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怡，张 东
（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重庆 400000）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并将其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七大国家战略之一［1］。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乡村建设需要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2］。在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外流，女性成为农村的主体，我国目前在乡镇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16-70岁女性约有2.5亿人［3］。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4］作为农村主体的女性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任务，她们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建设者，成为乡村振兴人才建设队伍的中坚力量，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5］。农村妇女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者与承担者，她们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女性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被赋予了新的角色期待。广大农村女性被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定位在家庭劳动和传统种植农业中，这种角色制约了女性的全面发展，忽视了其在社会公共事务、基层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利于激发女性作为乡村振兴主力军的活力。因此，深入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的角色转变及其困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重庆市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为一体。重庆市武隆区位于重庆东南部，H乡为西南地区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农村代表。H乡位于桐梓山东麓群山之中，山势高峻、岭大沟深、地理位置偏远，辖区内现居9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约30%，具有多民族及其文化多元特征。H乡外出打工人口约占当地劳动力的30%，其中绝大部分为男性。大量劳动力的流出，造成传统乡村中的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经济发展内生力减弱。在全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建设者，在乡村各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重庆市武隆区H乡可以作为研究西部多民族乡村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实践的个案。通过实地走访，在2021年12月全面了解H乡妇女生活现状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四位当地村民和妇联领导（年龄从31岁到61岁，身份有农民、竹笋厂老板、养殖场老板、妇联主席、肥料店老板、美发店老板、超市老板、饭馆老板、乡政府文旅、妇联负责人、原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考察当地妇女在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活环境和自身角色的变化，探究农村女性角色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角色定位、角色转变的动力机制、困境及其对策，以便更好的关注到农村女性的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6］。社会将按照规范来要求和形塑个体，个体必须符合社会认可的性别身份和地位。在这一交互过程中，社会性别实现并固定了性别模式，并且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的分层系统及个体的生活选择［7］。因此，女性角色可以理解为女性被社会所赋予的一整套规范和行为，是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女性角色的变化跟女性身份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是社会中女性个体存在形式的动态表现［8］。
传统儒家学说对男女地位和分工提出一整套理论体系，对女性提出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要求。传统的性别文化强调 “男尊女卑” ，女子要 “三从四德” ，倡导 “男主外，女主内” 的家庭模式，即男性负责家庭中的经济、应酬事务，女性则安排家中事务，双方互不干涉。传统的性别分工使女性被圈定在个人的生活领域、社区环境中。社会和家庭并不期待她们参与社会活动，只需要将角色定位在家庭中相夫教子就好。家庭层面，农村女性是家庭照料和家务劳动者，女性的职责不仅仅是生命的孕育、生产以及喂养，还包括照料老人、为一家人准备食物、打扫卫生等，及各种支持人口再生产的活动和人力资本培育服务［9］。经济层面，农村女性是农业生产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女性作为一支重要力量被动员和整合到农业生产中来，使传统 “男耕女织” 分工瓦解，催生了农业生产女性化的新现象，但是农村女性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缺乏职业角色选择和变更的自由［10］8。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为农村人口向流入地流动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和转移的途径，市场经济的理性为劳动力转移中性别先后次序的确立提供了依据［10］9。