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张松建
本文是对印尼归侨作家黑婴（1915—1992）的一项专题研究，但在转入正题之前，有必要提供基本的历史叙事。
从1500 年开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帝国轮番崛起，这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此后，这些帝国通过远洋贸易、海盗式掠夺、军事征服、殖民垦拓等方式，把南洋（即今日之东南亚） 的绝大多数国家变为藩属国和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①［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1450-1680》，孙来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370-393 页。在殖民化的历史过程中，华南中国人出于“推—拉作用”而大举南下，从事商贸、苦力、教育、报馆等行业，遂使南洋成为海外华侨之最大聚居地。
从1596 年开始，荷兰人开始殖民印度尼西亚， 直到1949 年才交还主权。
生活在漫长苦难的荷印时代，一些华侨作家自比为“海外孤儿”，他们坚持文学写作，见证暴力，控诉不义，表达去国怀乡的心情。
南洋与中国的互动有一段悠久的历史， 在文化领域也是如此。
从晚清到当代，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南来文人”，也有“归侨作家”，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或左或右，人各有志，由此形成南洋和中国的跨国文化网络。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吸引大批华侨回归祖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②关于归侨研究，参看［新］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
黄小坚：《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日］奈仓京子：《“故乡”与“他乡”：广东归侨的多元社区、文化适应》，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
Glen Peters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Ong Soon Ke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Xiamen an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1843-1938，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黑婴即是其中之一。
黑婴，原名张炳文，又名张又君，祖籍广东梅县，1915 年生于印尼棉兰市，父亲是当地华侨商店的职员。
7 岁被父母送回故乡梅县念小学，13 岁返回棉兰，就读于英文学校，同时在《新中华报》 打工， 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
1932 年7月，17 岁的黑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
他在上海居留5 年，从事文学写作，在茅盾主编的《文学》创刊号上发表小说《五月的支那》，在《申报月刊》上发表小说《帝国的女儿》。
因此，这位新进作家迅速崛起，引起了文坛的注意。
关于黑婴小说， 国际学术界已出现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①［美］张英进：《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 年第3 期；
巫小黎：《游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黑婴早期小说创作心态寻踪》，《嘉应大学学报》1998 年第2 期；
［新］陈丽汶：《狐步舞结束以后：论中国归侨作家黑婴的成长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第33 期（2018 年6 月）；
杨慧：《1930 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四川大学学报》2015 年第1 期；
周海威：《“新感觉”背后的隐秘：黑婴的南洋记忆书写》，《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9 年第3 期。本文不打算重复这些既有的论述，而是广泛搜求黑婴的早期 （1932—1937）、 中期（1937—1951）和晚期（1951—1982）的作品，合而观之，对照分析， 考察他在跨国经验中的左翼思想成长史，研讨从1946 年到1983 年他如何追逐左翼理想，回应亚洲冷战。
黑婴曾经生活在两大帝国的阴影下。1500 年以来，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相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正如萨义德所说：“帝国主义毕竟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
通过这一行为， 世界上几乎每一块空间都被勘察、划定、最后被控制。
”②［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32 页。像多数印尼华人一样，黑婴见证荷兰的殖民管控和日本的侵略战争，思想控制和肉身受难都是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
那么，黑婴如何再现荷兰与日本的帝国暴力？ 他的帝国叙事如何表达左翼思想？ 下面的章节分别从殖民和战争的角度出发，对黑婴讲述的“帝国故事”中的左翼思想进行描述、解释和评价。
19 世纪末期的印尼属于荷属东印度时代，以种族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界限，当时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最上者是欧洲人（以荷兰人为主），其次是外国东方人（包括华人、日本人和阿拉伯人），最下者是土著。
殖民地法律歧视华人，华人被局限在华人居住区， 若要离开华人区经商或工作，则需要申请通行证，否则会受到法律制裁。③［新］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年版，第33-34 页。由华人与印尼人通婚而出生的混血子女是 “土生华人”（Peranakan），他们从祖辈开始就定居本地，职业通常是政府公务员或商行经理，精通马来文和荷兰文，极少人懂得华语，他们在政治上的立场是支持荷印当局，而与中国关系较为疏远。
“新客华人”漂泊南来，在印尼从事教育、报馆、经商和苦力等工作。
此外还有“侨生”，他们是在本地出生的移民第二代，多数人选择回中国升学。
新客和侨生习惯于把中国视为祖国，民族意识较为显著。
安德森指出，正是殖民经验深刻塑造了土著民族主义：首先，族群政治的根源在现代，不在古代历史中，它们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政策决定的，其次是族群与宗教和阶级的更深层力量错综地交织在一起。
在外来少数族群中，最显明的例子是华人，他们掌握着与其人数极不相称的经济权力。④［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年版，第417 页。因此， 在荷印时代存在着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作为多数族群的土著民族主义，另一种是作为少数族群的华人的民族主义。
这两种民族主义面临共同的敌人：起初是荷兰人，后来是日本人，它们有共同的反抗对象，但在漫长复杂的历史中，两者之间也有冲突。
滨下武志发明“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的概念，强调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信息、资本、技术、人力、商贸等层面形成跨国网络，在亚洲海洋的广阔空间上出现多边互动的现象，这对理解黑婴的作品很有帮助。⑤［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安德鲁·琼斯发现：“黑婴的小说与散文中， 不少作品发生在来往苏门答腊、新加坡与上海的轮船上。
