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善堂的浙江经验：片云堂及其当代启示

徐华炳 徐千涵

（1.浙大城市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2.同济大学浙江学院，浙江 嘉兴 314051）

浙江宁波鄞县籍旅新加坡华侨胡嘉烈（1911—1977），称得上是旅居海外的著名胡姓华人①谢钧祥：《以谥以国命得的胡姓》，《中州统战》2001 年第2 期。，是在南洋一带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巨商。他旅居海外半个多世纪，担任多个重要侨团负责人，热心侨居地公益，被称为“一代善人”。他在国内的善业和商业同样有声有色，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期至新中国初期对家乡宁波地区的救济贡献良多。

浙江的华侨整体规模及侨务资源虽不及闽粤桂等重量级侨乡，然而“无论是以宁波为中心的浙北的侨商精英还是以温州为中心的浙南的普通侨民”②徐华炳：《精英化与密集型：民国浙江华侨国内捐赠实态》，《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9 年第3 期。，在捐赠祖籍地和支援祖国方面却毫不逊色。不过，由于浙江华侨绝大部分为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移民，浙江区域内的侨乡基本为新侨乡，所以现有相关研究也大多数关注20 世纪80 年代的浙江华侨捐赠情形。如吴晶探讨了近40 年来的浙江华侨公益事业的特点、实践和启示③吴晶：《浙江华侨公益事业发展的探索与实践》，《八桂侨刊》2012 年第3 期。，徐华炳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温州侨乡慈善公益事业进行了全面梳理④徐华炳：《温州海外移民与侨乡慈善公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至于近代浙江华侨捐赠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且集中于旅日侨商吴锦堂慈善公益活动的探讨，这其中固然与捐赠主体的近代浙江华侨群体本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不高、捐赠的参与度不强等客观性因素关联，就学术研究而言，很大原因在于没有精准把握研究对象和找准适宜的研究视角，对胡嘉烈及其慈善公益实践的研究就呈现如此现状。

胡嘉烈是宁波人的杰出代表，而“宁波帮在浙江华侨华人历史中影响很大”①郭剑波：《侨务资源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以浙江宁波为个案》，《八桂侨刊》2012 年第1 期。，他无疑是宁波帮研究绕不开的人物，也应该是近现代浙江华侨人物研究的重点。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基本没有直接从其华侨身份切入展开的，可以说是一种被宁波帮研究所“挟裹”的状态。不仅如此，宁波帮语境下的胡嘉烈研究多从经济商业领域切入，较少从地域文化、社会事业等视角展开。这是本文择取华侨善堂片云堂来考察胡嘉烈的一个动因。而关于片云堂研究，检索近现代报刊为代表的各类数据库，发现不仅相关资料甚少而且屈指可数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胡嘉烈爱国爱乡的例证，未能将其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整体性剖析，因此明显存在被遮蔽的现象。基于此，本文侧重于慈善史的方向，以善堂的生成、功能与运作及社会作用等具体运营实态来叙事，从中映射胡嘉烈作为华侨富商开展国内慈善公益活动的理念与路径，继而体现近代浙江华侨的乡情乡谊。

1842 年，宁波作为近代第一批口岸被迫开放。1911 年，胡嘉烈在已开埠70 年之久的宁波出生，出生地是宁波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鄞县。其祖父胡开泰曾担任慈城最大酿造企业下横街冯恒大酱园经理几十年，后被推为慈溪县商会会长，“是慈溪的商业巨头”②沈雨梧：《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年版，第240 页。，而其父虽供职于祖父手下却书生气较浓，不善从商，未继承祖业，一生做信房先生，收入微薄且很不稳定。在父、祖辈两代人塑造的家庭环境影响下，他在故里茅山乡胡家坟村文山小学读完初小③该村现属于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茅山乡胡家坟村的“私立文山小学”创建于1912 年，1951 年更名为“西林乡校”，1958 年更名为“茅山公社中心小学”，1981 年更名为“茅山乡中心小学”，1992 年更名为“茅山镇中心小学”，2004 年并入姜山镇，迁址姜山镇虎啸周村，并更为现名“茅山小学”。，就随父胡善教客居慈溪县城并转读浙东名校慈城普迪一小。