男性劳动力先行向外流动，女性留守家中，使传统乡村中的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经济发展内生力减弱。而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农村女性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建设者，社会对她们提出了新的角色期待。快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程给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影响，这些既有力推动农村妇女生活方式和乡村性别秩序的转型与发展，同时又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和乡村的性别秩序［11］。农村长久以来的传统女性角色也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发生着变化，农村女性角色正处于传统和新时代过渡时期。
1.农村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外流，传统 “男主外，女主内” 的家庭模式逐渐解体，留守在家的农村女性在 “主内” 的同时也开始 “主外” ，承担起过去由男性负责的家庭对外事务，成为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
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些（人情消费交往等）主要是我那个公公在看嘛，一般就是他们去，现在都是我在整这些了。他（丈夫）平时在区上也回不来，哎呀，其实他回来反而也整不好。（案例9）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权力结构逐渐从纵向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夫妻关系，社会关系的建构责任也逐渐从父辈转移到子代。城镇化进程加快了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外流，使得传统乡村家庭中主体男性缺位，女性必须承担起所有的家庭事务，她们不只关注家庭内部的琐碎事务，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对外人情交往和人缘关系维护等活动都由留守的女性管理负责。农村社区发展加快，女性成为乡村家庭结构中的主体，她们延续了传统家庭照料者和家务劳动者的角色，但已经由过去服从上一辈或男性户主的执行者转变为管理者。这种家庭事务的管理和对外交往能使农村女性编织和建构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中获得社会支持，是农村女性从家庭角色进入社会角色的一个重要途径。
2.农村女性也是家庭决策者。近年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让农村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程度加深和受教育的水平提高，性别平等状况在逐渐改善，农村女性的家庭决策权逐渐提高。
一般就两个商量到来嘛，有些事他也不咋清楚噢，现在做这个有收入有些小事我直接也就决定了，不是说还要找哪个拿钱。（案例1）
我考虑事情要比他考虑得全面一点，因为他长期在外面打工这些，对家里这些发展哎他都不了解，所以都征求我的意见。（案例4）
农村女性的性别意识增强，经济参与方式增多，经济收入提高。因为负责家庭事务管理，农村女性对家庭的事务的熟悉程度是最高的，在有了足够的能力素质参与家庭决策时，她们的决策权上升。农村家庭内部的女性赋权改变了中国传统 “男性主导” 的家庭决策模式，家庭的决策主体及其偏好、特征日益多元化，家庭决策模式由 “男性主导” 向 “男女共商” “女性主导” 发展［12］。但在中国传统父权制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农村女性性别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其经济资源占有比例的增加，并没有使她们在家庭决策权的分配上走向女性单独占有的极端，而是朝着夫妻分享决策权和夫妻平权发展。
因为传统文化和性别角色分工的长期影响，还有家庭事务的必要性，农村女性在家庭层面的角色主要是偏向传统女性角色。但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农村女性的家庭决策权在提升，其新时代下角色在慢慢显现成熟。
1.农村女性是创业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型改革和城市化的发展造就一批农村乡镇企业，给农民提供了 “离土不离乡” 的工作机会，尤其近年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国家投入大量精力与财政保障农业生产，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发展农村经济，农村的创业产业蓬勃发展。在全面乡村振兴中，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离不开乡村实体经济的支撑，而乡村实体经济的核心根基是产业［13］。作为农村主体的农村女性在乡村实体经济产业发展中起到了支撑性作用，新农村建设政策注重立足现有资源，发展当地优势产业，保障了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女性积极参与进当地产业创业之中。
政府的扶持也有，市公安局驻我们中岭村，我是得到基础建设帮助的。最开始的牛棚都很简陋，后来是市公安局出钱给我们修的。（案例3）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满足，就想回来发展，毕竟我的梦想就是自己当老板。（案例9）
当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引进和培育企业13家，草食牲畜养殖大户5户，乡村振兴带来了扶持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不仅激励当地的女性参与进产业发展，更吸引了离家多年的外出打工女性选择回到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当地产业振兴生力军的重要力量，体现出女性在经济建设中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从事种植养殖产业的传统农村女性也转变了观念，积极参与进农业合作经营，种植模式从传统经验种植转向科学、规模种植，由原本的家庭经营转向成立专业合作社模式。企业政府提供物资和技术指导培训、销售服务，盘活了土地资源，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商品的市场竞争力。H乡的 “九个山嫂” 即是运用此种农业合作模式的品牌合作社，成员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农村妇女，年事最高的已满73岁。
