是制度创业发生的情境所在[15]。制度创业学者主要从场域的成熟度和模糊性两大性质出发，探讨场域条件对制度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

（1）场域成熟度。部分学者认为，行动者的制度创业意愿是由场域成熟度的差异性导致的。根据成熟度的高低可分为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26]。

对于场域成熟度如何影响行动者制度创业意愿主要有两种观点。持新兴场域观的学者认为，场域发展越新兴，场域内部不确定性越高，行动者更能通过制度碰撞获取灵感以寻找发起变革的机会[27]。他们也能通过集体行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使场域外的制度逻辑以合法化形式存在于场域内，由此实现制度创业[26]。持成熟场域观的学者则认为，成熟场域中制度稳定，个体更易捕获其他行动者预期的信息，从而产生对现有制度施行变革的意愿[11]。也有学者指出，场域具有动态性，场域类型会随行业发展而变化，因而无法确定究竟是成熟场域还是新兴场域更能引发制度创业[28]。并且，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成熟场域观或新兴场域观讨论，而对介于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间的场域类型研究较少。

（2）场域模糊性。根据机会的性质，场域可划分为机会不透明、机会透明和机会模糊三种类型[14]。当观察者难以识别其他行动者做法，无法理解政策措施和目标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不能衡量政策执行确切结果时，不透明性就存在了，其所在场域称为“模糊场域”（opaque field）[29]。

制度创业意愿是在模糊不清、清晰可见还是若隐若现的组织场域下更加强烈，学者们意见不一。Dorado（2005）[14]认为，只有在清晰可见的组织场域下，行动者才能抓住场域内的机会，以确定新的制度安排并获得支持与认可。模糊场域中的个体难以识别因果复杂性和实践多样性，所谓的“墨守陈规”可能会扼杀那些寻求变革个体的创造力，制度创业意愿也被禁锢[29]。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模糊场域中的行动者经历的一切都具有不可预测性，怀疑论促使行动者很容易支持结构变化，从而激发变革意愿[13]。也有学者[12]整合了Dorado（2005）[14]等的模型，分别对应机会模糊、透明和不透明三种类型，总结了可能引发制度创业的条件。他们认为，对于任意一种清晰度的场域，只要长期积累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行动者都有可能成为制度企业家。

（二）组态模型

制度创业意愿前因的“净效应”研究为探究二者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普适思维或权变思维，探讨反思性、社会技能、场域成熟度和场域模糊性等单一前因条件对制度创业意愿的线性影响，少有整体性地考察不同层次前因条件的联合效应。部分研究虽考虑到了多重因素耦合对制度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但囿于研究方法，无法定量追寻前因条件与制度创业意愿的非对称性关系。

鉴于此，本文选取个体层次的反思性与社会技能和场域层次的场域成熟度与场域模糊性四个前因条件，构建如图1 所示的组态模型，旨在探寻个体和场域层次的四个前因条件在制度创业意愿生成过程中的多重并发因果机制。

图1 组态模型

（一）量表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1.初始量表编制

社会技能和场域成熟度均拥有国内外成熟量表，而现有研究对反思性、场域模糊性和制度创业意愿的测量研究较少，尚未开发成熟测量量表。本文遵循Churchill（1979）[30]的编制程序，反思性、场域模糊性和制度创业意愿的量表开发整体步骤如下：首先采用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现有相关文献厘清前因条件的定义和表述；
其次进行小组讨论，编制问卷题项；
最后由两位专家评审题项，修改或删减可能存在歧义或不正确的题项，得到初始测量问卷。

2.量表结构检验

本文的调研过程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部分。预调研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湖北省的部分民营企业家为预调研对象。共发放问卷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10 份，有效回收率为73.33%。

本文首先对反思性、场域模糊性和制度创业意愿三个分量表进行项目分析。若某题项的纠正项目的总相关系数（CITC 值）小于0.5，则删除该项目[30]。本文随后对项目分析后保留的题项做KMO 与Bartlett 球形检验，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和主成分法对保留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最后，进一步检验量表的信度。结果见表1。