受到祖辈职业环境熏陶，也受到宁波地区出洋经商的社会环境浸润的胡嘉烈，1924 年小学肄业不久，就在祖父安排下并由时任上海彩文号经理的小叔祖胡三泰推荐，前往新加坡闯荡。在采章文具店学业3 年后，回到国内赴上海营生④关于回国的时间，文史界基本持一致结论，但至于离开新加坡的原因，却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与业师关系不合而选择离开，其二是认为他因从小勤奋肯干，学业3 年即出师而返回国内。本文认为，虽无法还原历史人物现场心理，但其离开是有个中细故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致使其离开新加坡的因素没有对他产生很深的负面影响，否则他不会翌年即重回新加坡，且此后生活在新加坡。。1928 年再赴新加坡，受聘在奉化方桥双皇桥人开设的陈万兴百货公司，任跑街（销售）、进货（采购）工作，奔波于吉隆坡、香港和上海等地。上海的生活经历和新加坡的工作历练，开拓了他的眼界，也让步入青年的他逐渐具备了处置经济事务与成熟应对社会的能力。新加坡、上海两地，也成为他此后人生最核心的两个活动场域。1934 年，归故里聘娶胡家坟邻村花园村的徐庆月为妻，次年春即携妻返回新加坡。1935 年10 月，世界经济危机进入复苏时期，胡嘉烈也开始了独立创业。他先在新加坡创办经营汽油灯购销业务的立兴企业公司，并逐渐开拓南洋市场。接着在上海开设公司驻沪办事处——立兴申庄，委托内兄徐谋远主持，初期以预定上海龙华、五华等厂生产的“天光”“蝴蝶”牌汽油灯远销新加坡为主，最终包销上海各家汽油灯厂的产品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5 辑）》，内部刊印，1992 年版，第173 页。。随后他又在新加坡独资开办五金制造厂，自行生产“蝴蝶牌”“星牌”“箭牌”“眼牌”等各式汽油灯以及煮食炉（打气炉）、家具等，由立兴公司统一销售。抗战胜利后，业务范围逐步扩展到灯炉、灯纱与五金产品①黄柏：《饮誉全球的宁波商人》，《海内与海外》1997 年第3 期。。同时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开设立兴分公司②《宁波词典》编委会：《宁波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49 页。。数年后，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新加坡立兴总公司发展成为一家综合性贸易公司，执新加坡国际贸易之牛耳，胡嘉烈也成为新加坡商界巨子。

胡嘉烈旅居海外半个多世纪，曾担任多个侨团负责人。早在事业刚刚起步的1937 年，他就与邵逸夫等人发起成立“宁波旅新同乡会”并连任副会长、会长。1965 年被推举为新加坡三江会馆监察主任，并长期担任三江会馆慈善互助信托人，以及南洋胡氏总会、雪兰莪三江公所、槟榔屿三江公所等社会团体的名誉会长及信托人。1968 年春，他被选为复兴后的新加坡宁波同乡会首届主席并连任。他热心侨居地公益，20 世纪30 年代就向三江公学捐资并捐献一辆校车，并捐助三江小学、三江公墓；
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委员，积极捐赠医药、寒衣，承购爱国公债。他“急公好义，服务社会大众，举凡慈善教育公益事业，靡不慨解义囊，悉心以赴，尤对同乡会馆，更其关心，深获三江同乡所景仰”③周千军主编：《甬人风采》，宁波出版社，2007 年版，第89 页。，而且行善从不具实名，“无论各种巨细捐献，皆以宁波同乡会‘甬’字标记名之”④宁波市政协文史委，政协鄞州区委员会编：《鄞县籍宁波帮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1 页。，被新加坡华人社会称为“一代善人”⑤李秉萱：《新加坡三江会馆——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刊》，内部刊印，2006 年版，第8—9 页。。

