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空间书写

唐 雪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石一枫是在军区大院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70年代作家。他深受老舍、王朔等作家的影响，作品内容涵盖多领域，他的早期作品主要关注军院文化，与王朔的创作风格有些许相似之处。近年来，石一枫的创作转向对人物的心灵世界的观照，《借命而生》和《心灵外史》是其转向的代表作品，他通过历史的宏大叙事，展现小人物在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困顿以及人性的弱点问题。另外，他的小说创作侧重对新北京进行时态的叙述，书写着现代北京的人生百态，重寻城市里新的空间和人群。代表作品有《世间已无陈金芳》《心灵外史》《地球之眼》等。

他的新作《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建构了系列的文学空间，如北京与麦子店等地图式空间，作者以岳晓芬、王亚丽和郭立城为中心绘制了信仰和世俗两个空间形式。另外，还有小说人物活动的家庭空间和工作空间等。不同人物活动空间之间通过情节交织，共同铸造了小说的文学空间，从系列空间的表述中，探寻作者的写作意图。石一枫关注世俗社会中的小人物，没有宏大的叙述结构，书写小人物的日常琐碎。通过“北漂一族”王亚丽在麦子店的生活轨迹，叙述了系列“多余人”，他们是“新北京”的产物，这与老舍“老北京”中的弄堂生活及人物存有差异，但他们皆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观照时代进步所产生的“新人”，关注小人小事以及他们永不言弃的精神。《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世俗空间与信仰空间是整部作品中较为凸显的“要件”，是故事脉络的主线，作品中系列人物通过信、情、性和吃串联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世俗和信仰两个主导性空间。在社会底层民众海量的生活习俗中，其中大部分都是带有宗教性质的，但宗教的世俗化或习俗化倾向，使得他们看起来，几乎生活在一个彻底的世俗空间之中，信仰“跌落”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仰与世俗互相融合已成一种趋势。

在古典文学创作传统中，世俗一词通常在理解上稍带贬义，直至明清时期，才获得其合理性。“小说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白话文创作成为新的创作形式和浪潮。世俗生活成为作家创作常用的元素，有的作家把世俗世界作为创作基点，在日常叙事之上升华宏大的主题内蕴。阿城是现当代作家中集中叙述世俗社会且对世俗观发表见解的作家之一，阿城在《闲话闲说》中，系统谈论中国世俗和中国小说两者间关系。他认为世俗是一种无观的自在，不存有自为的世俗。他的世俗观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观念，世俗观应是作家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而非作家刻意为之的结果。作家石一枫曾提到，小说中的人物有其运行逻辑，他不会违背某些规律，与阿城认为作家采用“不介入”的创作原则相同。

但作家的文化结构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小说中塑造的文学空间和情节，表现了作家的叙事立场。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作者的叙事不同于事无巨细地记录平庸凡俗者的柴米酱醋茶等琐碎日常，与沉迷于底层境遇的悲情叙事不同，也相异于“文以载道”式的宏大叙事。作家小说中的人物是平凡人，但有着“不凡”的理想。王亚丽和郭立城立志在北京扎根，在麦子店开自己的店铺，他们是远漂大城市一族的典型，即便在小说的结尾，他们的梦想仍未实现，生活光景未曾发生点滴变化，但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那股迎难而上的韧劲，揭示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状况，引起了共鸣。

正如《孟子·告子》篇中所言“食、色，性也。”食色是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人欲之本能。小说中有关食色的书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有一定作用，同时也是年轻人生活的一种集体映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食色”是作者编织故事情节的重要线索,“色”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联结点，王亚丽与郭立城之间从相识、相处到“相知”都离不开“性”。另外，王亚丽原生家庭之不幸，也是“色”欲泛滥的结果，她父母亲感情的破裂，是因王父的出轨。“性欲是仅次于食欲的最强烈的欲望”[1]，“性”是人类的天性，但同时“性”伴随着个体的生存困境，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他们的真实写照。正因为王亚丽的人生经历，使得她对两性关系理解上，出现偏差。当一楼住户有偿邀请她时，她直接把这次邀约当成“性交易”，作者采用戏剧化的情境消解王亚丽的认知，实则是因其跟独居老人的闺女背影相似，是因老人思女心切，想借此拍照留念。

