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意识形态的两种面相

李文豪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内嵌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演变与现实表征，表明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复归社会生活领域。透视全球疫情防控格局及其内在机理，需要理清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基本特质与逻辑范式。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形式上捍卫自由与人权，实质上造成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疫情失控的主要思想诱因。充分表达人民意志、重塑个人与国家的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超越西方话语体系，成为推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精神武器”。继续发挥意识形态引导疫情防控的正向作用，理应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站稳思想这块阵地，以实现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的有益结合，推动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
观念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2）05-0029-09

意识形态作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下，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498，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无疑是继影响全球疫情防控格局的资本力量之后，最具支配性的思想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所衍生的“政治病毒”“疫苗民族主义”“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等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表明 “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者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矛盾对立状态的终结，并没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再次到来。相反，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竞相角逐构成全球疫情防控的显著思想特征。当前，针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国家制度的比较分析中，如何准确理解贯穿其中的意识形态叙事是我们分析批判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失败、中国疫情防控成功所应理清的重要问题。只要透视西方国家疫情防控乱局中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我们就能进一步切中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顽疾，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历史交汇中赢得话语主动，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格局的意识形态审思

针对19世纪全球流行的霍乱疫情，马克思曾指出，“这种毁灭性的灾难”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2］，他看到的事实是，正当霍乱疫情在欧洲肆掠之际，欧洲政府首先谋求的是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以至于频频打出政治牌而未出台有效的防疫抗疫措施，甚至在德国，连黑格尔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无法在霍乱疫情中幸免于难。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霍乱疫情防治的批判引申至时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依然适用。甚至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框架下蔓延开来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极为有力地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回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的主要问题时，所表征的两种思维范式及其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

其一，意识形态的两种立场决定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模式的两种实践建构。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国际社会总体上形成了两种疫情防控模式，即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或者称欧美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把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疫情防控的首要位置，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凝聚起广泛社会共识，以国家力量推动全社会科学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动态清零的积极抗疫模式。西方模式，集中形成于美英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疫情防控举措围绕资本逻辑展开，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消极疫情防控模式。在这一疫情防控模式下，资本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国家权力让渡于资本权力。所以，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尽管疫情全面失控、国民经济衰退、社会危机不断，但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生产与富人的财富增长丝毫没有减弱，而绝大多数普通的个人面临生存危机，穷人与富人、个人与国家陷入普遍对立状态。

其二，意识形态的自觉能动性塑造了对待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两种态度。尽管人类与病毒抗争的历史表明，病毒溯源问题从来就是科学命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但意识形态在病毒溯源問题上仍然具备自觉能动性，发挥着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围绕病毒溯源问题，中国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科学的态度，主动配合以世卫组织为主导的全球新冠病毒溯源，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积极力量。与之相对，部分西方国家以特有的意识形态为价值导向，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权力与垄断地位，刻意回避与本国疫情暴发源头相关的卫生事件，在全球范围内蓄意制造“政治病毒”，大力鼓吹实施有区别的、违背科学逻辑的“政治溯源”，给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病毒溯源工作制造了诸多障碍。

其三，意识形态的两种价值理念影响了全球新冠肺炎医疗产品的具体分配。当前，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分配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坚持将疫苗等医疗资源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重点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水平欠发展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捍卫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另一种是部分西方国家，以技术垄断为支撑，尝试推行“疫苗民族主义”“疫苗保护主义”，在医疗资源分配上蓄意划分优先级，把疫苗当成是少数国家的专属产品，推卸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大国责任。更有甚者，奉行所谓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在本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躺平”，兴起抵制疫苗、抵制戴口罩的反科学思潮。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作为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观念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框架下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不仅从个体层面，塑造对待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理念和行为方式，更从现代国家层面，影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权力主体与国家行动。我们可以发现，主权国家的权力运行与制度功效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3］296。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世纪疫情，融于新的国际意识形态格局。正是缘于此，我们不免引发这样的追问：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是否已经成为支配性力量嵌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以至于部分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意识形态口号替代了科学的医学实践？

尽管我们难以量化意识形态在全球疫情防控的实际作用，但可以明确的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524。意识形态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尤其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产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591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无法决定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发展趋势，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却会不断催生新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意识形态问题与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发展现状无计可施。事实上，我们通过理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即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叙事逻辑，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观力量，进而推动人类文明朝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

