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贾鲁河流域信仰探析——以功德碑刻资料为中心

孙 豪 飞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功德碑和纪事碑无论是形制与内容还是立碑地点和立碑群体均有着极强的相似度。只不过功德碑内容偏向歌功颂德，充满溢美之词。已有研究成果基本涉及了明清时期的水利纠纷、贾鲁河水运价值、水运环境以及漕运与城镇发展变迁等内容，但对贾鲁河流域居民的信仰文化研究成果罕见。下文在碑刻资料的基础上，借用传世文献对明嘉靖至清嘉庆的贾鲁河信仰文化及形成原因进行初步探析。

从地理学角度解释“流域”是指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分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两类。如果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相重合，就称为闭合流域；
如果不重合，则称为非闭合流域。平时所称的流域一般都指地面集水区。明清时期贾鲁河流域位于河南地区中部，行政单位上是明朝开封府辖区，范围相当宽泛。而明嘉靖至清嘉庆年间的贾鲁河具体流经地区可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亦在许多碑刻中被提及。首先，万历三十三年范守己奏言中提到:“查荥阳之东、广武山南一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镇，而南经尉氏、扶沟、西华之东、沈丘之南。在元史名为郑水，土人名为贾鲁河者也。南至周家口与颍水合流，名为沙河，至颍州正阳镇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阳镇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1]在明代人的观念中，贾鲁河流经地点已经十分具体，只不过关于何时以贾鲁命名此河尚有争议。《大清一统志》明确记载：“贾鲁河有三源。西二源出荥阳界。东源出梅花山北麓合流于张家村。下流至京水镇为京水河。又北受索须二水为双桥河。元季因漕运不便。令贾鲁疏治。起郑州下至朱仙镇。皆名贾鲁河。”[2]碑刻文献中关于何时以贾鲁命名此河也有待商榷，因直至清乾隆年间贾鲁河仍是指局部河段。如《惠济河碑记》载，“入牟名贾鲁河，以元臣贾鲁当疏之也”[3]450。很明显，明清贾鲁河并不是今天所指的全河域，而是自中牟伊始方为贾鲁河。

贾鲁河流经范围，同样可见于清代所立的《广惠河记》和《惠济河碑记》等碑刻文献资料：

余按贾鲁发源荥阳之僧圣泉，合京、索、须三水。历荥泽，绕郑州西南，下与金水合流。过中牟，至祥符之朱仙镇而南，西南诸水咸会焉[3]445。

元至元，问河决夺汴故道，遂湮。即今浚仪渠乾河涯皆其蹟率成平陆。贾鲁着，元臣也。鲁浚汳自中牟经祥符而东汇滍河，历陈州境，入江南颍上，以达于淮……戴贾鲁功，遂以命河[4]。

由《明实录》《大清一统志》和《续河南通志》并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明清贾鲁河流域范围在明朝河南开封府内。文中贾鲁河流域特指紧邻贾鲁河的区域。

基于贾鲁河流域的各种方志与王兴亚《清代河南碑刻资料》等，目前已整理出35通信仰类功德碑刻资料(表1)。贾鲁河流域内信仰可大致分为国家祀典、民间地方信仰和佛教信仰。国家在祀的碑刻有26通，佛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碑刻有9通。《明史》载：“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5]1300其中，主要国家祀典以道教中的城隍神为主，城隍神主要是以有功于一方人民的民族英雄担任，贾鲁河流域除普遍供奉的纪信之外还有岳飞，另外其他在祀的有关羽、扁鹊(盧医老爷)、炎帝、火神、玄帝(颛顼)、杜如晦、萧何和曹参。河神类或龙神类有白龙神、金龙四大王、黄黑白三龙王和圣母；
民间信仰有战国魏国尉缭、汉鲁仲康、东汉蔡邕、三国魏国阮籍和明魏尚贤。佛教信仰有汉传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

表1 贾鲁河流域信仰类功德碑刻

表1(续)