“九个山嫂” 不仅让曾经被市场淘汰的劳动力重新变成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推动者，更作为一个优质品牌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这种新兴农业发展模式不仅作为一个新产业对当地的农业起着重要的创新和促进作用，还给当地的女性树立了新的模范，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进来。
2.农村女性是受雇劳动者。乡村振兴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会，提供了大量的新工作岗位，使留在农村的女性不用局限于农业经营活动中，而成为受雇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在当地寻找报酬更好效率更高的工作，成为重要的家庭经济来源之一。
只找当地人工作，长期工，女工比较适合这份工作，比如装袋、打包这种手工活，需要细心一些。女人发挥好自己的才能，并不比男人差。工资发放是计件，多劳多得。（案例2）
你像我们，找点事情做在家这边，钱也赚了，事也做了，也很开心，多好呀。（案例10）
政府方面开展多种技术培训课程，培养并提高当地女性专业技术能力。技能的提高，使她们能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这些工作让农村留守的女性和在外打工的男性一样，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以及按劳给付的报酬。与传统农村女性全职家中从事无法衡量而付出极大代价的家务照料不同，受雇女性在与家庭松绑的同时，可计量的工作还能够让她们有更多的自我效能感。地域、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再是限制，且随着市场多元化，农村女性受雇的产业不再限于加工类、种植养殖类产业，还有加入商业、餐饮业、美容服务等第三产业的选择。
H乡针对其民族特色开发了特色苗寨，旅游业发展势态良好，成为当地脱贫主要产业。当地女性积极参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出租房屋的同时开展家庭农家乐等服务。由从事单一而被动的工作到主动而多元化的工作，劳动从单纯为家庭服务到为当地新经济产业发展助力，这些职业新机会促进了当地女性的角色变化，增加了社会角色的比重，减少了与社会脱节的孤立状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给农村女性带来了良好的创业资源以及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给农村女性的角色转变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与动力。
1.农村女性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参与者。多年来我国大力支持女性参与社会决策管理，提倡妇女参政议政，国家层面颁布多项法律法规，规定了进入管理组织的女性人数。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以来，女性加入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观意愿不断增强，参与决策管理的比重逐渐提高。
我历来的宗旨就是：老百姓选你起来，你就必须为老百姓服务。要做就要做好。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好。但是你只要认可了，那就要把它实实在在做好。（案例4）
虽然当地部分女性干部最初并非主动加入村委工作，但是在长期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参政能力，工作成绩突出受到当地百姓的赞扬和支持，不断提升的自我效能感使她们有了不断提升自我从而更好地工作的动力与想法。现在的村两委换届工作中，村委会主任、书记等职务受到越来越多女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通过选举进入乡村政治组织，带领村民共同建设新农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尤其是对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和相关的权益保障方面，党中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农村女性民主参与提供政策支持，保证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自我价值的充分发挥。近年政府和妇联组织联合大力开展的 “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等一系列相关活动，则在思想观念上将农村女性从传统观念的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经济的发展解决了生存难题，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关注政治事务，这些因素都提升了她们参与政治管理的热情。在乡村各项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中农村女性的参与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中，她们的能力和素质得到肯定，参与政治事务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开始积极为村庄事务的管理和建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积极参与选举进入组织工作。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借助网络平台，各种基层培训活动，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跟进最新政策，通过不断地学习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提升政治治理水平，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成为更多女性的新兴政治模范榜样，不断引领并推进农村女性在政治治理中的实践。