小说主人公王亚丽，除了“性”，就是物质生存的压力，“食”是推进故事发展的另一条线索。作家在小说中直接用指代食物符号去指称小说中重要的人物，虽然只是一种“绰号”,王亚丽(鸭梨)和郭立城(果粒橙)从名字层面印证了食物对他们的重要性，他们还挣扎于基本的温饱边缘，与光鲜亮丽的北京形象不符，两者之间也形成了对照，印证了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有一群正被忽视的人群。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作家对多处“食”的场景进行了细节性处理，小说中多次叙述王亚丽为了买到一家外国面包店中半价面包，在店外等到10点后的场景。在王亚丽所“守护”的面包被他人买走时，“她不由自主地起身，站到门店前，隔着玻璃望着那根养育不良的残疾面包，她悄悄地撇了撇收银员，口水犹如眼泪般毫无节制般奔涌而出”[2]，但她不愿去“央求店员把半价时间提前”。作家用一系列肢体动作展现了她的无奈，作者又巧妙地用她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她坚毅的性格。在落魄的状况下，她未曾考虑他者的“施舍”，坚持认为买限时优惠的面包，都比“要饭”要理直气壮，是花钱买的，并非嗟来之食，始终维护着底层小人物最后的倔强和尊严。另外，她在看到基督教宣传册子时，她看到干瘦的外国男人，首先发出的是“他好像从小到大从未吃过饱饭”的感叹。她感慨着别人的人生，实则是她从内心而发的自怜，是对现实状况的感叹。“食”是人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但同时“食”中也隐含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写出了底层人物的物质困境，因此，用“应付”二字来传达她对生活的态度。

麦子店这个地理空间，让王亚丽感到既亲近又陌生。麦子店是小说世俗空间的见证者，小说人物活动主要集中的范围，也是她梦的起始点。麦子店是现代化历史的一个缩影，宛如“新北京”的“城中村”,生活于其中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漂者，他们都是“同道中人”，故而显得亲切。但她孤单形影，愁于生计，背井离乡，是城市的异乡人，因而显得陌生。“这些人仿佛从未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北京’”，王亚丽是异乡者的典型代表，是一代年轻人实际生活状况的缩影。他们为基本的“食、色”发愁，信仰于他们而言，是“虚无梦幻”的，无法带来实际的生存物质。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小说中的人物还挣扎于需求层次的最底端，无暇顾及精神层面的需求，何谈信仰二字。

在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现代文学作家与基督教之间关系密切。为了挽救垂亡的国家，作家借鉴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划清界限，企图通过吸收西方的文化精神内核，以唤醒沉睡的国民。学者杨剑龙在《野生的呼声》中对15位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探析，论述了“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如周作人的“我不是基督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个人”；
冰心的“永远是你座前作圣洁的女儿”等等。他们吸取基督教文化精神内核，同时也批驳基督信仰中对人性压抑等不合理内容，作家创作与基督文化有关的小说文本，实则是为了创作需要，把所选用的素材进行本土化处理，以讽喻现实之要。

作家石一枫在《心灵外史》中，对在特殊时期，因精神信仰的迷失，人们作出了许多疯狂的举措，人性被歪曲和异化现象进行了揭露。《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延续了《心灵外史》的创作倾向，《心灵外史》是一种“盲信史”，而新作从小说文本的整体节奏来看，是一部“不信史”。小说中连续出现的歌曲“沙伦的玫瑰”是一首基督教的圣歌，在小说中是一种信仰的象征。首先是小说主人公王亚丽对信仰态度几经转折，暗示了神圣信仰的不稳定性。首次接触到基督教时，因同情岳晓芬而接受了小册子，但在王亚丽的眼里，“这些小册子的大小和健身房的课程介绍差不多，甚至还没有课程介绍做得精美”[2]。只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营销产品，甚至生出了丢弃的念头。王亚丽自愿去接触基督教的转折点，是她无法维持生活基本需求。她选择去参加岳晓芬组织的团契，也是因他们在祷告后，会提供免费的餐饮。在每次的讲经过程中，王亚丽都昏昏欲睡，直到可享受免费食物时，她拿出了训练已久的“吃饭战术”。王亚丽成为“团契活动”的“常客”，仅因“每周一趟，连吃带拿，帮助她熬过了一个月的饥荒”。对王亚丽而言，首先考量的不是基督教教义问题，而是她现在食不果腹，期望能免费填饱肚子，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信仰”。

