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思想的价值意蕴

史 巍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二十四处提及“生态”相关问题，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布局，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等方面提供了思想指南和方向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国式现代化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断，这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概括，更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理念性指引，这一论断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力图从人与自然问题与现代化之间关系入手，探析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价值意蕴，发掘其对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生态文明所体现的价值与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先来自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以西方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理性反思，如果说现代化更多被理解为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那么现代化与通过科技革命和生产方式革命提高效率和实现增长就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联系。从历史发展逻辑上看，西方式现代化是率先出现的一种现代化模式：从产生过程看，西方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同一过程，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既体现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掠夺，也伴随着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直接性的殖民以及间接性的掠夺过程，更有对自然的利用、改造、占有、征服的过程。从现实过程看，西方式现代化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逻辑，以物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以及资本增殖为现实逻辑，以“越多越好”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自然在生产的意义上服务于实现增长目标。因此从其产生发展过程和理论现实逻辑看，西方式现代化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忽视了生态效益，这也是西方式现代化的教训。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提出新的现代化思路，即不以单纯增长为目标，而是以协调发展且发展结果服务于人的现实需要为目标，这一现实需要也充分考虑了生态利益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在反思西方式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发展逻辑代替了增长逻辑。西方式现代化的增长逻辑事实上是其资本增殖逻辑的反映和表现，资本增殖逻辑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越多越好”的目标，其背后是忽视自然和生态的代价。马克思指出:“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1]“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2]也就是说，生产并不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生产物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为生产而生产。资本增殖过程在现实性上需要通过物的生产和物的占有及其在社会中的流通予以实现。从理论上讲，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应占有全部劳动的财富。而资本主义对于财富的积累不是基于劳动力所得，而是一种剥削关系和劳动真实价值的丧失。“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资本带来人的价值贬值的同时，也会带来自然价值的贬值。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4]作为财富源泉的自然在占有逻辑下，随着生产的商品无休止增长，来自于自然的生产原材料也不断消耗，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必然带来危机。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5]资本的个人所有，使个人更多关注财富增长而不考虑为此牺牲的群体利益和社会效益，在科学和工业加持下，西方式现代化在加速生产的同时，也在加速消耗自然能源和要素，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即便在今天，西方式现代化已经意识到自身存在这一问题，但只要资本逻辑仍然发挥核心作用，只要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并以此作为财富获得方式的状况没有改变，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事实上也难以在实践层面上得到解决。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提出建立在对增长逻辑的反思和克服基础上，而以发展特别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作为核心理念，使其既需要考虑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更需要考虑实现发展的路径和代价。

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首先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在人类文明初期，中华民族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产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识，“怀柔百川，及河乔岳”表达了人对待自然的态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表明人类体察自然变化以文化自身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人的财富和生活来自于自然的基本理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论述，也体现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始终将尊重自然本身的规律作为利用自然为自身服务的前提性条件。“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正是遵守这一规则为人们带来的有益结果。中华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尊重态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发展的基本认识，并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拓展其内涵和实践方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初期，完成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特别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解决全体人民温饱问题成为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出发点，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保护森林、保护沿海渔场、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等政策，此后无论是关于农林生产中山地的“吃山养山”策略，还是解决森林资源不足中提出的开展全国大规模“植树造林”政策；
无论是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积累经验、方向和方法，还是在根治黄海自然灾害等的治理和抗灾斗争工作中，持续提出“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统一规划农业、牧业、林业、渔业生产”等重要思想。这既坚定了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也发挥了共产主义精神，把自然和生态放在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意义上予以对待。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在发展中如何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成为重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提出将工农业生产发展、市政建设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结合的思路，关停造成水污染的工厂，基本解决大气、水质污染问题。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中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是治理山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整治河堤、疏浚航道等工程以及“绿化祖国，造福万代”口号的提出从系统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视角审视人与自然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旅游的牌子打出去”“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等重要观点和论断，不仅深思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关系，更提出了推动自然资源开发保护中实现经济利益的新思路。此后党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深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时，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党的十九大又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衡量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角度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之中，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推进、全面发展。