同时，他也积极关心祖籍地民生福祉。如1943—1949 年期间，每年向收入不敷支出的母校文山小学捐赠1.5 万斤稻谷作为学校常年开支经费⑥地方文史界对于胡嘉烈资助该校的时间另有一说为1943—1946 年间。，占该校同期办学经费的一半，极大地改善了学校教职员工的待遇和办学条件；
抗战胜利后，他捐资修建花园村豫章桥、太平桥和地方道路，捐助4 艘渡船给奉化江村镇义渡；
1947—1949 年，向胡家坟村和花园村捐赠消防设备——机动水龙1 台，在当时“开农村机动水龙的先河”等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8 辑）》，内部刊印，1997 年版，第16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如既往地在家乡开展社会公益。1950 年起，陆续乐助浙江奉化孤儿院⑧奉化市档案馆编：《张泰荣日记》，宁波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50 页。张泰荣（1902—1977），浙江奉化人，参与发起成立奉化孤儿院并历任募捐主任和副院长等职。；
1956 年，先后捐助胡家坟村柴油机2 台和花园村柴油机1 台，以支援当地农业高级合作社开展农业机械化生产；
20 世纪60 年代初，鄞县也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以致粮荒，不少村民饥饿流离，他急从香港运来30吨尿素分赠胡家坟大队和花园大队，以及捐赠3 台抽水机；
同年，他用特殊的方式为其夫人50 岁祝寿——从泰国购买9 吨大米分济胡家坟村和花园村的灾民；
从1956 年开始到1962 年，为改善环境和节约耕地，他捐资42 万港币约合时价17 万人民币在胡家坟村西荒冢圈用约40 亩地建造“文山公墓”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8 辑）》，内部刊印，1997 年版，第17 页，第15 页。；
1962 年8月，他应允茅山公社中心小学校长和胡家坟村党支部之筹议，资助母校8 000 元人民币捐资建造“文康楼”图书馆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8 辑）》，内部刊印，1997 年版，第17 页，第15 页。，并赠送楼房l 幢和扩建操场，“开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宁波帮在家乡捐资办学之先河”⑪《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7 页。，等等。

纵观胡嘉烈一身善迹，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在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浙江籍华侨中，他毋庸置疑是代表性人物。其中，1941 年在家乡创设慈善机构“片云堂”的义举，是他慈善人生的标杆。

（一）片云堂创办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大幅上涨，尤其是粮食价格飙升，全国多省份都曾发生粮荒，老百姓们生活困苦。而浙东地区在1941 年沦陷之后，日寇通过强迫派粮和抢掠粮食来供应其军需，敌伪政权还对非农业户更是实行数日才发售一次“户口米”政策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4 辑）》，内部刊印，1991 年版，第83 页。，该地区乡民陷入严重饥荒之中。胡嘉烈的祖籍地就处于沦陷区，村民们半饥半饱，有的以糠菜充饥，有的甚至因为过度饥饿而死亡。此时身在南洋的胡嘉烈闻讯，为了组织好乡民的赈济，即委托故里亲友在本乡设立慈善机构——片云堂，“出钱购粮救济生活困难的乡亲，此义举一直持续至宁波解放”②谢振声：《四明英才的摇篮：普迪小学》，《宁波通讯》2009 年第2 期。。