2.农村女性是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者。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乡村振兴背景下，更加强调村民主体性的确立。农村基层组织在处理村社生产生活等公共事务时，都要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如村民大会等进行商讨和决策。面对新时代农村社区的发展需要，农村女性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建设者，农村女性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上升，对自身诉求的表达需求也在增加，在各项村组公共事务参与中，农村女性的占比在不断提高。
（村民代表大会）这是有要求的，光是男的不得行，也要有女的。而且现在要求越来越高，比如说五个代表当中，就必须要有两个女的………参加的积极性还是高，不管是女性代表，还是我们妇联。（案例4）
我去投的票，我觉得这个还是个大事，你看这个决定下来了是我们整个H乡的事情，我肯定还是要去参加噻。” （案例8）
这个是我们自己决定，开个会大家提意见嘛，看今年主要种啥子。” （案例12）
H乡女性参与的比例不断增加，保障了农村女性在村庄事务中的基本话语权。虽然目前农村社区事务中男女话语权尚不平衡，但当地女性已逐渐从被动走向主动，参与积极性的提高让她们在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也逐步提升，这有利于在村庄事务决策中吸纳作为目前农村主体的农村女性的视角和利益诉求，减少冲突和矛盾。随着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部分逐渐从家庭生活中松绑的农村女性，还会参与进公共事务的管理中。H乡W村的环境志愿会负责当地的卫生检查评比，W村获得武隆区环境卫生示范村我荣誉，该组织功不可没，其成员构成从最初全部为男性到现在女性数量的逐渐增加，体现了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和对当地村组整体利益的重视。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政策和活动的推动下，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也逐渐提高。她们不仅只关心家庭事务，还会以个体身份主动参与进公共事务中，关注当地的发展，并希望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争取其合法权益，发挥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力。
1.农村女性是文化的宣传者和营造者。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女性在乡村生态治理方面独具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女性主导着乡村文明文化的建设。
每月都要进行卫生评比，卫生条件做得好的，我们就简单地发点礼品，让她们更积极地做好卫生。（案例4）
评了（ “最美媳妇” 一类评选）还是能更好地激励她做得更好，也会激励周围的人做得更好，对挨着的邻居有促进作用。一年只评一个两个，为了能鼓励到的人更多，一般不连任，这种属于公序良俗，会一直发扬。（案例4）
一方面，农村女性原本就承担着家庭清洁、美化的职责，这使她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天然地成为生态文明的营造者和守护者。另一方，女性对美比男性有更大的偏好和感知，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洁美化中的作用不容小觑［14］。基于此，H乡积极推出 “最美庭院” 等活动，通过组建妇女环保志愿会的形式，不定期对各家各户进行卫生检查和定期评比等方式培育倡导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乡村环境治理，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乡风文明重在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女性拥有的感性特征中极强的情感协调能力是其独特的优势，高度契合乡村柔性治理的理念，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在思想道德建设中也有着隐形的教育功能，在农村精神文化素质培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H乡各村开展 “最美家庭” 等建设和谐文明家庭的活动，树立先进家庭模范，对周围的群众起到激励示范作用，以家风建设推进乡风建设，以家庭文明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农村女性成为文明风尚的宣传者、实践者。
2.农村女性是文化活动的发起者。随着脱贫攻坚行动的成功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女性耳闻目睹了城市文明及先进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渐渐增加了对精神文明生活的期望值，当地女性积极发起各项文化活动，参与度也大大提升。
来参加跳舞活动的人也多，比原来多了，这几年。有了这些活动了，那些会跳和不会跳的都会去了哦，那就积极哦………也为了对自己身体好，心情好点自己愉快点就老得慢些噻。（案例5）
H乡积极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包括广场舞团队建设，节日组织各项文娱比赛活动，当地的文娱活动从无到有，农村女性积极牵头开展并参与当地文化活动中，是女性从单纯的家庭角色被拉入社会角色的重要途径。文娱活动带来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丰富与享受，有助于女性心理的调节与疏导。各种文化下乡活动则通过人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弘扬了优秀的女性群体，把先进的文化带进农村女性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农村女性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建设。在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各个活动团体还承担着类似生活互助小组的功能，拓宽农村女性交往范围，不仅有助于农村女性情感表达宣泄，更在这种人际交往中提升了身份认同。在文化活动中产生的互动和认同，有利于鼓励她们实现自我价值，极大激发了她们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内在动力，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了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的女性主体性。