二、西方国家疫情失控的新自由主义诱因

马克思认为：“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4］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对疫情捉襟见肘，不仅失去对本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更平添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意识形态障碍，于国际社会掀起反科学的“政治病毒”、伪科学的“群体免疫”举措，在全球疫情防控合作与病毒溯源工作中设置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壁垒。在此背景下，立足于何种问题视域来归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消极应对疫情的思想动因，找准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失败的“罪过”与“真相”，并精准定向个体防疫观念、社会群体意识与国家防疫政策等在疫情失控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回应西方社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种种无端指责，应对当前日益尖锐的中西文化价值冲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应探明的重要课题。要达成这一研究目标，我们难以回避主导疫情防控的思想观念本身，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现实追问与价值批判。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
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3］309我们可以引发这样的思考，由这次疫情衍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形式，无论是个体防疫观念，还是社会群体意识、国家权力意志，必然与“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并呈现出新的思想特征。因此，只要找出这些“现有的观念材料”，我们就能够对主导西方国家疫情防控的思想因素作出规定性阐释，进而揭开笼罩在西方疫情防控实践上的意识形态“神秘面纱”。这就需要我们从思想史的领域出发，分析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密切关联的西方主流思想，即新自由主义。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作为在古典自由主义相对衰落的时代扛起自由主义旗帜的学说，大致孕育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理论，其后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本意志媾合，以“华盛顿共识”为重要载体，借助经济全球化而建构起全球扩张版图。尽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均宣告失败，但作为一种拥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范式，无论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契合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还是在国际意识形态角逐中以自由之名为个人自由摇旗呐喊，新自由主义都以其颇具迷惑性的话语表达博得了特定历史时代中的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这次世纪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以个人自由名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是在尝试重塑个体，重构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一思想动态与话语转型，我们可以从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时代面相中得到明证。

出于何种价值范畴来讨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人及其自由问题，才能彰显一种理论的人文关怀尺度和人本主义色彩，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各种思想、主义争相探索的课题。在这一问题上，新自由主义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把人的自由放在首要位置，新自由主义自由观以此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价值观念，被西方世界看作是评判自由问题的价值尺度。以至于人们谈论疫情防控与人的自由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新自由主義的思维范式。甚至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群体与个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个体自由问题已异化成为抵制科学性疫情防控举措最为冠冕堂皇的代名词。然而，从实质上看，新自由主义名义上无差别地赋予所有人以自由权利，保障疫情中每个人的自由不被侵犯，但其“自由的论据只适用于那些能够承担责任的人”［5］。所谓能“承担责任的人”，即是“有能力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并且用获取的知识指导行动”［5］的人，换言之，是被抽离出来的拥有私人生产资料、金融资本等私有财产的少数理性群体，是能够承担巨额新冠肺炎医疗救治成本的有产者。

毋庸讳言，当个体自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时空限制之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具诱惑性和欺骗性，我们要廓清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思想迷雾并不容易。但所幸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在何种背景下谈论人的自由，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我们要谈的“自由”的首要前提必须是“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519。因此，我们对自由问题的关注首先应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摒弃抽象化与原子化的自由，把自由置于现实的、历史的范畴下考量。须知追求自由的愿景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现实的物质手段来实现。

由于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是赋予人们在疫情防控中享受自由的权利而非实现自由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普遍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威胁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宣扬的自由的现实状况是，自由成了有产者的自由，而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命自由与健康却得不到丝毫保障。更甚者，罔顾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危害而盲目推崇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激化了现实的人与人之间自由权利的矛盾对立，以至于自由演变成违法、反智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远不如去“条顿原始森林”寻找来得惬意，这样的自由甚至和“野猪的自由”没有任何实质区别。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6］550-551深陷疫情漩涡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个基础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物”的基础上，实质反映的是有产者、资本家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所创造的物的统治，是资本的统治与人被奴役的状态，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对现实的人的忽视，“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6］11。人的自由也有了两层含义：一方面，人们是自由的个体，能够按照个人意志把自己置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中；
另一方面，人们的自由意志被资本意志所胁迫，如果无法依靠资本力量负担昂贵的治疗费用，就只能等待死亡。这就解释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为什么坐拥最发达的医疗技术，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却每日剧增的矛盾现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有效控制疫情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7］。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围绕资本逻辑展开，居于西方国家观念上层建筑中的核心位置，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运行提供了思想遵循，是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主导性思维逻辑。这就意味着，新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以人为本建构新的主导疫情防控的观念上层建筑，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

三、中国抗疫成功的社会主义叙事

一般而言，人们在分析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总是整体性地归结于制度因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统领性、决定性的因素，这本身并无什么问题。实质上，制度管根本、管长远，是决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的根本力量。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所坚持的理念、所采取的举措、所实施的行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如果我们做些思辨尝试，尤其是关注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将会发现这樣一个基本事实，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配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同样发挥着重大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明晰，面对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中的历史任务与时代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然黔驴技穷。无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抵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如何诋毁中国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所取得的独树一帜的抗疫成就，都无法否定的是，中国防控疫情的成功经验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必然参考。显然，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际成效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角逐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当前，面对西方世界气势汹汹的“政治病毒”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冲击，唯有洞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抗疫叙事及其内在优势，我们才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不动摇，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肃清阻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不利思想因素，继续巩固和扩大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胜利成果。因此，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疫情防控的优先叙事是我们理应采取行动的重要一步。