从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从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中国以极大的决心和力度实现在现代化征程中推进“人与自然”的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所强调的生态意识始终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提出既有深厚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一贯主张的体现，更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守正创新的新思想新理念，其目标在于更好实现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在从“增长”到“发展”的逻辑上对发展有了更高的目标和更深入的理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所体现出的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理念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单一生产力或经济数量增长，而是始终以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惠及全体人民的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这就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尊重自然的基础性作用，不能为了增长而付出环境和自然代价。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的理念使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清晰的思路和目标，体现出关注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类的协调发展以及惠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可持续性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出鲜明的辩证智慧和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6]“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
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7]在这些表述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人与自然天然的一体性以及人与自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一体性角度，将人与自然关系理解为一种内在关系，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作为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人与自然“统一”意义上将“统一”的内涵在“共生”意义上予以诠释，体现了对这一“统一”关系的中国式理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立足唯物史观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人与自然的统一作为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既产生了“实体”和“自我意识”等近代以来认识论哲学的思想争论和“高深莫测的创造物”，也伴随着工业文明不断进展而形成“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发展构成了实践意义上把握、处理和真实认识两者关系的基本视野。作为实践主体人的自然属性，使人必须善待自身产生于其中的自然。首先，从人的存在本性上看，“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现实状况决定人看待自然的特殊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5]。这表明人与自然的统一从本质上说在于人存在于自然当中的生命存续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并不能够以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简单对待自然，否则人与自然一体性被破坏所导致的较远的、晚些才能显现出来的后果就需要人承担无法估量的巨大代价。其次，从人的实践过程上看，人的实践总是人利用自然力而改变自然的过程，自然就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详细论述了自然界与人的关系，他指出人必须通过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而维持自身的生存，在自然维持人的肉体持存的意义上，“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8]。这不仅表明人自身所具有的自然生命力转化为人的天赋才能、欲望等，使其作为自然存在物构成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更指明了自然作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提供者，是工人肉体持续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8]。自然资源的产品表现为食物、燃料、衣物、住房等形式，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自然资源分为社会资料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前者包括具有丰富鱼类资源的水域、具有强大肥力的土地等，后者表现为可以用来航船的江海河流、作为生产资料的煤炭、树林、金属等。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在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更为重要的在于，人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利用自然力而为其提供物质生产的巨大能力，马克思在评价大不列颠工人的发展成就时明确指出，工人们所奠定的新社会即现代工业社会的真实基础就是“把自然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9]。这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本身事实上来源于自然本身的力量，正是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力量而发展工业的过程中，能够运用自然规律和借助自然力量的能力，以及变换自然界的物质形态、改变自然力量发挥作用的条件、利用和储备强大的自然力使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生产力。人与自然之间从生命体产生和持存意义上的从属关系、身体机能的延展关系以及人所拥有的力量不过是自然力量的形式变换的关系为“人与自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以上三个维度上阐述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基本观点，第一个层面“人与自然统一”于人的自然生命本性；
第二个层面“人与自然统一”于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物质交换过程；
第三个层面“人与自然统一”于人将自然力转换为生产力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看到人对自然的态度既依托于人的生命本性和存在方式，更服务于人自身的生产和实践活动的根本目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然具有对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对“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思考为中国式现代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人与自然统一”观点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更从“共生”的意义上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论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其中儒家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关系具有本源上的一体性：从“生”的意义上讲，万物并育，各正性命，这就表明世界中的所有人与物都需要按照它生的本性发育成长；
而从“一体”的意义上说，这要求人们不仅要将他人看作与自己是血脉相贯的，而且也要求把整个自然界的存在物也看作是自己生命存在的一部分。儒家关于人与自然之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把对自然规律的遵循的完善，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把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的价值，爱护一切动物、植物和自然产物看作是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人必须按照大自然的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与儒家相似，道家将人与自然都看作是生命存在形式的同时，也意识到自然界与人一样都有自身存在与承受的限度，因而人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应当在这个限度之内，即人在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时要防止“物极必反”，更不可滥施滥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且“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逻辑被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继承，毛泽东同志将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与人获得自由联系起来理解，指出“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并号召开展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兴修水利等大型工程，推进实现文明发展的生态实践。