表1 初始量表的检验结果

如表1 所示：（1）各题项的CITC 值符合要求，故全部题项予以保留；
（2）根据吴明隆（2010）[31]提出的检验标准可知，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3）根据梁建和樊景立（2018）[32]的权威标准，三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80，具有较高信度。

（二）数据收集

本文正式调研以民营企业的创始人或现任核心高管为对象，以湖北省内的民营企业为样本企业抽样框，通过线上“滚雪球”和现场实地调研的方式发放问卷。本文共发放问卷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52 份，有效回收率为60.80%。

（三）变量测量

社会技能和场域成熟度均采用国内学者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和指标；
反思性、场域模糊性和制度创业意愿采用本研究开发的量表。民营企业家基于李克特5 点评分方法评价题项（1= 不同意；
2= 比较不同意；
3=中立；
4= 比较同意；
5= 同意）。社会技能测量主要参考吴湘繁等（2015）[33]翻译的Ferris 等（2001）[34]开发的社会技能量表，共5 个题项，如“在社交场合，我总是很清楚该说什么和做什么”等。场域成熟度测量采用蔡俊亚和党兴华（2015）[35]开发的市场不成熟度量表，并反向计分，共4 个题项，如“市场容量很难确定”等。

（四）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fsQCA 和NCA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本文拟检验单个前因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fsQCA 能定性检测前因条件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而NCA 能定量检测前因条件在什么程度上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正好弥补了fsQCA 的不足[17]。其次，本文拟检验个体和场域层次的不同前因对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效应，这与QCA 适用于探究多层次前因对结果的作用机制相契合[36]。

（一）信效度分析

参照温忠麟等（2004）[37]的建议，首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由表2 可知，单就5 因子模型看，各拟合指标均满 足 要 求（χ2/df=1.182，RMSEA=0.035，TLI=0.974，CFI=0.978），5 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优于其他模型。

模型拟合检验之后，参照张伟雄和王畅（2018）[38]的建议，进一步检验量表的信效度，首先，通过软件SPSS 21.0 检验量表的信度；
其次，鉴于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假设变量间的因子负荷相同，故进一步检验其组合信度（CR）；
最后，计算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结果见表3。

表3 信效度分析结果

由表3 可知，样本分量表的信度均大于0.80，测量模型信度良好；
五个分量表对应潜变量的CR 均大于0.70的标准，证明量表有良好的信度；
各分量表的AVE 值均大于0.5，量表收敛效度得以验证。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所发放问卷均由同一调研对象填写完成，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39]。本文运用SPSS 21.0 软件通过哈曼单因素分析对此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提取了5 个大于1 的特征值，且单个因子最大解释了31.858%（＜40%）的变异。结果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三）变量校准

校准是将前因与结果变量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40]。参考Fiss（2011）[41]的校准方式，本文选择所有连续变量的25%、50% 和75% 分位值作为目标集合的临界值，对原始取值进行数据校准（见表4）。校准后模糊集隶属分数存在0.5 的情况，本文在0.5 的基础上减少0.001，以避免样本不被纳入分析的情况出现[40]。

表4 各变量的校准临界值

（四）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采用NCA 和QCA 两种研究方法检验特定前因条件是否是某一结果的必要条件。NCA 分析从必要条件的效应量和瓶颈水平分析两部分展开[42]。若效应量（d）不小于0.1 且显著（p＜0.05）[43]，则认为其为必要条件。本文采用上限回归（CR）和上限包络分析（CE）两种不同方式得出NCA 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NCA 方法的效应量分析结果

由表5 可知，反思性和场域模糊性虽显著，但其效应量太小（0.064 和0.017），不能认为是制度创业意愿的必要条件。社会技能和场域成熟度检验结果不显著，也不构成制度创业意愿的必要条件。进一步使用CR 技术进行瓶颈水平分析（表6）。