明清两朝的国家祀典对象略有不同。相较于明朝，清朝时期贾鲁河流域将龙神和玄帝等增加到国家在祀对象中。总体而言，明清两朝贾鲁河流域的信仰存在相似特征。

(一)官方祀典下的多元化

根据表1统计出的35通信仰类功德碑刻可知，国家在祀对象的功德碑刻共有26通，比例高达74%，其中：城隍类功德碑8通、关帝关羽功德碑5通、龙神功德碑4通、火神功德碑2通、盧医老爷功德碑2通、岳飞功德碑1通、炎帝功德碑1通、玄帝功德碑1通、杜如晦功德碑1通和萧何与曹参功德碑1通。可见，贾鲁河流域的信仰以官方在祀对象为主，以守护城池的城隍神与有着“护国佑民”和“财神爷”双重属性的关帝关羽为次。

“城隍即城池也……明洪武初年，敕京师及府、郡、邑，凡建城池者，必悉立城隍庙，以神所凭依。”[3]453由此可见，明清城隍神等级体系依照现世行政体系建立,城隍庙相应地主要建于都、省(首府)、府、州和县治。城隍庙与城市级别对应，但存在一城多城隍庙的独特个例，而这种现象源于城市空间与布局的调整与发展。目前，学术界关于贾鲁河流域的城隍庙研究主要是以行政区域为研究范围。据考证，最早的省城隍庙出自河南省，并考证出省城隍神早于省城隍庙。后来，在清朝官方主导下，首郡城隍庙升格为省城隍庙，省城隍城升格为都城隍城[6-7]。同时，城隍信仰不仅能引导民众崇德向善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还能对城市发展如城市规划以及商业繁荣等起到积极作用[8]。亦如《重修城隍庙碑记》所载:“迨国朝定鼎以来，士横经，耕力田，工咸理，商贸迁，熙熙噑噑。”[9]

“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两局”[5]122，而清朝依“其祀典可稽者，初循明旧，稍稍褒益之”[10]，根据《明史·礼四》《清史稿·礼一》及《清史稿·礼二》部分的记载对比可知，明清两朝的官方祀典对象并无较大差异，清朝大体上沿用了明朝旧制。城隍神是明清时期最为重要的神祇之一,它连接官民,成为透视传统信仰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窗口。上级城隍庙通常以下级城隍神祔祀,表示上下统属关系；
处于行政体系末端的州县城隍庙则多以乡里土地神衬祀[11]。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祭祀城隍,应是从明初开始[12]。贾鲁河流域流经的城市都会有城隍庙和城隍神信仰，以此可见城隍神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普遍性。除城隍神这一官方祀典对象外，贾鲁河流域还有13种不同类别的官方在祀对象，由此可见官方祀典下的信仰多元化。26通官方祀典对象的立碑群体多是邑令主导的士绅群体，民间严格遵循官方在信仰方面的倡导。

(二)圣母与关圣帝君信仰组合南下

“贾鲁发源荥阳之僧圣泉，合京、索、须三水”，上游在荥阳和新密一带，地理位置紧邻南太行山脉及晋地。而贾鲁河流域的圣母与关公共同祀典的组合可能是受到晋地区的影响，应是流域外来神灵信仰。神灵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流动性和传播性,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往往会由一地传播到另一地。为了使外来信仰更具社会影响力,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往往会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其更加符合当地社会的现实需要。这种“本土化”或“地方化”改造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了神灵信仰在官方的支持消失之后,能否继续在地方社会得到传承和发展[13]。

《关羽：从人到神》总结出关羽具有8种神职：战神、财神、科举神、治水神、司法神、送子神、移民神和会党神[14]。统计与分析贾鲁河流域功德碑刻《关帝庙碑记》《关帝庙重修记》《关帝赞碑》《重修玉仙圣母关圣帝君庙碑记》和《重修关帝庙记》，探知关帝在该流域肩负三大神职：战神、治水神和财神。另外，通过对“圣母殿和关圣帝君”的组合及贾鲁河流域朱仙镇一带的关帝庙宇重建与立碑群体的分析可知，该流域深受晋祠与晋商的影响。晋祠早期记载为“叔虞祠”或“晋王祠”，主神是唐叔虞，但至迟到宋元祐二年(1087)，圣母殿已成为独属圣母的神殿[15]。