胡嘉烈创建善堂除了与当时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密不可分之外，还深受鄞县传统慈风善俗的影响。鄞地自古有乐善好施之风。据《鄞州慈善志》对各式慈善人物的统计，有名有姓者即达380 人之多③周秋光：《〈鄞州慈善志〉的学术价值及地方慈善志书的纂修》，《船山学刊》2014 年第3 期。。如近代中国金融界的杰出人物秦润卿“锐意进取，自强不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④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钱业巨擘秦润卿》，2010 年版，第92 页。，成为胡嘉烈等普迪小学毕业生人生道路上的榜样⑤普迪小学由秦润卿在家乡宁波慈城发起和创办，其前身为普迪学校和普迪二校。“普迪”意为普及文化，启迪民智。普迪学校则是1915 年由他与乡友李寿山、王荣卿等人集资兴建，数年后又另建普迪二校以满足激增的学生就读。该小学实行完全免费就读，给了贫穷人家孩子求学的机会，学生们感激创办学校的先贤，一些毕业生在日后加入了慈善公益的行列，学校也成为宁波商帮的乡土慈善事业基地。；
又如被孙中山赠送手书“热心公益”匾的旅日慈溪籍侨商吴锦堂也影响着他。在民国前中期，鄞县地区的慈善公益事业一度高潮迭起，慈善机构的数量与之前相比大大增加，慈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更加丰富。其中，就出现了一批以旅外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参与慈善事业，他们基于自身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以创办慈善机构或团体为主。而到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 年4 月宁波沦陷后，该地区的慈善事业遭受严重打击。在此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只有少数旅外团体与个人仍坚持资助家乡。而胡嘉烈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做好应对准备，一边“指示分支机构、分散隐蔽物资”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5 辑）》，内部刊印，1992 年版，第174 页。，一边又抓住商机收进贬值的地产和外币，然后把握时机抛售。由于胡嘉烈敏锐的商业头脑，充分利用了战争前后的市场波动，不但没有遭受损失，而且获利丰厚，这为其同时期创建片云堂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从举办善堂动因来看，胡嘉烈在战火中急建的片云堂充分彰显了近代华侨在家国危难中的桑梓情深与社会责任感。

（二）片云堂施赈对象

中国古代赈济一般针对的是鳏寡孤独之人，胡家坟村在胡嘉烈设立片云堂之前，其公堂祠产就有在天灾人祸之际对本村贫困人家进行赈济的传统。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接受赈济，他们认为这种赈济是对鳏寡无后者的救助。因此，胡嘉烈顾及受助村民的心理，对设立的慈善机构用心择名。“为不使受惠者蒙受‘吃舍米’这一不雅的称呼”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鄞县文史资料（第8 辑）》，内部刊印，1997 年版，第14 页。，胡嘉烈特地将善堂命名为“片云堂”，意指其“愿作一片云，稍荫‘暴日’烤晒的乡亲”⑧“暴日”隐喻残暴的日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5 辑）》，内部刊印，1992 年版，第174 页。，亦因此，“泽彼有限，择族中贤者主其事”⑨。从这个堂名寓意可窥见胡嘉烈对受惠者施行善事时所持的人文关怀，也体现出慈善本应有一种平等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施舍。胡嘉烈能够换位思考而行善，这在当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慈善观念。全面梳理近代宁波鄞县地区慈善机构（见表1）发现，在84 个慈善机构中，基本都带有与“善”“慈善”“德”“救济”“济”“济生”“普济”“义赈”“义”“义材”“赈”“仁”“仁济”“怀仁”“同仁”“泽仁”“仁慈”“孤儿”“安”“安养”“养”“教养”“贫民”“保婴”“保良”“拯婴”“恤”“体恤”“恤孤”“感存”“难童”“福利”“惠儿”“贫儿”等传统慈善救助关联的字词，或红十字会、红卍字会，以及一些专业救助团体和宗教慈善机构，唯独“片云堂”独具一格。

表1 近代宁波鄞县地区慈善机构一览表①《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慈善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91—110 页。

胡嘉烈的行善不仅仅体现在对受助者的人文关怀，更体现在对贫困乡民的实际赈济中。片云堂的赈济对象与原来胡家坟村祠堂相比稍有扩大，祠堂原来的赈济对象一般为本族成员和部分乡民，惠众面较窄。片云堂则将施赈范围由胡家坟本村族人扩大为本村村民并拓展到其妻祖籍所在的花园村中的生活困难村民，只要向片云堂申请，即可获得救济。后来，济贫的空间进一步延展，鄞县西郊石碶一带由其嫂兄弟郁镇南掌管，余姚陆家埠地区委托其胞兄的学徒实施，奉化县江后顾村则通过其姐夫颐宝庆负责②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鄞州慈善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8 页。，从中可见，片云堂的受助对象是与胡嘉烈及妻有一定乡缘、地缘关系的乡民。同时，在对贫困乡民进行赈济时还规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受困者绝不资助。”③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鄞州慈善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8 页。这一规定，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一些好懒成性的人依赖善堂救济，并赋有教养结合的慈善理念；
另一方面，保证了真正因战争而遭受饥荒的村民们受到救济。所以，从救济对象来考量，片云堂更多还是保留了中国传统慈善的“亲缘”特征，注重“五缘”范围的救助，但又不限于宗族内的救助，而是应势、因时调整，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片云堂的救济亲疏逻辑也正符合了费孝通提出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理论。