“⑥［美］安德鲁·琼斯：《黑婴的异域情歌》，《文学》（春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这是正确的观察。
更严格地说，黑婴在跨殖民地旅行中目睹帝国的阴影， 发现海洋亚洲中的华人族裔性与文化认同，洞察性别、阶级、种族的纠葛。
黑婴讲述的故事大多发生在雅加达、上海、新加坡、槟城、香港等城市，这些作品对热带海洋和南洋乡愁有迷人的描绘，刻画离散主体的跨国流动与感知地图。
散文《印度洋上》写黑婴有一次乘船从印尼出发，经过新加坡回中国的旅行见闻：“我” 是一名南洋侨生，在轮船上与一个意大利水手聊天，此人崇拜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 赞誉其是 “世界第一伟人”，还兴奋地询问“我”是否读过《墨索里尼自传》。“我”尴尬地摇头否认，然后匆忙离去。事后，“我”有这样一段总结和自嘲——
一个殖民地生长下来的侨生会有很好的政治意识吗？ 那些统治者真聪明呢，他们有法子使你什么也不懂得的。
做了好几年教会学校的善良学生， 念过许多我主耶稣的书， 我却终于海底出太阳的奇迹似的走开了。①黑婴：《印度洋上》，《申报自由谈》1934 年10 月15 日。
侨生由于被荷兰殖民者施行系统性的奴化教育， 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国族意识和族裔身份。由此可见，离散华人通过身体主体在海洋亚洲的跨界流动，邂逅不同种族的人士，在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对话中产生反思性的民族意识。
黑婴对荷印当局的批评首先出现在中篇小说《驱逐出境》中。
混血华人石亦坚在“关都”（荷印殖民当局的行政机关）担任书记已有10 多年，朋友新开的华侨中学刚从海南招聘一位名叫“胡亮”的教员。
石亦坚出于同乡情谊，把自家的一个房间出租给胡亮，两人熟识起来。
胡亮发现石亦坚是一个老实、可怜、平庸的人，缺乏政治觉悟，浑浑噩噩，“他没有法子把世界看得清楚一些，显著的奴性不时表现出来”。②黑婴：《驱逐出境》，《文艺月刊》1936 年8 卷1 期， 第110 页。出于同情心，胡亮把自己的藏书推荐给房东借阅。
这篇小说特意提到荷印殖民政府系统性地打压海外华侨。
荷印当局专门设置一个名叫“华民汉务司”的机构，负责审查华校和华文报。
汉务司查禁了一间华侨中学的两种教科书，任课教师正是胡亮，他很快就被警察带走，接受汉务司的盘问。
汉务司官员的副手孙国唐是位华人，也是石亦坚的同学，他对中国毫无感情，还严厉警告胡亮说，这里不是中国，不可在教科书里传播危险思想，否则下不为例。
应该说，这里对荷印当局打压华文教育的描写符合历史事实。
在荷属东印度时代，当局竭力限制华人参与中国政治，也禁止革命组织的出现，反荷兰的政治组织根本不允许存在，各种政治运动都受到严格限制。③［新］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Singapore：
UniPress of NUS， 1996，第54 页。显然，在对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的对比叙述中，黑婴透露殖民地时代印尼华人社会的复杂结构，荷印当局的思想管控激发了他的族群民族主义。
后来，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房东被政府解雇，他怀着一线希望去找上司求情，结果是白费口舌。
后来，他忍受不了穷困生活的折磨和公务员职位的诱惑，在孙国唐的教唆下向当局诬告胡亮是危险分子，导致胡亮被驱逐出境。
黑婴晚年的小说《漂流异国的女性》继续谴责荷印当局。
两位女性袁丽萍和廖洁1930 年初离开故乡汕头， 飘洋过海来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任教于棉兰的两间华侨学校。
当时荷兰殖民政府实行文化钳制，在巴达维亚（即今日之雅加达）设置“汉务司”，棉兰警察厅里也设置一个由汉务司管辖的科室，除主管的荷兰人外，还雇佣两名译员，专事翻译和检查工作——
所有进口的和本地出版的中文印刷品，都要经过他们的严格检查。
教科书的采用，不仅是中学，从小学一年级起，每一本教科书都要先送给汉务司审核， 经过他们同意。他们特别害怕讲到帝国主义，讲到工人和农民遭受压迫剥削的文字，连各色人种生来平等的话也讲不得。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对殖民者来说，简直成了洪水猛兽。④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6 页。
防范左翼思想是汉务司的工作重点，而中文印刷品是承载这种左翼思想的媒介，所以，华人知识分子、华文书籍、华文学校和华文报馆沦为荷印殖民当局怀疑和打压的对象。
当局启动国家机器以实施洗脑教育， 企图抹除华人的政治意识、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达到巩固帝国之政治合法性的目的。
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是廖洁。
她来到棉兰以后被介绍到先达中华学校教书。
警察和暗探盯紧这间学校，对文学社团“青草社”编辑的周刊非常警惕。
后来，大批警察去教员宿舍搜去不少书刊，其中就有鲁迅、郭沫若的作品和左联文艺期刊《萌芽》和《拓荒者》，他们没收了学生的全部作文本，检查后发现上面有“帝国主义压迫”“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字眼。
警察抓走了两个侨生出身的教员，污蔑他们是煽动阶级斗争的共党分子，将其流放到利辜岛去了。
黑婴不仅彰显海外华人的离散族群—民族主义，而且表达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针对印尼人从事的民族解放运动表达道义上的支持。
刘宏研究过从1949 年到1965 年印尼与中国的互动，包括印尼左翼知识分子普拉穆迪亚对鲁迅和新中国的敬仰，这种跨国知识传输促进了印尼政治文化的转变，为我们理解这个历史阶段贡献了细致深入的论述。①Hong Liu，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Singapore：
NUS Press， 2011.黑婴的作品在个人经验基础上加入创造性想象。
《漂流异国的女性》后半部分透过英子健的眼睛观察战后印尼社会。
英子健负责的左翼华文报《晨光报》支持印尼人民的独立运动。
侨生刘克非带着两位印尼朋友找到《晨光报》编辑部，希望帮忙印刷印尼文的宣传品《灯塔》周刊，得到总编辑英子健和董事长王源昌的大力支持。
海牙政府急于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不断往爪哇岛派兵，在泗水发动登陆作战，印尼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游击战。
侨生朱杰精通印尼语，自告奋勇，报名担任《晨光报》外勤记者，进行战地采访，这个勇敢的行为得到英子健的赞扬。
泗水华侨青年成立战地服务团， 华侨捐献的药品、食物和衣服源源不断地送给印尼人。
英子健的国际主义行为激怒了荷印殖民当局， 他被捕入狱，但是无所畏惧——
我不怕荷印殖民主义者。
他们进行的殖民战争，肯定要失败；
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已经到了胜利前夜。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谁也不能阻挡。
在我们的祖国，解放的旗帜，到处飘扬，海外的儿女，满怀激情地等待新中国的诞生。
到了那一天，我们要为新中国的诞生庆祝，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欢呼！ 我等待的就是这些。
个人的命运与祖国密切相连，有祖国做靠山，华侨儿女再也不感到孤独了。②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181 页。
这里显示两种思想的兴起和交织：一是海外华人在支持印尼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二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左翼政见和远程民族主义。
小说结尾，英子健被驱逐出境，但他无怨无悔，他坚信：“祖国，新生的祖国，会像母亲一样，张开双臂，拥抱海外归来的儿女。
”③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192 页。
黑婴的中篇小说《红白旗下》写荷印殖民统治瓦解、印尼独立建国以后，进步华侨促进中国与印尼建立邦交的故事。