邓小平同志也将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指出“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此后无论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的统筹发展，还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人与自然之间文明和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关系定位在“共生”关系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共生”首先体现为自然对人的生命和生活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意义，对于人来说自然是人身处于其中的天然环境，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因此人必须生活于自然之中才能过属人的生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共生”也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内在共生关系，自然不仅关涉人的生命存续，更对人的以生产实践为代表的物质活动和以审美艺术为代表的精神活动体现出基础性和前提性作用，而自然本身也因为人的存在而增添了许多超越自然的物质能量变换和文化蕴涵，使人与自然呈现出崭新的样态，自然本身已经成为人生存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共生理解既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与自然统一”思想的继承，更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理解，以及中国人特别是当代中国人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与自然统一”思想的当代中国认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不断深化和与时俱进的结果，也是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思想回答了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中国这样有着独特历史文化的国家，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和回应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其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一脉相承，又体现了伴随时代发展的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对该问题的时代答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党和国家对当下发展路径的时代回答，更面向未来展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应该朝向何种目标、实现何种样态，这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理想存在样态，“共同体”思路既贯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理想社会形态的未来展望，更将这一路径拓展到人与自然关系上，达到对这一问题理解的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中都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解与人与人的和解，将其作为理想社会形态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1]。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8]。人对自然的态度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谈及劳动异化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工人越是占有外部对象和感性自然界就越来越失去生活资料和维持肉体持存的手段，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肉体主体的身份，这就使人的自然属性在某些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被扭曲和异化，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丧失了劳动的创造性并因自身的自然需求而为资本所控制，这是社会关系扭曲了人与自然统一性的表现和反映。不仅如此，在谈及人类社会当中不同性别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映射，即在人与自然的“类关系”中所表明的人对自身自然性的克服和征服，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表明了人对人的自然规定性的控制、征服，这就体现为人类当中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男女之间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而这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5]。在实质上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4]，与此相对应，人对人的狭隘关系也反过来更加深了其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如何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实现二者和谐统一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是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而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到那时，“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2]。结束生产者与自然条件的分离状况，取而代之的将是生产者与自然条件之间的紧密结合。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真正实现了“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4]，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两个和解”的思想包含了其对理想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景，而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关系真正和解的社会条件，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共同体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并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两个和解”的经典论述中体现出只有以共同体的方式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才能真正解决其存在的矛盾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奠定了制度基础，从根本上为在现代化的征途中实现“两个和解”提供了最为充分的条件。但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创造高度发达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征途中，也需要回应如何认识自我与人类文明中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处理生产发展与生态良好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共同体”是其中的重要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和解”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和基本立场。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强调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在问题中求同存异，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意义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理解不但将自然界理解为与人息息相关的生命系统，更提出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内在一致性，人类社会共同体与自然界共同体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共同体”。这就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了“整体生命观”，即不仅“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自然和人也建立了“整体性生命”；
不仅自然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人更是自然或宇宙整体生命的一部分，这就将自然提高到与生命同等地位的伦理高度，更将对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互为依赖的有机联系的强调提升到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

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解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也从共同体的意义上回答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在回应仅将自然生态作为生产资料因素存在的理解时，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等重要论断，将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更创造性提出“生态生产力”，明确指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自然和生态在人的生产实践中的重要性不仅停留于为生产提供物质基础和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中的被动因素而存在，而是体现为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能动性，提出借助自然力量创造性提升人利用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将人与自然从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的二元对立关系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将对人与自然关系在生产中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为实现人与自然更高程度上的和解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回应人们对价值和财富的单一化理解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本身就是价值”“生态是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的宝藏”等重要论断，将生态要素作为人的价值和财富的一部分，为当代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提供了具体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要论断，在发展目标上追求文明发展和永续发展，在关系定位上提出“共生”关系，在解决思路上提出“共同体”方案，既体现出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价值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更对于其他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处理类似问题体现出重要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在实践当中予以贯彻落实，从而真正实现通过自然生态保护为人民创造共同福祉，创造在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的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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