纵观小说的整体，通过岳晓芬为神圣信仰省吃俭用，为了“主”无私的奉献精神，塑造了一个虔诚的信徒形象。作者在小说最后的篇幅中，笔锋突转，在岳晓芬看到能活着“希望”时，虽然她一直在与活着的诱惑力作思想斗争，但最后失败了。她还是选择背叛了主，从而更加凸显了信仰的虚无缥缈性。另外，团契中的其他人，也并非是信仰基督主。李琴是因身体留下了残疾，小胖子是因车祸得了应激综合症，就连带领大家走进基督教的岳晓芬，信教是因为在她生命无望的时候，重新找到了慰藉感。作者用王亚丽的视角讲述了团契成员的精神状况，他们宛如提线木偶，目光呆滞。其实在所谓的信仰空间中，更多的故事情节是世俗性，带有功利心，并没有一颗敬畏之心。在世俗时代，宗教已不再是人们寄予生命和意义的唯一的默认选项，现代人的心灵失去了对神圣信仰的倚携，从而出现信仰的世俗化倾向。他们对于所崇拜的信仰，从未刨根究底，没有信仰的纯洁性。信仰被人们当成是能获取某种特定益处的工具，是为了摆脱世俗生活中已发生的或正潜伏着的危难，并未把信仰当作生命的本质。信仰空间的流动性大，一个主体可同时信仰多个宗教，也可随意更改宗教的信仰，但正如很多的评论家所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但不是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民族”[3]。

作家石一枫擅长心理描写，王亚丽多次在心理自我对话，认为“信仰是缥缈虚无的事儿”，认为团契组织是“先吃饭，吃饱散”，其他活动组织都不在其关心的范围之内。耶稣基督、关羽曹操，一切中国的、外国的源远流长的传说皆尽归于虚无，单留下了既拥挤又空洞的人间”。神圣的信仰给王亚丽灰暗的生活图景增添了一抹色彩，但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信仰是“‘语失’的，她的意义涣散在风里”[4]，宗教成为王亚丽“食”和生存的工具，宗教信仰被去神秘化，被已遗失在世俗中的“情”和“信”消解了其精神内核。国内甚至还出现了“寺庙经济”一说法，国内的宗教信仰不仅被世俗侵袭，而且还已被经济裹挟，形成了“经济搭台，宗教唱戏”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存在。

王亚丽向神圣信仰“靠拢”，是因其世俗生活之窘迫以及“情”不可得，同时，这是她不信“主”的重要因素。细读小说，可以概括为“王亚丽被‘弃’的前半生”,被父母“嫌弃”、被友情“抛弃”、被男友“嫌弃”、被社会“漠视”。从原生家庭看，王亚丽从小未有父爱，王母视她为前夫遗留的累赘，并且还怀着报复和赌气的心态，给其取名为“鸭梨”。姓名是个体身份的象征，会影响主体的社会化认知过程。王亚丽对王母来说，并未当作血浓于水的亲人，而是她泄私愤的对象，是“提款机”般的存在。在她回老家躲灾时，母亲已另觅“良人”，她像一个突然闯入的“外来者”，家中已无其立足之地。王亚丽只能踏上北上的征程，她宛如无根之浮萍，随风而移。爱情原是抚慰人心的良方，但小说中的王亚丽和郭立城之间是爱情？其实不尽然，更像是两个孤独灵魂的抱团取暖。只是为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已。作者通过具有双关含义的词“操”来暗示两者之间的赤裸的关系，王亚丽只是他发泄情绪的出口，并用各种污秽的词语对她进行辱骂，郭立城并不是抚平王亚丽创口的良人。纵观小说，“情”之于王亚丽是不敢奢求的。总的来说，“情”是一种安全感的寄托，但王亚丽一边渴望着“情”，但同时又质疑“情”的可靠性。家庭关系的冷漠，困窘的都市生活，让王亚丽出现了严重的质疑心理，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不断地质询已做的决定，同时，也造就了她务实的性格。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情”“信”是作家创作时两个重要的关键词，“情”不单是“爱情”，同时也是“亲情”。“信”在作家的笔下，既是“信仰”又是“信任”。其实她未曾真正拥有“情”，让王亚丽容易在信仰中掺杂“情”的因素，因此，在岳晓芬所组织的团体以“兄弟姐妹”相称时，她为之动容。当郭立城把她纳入“我们”“亲人”概念范畴中时，激起了她内心的情义，独自担起了照料郭立城的任务，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之存钱。在小说中，王亚丽从小原生情感的缺失，使得她的“信”建立在“情”之上。作家通过对小说中所塑造的岳晓芬的崇高品质和无私行为进行无情的拆穿，给王亚丽棒头一击，击碎了她脆弱的信任及其对主的关注度，她亲手撕碎了与王亚丽刚建立的“信”。那个曾为信仰奉献一切的人还是未摆脱凡世红尘的诱惑，宗教信仰被世俗战胜，消解了情感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也是对那些披着信仰外衣的世俗者的讽刺。王亚丽的“情”和“信”在世俗社会和宗教信仰的较量中逐渐迷失，这不是她个人问题，同时也揭示了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信仰和诚信的双重危机现状。实用的世俗文化系统有强大的“净化”功能，根据实用原则，一切事物都可成为其发展的工具和载体，信仰也不例外。

