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前进逻辑的唯物史观意蕴和新时代体现

王让新，胡小恒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人类总是在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唯物史观诞生之前，由于长期受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以及实践条件的限制，人们难以科学地总结经验并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因而走过不少的弯路和错路。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创造，最终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历史、把握规律的科学方法。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唯物史观科学方法的坚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并不断开启创造历史的新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思维，强调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必须要站在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宽度从战略上把握全局和趋势，并因而形成了极具唯物史观意蕴的大历史观。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们要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又要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凝聚起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强大力量。”[1]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历史的规律和趋势，把握前进的逻辑，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鲜明特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紧要关头，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2]2。与此同时，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全党提供了如何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科学方法，即用一种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历史前进逻辑的“大历史观”来对党的百年成就和经验进行梳理定位和总结。关于这种大历史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很多重要场合都有提及和阐释，反复强调要“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3]，“以数千年大历史”[4]观察当代中国与世界，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提出因应的措施策略。

作为一种历史思维，习近平大历史观有效规避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思维局限，为人们诠释历史、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提供了科学的视野和方法，并因而为当下学界所推崇。李君如在《习近平的历史思维、大历史观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一文中，通过大量引证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来说明大历史观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维方式和特点，并得出了习近平历史思维源自他大历史观的结论[5]。路宽同样肯定了大历史观之于习近平思维方式和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并对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深刻意蕴进行了阐释，认为“大历史观是这样的一种历史观，即把历史事件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分析和研究，在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之中审视事件的历史脉络，寻找历史事件的起因、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分析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探索历史事件的本质，还原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预测历史发展的走向”[6]。不仅如此，路宽还提出了理解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三重维度：一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探索中国问题的发展脉络，二是从横向的空间维度通过比较中国与世界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三是从总体史的维度定位党的事业所处历史方位和坐标[6]。金梦、周良书从学术史梳理的角度对习近平大历史观与西方学者大历史观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尽管都主张将历史置于长时段、长周期中进行考察，但前者具有明显为现实服务的实践导向，鲜明地体现着科学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而后者通常只是停留于纯粹的历史学研究的层面[7]。谈传生从“发展思维与历史思维相统一”“理论自信与民族自信相统一”“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三个角度概括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思维特色，同时指出其对于开启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范式、阐明民族复兴大逻辑、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重要时代贡献[8]。杨凤城坚持以习近平大历史观为遵循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对我党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演进、成就、地位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9]。陈金龙则以习近平大历史观为方法原则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等更长的时间段进行把握和分析，充分昭示了我党之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重大作用和贡献[10]。此外，杜黎明还将习近平大历史观与当前我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指出党员干部只有以大历史观感受历史脉搏、透析优秀党员的坚定信仰、剖析和比较历史事件，才能真正做到学史以明理和建功新时代[11]。

可以看出，习近平大历史观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理论思考，尤其是进行历史问题相关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充分展现出一种强大的方法论魅力。习近平大历史观有其深刻的唯物史观意蕴，这种历史观的唯物史观意蕴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赋予的。这就正如国外一历史学家所讲的：“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12]202-203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他们是如何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他们的这种思维方法在新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运用、发展和体现。这些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前进逻辑”的大历史观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中驱赶了出去。唯物史观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打开历史之谜、揭示历史本质和规律的科学钥匙。这把钥匙的特点是把历史作为一个过程的集合体，认为在历史发展中必然性最终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并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唯物史观强调和要求人们透过那些偶然的、暂时的、表面的历史现象揭示在其中长期稳定起决定和制约作用的必然性。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锁钥的新派别”[13]313。这个新派别强调从“劳动发展史”中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因为不管历史看起来多像是帝王将相和朝代更替的历史，但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劳动始终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格外重视历史发展规律的趋势性和作用的过程性，认为“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8。马克思把研究和揭示历史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性及其趋势视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唯物史观不能从一时一地去说明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须善于从历史的长河和演进中去说明那些始终起决定和制约作用的本质和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为了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有记载以来的历史进程讲起并进行论证，把“两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和判断建立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阶级斗争的历史演进基础之上，以此来论证他们结论和判断的历史感和科学性。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关注那个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而且包含了当时澳大利亚、美国等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和进展，甚至高度重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期时的特点，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经济形态产生和发展的长周期发现和揭示其内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致力于研究古代社会并留下许多历史学笔记，也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说明作为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唯物史观是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和长周期中思考、揭示和说明历史前进的逻辑和发展的规律。

恩格斯晚年承担着坚持、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使命。当一些人基于教条主义的理解及其历史中一些偶然的表面的现象，特别是从远离经济基础的宗教、哲学、科学等意识形式而怀疑或否定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和社会规律时，恩格斯进行了坚决的批驳和批判，而他批判的思想武器就是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的“过程集合体”和“长周期性”。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15]669恩格斯在这里充分强调和说明了一个道理：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是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才能体现出来的，必须从历史长周期中去思考、去把握，而如果局限于一时一地，就会被历史表象或假象所迷惑而不能接近和发现历史的奥秘。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方法论要求我们必须善于从历史长周期中揭示和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历史认知、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集中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资本论》在论证价值规律中价值决定价格这一基本原理和经济规律时就反驳了一些人基于供求关系的变化使价格远离价值的现象而怀疑和否定价值决定价格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从一时一地的价格变化来看，由于受到供求关系的直接影响，好像看不出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用，但如果我们拉长价格变化的周期就会发现，供求关系的变化总是在供大于求和供过于求的周期性变化中实现平衡的，从长周期变化看，价格始终围绕着价值线上下波动，仍然遵循和体现着价值决定价格的基本原理和经济规律。可见，善于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前进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历史思维，形成了特色鲜明、思想深邃的大历史观。习近平的大历史观强调把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从历史的长周期中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前进的逻辑，为提升和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善于从历史长周期的比较分析中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在深化规律性认识、尊重和顺应历史前进逻辑中积极察“时”、明“势”、辩“机”，在促进历史前进逻辑与主动求变、合乎大势所趋与合乎人心所向的有机统一中应对时代问题[16]，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创造了历史性辉煌。