农村女性在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的提高，拓宽了农村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有利于农村女性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更有利于构建起农村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女性之间的互助和扶持，为农村女性提供精神和物质的支持，对农村女性心理健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农村女性逐渐丰富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扩展，不断促进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女性的参与式发展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对农村女性提出了新的角色期待，她们在家庭、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承担起了家庭事务管理者、家庭决策者、创业者、受雇劳动者、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管理组织参与者、文化的宣传者和营造者以及文化活动的发起者等新的角色需要。在这过程中农村女性的角色经历着从传统角色转向现代角色，从单一性角色转向多元性角色，从家庭型角色转向市场型角色，从依赖性角色转向独立性角色的转型，从家庭照料者和家务劳动者转向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家庭决策者，由农业生产劳动者转为创业者和受雇劳动者，公共事务浅度而被动的参与者向政治组织的参与者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者转变，由文化的学习者转为文化活动的发起者和决策者。但是传统角色和新时代角色并非有着清晰的划分，我们在这些女性身上看到角色转变的同时也能看到传统角色和性别规范在她们身上的延续，新时代的角色也并非只会在新时代出现，但是更多的还是当前时代对农村女性追加的角色期望。
农村传统女性角色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女性角色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在多种角色掺杂的。女性活动的范围从家庭内部扩大到社会，期间女性扮演了多种不同的角色。由于角色间角色规范的非完全同一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冲突，在深受传统与现代 “拉扯” 的农村地区尤为明显［15］。
1.多重期望角色间的冲突。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农村女性除了打理家务和从事农业劳动，还会参与进新的经济产业和社会公共事务，承担起了新的社会角色，这意味着她们除了承担家庭责任还要承担工作和社会责任，而她们的传统角色和新的角色存在着极高的异质性，这些高异质性的角色集于一身则很容易造成角色冲突。
那段时间真的忙得很，家里面有些事也管不过来，真的没办法。（案4）
传统角色中农村女性是教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的主体，如今部分农村女性则突破了原来囿于家庭的传统角色，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务工中，尤其是进入了政治管理部门的农村女性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中承担着重要和大量的工作，高强度的工作让她们承担着很大的职业压力。这些高异质性的角色使其不得不减少花费在家庭中的时间和精力，还可能将职业压力带回家庭，使之无法完成家庭角色所期望的事务，严重时甚至引起家庭矛盾，而这些矛盾同样也会影响到其他社会角色的扮演。所以在无法平衡家庭角色和各种社会角色的角色期望时，则会造成角色冲突。
2.角色能力和角色需要间的冲突。农村女性角色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农村女性会通过学习和实践适应新时代下的角色期望，但是部分农村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以适应角色的需要，使她们在承担新角色时造成困难，这一冲突大部分体现在中老年农村女性身上。
因为岁数都大了，50多岁了，出去打工，没得文化，他们也都不要了。（案例6）
农村女性承担起社会角色时要求有一定的技术和学历，教育的局限使她们无法逾越部分工作设置的学历门槛，或是面对工作机会却无法具备适应工作的能力。虽然如今政府在进行补偿式教育，但是部分女性因为年事已高，思考能力减退等原因不能很好地接受教育，部分老人因为数字鸿沟而无法通过时下最广泛而多元的新媒体接受信息，也无法享受乡村振兴数字化服务。另外一部分女性尚未做好改变的心理准备，通过社会教育改变她们的思想还存在困难，同样也不具有适应新角色的能力。所以这部分的农村女性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会因为能力不足而造成和角色需要之间的冲突。
3.流动女性的传统乡土角色再嵌入困境。随时代的发展，部分年轻的农村女性进入城市中学习工作和生活，接受了新的思想。她们没有传统角色的禁锢，也有足够的能力承担新角色。
回来以后还是觉得有些老一辈的思想你有点接受不了嘛，但是还是要跟他们说这些。（案例7）
她们在政策的鼓励和乡愁的驱动下回到农村，希望能给家乡的发展尽一份力。她们带着新兴角色回到农村后对于新农村的建设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却和传统乡土社会女性角色期待发生了冲突，她们按照自己的逻辑建构的社会互动关系网，在融入农村集体和老一辈的关系网络中有不小的困难，而又不得不依靠这些社会关系资源解决问题和更好地进行政治经济工作，在生活工作中难免会和传统思想的代表群体造成隐形的矛盾和困境。主体角色愿望和传统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使这部分女性的乡土角色再嵌入形成困境。