黑婴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在第三世界国家，那些最有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发现，真正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利己主义和排外主义，而是必然会走向国际主义。
小说结尾出现一幅壮阔的群众游行场面，叙事者触景生情，慷慨宣誓。④黑婴：《红白旗下》，香港：赤道出版社，1950 年， 第121 页。印尼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新生的具有独立主权的亚洲国家，具有相似的被殖民的历史记忆和建设新社会的重大使命， 在帷幕拉开的全球冷战的历史条件下， 它们共同面临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和打压，自然而然地结成一个坚实的命运共同体。
吊诡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华人在印尼的处境非常尴尬。
荷印当局实行分化瓦解、以华制华的政策，包括甲必丹制度、居住区制度、通行证制度、警察裁判权制度等，导致华人受到印尼人排挤的事件屡有发生。⑤周南京：《种族关系与国家建构：印尼华人个案研究》，李元瑾主编：《新马印华人：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 年版，第159-211 页。从1945 年8 月到1949年12 月的“八月革命”时期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
这让鼓吹国际主义的黑婴情何以堪？1950 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实施过自相矛盾的排华政策。
但是这些种族迫害在黑婴的《时代的感动》和《红白旗下》当中完全缺席了，他描绘的种族和谐、 形势大好的场景似乎有乐观主义的嫌疑。
1965 年，印尼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共排华运动“九三零事件”， 苏哈托上台后断绝与中国的关系，肆意打压华人，还挑衅性地恢复使用了歧视性的“支那”一词来称呼中国。
1998 年，印尼又爆发针对华人的种族迫害“黑色五月暴动”，黑婴在六年前已经去世，他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也会痛心疾首吧。
黑婴留学中国期间（1932—1937）适逢“一·二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 年10 月，他回到棉兰，在当地报馆工作，从事抗日救亡宣传。1941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 年印尼沦陷，黑婴被日寇抓捕，关进了华侨集中营，时间长达三年多，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他平安归来，重获自由。①黑婴：《集中营的回忆》《爪哇华侨集中营纪实》，蓝素兰编：《黑婴文选》，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44-66 页。总的看来，从1932 年到1947 年，黑婴的文学作品的一个主题是表达左翼民族主义和普世人道主义，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呼吁世界和平。
黑婴在上海发表的作品涉及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从软弱、 苦闷到坚定、 乐观的心理过程。《纪念碑》《青春第一章》《青春第二章》②黑婴：《纪念碑》，收入氏著《异乡与故国》，上海：千秋出版社，1935 年4 月初版，第1-4 页；
黑婴：《青春》，《青春第二章》，《文艺大路》1935 年1 卷1 期，第21-27 页；
1935 年1 卷2 期，第122-127 页。的格调比较颓废。
散文《忘不了的仇恨》和《捐款》的主题思想就不同了， 前者记述一个青年爱国者 “敏”在“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冒险还乡，义无反顾地从事抗日救亡；
③黑婴：《忘不了的仇恨》，《女子月刊》1936 年4 卷9 期，第112-113 页。后者讲述“我”在爱国情操的驱使下两次为绥远抗敌的将士们慷慨捐款，还牺牲了自己的微薄的生活费。④黑婴：《捐款》，《青年界》1937 年11 卷1 期，第147-149 页。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归属感的结合产生了民族主义，把印尼华侨黑婴与祖籍国的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他的离散华人身份被有意淡化了， 他的国族认同趋向中国。
颜清湟指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过程，它是表达对祖国的生存和发展关切的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是一种自卫和反应式的运动， 目的是为了给海外华人提供尊严和自豪感，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海外的延伸而不是土著民族主义的一环。⑤［澳］颜清湟：《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 年版，第287 页，第307 页。毫无疑问，黑婴的小说表达的正是这种思想意识。
黑婴写于战后的短篇小说集 《时代的感动》有更多的本土经验和近距离观察，其中有四篇小说——《嫂嫂》《美丽的头》《淡淡的血痕》《饭田大尉》⑥黑婴：《时代的感动》，雅加达：鲛人书屋，1947 年版，第11-18 页，第47-53 页，第63-72 页，第73-82 页。，表达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主题。上述小说有两篇盛赞华侨女性的献身精神，一篇从英国侨民的角度着墨，一篇聚焦于日本战俘，共同点是文笔质朴直率，情节紧凑集中，处理战争叙事和创伤记忆的主题洋溢着时代感和政治意识。
“文革”结束后，黑婴复出文坛，重新归队，写出长篇小说《漂流异国的女性》，其中有印尼华侨从事抗日救亡的故事，他们去国怀乡，遭逢丧乱，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其中的一个情节是，印尼沦陷，日军搜捕抗日志士，报馆主编庄一鸥和编辑廖洁等五名华侨惨遭杀害。
袁丽萍来到棉兰市中心的大草坪上， 见到这五名烈士的头颅被悬挂在竹竿上，周围有大群围观的百姓。
袁丽萍深感悲痛，她长时间伫立观望，心绪翻滚，百感交集——
赤道的雨水淋湿了他们的头发，淋湿了他们的脸。
他们冷吗？ 他们想对大草坪上的人群说什么呢？ 他们多么热爱这块土地，又多么憎恨蹂躏这块土地的强盗！ 他们曾经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做了许多工作，为这个庄严的使命奔走、呼号……现在，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异国的大草坪上……⑦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72 页。
这个暴力场景一方面带出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传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控诉。
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方面，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深沉美好的感情，也是一桩崇高神圣的事业。
海外华人在历史洪流中共享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这也启发袁丽萍等幸存者去想象一个共同体，重建现代中国人的“政治屋顶”（political roof），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引领他们思索人类正义、尊严政治与世界和平等问题。
不过黑婴不是一味挥洒浅薄的民族主义，他的个别作品尝试深度思考。
短篇小说《帝国的女儿》在跨国离散背景下思考性别主题，朝向“欲望的地缘政治学”：
五年前日本女子勉子由于深受军国主义毒害，自认是“帝国的女儿”，导致她与中国情人分手。
她流落马来亚，变成应招女郎，生活落拓，孤独抑郁。某天，勉子到咖啡馆勾引一个年轻的“支那人”，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喝酒聊天，大献殷勤。