第一，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3之所以提出这一重大论断，就是因为它体现和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逻辑。对这一历史前进逻辑的揭示和把握，则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把握历史前进逻辑的哲学智慧和大历史观。事实上，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之初就曾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8]25在这里，他显然已经明确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放在自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的近现代历史周期中进行思考和把握，体现出了鲜明的从历史长周期的比较分析中思考和把握历史前进逻辑的哲学智慧和大历史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更是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来把握和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基本主题。他讲到，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其他民族。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历史中，中华民族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这样一个历史长周期背景下，习近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近80年里仁人志士和中华民族的抗争史，指出尽管这些抗争最终都没有完成和实现历史赋予的任务，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却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肌体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深沉、更强烈地蕴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所以成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是因为从此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引路人，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整体贯穿和体现的就是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周期中思考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理论及实践主题和历史前进逻辑的哲学智慧，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习近平的大历史观。

第二，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把中华民族走过的路、前行的路和脚下的路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了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一条路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创造历史，必须在既定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创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个人类，其前行的路是一代接着一代接续走出来的，谁都割断不了历史，谁都不能完全放弃和背叛自己过去走过的路而臆造新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不断把民族伟大复兴推向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之中，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血脉紧紧相连，反映和顺应了中华民族历史长周期中蕴藏的前进逻辑。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一步一步、一代一代接续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过去，一定要不忘走过的路，眺望前行的路，走好脚下的路。在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何而来时他说:“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9]3-4我们高度强调和肯定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新路，并在所走的路上不断创新，但这条路的根和魂仍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悠久和优秀的文化之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前人所走过的路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智慧。中国道路中的独立自主、勇于斗争、接续奋斗、统一战线、胸怀天下、共同富裕等历史经验无不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所走道路上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之中，并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和精神。从近期看，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道路是总结了自己之前的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后走出来的；
从远处看，是从总结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和革命经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中走出来的；
而从更远的历史深处看，则是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经验中走出来的。总之，中国共产党人走出来的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有善于从历史长周期的比较分析中才能真正把握我们党历史前进的逻辑，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所走道路的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

第三，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相结合，推进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纵观人类历史，有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直接影响到人类实践的成功与否、顺利与否和持续与否。自从工人阶级以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程就无数次证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科学的理论武装，就没有积极的成功的实践。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既需要人民群众这一物质武器，也需要科学理论这一精神武器，理论只要掌握了群众就能变成物质力量，就能改变物质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0]44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把实践上的先进性和理论上的先进性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善于从历史长周期中思考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和行动指南，以体现共产党人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上的自觉性，而这也是总结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和工人阶级先进组织建立以来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党的一切奋斗的自觉性、主动性，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百年来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飞跃，不断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21]，成功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思考、总结和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习近平在讲到共产党人的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时，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列宁主义与俄国革命、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反复强调重视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必须传承好，发扬好。此外，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科学总结了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在坚持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习近平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激活并发展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中华智慧。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相互交流、交融和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到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题主线，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住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周期中形成和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国精神的前进逻辑。而在坚持和推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中，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再到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和根本任务发展变化的历史逻辑。毋宁说，正是在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诸多具有新特点的问题，进而形成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坚持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了自十九世纪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创新发展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指南。

第四，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致力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性政党，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破解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锁钥。历史周期律泛指世界上一个国家的政权普遍存在的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现象，被认为是一条历史定律。能否破解和跳出这一历史周期律的定律，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应对的巨大挑战，而成功破解并跳出历史周期律，走出一条政权始终兴盛的新路，也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

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格外明显，已经成为传统社会普遍的社会认知。基于历史现象和社会共识，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破解和跳出历史周期律有着强烈的期待和盼望，同时也有一些人存在着担心和疑虑。1945年，黄炎培先生正是带着这样的担心和疑虑，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及其积累的革命经验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只要实行人民民主，就能跳出和破解历史周期律，因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2]611。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不断坚持和践行自己的宗旨和初心使命，推进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才建立、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出了新的更大挑战和新的更高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和在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前进逻辑的历史思维，不断传承依靠人民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经验，并在传承中勇于开拓创新，创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贯彻和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与此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创新以破解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破解和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锁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在已经执政70年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性政党。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创造性的回答——这就是坚持人民至上，不断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进行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实践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一伟大创造和重大贡献既体现和反映了时代要求、人民所盼，也解答了时代课题和世界难题，同时也传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中华民族积淀的宝贵历史智慧，鲜明贯彻和体现了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历史前进逻辑的历史思维和唯物史观底蕴。在党的奋斗历史中，毛泽东明确地把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创造了通过整顿党风进行党的建设的好经验。此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从严治党、自我革命来破解和跳出历史周期律，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强调和重视自省、自警、慎独的精神品质，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自我革命、从严治党的表现来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对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之上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彻底自我革命的机制体系，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要求，同时也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更加有效地破解了过去普遍存在的历史周期律，真正地遵循和践行了“从历史长周期中把握前进逻辑”的历史思维要求。

总之，善于从历史长周期中思考和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鲜明品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之所以充分体现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之所以能够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人类之问，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善于运用大历史观从历史长周期的比较分析中思考和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体现了合历史规律性与合人民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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