重庆市武隆区H乡农村女性角色转变的现状研究表明，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村女性在延续传统角色的同时，新时代女性角色正在形成，在这个新旧掺杂的角色转变重构过程中，异质性的多重角色之间必然会产生某些冲突和困境。
为了更好地激发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优势，突破困境，根据实际情况，建议政府、社会、妇联、村社组织加强政策支持，为农村女性发展建立积极正向的价值导向，搭建更多发展平台，提供互助帮扶等措施。
在全面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和社会应该再接再厉，综合运用各种方式积极构建男女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为农村女性开拓更广阔更宽松的自主发展空间。首先，加强宣传性别平等。在农村强化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渠道的宣传意识，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及其宪法原则，宣传女性在乡村经济、文化、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以及在各项政治事务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农村地区群众关于农村女性参与经济建设和公共事务决策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性别平等观念对促进夫妻共同参与家务劳动具有积极作用，提高农村男性性别平等意识，强化男性家庭意识，推动传统农村性别分工制度的变革，推动男性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为农村女性减轻家庭的负担，平衡农村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期望，缓解多种角色期望间的冲突。最后，重视女性的社会角色和个人角色，增强农村女性的角色转变意识、提高农村社区文化环境对新时代下女性角色转变和女性自我发展需求增强的认可度，帮助流动女性进行乡土角色再嵌入和转变传统文化环境，为农村女性发挥自我价值创建平等宽松的社会环境。
大力开展成人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女性继续教育培训力度，立足于当地农业和经济的生产现状和文化教育程度，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和文化水平，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让农村女性能够通过各项培训，弥补文化知识、学习产业科技知识、激发自身的才能，帮助她们能运用新知识、新思想、新技能参与进乡村经济产业的发展，持续增收从而获得全面发展，在面对新角色期望时能够匹配新角色需要，更好地完成角色转变这一社会化过程，走上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地位。同时通过基层组织开展妇女思想课堂，为妇女提供知识技能和思想方面的培训，矫正她们在各个环境中 “自我边缘化” 的观念，树立独立决策和主人翁的意识，促进她们有意识地积极争取社会资源，这是促进农村妇女积极参与进农村产业经济建设发展和政治事务的思想基础，并强调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思想上为面对新时代尚未做好心理准备的农村女性提供足够的动力逐步改变其顽固的传统思想。
保障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完善农村女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优秀妇女人才开展干部培训计划，推动农村女性政治人才在工作和实践中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更多的女性政治精英进入权力中心提供机会。让农村女性能够通过政治参与表达群体的诉求，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想法策划，实现新时代社会对农村女性赋予的新角色期望。关注农村女性的权益问题，充分保障女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涉及女性权益的政策法规，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村规民约等制度应从性别平等视角开展修订完善工作，保障农村女性在集体经济和政治组织中的政治经济权利。妇联等组织应和司法部门等组织联合开展涉及农村女性权益的司法宣传和相关项目保障，建立发展维权组织和针对妇女儿童的救助机构，为农村女性提供相关的保障服务和各种形式的援助，确保政策资源下发时，农村女性拥有和男性同等机会和能力去争取和享受资源。
在教育 “双减政策” 背景下，农村社会环境和工作时长不定的原因，农村家庭子女照料压力增大，为减轻其压力，可以依托村委会、幼儿园等公共设施或利用合适的闲置用房，建立儿童活动发展中心，提供普惠性托育点和亲子活动设施，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工作等组织合作，同时聘用当地经过相关培训的农村女性，采取农村社区中心模式或是联合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完善当地儿童托管和课后辅导机制，为农村家庭照料难题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农村女性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平衡。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随着农村经济的转型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女性赋权增能机制的落实，农村女性在家庭、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经历了从传统的依附于家庭的附属者开始向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角色转变。在此过程中，农村女性面临着多重期望角色、角色能力和角色需要、主体角色愿望和传统社会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与困境。政府和社会应在文化宣传、教育培训、公益托育等方面加强政策支持，激发农村女性向新角色转变的内生动力，塑造新时代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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