（三）片云堂运作机制

鄞地作为较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外国教会为能在该地顺利开展传教活动，兴办了大量的教会慈善设施，如中华基督教恤孤院、江北岸普济院、华洋义赈会等慈善组织。作为外来型慈善团体的西方教会在带来慈善设施的同时，也推动了鄞县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创办的慈善组织在发起群体、机构设置、募捐机制与管理运作等方面所显露出的气息让鄞地人真实感受到有别于传统善会善堂。这股近代化的气息促使鄞州人在从事慈善事业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去探索和借鉴，因而其慈善运行机制也逐渐走向了近代化”①周秋光，曾宪斌：《论鄞州人与慈善事业》，http：//yzsz.nbyz.gov.cn/art/2015/12/28/art_9126_489983.html。在西方慈善运行机制的影响下，民国时期旅外的鄞县籍华侨即成为慈善公益事业的主力。而该时期在鄞县籍旅外华侨中较有代表性的即为胡嘉烈，从其设立的慈善机构片云堂中可窥见近代化的慈善捐赠理念和模式。

首先，稳定的经费来源是片云堂创建和发展的前提。由于片云堂是由胡嘉烈个人捐资兴办的慈善机构，因此，片云堂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胡嘉烈个人，生存与发展情状也全赖其一己之力。特别是“此举系出在立兴开业不到5 年”之际，胡嘉烈“财力尚还不是十分丰富的阶段”，所以尤为可贵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8 辑）》，内部刊印，1997 年版，第14 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旅居新加坡的胡嘉烈是通过寄外汇的方式为善堂提供资金。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胡嘉烈预估新加坡至宁波、上海等中国内地的外汇可能会因战争而中断，为预防片云堂的经费来源受到战争的影响，将自己在国内的企业——上海立兴申庄作为赈济片云堂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这种赈款来源较之于闽粤侨乡依赖侨汇为主的捐资，就有效地避免了因战争而中断救济款的窘境，而且立兴公司是一家以购销为主的全球网络型贸易公司，资金可以在世界各分公司甚至客户方调度，况且其不是直接汇款，而是购运粮食给乡民。所以，片云堂的救济事业并未因1937 年11 月上海沦陷、1941 年宁波沦陷、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及1942 年2 月新加坡沦陷而中断。当然，与其他慈善机构相比，其捐赠主体较为单一，并没有开展社会捐款、同仁捐款等善堂常见的捐款方式。由此可见，胡嘉烈个人充足的财力是片云堂善款来源的唯一保障，“最多时年赈济稻谷款达8 000 余元，相当于稻谷1.2 万斤”③中国 人民 政治 协商会 议浙 江省 鄞县 委员会 文史 资料 委员会 主编：《鄞县 文史资 料（第8 辑）》，内部 刊印，1997 年 版，第14 页。。

其次，从片云堂内部的组织设置来看，片云堂由于其资金和规模有限，所以它的运行机制介于传统的总协值理制与近代化的董事会之间。片云堂的救助对象为胡家坟村人和其妻祖籍地花园村村民，因此，在两地分别设立机构。由于胡嘉烈本人常年旅居新加坡经商，所以在慈善机构内部，其请本族贤者或亲信一人代为打理负责善堂大小事务，同时，下设三人分别从事财务记账、出纳、监证。“该堂胡家坟村由胡嘉昌全面负责，族人胡树涛为财务记账，胡嘉财为出纳，胡善祥为监证人。花园村由妻兄徐谋裕掌管”④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鄞州慈善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8 页。。在赈济款的发放方面，申请救助的贫苦乡民需“经监证人签章后，即可到财务处领取救助费”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8 辑）》，内部刊印，1997 年版，第14 页。，这样加强了对整个赈济款发放过程的监督管理。