当支那人说两人是“仇敌”关系的时候，勉子表示困惑，这名支那人朝她大声咆哮——
不是吗？ 难道你们东洋人是我的朋友吗？东三省，想想上海！你们推（原文如此，当为“摧”字之误）残了我的祖国，你们杀死了我的同胞！①黑婴：《帝国的女儿》，上海：开华书局，1934 年版，第62 页。
他正要走开，但被勉子刻意挽留，一夕欢好。翌日早晨，这名支那人还在酣睡中，勉子一方面为自己的堕落而难过，另一方面爱慕这个纯真的支那人，但是想到两国的敌对关系，她预感这段感情毫无结果。
最后支那人的敷衍态度激怒了勉子，她委屈地谴责对方，而对方沉默不语——
— 我知道的，你认到我是仇敌，你不爱我，你刚才尽力地蹂躏我的身体，也许是为了这念头。
但是，朋友，你错了！
——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我并没有催（原文如此，当为“摧”字之误）残过支那；
我也没有杀过你的同胞。
朋友！ 我这帝国的女儿是可怜的，在马来半岛过糜烂的生活。
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怜，是这么的孤单！
——朋友， 我受着的压迫比你们更厉害，谁有钱皆可以在我的身上找到满足。
朋友，你应当明白。
……②黑婴：《帝国的女儿》，第65-66 页。
勉子的意思是，日本妓女遭受的性别压迫并不比中国人的国族苦难来得轻松，归根结底是来自不分种族、年龄、职业的由金钱势力导致的阶级压迫，她在性别压迫之外还遭受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情感暴力。
在咄咄逼人的质问下，这名沉默的支那男子终于开口了：“——我明白了，帝国的女儿！ ”他现在发现，这个帝国的女儿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和他一样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两者的区别在于：他丧失了国家主权，变成“没有祖国的孩子”，而她失去了身体主权，沦为欢场卖笑的妓女，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情、谅解和尊重。
黑婴动情地写道， 这个支那男子对日本妓女产生了民胞物与、感同身受的情怀，“他抱她抱得更紧了”。
因此，海外华人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反抗，男人对女人的性别歧视，有产者对妓女的阶级压迫，这三重张力被置换成人道主义的同情心，超越国族、地理、语言与文化的疆界，指向对平等、尊严和人类正义的追寻。
这是18 岁的黑婴对 “性别化国族”（engendered nation）的批评想象。
黑婴的左翼思想有一个从隐现到明确的发展轨迹，这个转变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历史情景的变动——包括印尼、中国和世界，同时也是他对后者的积极回应和深刻思考的结果。
巫小黎注意到，上海时期黑婴的有些作品接近20 世纪30 年代的中国文学主潮“左翼文学”，例如《赤道线》《青春》《私货船》《小伙伴》。③巫小黎：《黑婴的文学创作与活动述评》，《嘉应大学学报》1999 年第4 期，第119 页。杨慧在研究1932 年到1937 年黑婴作品的基础上指出：“综观黑婴1930 年代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他其实是一位偏向左翼文学的南洋华侨作家。
”④杨慧：《穿越“摩登”的家国书写：重读黑婴的南洋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 年第5 期，第167 页。根据蓝素明的叙述，其父黑婴早年在印尼报馆工作，他的出身、经历和情感都促使他趋向左翼思想：“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也必然是他投奔的方向，而‘爱国’、‘进步’，也很快成为作家黑婴明确的身份标志。
”①素明：《理解父亲（代序）》，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 第1 页。在另一个场合，蓝素明提到，黑婴自述他在南洋很早就接触到印尼共产党，回国读书时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传送过机密文件，由于上海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姚篷子的被捕和叛变， 黑婴未能及时入党， 但他后来做的工作都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②素明：《我的父亲节》，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27 页。学术界普遍认为，黑婴小说的都市罗曼司题材受到穆时英的影响，这一点得到黑婴本人的证实。③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3 期，第142-145 页。我认为，他写的左翼文学作品很可能受到过叶紫的鼓励和启发。④黑婴：《叶紫与无名文艺》，《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4 期，第115 页。以上证词说明了黑婴与左翼思潮的关系。
接下来，我从两个方向展开讨论，其一，他写于上海的作品如何刻画中国和南洋之底层庶民，表达一位华侨作家的左翼姿态；
其二，他在战后和晚年发表的作品如何记述印尼华侨社会内部的斗争和分化，凸显自己的支持中共力量、批判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立场。
上海时期的黑婴年龄介于17 岁到22 岁之间，这位文学新人发表的部分作品有左翼文学的特点。
这类题材有两个类型：一是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底层故事，见证国民政府之治理失败所导致的阶级斗争的爆发；
二是南洋社会的弱裔群体的悲剧命运，呈现为性别、种族与阶级相互交织的社会图像。
黑婴的小诗《春之街》批判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城市的贫富悬殊，表达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的主题。⑤黑婴：《春之街》，《申报自由谈》1934 年4 月3 日。小说《小伙伴》写黄浦江畔两个小流浪汉小顺子和得福的故事，他们生活困苦，受到巡捕的迫害，流离失所，不由自主地产生了阶级意识。⑥黑婴：《小伙伴》，《现代》1934 年第5 卷第1 期，第484-490 页。《泥潭里》写一群工人不满于资本家的剥削，计划举行罢工，后来进行谈判。⑦黑婴：《泥潭里》，《新文学》1935 年第1 卷第1 期，第77-82 页。《暮景》叙述一个乡下人的妻子惨遭兵痞蹂躏而死，小家庭破败了，他只好流浪到上海沦为乞丐。⑧黑婴：《暮景》，《文艺月刊》1934 年第6 卷第5、6 期合刊，第241-246 页。《破灭》从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写上海穷人的故事， 有阶级斗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主题。
《归来》写一群番客在世界经济危机之下从安南、暹罗、怡保、吉隆坡、新加坡回国，“五年或是十年的海外生活换来的是老了的身子和破烂的行李”。⑨黑婴：《归来》，《通俗文化》1935 年8 月第2 卷第4 期，第22-35 页。黑婴的底层叙事的第二个类型是南洋社会的弱裔群像， 他们或是遭遇经济危机，见证阶级矛盾的恶化，或是作为失足女性，泣血挣扎。
《急性虎列拉》写1930 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如同急性传染病， 迅速蔓延到马六甲、槟城、苏门答腊，失业工人被强制遣返。⑩黑婴：《急性虎列拉》，《生存月刊》1933 年第4 卷第8 期，第138-144 页。《爸爸上园口去》从13 岁少女亚珍的视角看世界，描写经济危机下一个南洋华侨家庭的伤心故事。⑪黑婴：《爸爸上园口去》，《中学生杂志》1933 年第38 期，第171-177 页。《新加坡之夜》写海南人杨中的故事。他在英国的一艘货轮上当水手， 生活单调孤独，到处漂泊流离，遭到老板和水手头的欺压。
在新加坡上岸以后，他邂逅一名海南籍的土娼，得知其凄惨经历后，他动了恻隐之心，给她一些金钱资助。⑫黑婴：《新加坡之夜》，《中华月报》第1 卷第7 期，1933 年9 月，第6-8 页。《没有爸爸》写印尼少女维娜与英国水手查理初次见面就发生了一夜情，后来她怀孕生子，过着漂泊流离的生活，忍受世人的白眼和苛待。⑬黑婴：《没有爸爸》，氏：《帝国的女儿》，第163-177 页。上述文本在上海黑婴的作品中大约占据三分之一的比重，和他的描绘都市罗曼司和南洋风情画的作品相比， 这些表现左翼思想的作品长期被忽略。毋庸讳言，这些作品的文笔稚嫩青涩，语言功底薄弱，显示单调、重复和急就章的特点。