表6 NCA 方法的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由表6 可知，要达到100% 制度创业意愿水平，需要49.0% 水平反思性和10.8% 水平场域模糊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QCA 方法检验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并以一致性水平0.90 作为判别标准[44]，结果见表7。

表7 基于QCA 方法的单一条件必要性分析

由表7 可知，各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0，表明其不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五）组态分析

本文使用fsQCA 3.0 分析导致高/ 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fsQCA 分析会得出三类解：简约解、中间解及复杂解，根据中间解和简约解确定核心和边缘条件[40]。综合考虑样本及数据情况，本文参照杜运周等（2020）[45]的做法，将整体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PRI 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0。考虑到样本量较大，且设置案例频数时要保留至少75%的案例数[46]，本研究选取3 作为案例频数。组态结果参见表8。

表8 产生高/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

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有2 个，分别是H1a 和H1b。两个组态解的一致性为0.878（＞0.80），说明两个组态是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充分条件。在组态H1a 中，个体层次的反思性和社会技能分别作为核心和边缘条件存在，场域成熟度作为核心条件缺乏。该组态强调民营企业家自身的作用，有“英雄造时势”之感，可将其命名为：自我激活型。在组态H1b 中，反思性和场域模糊性分别作为核心和边缘条件存在，场域成熟度作为核心条件缺乏。拥有反思性的民营企业家能率先探清模糊场域中存在的机会，可将组态H1b 命名为：情境触发型。

产生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有3 个，分别是NH1a、NH1b 和NH2。三个组态解的一致性为0.877（＞0.80），说明三个组态是产生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充分条件。

1.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分析

（1）组态H1a：自我激活型。该组态意为：无论场域模糊性存在与否，只要是处于成熟度较低的场域且具备反思性和社会技能的民营企业家，将会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强烈的反思性特性促使民营企业家更倾向于向自己寻求答案，善于从细枝末节中提取他人难以识别的观点，从而抓住改变现有制度的机会。同时，掌握社会技能的民营企业家也擅于展现人格魅力以寻求他人认可，成为推动场域规范变迁的制度企业家。组态H1a 中场域成熟度作为核心条件缺失，意为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民营企业家或身处新兴场域，或身处介于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之间的场域类型。新兴场域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反思性和社会技能驱动民营企业家深入思考当下境况，制定可行的计划以吸引其他行动者参与。不仅如此，介于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之间的具有反思性和社会技能的民营企业家，也能感受到处于边界错位或边界桥接场域类型下的矛盾和冲突。他们想方设法突出重围以获取更多切身利益，由此产生了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

组态H1a 表明，单一前因条件不能激活民营企业家制度创业意愿，反思性和社会技能必须与相应的场域条件协同。该发现也支持了Fligstein（2001）[21]、Maguire和Hardy（2006）[23]和Mutch（2007）[19]等的观点。

（2）组态H1b：情境触发型。该组态意为：无论社会技能存在与否，对于拥有反思性特质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即使处于成熟度较低的模糊场域，那么民营企业家仍能成为制度企业家。偏新兴场域内部，机会的模糊性限制了民营企业家观察其他行动者的做法，也阻碍了其观测政策的贯彻执行。反思性恰好弥补了模糊性对民营企业家的限制，促使民营企业家推开场域中的浓雾以摸索场域未来发展机会，进而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

民营企业家的反思性起始于对现状存在的疑惑或感知的不稳定性，由此质疑现有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产生不寻常的做法欲使之改变。这不仅与Mutch（2007）[19]等的观点相契合，也突出了行动者对机会的“警觉性”或“机敏性”（Alertness）。有学者认为，身处模糊场域中的行动者难以产生制度创业意愿[14,29]。而组态H1b 说明即使身处模糊场域，行动者仍有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可能性，这也是对场域模糊性与制度创业意愿关系的一个拓展。组态H1b 支持了Mutch（2007）[19]、Arnold（2017）[13]等的观点，且进一步将反思性、场域成熟度和场域模糊性整合进激活制度创业意愿的前因条件中，弥补了单一前因条件“净效应”的不足。