比较来看，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窘迫境遇截然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与最广大民众的意志逻辑统一，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中发挥着重要正向能动作用，甚至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流或有着深刻影响的社会，新冠肺炎疫情都得到了良好控制，国民经济与社会秩序也已基本恢复。这实际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动性，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独特视域，即从身处社会历史事实中的意识形态本身寻找答案。“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吃一堑，长一智’。”［8］560我们可以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可比拟的内在优越性，它既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筑牢了国家制定有效防疫政策的思想基础，又发挥着观念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在推动国民经济复苏与社会有效运行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其一，充分表达人民意志。在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与实行中充分表达人民意志，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超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建构自身价值体系的基石。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表征的人民意志，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民性，需要我们结合理论、历史与实践的多维视域。从理论源头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中国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相关理论探索、制度建构与政策制定最根本的价值准则。人民健康被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9］。其中，尤为显著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有力证明了实践人民意志绝非一种政治口号的简单转换，它需要与国家制度紧密结合而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依赖于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具有强大组织力的政党来组织执行，实现政党意志与人民意志的有效对接。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率先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实现社会经济复苏，既由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因此，相较于围绕资本逻辑运行的西方国家制度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廓清了阻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重迷雾，从历史的维度与实践的立场上践行人民逻辑，建构起了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践行人民意志的革命路径。

其二，重塑个人与国家的共同体思想。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个体与共同体的冲击极其迅猛，一方面它破坏了个体间的边界，使得每个人都置身于病毒的威胁中而形成病毒传播链；
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疫情防控政策的限制，个体与社区、国家等各种形式的共同体陷入矛盾对立的状态。因此，如何重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也成为疫情防控的中心课题。为应对这一课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交出了成果和范本，重构了个人与国家的共同体思想。这一共同体思想体系，总的来看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具体内涵：一是命运共同体思想，即统筹个人自主行为与国家疫情防控举措，在全社会形成了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健康安全与国家卫生安全紧密关联的共识，实现了个人与国家、地区与国家新的联合。二是政治共同体思想。正是出于政治共同体的构建，生命政治成为国家防疫行动的价值考量，保护个体的生命健康安全成为国家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旨归。三是经济共同体思想。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整合国家防疫资源用于疫情防控，使全民享有免费的医疗救治与疫苗接种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其“基本经济事实”［8］657最直观的反映。

以上两点证明，“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6］17-18，即意识形态一旦与人民紧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胜利也就成为必然。但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12。那些陷入无限遐想的、善于煽动文化对抗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家们，至今难以理解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何能在中国的疫情防控中大放异彩。但我们知道关键在于这一意识形态为中国人民所必需，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实践中的伟大缔造，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向前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意识形态，其自身具备助力中国抗疫的多重叙事逻辑。具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内核，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践行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具备科学的理论叙事逻辑；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10］，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防疫政策护佑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叙事逻辑；
统筹人民意志、政党意志与国家意志，充分唤起全国各族人民防疫抗疫的强大精神力量，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思想防线，展现了主观意识的能动叙事逻辑；
引导破除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束缚，形成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理念的全新世界历史意识，开创了全新的历史叙事逻辑。

“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6］7就当前国际意识形态格局来说，我们正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话语环境，部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权教师爷”“民主灯塔”自居，凭借形形色色的虚假名义，不断发起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冲击与无端责难。这无疑增加了我们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现实难度。然而，历史和时代雄辩地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11］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学说，必然指导我们形成关于西方自由、人权与民主话语体系的批判认识，建构起我们自己的自由、人权与民主理论体系。如果我们罔顾疫情肆虐的客观实际，像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科学博士们”［12］341那样对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口号抱有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受损的只有我们自身的发展权益。更何况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西方国家既有的民主政治模式颓势已现，各种虚假的价值观念在疫情面前不攻自破，我们更有理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满自信。

四、意识形态何以正向引导全球抗疫

根据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根源于物质生产活动、栖息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及各国的具体应对实践也证明，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受制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类不同的经济基础，但一定程度上，产生于特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又呈现出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这种独立性一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呈现出滞后性；
另一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反映的是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即由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升华到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及其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并最终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因此，透过意识形态的两种面相，辨清意识形态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联系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客观需要，澄明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科学态度，以科学发挥意识形态的正向作用。