然而这些作品有阶级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用现实主义描述底层生活，注重阶级分析，暴露由阶级、种族、性别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悲剧。
联系这些作品来看，黑婴后来成为左翼作家和爱国华侨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隐伏着一条若隐若现、不断走向清晰的思想轨迹。
从辛亥革命到南洋沦陷前，南洋华人的中国意识非常强烈，“中国的每一桩事物都赢得南洋的回响。
毫不惊奇的，两个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摩擦，在南洋也受到反映”。①［新］王赓武：《南洋华人简史》，张善奕译，台北：水牛出版社，2002 年版，第184 页。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国民党的势力渗透到南洋华人社会当中，深刻有力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生态，影响着当地华人与中国政治的关系。②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黑婴返回棉兰后，左翼思想继续发展。
二战结束后，中国陷入国共内战，黑婴的立场明确坚定，他同情中国革命，支持中共抗争，谴责国民党的腐败专制。
这种立场体现在他战后发表的报章文字、短篇小说集《时代的感动》、中篇小说《红白旗下》当中。进而言之，1946 年到1950 年正是全球冷战的初始阶段，黑婴其间发表的作品中评论中国政党政治，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这些批评声音可以看作是他对“文化冷战”的初步介入。
回国后，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内评论国际政治，那是他介入冷战宣传的重要证据。
《时代的感动》 写一位中产阶级老华侨持续捐款，支持危难的中国，包括赞助辛亥革命、救济难民、赞助北伐、支援抗战。
他还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心悦诚服之下，向每个朋友热烈推荐。
作为报人的黑婴把中国新闻时事迅速植入小说的情节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短篇小说集再现华侨社会内部的分裂和斗争，例如其中的一篇作品《平凡的故事》：慧如、锦如的父亲在巴达维亚唐人街开了一间小印刷厂。
思想进步的表哥经常来访，和父亲谈论时事，借书给两姐妹阅读，鼓励她们走出家庭，接触社会生活，增长见识。
于是姐妹俩参加了一个合唱团，经常歌唱爱国歌曲，支持中国革命。
后来，妹妹与某个政治组织的干事小陈成为恋人。
在男友影响下，妹妹经常缺席合唱团，还偷偷加入了男友的那个组织。
小陈偷偷向两姐妹的父亲打听印刷书籍的内容，导致小家庭的和谐气氛被破坏了。
后来，出差到新加坡的表哥邮寄一些进步书刊给两姐妹，没想到的是，妹妹以“宣传赤化”为借口，私自焚毁了那些书刊，这让姐姐大为不满。③黑婴：《平凡的故事》，氏：《时代的感动》，第32-33 页。这个小说表达了黑婴的中国观，他批判国民党政府在国外和国内的两种作为：一是南洋领事馆在华侨社会内部安插特务，监控人们的思想动向；
二是国民党当局在国内豢养了一百多万的特务， 残害全国百姓。
这个小说也见证了南洋华侨社会的几股势力——有人支持国民党政权， 有人同情中共力量，这就造成了华侨社会的纷争。
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正式使用红白旗，这是后来的印尼国旗。
中篇小说《红白旗下》 记述1949 年12 月27 日印尼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接管主权到1950 年5 月1 日中印两国建交的故事。
这部书重点讲述华侨社会内部的进步力量与倒退势力的斗争，思想进步的华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头脑守旧的华侨支持偏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根据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次大战以后的印尼华人和政治活跃分子是促进中印关系的重要推手，他们积极回应了冷战年代的重大事件。④Taomo Zhou，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Ithaca， 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红白旗下》生动诠释了印尼的这桩历史事件。
黑婴在晚年推出的小说 《漂流异国的女性》继续表达这种主题。
该书描述左翼的《华侨日报》报道国共内战消息时毫不含糊地走向左翼立场，暴露国民党黑幕，支持中共的武装斗争。
英子健在编辑室处理来信来稿，翻阅新加坡、槟城、棉兰的报纸，他欣慰地发现——
现在，进步的华侨报纸多起来了，《南侨日报》、《现代日报》、《生活报》、《民主日报》……都经常刊登祖国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消息，发表反对独裁、阴谋发动内战的言论。昆明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李公朴的事件经过，也在进步报纸上详细刊载了。
这两宗连续发生的惨案，在华侨社会也引起很大反应，又一次拨亮他们的眼睛，看清了独裁统治的罪恶。①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102 页。
写于1982 年的这部小说的政治立场和黑婴在20 世纪40 年代后期印尼时代的思想动向保持一致， 这说明在全球冷战的年代里（1947—1991），黑婴保持一种稳定、清晰、系统性的左翼政见。
这部小说虽然没有正面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是一目了然的，这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角色，例如廖洁、庄一鸥、英子健、王源昌的身上得到了确凿的表现。
华侨在海外的处境，中国人对华侨的刻板印象，华侨与历届中国政府的关系，这些都是复杂的学术课题。②［新］王纯强：《约莫是华人：华侨与海外华人的边缘化》，《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9 卷第1 期，第41-66 页。黑婴对祖国原乡怀有深沉美好的感情，这是不容置疑的，他突出血缘神话、宏大叙述、民族主义。
在《漂流异国的女性》的结尾，袁丽萍决心离开南洋，回归暌违已久的祖国，黑婴这样描写她在归国前夜的激动心情——
我一夜没有合眼。
夜很静，恍惚听得见海风轻轻细语， 又恍惚听到祖国在召唤，不久，黎明就来到了窗外……
祖国啊，当你还在苦难中的时候，我在海外漂流；
今天，你站起来了，新生了，我投奔你的怀抱。
祖国啊，我的母亲，我终于回来了。③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209 页。
离散华人的民族主义在此达到高潮，小说的故事情节戛然而止。
至此，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在1940 年代后期的南洋，黑婴表达的这种原乡追逐是当地华人的大宗意识吗？ 放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我们可以说，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南洋华人社会，“回归故国”不是主流意识。
在这里，有必要补充相反的历史资料，以对照黑婴的个人选择与主流意识之间的差距，见出南洋华人在历史处境中的复杂心态和多元选择。
应该说，不是叶落归根的侨居模式而是落地生根的定居模式，成为当时海外华侨的首要考虑。