2.产生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分析

（1）组态NH1a：双重抑制型。民营企业家处于机会较清晰的场域中，能发现当前场域内部潜在的发展机会。但由于缺乏对现状的深入反思和必要的社会技能，潜在的机会不易被发掘，久而久之民营企业家便被环境潜移默化，沦为制度化的个体。因此，该组态下的民营企业家不能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

（2）组态NH1b：被动受限型。成熟场域中的制度相对确定，场域中的机会透明可见或若隐若现，行动者能更好地观察其他行动者的做法。然而，身处该场域中的民营企业家由于社会技能缺失，无法动员其他行动者并获取认同，更难发起集体行动，由此，民营企业家无法产生高制度创业意愿。

（3）组态NH2：主动受限型。成熟场域中的制度安排已根深蒂固，即使存在偏离主流趋势的其他制度，也可能被利益相关者制裁。该类型的民营企业家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和利用机遇的能力，倾向于固步自封，更不用说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组态NH2 强调，民营企业家反思性和社会技能的缺乏放大了成熟场域的劣势，其制度创业意愿仍不会被激活。

3.组态中条件间的互动关系

从组态H1a 和H1b 中，可进一步发现条件间的互动关系，参见图2。这两条组态来自于同一简约解，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反思性和场域成熟度分别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和缺乏，社会技能和场域模糊性作为边缘条件存在。

图2 组态中条件间的互动关系

在H1a 和H1b 两条组态中，反思性和场域成熟度缺失存在互补性，二者合力驱动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产生。反思性注重内心自我交流，企图达到精神层面的升华；
成熟度较低的场域内部制度处于发展阶段，改革阻力较小。

对比组态H1a 和H1b，当处于成熟度较低场域的民营企业家拥有反思性时，其社会技能和所处场域的模糊性只需其一，便可实现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原因在于，社会技能有助于民营企业家结识其他利益相关者，并与其建立合作关系，这是主动行为；
模糊场域具有不可预测性，民营企业家为追求更多切身利益会产生改变现有场域制度的意愿，但有可能是被动的。分别身处这两个条件下的民营企业家，更容易迸发制度创业的火花。因此，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社会技能与其所处的模糊场域相互替代，同反思性和较低场域成熟度一并激活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

由组态H1a 和H1b 可知，被调查的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通过这两个组态实现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反思性在两个组态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说明民营企业家能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与民营企业家自身强烈的反思性高度相关。

（六）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提高案例频数和原始一致性阈值进行稳健性检验[40]。第一，将案例频数由3 提高到4，总体一致性保持0.80 不变；
第二，将总体一致性阈值由0.80提高至0.85，案例频数保持3 不变。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9。

表9 稳健性检验

如表9 所示，采用两种方法产生的新组态与原组态一致或为原组态的子集，表明本研究数据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152 位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运用fsQCA 与NCA 相结合的方法，探寻了个体和场域层次四个前因条件与制度创业意愿的多重并发因果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必要条件。第二，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有2个，可划分为自我激活型和情境触发型两类；
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有3 个，可划分为双重抑制型、被动受限型和主动受限型，与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组态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第三，在一定条件下，组态中的前因条件存在互补和替代关系。第四，在激活民营企业家制度创业意愿时，个体反思性至关重要。

（二）研究贡献

（1）进一步推动了目前的制度创业研究。首先，在方法层面，本文聚焦于个体层次和场域层次，创新性地将QCA 和NCA 方法引入制度创业意愿研究中，探究了前因条件与制度创业意愿之间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其次，在内容层面，研究结果证实了制度创业意愿的驱动机制并非取决于某一独立变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创业意愿研究之不足。如反思性和社会技能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需要场域层次的条件相互配合，方能激活制度创业意愿。再次，大部分学者基于“二分法”探究场域成熟度，而本文将其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处理，初步探索了介于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之间的场域类型对制度创业意愿的影响。