另外，小说文本的基督教是舶来品，与本土传统文化间存在“隔膜”，人们不相信，也无可厚非。作家在处理时，只借用其中的元素来服务主题。在石一枫的笔下，宗教信仰已跌下神坛，信仰与世俗杂糅。有评论家认为石一枫小说中“执念”是一种信仰，信仰二字本身有多重理解，但信仰与宗教相结合，略不同于一般的信仰内涵。西方的基督教是自上而下，通过“上帝之城”来约束“世俗之城”，相异于自下而上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主是一个客观性实体，是远高于世俗凡人的存在，宗教信仰原本应是脱离世俗社会的神性空间，具有乌托邦的神秘色彩。而我国传统的宗教，强调人可通过“修炼”成佛或成仙，从文化的渊源上看，神圣的信仰空间和世俗空间是镶嵌在一起，彼此互通现象明显。世俗生活是信仰的物质空间，小说中人物在混杂的麦子店，上演着世俗与信仰间的追逐，上演着平凡人的伤心故事。作家通过小说人物对两个空间的态度，突显了信仰在生存面前的卑微和易碎状态，表达出了作家对人生信仰的思考。

作家通过王亚丽和岳晓芬两个女性之间生活轨迹，来为信仰空间和世俗生活空间谋篇布局。作者通过“食、色、情”等关键词编织了一张强大的世俗生活网，王亚丽的生活轨迹皆是围绕其展开，是为缓解生存之困境的。作家巧妙且有意识地在神圣的信仰空间中，插叙了世俗性的日常生活，为后文岳晓芬“不辞而别”的行为埋下了伏笔。在结尾之际，通过岳晓芬的“背叛”，使得小说中的神圣信仰呈崩塌之状。因为小说中神圣的信仰和仪式活动未能与世俗轨迹有足够的时空间离，使得“宗教信仰的崇高感没有生长的情境和土壤”[5]，信仰所塑造的神圣性空间可轻易被房东的说书声穿透和打破。从严格的宗教信仰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的个人问题，是实用性的世俗文化，使得人们的信仰内心失去内在的虔诚性，失掉了本心的纯粹性。当王亚丽打破了规则流程之后，他们从信仰的空间进入了世俗的空间，开始讨论食物“这么吃”以及“吃什么”等内容。作家用人物对宗教信仰实用性和随意性态度，世俗性的食欲，宗教信仰的可弃性等故事线索，构造了一个缥缈的信仰空间。

纵观小说的整体，在物质金钱面前，人物的精神信仰出现了动摇，岳晓芬甚至直接作出了世俗性的选择，暗示了信仰神圣的脆弱性。石一枫善于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状态，直逼人性的灵魂深处，通过世俗轨迹中缺失的“情”和“信”,使得小说文本中的“神性”消退，但也使得小人物的人性得到了张扬，富有尘世的烟火气。

相较于作者的《心灵外史》，《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结尾稍显仓促和不足。不管是针对宗教信仰与世俗的“情”，还是世俗空间的“诚”，石一枫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处于混杂状态。小说四分之三的篇幅在叙述信仰是“不在眼前的事儿，虚无缥缈的事儿”，王亚丽只觉得钱、饭、房子等实体性物质具有真实性。她对基督主的态度前后几经反转，且在几次转折中伴随着质疑的身影。作家若为彰显人性的光辉，用象征着基督信仰的歌谣收尾，王亚丽最后是因宗教信仰原谅岳晓芬呢，还是人本质中善性的结果？王亚丽前后的信仰和世俗间的矛盾未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处理，论述不充分。另外，作家石一枫自觉地建立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但其实在小说中也暴露出作者的“创作困境”，新作《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以犯罪、暴力和孱弱的想象收尾，一方面通过王亚丽的善意凸显了人性，但同时也说明了作者无法恰到好处地处理小人物如何摆脱命运困境的问题。

猜你喜欢石一枫世俗麦子麦子熟了中国三峡(2022年6期)2022-11-30麦子比人高 不是开玩笑今日农业(2021年13期)2021-11-26石一枫推出长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文学教育(2020年12期)2020-12-28麦子的回忆学生天地(2020年22期)2020-06-09以《世间已无陈金芳》为例论“失败青年”的精神之殇文学教育(2018年10期)2018-10-16失信盲信的疑虑与原始善念的执着新教育时代·教师版(2018年22期)2018-07-23不愿向世俗投降特别健康(2018年2期)2018-06-29酋长石一枫西湖(2016年10期)2016-12-07一件新出于闐語世俗文書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5年0期)2015-08-21世俗的力量小说月刊(2015年8期)2015-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