王慷鼎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中兴日报》这四大华文报纸的社论为对象， 考察1945 年9月5 日到1959 年6 月3 日， 侨民意识与国民意识的起伏消长。④［新］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5 年版，第261-295页。崔贵强研究过1945 年到1959年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的转向，发现绝大多数的华侨都选择了落地生根的生活方式，愿意在保持中国国籍的同时取得居住国的公民权，而选择回归祖国者是极少数人。⑤［新］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959》，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 年修订版。王赓武和原不二夫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⑥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Fujio Hara，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2.由此可见，黑婴作为归侨小说家，他看重的是以他为代表的这批归国华侨的历史选择的合理性和崇高意义，然而，这种文学再现深切动人， 却不是当时南洋华人的主流选择。反过来看，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中的本土化追逐是一条不绝如缕的线索。⑦［新］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 年版；
［新］黄孟文、徐顣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年版。活跃在1940 年代到1960年代的东南亚离散华文作家，例如周容、李汝琳、姚紫、力匡、白垚等，都以本土化作为自家的发展方向。
此外，晚近国际学者鼓吹本土化的意义，注重移民在居住国发展横向联系，反对回归故国家园， 已然成为主流论述， 例如Stuart Hall，James Clifford。
对照这种当令西学，反观黑婴的执意回归的文学作品，他似乎有思想落伍之嫌。
然而，我们不能囿于后起的理论，而必须尊重历史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展现一幅众声喧哗的文学想象，庶几不辜负归侨作家的筚路蓝缕、苦苦耕耘。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瓦解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冷战在欧洲出现，很快蔓延到亚洲和中南美洲。
冷战研究最初聚焦于欧洲剧场和政治层面， 强调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和地缘政治冲突，忽视了亚洲剧场、本土角色和文化层面，未能启用跨国的、比较的学术视野，从而削弱了理论框架的阐释力度。①Zheng Yangwen，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pp. 1-8.因此，对亚洲冷战尤其是文化冷战的研究有助于为全球史和比较历史学提供进路，亚洲冷战与该地区的其它运动重叠在一起， 包括民族主义、去殖民化、建国运动、经济全球化。在黑婴的个案中，他参与的文化冷战与印尼、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拼凑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而海外华人是这个画卷中的主要角色。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黑婴参与创办雅加达华文报章《生活报》。
随后五年内他在该报发表大量文章，有些收入60 多年后出版的《黑婴文选》。
他还使用笔名在新、马华文报章发表作品。②萧村：《悼黑婴》，萧村：《马来恋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年版，第114 页。
《黑婴文选》 中的一类文章是关于美国和苏联的论述， 基本立场是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盛赞后者的蓬勃活力和远大前景，这个主题的文章至少有5 篇。《美国的两条路线》写于1946年9 月25 日，这是黑婴最早回应冷战的文章。
该文指出，二战以后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苏联是唯一竞争对手，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后，改变了罗斯福的和平主义路线。
黑婴认为，摆在美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国际合作的和平主义路线，二是向外冒险的帝国主义路线。
杜鲁门领导的美国走向了向外扩张的路线，以美元和原子弹为后盾，部署全球军事力量，却辩称是为了阻止苏联对欧亚地区的侵略——
在联合国机构内，在巴黎欧洲和平会议席上，贝尔纳斯领导了反苏的阵营，唇枪舌剑，向莫洛托夫和克罗米科展开了猛烈的战斗。
比基尼岛上原子弹试验的火焰，迷糊了世界人士的眼睛，配合着丘吉尔之流擂出的战鼓，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有已临第三次大战前夕的样子。③黑婴：《美国的两条路线》，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135 页。
该文提到英美两国正在准备军事合作，丘吉尔唱出“重整西欧集团”的老调；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rancis Byrnes，1882—1972）的反苏路线走进了危险地带；
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发表演讲，反对杜鲁门的冷战政策，主张与苏联进行协调。
在文章的结尾，黑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做出决定，是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美国到何处去》批评美国主导全球冷战、建立反共阵营、对抗苏联。黑婴批评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违反了罗斯福的国际合作道路，美国以两手政策对付其他国家，打造国际联盟，制造地缘政治紧张。④黑婴：《美国到何处去》，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151 页。《世界一年间》赞扬苏联的和平攻势及其在联合国提出的世界裁军方案，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为多数党派。⑤黑婴：《世界一年间》，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157-159 页。《没有歌唱的自由》以阶级分析方法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批评美国政府压制左翼力量和民主文化。⑥黑婴：《没有歌唱的自由》，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164 页。《新书介绍〈美国之音〉》把阶级斗争学说运用到国际关系中， 描述冷战下的国际形势，指出，美国政府把苏联当作头号敌人，宣称要把全世界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①黑婴：《新书介绍〈美国之音〉》，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209-210 页。总的看来，黑婴这些文章有个特点：使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二元框架，在分析美苏政治课题时有绝对主义、本质主义的嫌疑，黑婴从没有美国经验和苏联经验， 他一边倒地展开意识形态宣传，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关于美国和苏联的刻板印象。
收入《黑婴文选》的另一类文章是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分析，基本立场是同情中国革命，支持社会主义中国。
这是他对文化冷战的初步介入，只是尚未在“共产主义／资本主义” 的二元框架中展开论述。《香港行（三）》提到两位熟识的南国青年回归中国大陆，一年后在香港重逢，黑婴惊异地发现，他们的“政治水准之高，绝不是南洋的中学生所能有的。他们懂得新民主主义的各方面，甚至能够有条有理地给我分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②黑婴：《香港行（三）》，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192 页。《论新中国的电影》介绍在中国新近出现的一部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黑婴赞同马列文论的说法“艺术是有阶级性的”，他引用列宁的观点“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他从全球冷战的视野出发，指出：“美国好莱坞的片子，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它们为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服务。