（2）本文较好地解释了现有研究仍悬而未定的结论。现有研究对个体反思性是否有助于制度创业意愿形成的看法仍未有定论。而本文得出个体反思性对激活制度创业意愿至关重要。这也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和回答。

（三）实践启示

首先，强化亲清政商关系，聚焦新兴场域。政府应进一步重视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合法互动，构建良好的亲清政商关系，关注处于新兴场域中的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家提供独立思考空间和发展机会。如，可组织更多创新创业和经验交流活动，营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培养行动者反思性和社会技能，让行动者在融洽的氛围中更了解其他行动者发展动向。同时，也应继续强化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的理念，激发民营企业家的勇气和担当，专心从事于创新与创造活动，妥善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次，强化思想解放，培养反思性特性。民营企业家应进一步解放思想，重视对自身反思性的培养，通过与自己反复对话以获取精神层面的认同感。对于处于新兴场域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反思性可克服场域内机会模糊带来的阻碍，使他们更有意愿思考当下所处环境从而发现新机会。

再次，知晓深厉浅揭，找准实践场域。民营企业家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因时、因地制宜，找准制度创业实践的场域。在驱动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中，民营企业家大多处于新兴场域。因此民营企业家要善于寻找行业中的新兴事物，与现有制度和环境建立联系，以获取更多合法性。此外，要与其他行动者建立合作关系，汲取他们对现有场域的理解和经验，积极投身于实践变革。

最后，强化秉轴持钧，领悟非对称性。民营企业家及其他社会主体都需认识到，激活制度创业意愿并非简单地将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条件补足，而应把握好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组态中的核心要素。例如，民营企业家及其他社会主体不能仅因为前期社会技能的缺乏导致了制度创业意愿较弱，而认定只要培养了熟练的社会技能就能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究其原因在于，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和非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之间具有因果非对称性。同时，即使行动者拥有了社会技能，仍需与其他如场域层次的条件相结合，才能激活制度创业意愿。

（四）局限与展望

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文仅以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如国有高管等，探究其他社会主体制度创业意愿的生成机制。

第二，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取样范围仅限于湖北省部分城市，收集的数据可能会影响研究外部效度。未来可收集更多其他城市的样本数据，深入探究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
也可进行多情境下的制度创业意愿研究，如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国外，对比中西情境下激活制度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明晰国内外产生高水平制度创业意愿的条件组态的异同点。在数据收集方式上，本文采用问卷收集数据，可能存在着深入现象不足的劣势，未能结合实例展开更精细化的质性研究。未来可采用公开数据和中小样本案例，强化定性比较分析的案例导向属性。

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仅选取了四个前因，对制度创业意愿的生成机制的解释力可能有限。未来研究可以纳入更多前因条件，如制度异质性和个体社会地位以及制度基础设施等，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创业意愿前因条件模型。也可聚焦于某一层次，如个体层次的反思性、社会技能、个体社会地位等条件，更加精细化探究单一层次的前因对制度创业意愿的联合效应。并且，本文仅关注了个体和场域层次的前因对制度创业意愿的影响，未来还可纳入如组织层次（如组织网络位置、组织能力和组织资源等）、环境层次（如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和环境不确定性等）等不同层次的前因，探究多层次前因对制度创业意愿的组态效应。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仅探讨了民营企业家个体与场域层次前因和制度创业意愿间的静态关系，无法反映各阶段民营企业家制度创业意愿的变化。今后可将时间纳入QCA，基于动态组态理论[47]，深入挖掘各阶段的前因条件组合与制度创业意愿的复杂因果关系。也可采用TQCA 方法进行时间序列组态分析[48]，探究不同排列顺序下的前因条件对制度创业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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