明清时期发达的贾鲁河水运造就了沿岸地区诸多商业城镇的兴起，如朱仙镇和周家口等。《祥符县志》载：“朱仙镇，天下四大名镇之一也。”朱仙镇位于贾鲁河航运终点，下达周家口，由淮河通安徽和江浙，舟楫畅通……这个有利的交通条件，决定了朱仙镇商业的繁荣[16]。拥有晋属性的“圣母”“关帝”信仰的“本土化”，可能与晋商南下从事的一系列商业活动有关。朱仙镇商业的繁荣多有赖于山陕客商,河南本土人经商意识淡薄[17]。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重修关帝庙碑记》和《本庙全图》两碑所镌商人名号中，既有按行业开列者,也有按地域开列者。山西商人主要集中在平阳府和绛州,这些地区应是山西商人的祖籍所在，拥有山西商号206家[18]。

无独有偶，濮文起写道，庇佑漕河是关帝神职的一部分，此说法源于潘季驯治河过程中多次梦到关帝显灵保佑河道无恙一事。《乞赐高堰庙额祭文疏》有详细记载：

万历六年三月，袛承明命，督理河漕，如此堰为黄淮关键，锐意兴复，于七年正月二十四日，躬往视之，苃舍而居，夜梦一大将军赪面欣髯，引臂提石，示臣以必成之方。一老兵持帚扫地，谓臣曰：“此云长关公也。”臣矍然起曰：“扫者，帚也，其谕臣以复薪乎？”遂为席宫，举一像禋祀之，则宛如梦中所见矣。众皆鼓舞，因檄司道分属并举，而中间显灵，助顺返风，历历可纪[19]。

发达的漕运、因漕运而兴起的商业名镇以及官方政府对该流域的重视与治理促使南下的晋商来到贾鲁河中游地区，共同开拓商业神话。清嘉庆年间,贾鲁河流域商业繁荣，呈“商贾辐辏,户口殷繁”[20]的景象。

(三)龙神与河神信仰与日俱增

山水之间则有信仰。关于龙神与河神信仰从何而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则水系发达之地崇神；
二则干旱区域祈雨。碑刻文献中的贾鲁河流域河神信仰以对专职河神龙神的崇拜为主，有新密地区的《邑侯李公重建白龙王庙记》《赞白龙王庙诗》《创修斗龙沟三龙王庙记》和贾鲁河入颍河处的《周口南岸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为证。具体到明清时期,水患影响加重使河神名目更为繁多,其人格化特征也更为明显,几乎所有河神都为人格神(表2)。换言之，明清时期的河神名义上还是专职水神，但实际上河神的形象已经具象化为民间有功之士。

表2 贾鲁河流域功德碑刻所见明清官方祀典对象

通过对《明史·礼》与《清史稿·礼》的部分比较可以发现，在官方祀典对象中，除了明清两季皆有的金龙四大王以外，清朝相比前者增加了各种龙神祀典。多灾多难的贾鲁河不仅承担了中原地区与东南沿海的水上联系重任，造就了流域内商业城镇的繁荣，还承担起了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历史重任[21]。据文献资料考证，水患是造成明清时期开封地区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河神庙宇的分布受到河流远近的影响[22]。金龙四大王在众多河神信仰中最为兴盛，此信仰以开封地区为主，并影响至周围区域[23]。从本质上讲，明代的治河河神凸显的是民间神向国家神的上升与转换，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而金龙四大王在清朝完成了自然神向人格神的转变[24]。可见，清朝对龙神或者河神的重视程度高于明朝。

综上，可以从佚失和现存的功德碑刻窥得明清时期贾鲁河流域的信仰结构由官方引导在祀和民间私自祭祀组成。其中，官方在祀的信仰景观的修建次数和信众规模远超于民间群体，修缮庙宇和树立碑刻群体大都是以邑令为首的官员和士绅；
而民间百姓私自祭祀的多是前朝的功臣良将和贤圣，如三贤祠的阮籍和蔡邕等，修建缘由多是地缘关系。换言之，他们生前是本地人，因丰功伟绩或才华卓群而被本地人所崇拜，进而产生后来的祭祀行为。从官方祭祀对象来讲，清朝比明朝增加了较多龙神，如白龙王和黑龙王等。追溯其原因，一是贾鲁河在清朝时期的漕运价值远远大于明朝；
二是贾鲁河本身就处于黄淮水系中，其较发达的水系多有河神和龙神信仰。因此，众多信仰汇集于此，形成了以官方祀典为主、民间地方信仰次之的多信仰交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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