相反地，苏联的电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种艺术。”③黑婴：《论新中国的电影——介绍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194 页。黑婴还介绍新中国其它几部电影，包括《中华儿女》，凌子风导演的取材于东北抗日联军之八女投江的故事，还有从马烽、西戎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吕梁英雄》，他盛赞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路线。这篇文章的篇末终于与冷战搭上了关系：“今天的美帝，如果敢于侵犯我们，那么，就让人民的火阵，烧死这头‘野牛’吧！ ”④黑婴：《〈吕梁英雄〉——从小说到银幕》，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第208 页。
归国华侨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现象。
王纯强从地方史、移民社会学、跨国华商网络的多重视野出发，分析鸦片战争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1843—1938）的东南亚归侨如何促进了厦门的商业环境和城市发展。⑤Ong Soon Ke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Xiamen an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1843-1938.1949 年到1965 年，东南亚有大量华侨返归中国，是为“归侨”。
根据奈仓京子的研究，归侨在1950、60 年代的涌现主要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出现历史上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排华原因是华人与土著的贫富差距造成了种族矛盾，而冷战的影响加速了东南亚各国的排华进程。
广东省和福建省开辟了数十个华侨农场，用来安置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归侨、侨眷和难侨。⑥［日］奈仓京子：《“故乡”与“他乡”：广东归侨的多元社区、文化适应》，第53-55 页。黑婴的归国发生在这个历史时段中，但是他回国的时间较早，而当时的中国和印尼尚保持良好关系，直到1950 年代中后期和1965 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排华运动，大批归侨和难侨才于此出现。
1951 年，黑婴单身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光明日报》副刊编辑，由海外华人变为归国华侨，后来归化入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认同发生了转变。1952 年，妻子蓝凤娇携带三个女儿来到北京，一家人从此团聚，落地生根。回国以后的黑婴感受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他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成长》，反映华侨青年回归祖国后的成长历程，可惜未能完成。⑦素明：《理解父亲（代序）》，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根据学者的研究，1950 年代的归侨群体主要由爱国者、难民、资本家和学生构成，他们大多受到中国政府的优待，一个原因是出于投资和侨汇的需要；
归侨在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又因为有所谓的“海外关系”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⑧Glen Peters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pp. 163-178.王赓武指出，归侨的前身是海外华人，他们大多数于1949 年后从东南亚返回中国大陆，有些人是自愿回国，多数是出于非其所能控制的原因被迫回国， 但他们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热情欢迎，在某些方面享有优惠待遇。⑨［新］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270 页。这些资料有助于理解黑婴的作品。
1958 年11 月，黑婴以真实姓名“张又君”出版一本宣传小册子《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干涉的失败》。①张又君：《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干涉的失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发生在1956 年到1958 年的印尼外岛叛乱必须放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加以解释。②白建才、代保平：《1956-1958 年印度尼西亚外岛叛乱与美国的隐蔽行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2 期，第77-84 页。本书的《前言》 批判印尼叛乱势力勾结美国和荷兰以出卖国家利益， 赞扬印尼人民追求国家独立的政治热情，称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
黑婴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论述上述问题，在对被压迫民族之解放斗争的声援中带出国际主义倾向，毫无疑问具有显著的冷战色彩——
在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 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起来了。
他们从斗争中锻炼得日益坚强。
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得到社会主义阵营、亚非各国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支援。
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仅仅不利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
就以印度尼西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来说，也是帝国主义一次接着一次遭到失败，印度尼西亚人民唱出了一曲又一曲的凯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更加巩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没有什么可怕。只要团结国内外的进步力量，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定会战胜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势力。③张又君：《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干涉的失败》，第2-3 页。
饶有意味的是，这里出现了毛泽东的两个著名说法：一个是“纸老虎”论，另一个是“东风压倒西风”论。
后者源于1957 年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正式提出的说法，指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压倒了资本主义阵营。
前者来源于1946 年8 月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