第一，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根本对立，批判超越以往一切意识形态形式的意识形态科学理论，其本质特征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尽管这是一项宏大的思想建设工程，但我们仍能通过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内在机理，来做些理论准备工作。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步是要理清一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何能成功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究其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价值导向，是与产生于疫情防控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逻辑相一致的，主要体现为纯粹的人民逻辑、坚强的权力逻辑与辩证的资本逻辑。其中，纯粹的人民逻辑契合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疫情防控理念；
坚强的权力逻辑反映了国家上层建筑为表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开展的革命性实践，是“公权力”批判超越“资权力”的显著特征；
辩证的资本逻辑则是人民民主驾驭资本力量为疫情防控服务的现实表现，反映的是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生产性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客观实际。

第二，警惕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陷阱。面对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人权的华丽外衣掉了下来，伪善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至于西方国家丧生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中的受难者、社会危机中的种族歧视、层出不穷的社会安全事件与矛盾尖锐的人权问题，不过是西方世界资本逻辑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秩序的一个副产品。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国家样态呈现出一种透彻的反面警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8］657，它再度引导我们认识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空洞体系与国家政治制度的畸形发展，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历此次疫情防控的实践挑战，种种西方意识形态陷阱引起的我们对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反思是深刻的，足以促使我们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运行中看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片面性与虚假性。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历史时代、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际和独特文化相结合，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是我们突破西方意识形态窠臼的正确前进方向。

第三，坚持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在意识形态这样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如何寻求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科学的意识形态学说给予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必须坚持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13］精神。“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学说”［14］，这种学说的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坚持辩证法的根本逻辑，“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3］。就此而言，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理应恪守辩证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具体看来，一方面，要重点关注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有益思想主张，如在疫情中对自由、人权、法治等问题的关切，避免为批判而批判的态度，摒弃于批判中避重就轻、抽象地否定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回避其合理思想成分的传统做法。另一方面，要落脚到结合时代背景与基本国情推进意识形态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建构上。正如馬克思所言：“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6］526我们批判审思意识形态的价值旨归，是要让意识形态回归适应社会发展、有助疫情防控的正确轨道，并在国家权力的具体运行中予以现实考量，实现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的有益结合，持续推动经济社会的复苏与发展。

第四，重塑疫情防控资源分配理念。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3］。尽管意识形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防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实质上产生于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过程中，受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限制。我们审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当然“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12］504，纯粹地提倡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而忽视对于物质资料基础的关注，须知意识形态“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12］309。它既同“现有的观念材料”［12］309相结合并加工成新的意识形态，更同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关联而实现彼此的能动反映。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围绕物质资料与国家机器，或者说资本与权力的双重逻辑，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因具体的社会矛盾关系而不断变化发展。其中，生产关系的重构是不可回避的课题。换句话说，从物质实践出发来透视观念世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质上是物质生产资料的一次重新分配。因此，回归意识形态视域，我们必须着眼于重塑疫情防控资源分配理念，形成一种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防疫资源分配关系，由此不断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向前发展。

五、结语

任何历史时代的思想与主义，都无法挣脱特定历史时代的经济事实与物质生产的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关于自身生存发展状况的自我反思与价值表达。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竞相角逐，反映的历史事实是，即使世界历史发展到全球化的全新阶段，意识形态仍然是现代政治国家运行与主权国家国际交往中的关键一环，不仅不会走向终结，反而会为新的历史的开创贡献思想力量。当前，我们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正处于一个意识形态转型的政治变革时代。在意识形态这样宏大而复杂的基础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科学洞见，正发挥着革命性与建构性的思想指南作用。可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较于以新自由主义为表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着无可比拟的显著优势。

正因如此，我们要弄清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就必须坚持“回到马克思”，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思想限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叙事与思想建构中，系统梳理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方法与理论体系建构，重新认识意识形态这一影响时代变局、反映社会存在、服务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以克服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前可能产生的踌躇与徘徊，牢牢站稳思想这块阵地。这对于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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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the Two Faces of Ideology

LI Wenhao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The evolution of discours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embedded in ideology in the global outbreak of COVID-19， indicate that ideology， as the “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 is not ending but returning to the realm of social life. To understand the glob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attern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al paradigms of neo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Dominated by capital logic， it defend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n form， but essentially cause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Neoliberal ideology is the main ideological incentive for the out-of-control epidemic in Western countries. Fully express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reshaping the community thinking of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 socialist ideology has fundamentally surpassed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has become a “spiritual weapon” to promot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To continue to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ideology in guiding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should promote socialist ideology and firmly stand on the ground of ideology， so as to realize the beneficial combination of conceptual super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 and promote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health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Keywords：ideology; neoliberalism; socialism; 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 Marxism

（編辑：蔡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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