1958 年12 月1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发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从国内政治、政党政治延伸到国际政治、民族矛盾。
黑婴这本书在1958 年11 月出版，应该说，他正是在准确领悟了1946 年毛泽东的概念以后，创造性地运用在国际关系的讨论上。
黑婴特意提到，印尼在联合国中进行的斗争是反殖民主义的一个缩影。
他多次赞扬印尼共产党人在争取国家独立、消灭叛乱势力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黑婴在晚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漂流异国的女性》描绘海外华侨的生活、斗争和追求。
这本小说写于1981 年到1982 年之间，此时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全球冷战的帷幕即将落下。
《漂流异国的女性》 的叙述手法称不上复杂高深， 两个主人公也有单薄和概念化的嫌疑，大段的政治言论暴露出人物形象变成了作者的意识形态的单纯的传声筒。
作者叙述很多社会现象或历史事件，汇拢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主题下：一是对荷兰殖民主义的谴责，二是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三是对国民党右翼的批判和对中共的支持。
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 叙事者说道：“蒋介石消极抗战，对共产党不断制造摩擦。
”④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44 页。海外华侨的团结局面正在面临分化瓦解，棉兰两大华文报《华侨日报》和《民意报》的分歧不断，连华侨学校也分成了两派，苏岛中学成了帮派争夺的焦点。
关于“皖南事变”，黑婴这样陈述道：“这是蒋介石发动的又一次反共高潮。
”⑤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45 页。后来，国民党领事馆出面要求警察厅禁止共产党宣传，于是，警察传讯庄一鸥，庄毫不畏惧，据理力争。⑥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46-47 页。小说中还有一个宣传意味明显的小插曲。
英子健对新加入编辑部的王庆春比较赏识， 发现这个青年人工作称职，朝气蓬勃，他于是推荐斯诺的《西行漫记》、邹韬奋的书、唯物辩证法等给王庆春阅读。⑦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第156 页。
陈丽汶根据“成长小说”的文类讨论这部小说，她指出：“《飘》不仅是一部有关海外华人如何经过革命与青春历练培养其‘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成长小说，同时也可视为归侨作家在后文革时期尝试为其族群的 ‘中国人’ 身份正名的作品。
”①［新］陈丽汶：《狐步舞结束以后：论中国归侨作家黑婴的成长小说》，《中国现代文学》2018 年第33 期，第49 页。吊诡的是，这样一部“三观端正”的小说在出版以后竟然没有反响， 这难免让黑婴心情失落。
陈丽汶的解释是：1980 年代初期中国作家正忙于写作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黑婴未能迎合文坛主旋律。这是正确的观察。需要补充的是，黑婴的敏感身份造就了他在文学场域中的位置，这决定了他的发言方式和内容。
黑婴此前的身份是归国华侨，现在劫后余生，他不便与伤痕文学共襄盛举， 而只能借助讲述海外华人的爱国故事，暗示自己的风雨路和心灵史，希望洗雪笼罩在归侨头上的“间谍”“奸细”等罪名，自证清白。
补充说明一点，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让黑婴感到痛苦不安， 他在给三女蓝素明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感受。看到飘扬了70 多年的苏联国旗在夜幕下的寒风中徐徐降下，面对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事业之失败，这位归侨作家发出了痛苦而无奈的叹息。②素明：《理解父亲（代序）》，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序言。
从1940 年到1966 年， 一批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华侨作家，北归中国，追逐原乡，其中包括洪丝丝、秦牧、刘少卿、王啸平、白刃、陈残云、杜埃、黑婴、黄浪华、萧村等人。③孙爱玲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归侨小说家》（新加坡：云南园雅舍，1996 年）在这方面有开拓之功。“文革”结束后，他们劫后余生，重操旧业，书写海外华人故事，成为文坛一大亮点。
总的来看，学术界的黑婴研究主要是从“新感觉派”与“都市现代性”“南洋色彩””成长小说”等视角展开分析。
本文从南洋与中国的互动语境中研讨黑婴的左翼思想成长史。
黑婴的作品生动刻画不同类型的印尼华人及其与中国关系的亲疏远近。
廖洁、庄一鸥等华人既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文化钳制，也反对日本军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们焕发出民族主义热情，杀身成仁，视死如归。
英子健、王源昌等支持印尼人的民族独立运动，推动中印两国建立邦交关系，朝向前景广阔的国际主义。
胡亮、袁丽萍等“新客华人”对民族意识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走向左翼思想，为此付出代价。
石亦坚等“土生华人”丧失了对中国的国族认同，民族意识淡薄，甚至与荷印殖民当局合作，打压进步的“新客华人”。
在印尼出生的“侨生”朱杰、刘克非，对中国抱有深沉美好的情感。还有一部分华侨华人，例如往返中印之间的水客廖伟堂和袁丽萍的丈夫姜志强， 或者轻信谣言、以讹传讹，或者投靠日寇、沦为汉奸。
二战以后，华人社会内部的分化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部分华人支持中共以及后来成立的新中国，另一部分华人力挺国民党政府，最终沦为“孤臣孽子”。
黑婴作品之大宗主题是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孔飞力指出，对海外华人而言，“民族主义”是由情感和策略共同构筑而成， 其共同指向一是都将中国视为共同的祖籍地， 二是同时又将自己的根深植于所在国的土壤之中。在他们所生存的异国土地上，民族主义诉求适应了多重需求：
营造华人群体的共同形象；
增强相互团结以维护华人的经济利益；
在华人社会内部构建一个特殊的舞台，既是政治竞争之地，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流动之所在。④［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版，第254 页。黑婴从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描绘南洋华人的生存处境、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政治憧憬， 在进步华人身上体现的民族主义成为东南亚之“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构成黑婴作品的一道风景线。不但如此，从1946 年到1958 年再到1983 年，黑婴趋向左翼思想，同情中国革命，思考国际政治，介入文化冷战，塑造美好的中国形象，肯定国际共产主义的正面价值， 展示一位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思考和凛然风骨， 有时也显露出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情怀。
概而言之，在结合文本、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针对上述课题加以描述、分析和评价，希望对海外华语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起到丰富、深化与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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