最后，从片云堂开展的慈善方式来看，其主要是通过粮食平粜进行赈济，以此来帮助村民解决战乱饥荒之年的粮食问题。平粜粮食在古代是指政府在荒年平抑市场粮食价格以达到救灾救荒的一种方式，即在青苗不接时，将所存粮食以平价向贫民限量供应出售，以发挥救济民众的作用。而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灾祸频繁，这种粮食救灾的方式被政府和地方士绅频繁运用到赈济灾民之中。片云堂也正是运用了这一成熟的赈济形式，其规定：胡家坟村族人，每年有60 个名额的贫困户可以领取全年口粮500 市斤⑥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鄞州慈善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8 页；
沈雨梧：《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年版，第242 页。。如名额超出，协商后酌情增加，数量由掌管酌情而定①鄞州慈善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鄞州慈善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8 页。；
对其妻家花园村，也按相同标准接济。当名额超过时，指令片云堂从外地购进稻谷，以市场粮价的10%低价贱卖给贫苦求告者②庄丹华编：《宁波商帮文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77 页。。这一救济善举有效地缓解了当时胡家坟村和花园村因战乱遭受饥荒的贫苦民众的生计问题。所以，从慈善机构的运作来考察，片云堂紧紧抓住善款来源、公平程序和长效机制三个核心，虽为善堂性质但不同于传统善堂，从关照贫困族人开始但不限于本宗族成员，赈济战时或日常民众最急需的谷物，但不采取简单的应急施粥施粮。

片云堂是由胡嘉烈个人出资创办的一个慈善机构，在整个运作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经费来源、施赈内容单一以及受助面不广等。但是在当时抗日战争爆发，鄞县慈善事业低迷的背景下，胡嘉烈仍能坚持创立慈善机构，实属不易，不仅对民国时期慈善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对鄞县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善堂善会是近代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典型代表之一。民国时期，浙江各地已经普遍设立各种善堂善会，慈善赈济的范围不断扩大，如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杭州慈善联合体等全国性、区域性慈善组织纷纷成立。与同时期的慈善组织相比，片云堂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捐赠资金来源稳定，且持续时间较长，共持续了20 余年。究其原因，这与胡嘉烈个人因素密不可分，其善于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及时转变捐赠渠道，从而保障了片云堂的资金来源。同时期鄞县的许多慈善机构或团体就是因为受战争或政局动荡的影响，捐赠资金渠道受阻而无法维持。因此，在当时战乱不断、政局动荡的年代，捐赠渠道的多样化是慈善组织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保障。同时，片云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赈济效率较高，使救济对象能够及时地获得救助。胡嘉烈为了方便对两地村民开展赈济，在其祖籍地胡家坟村和其妻祖籍地花园村分设片云堂，从而使赈济活动更快速、高效。特别是在当时动荡的年代，为了提高慈善组织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在赈济对象活动的小范围分设赈济组织有利于提高赈济活动的效率。

片云堂的慈善赈济活动一直持续到1962 年，不管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对胡家坟村和花园村等地贫苦村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和地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推动了鄞县地区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至今，胡家坟村、花园村两地40 岁以上的人提起此事，都赞不绝口，称他是故乡的‘及时雨’”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4 辑）》，内部刊印，1991 年版，第84 页。。时至当下，我国慈善组织的规模和数量都不断扩大，但是在发展中仍面临诸多的问题。片云堂作为时局频繁变动中坚持20 多年的民间组织，其发展路径与生存策略对我们现实开展慈善公益实践尤其是健全慈善公益机构仍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其所呈现的平等慈善观、尊重受助者、掌事管理制和公信力建设等方面，都有经验参考价值。

首先，慈善机构的捐赠者自身要树立正确的慈善观念。比照片云堂及其创办者胡嘉烈，现今社会的慈善团体、行善个体存在一些不端认知。如公众没有意识到慈善对个人发展以及国家社会的作用，慈善观念意识淡薄；
同时还存在不平等的慈善观，很多公民所进行的慈善是抱着恩赐施舍的心态所进行的捐赠，这些慈善意识的存在都严重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而从对胡嘉烈发起创建片云堂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其同理心。从片云堂的取名用意来看，胡嘉烈站在受赠者的角度，考虑到其不愿受“吃舍米”这一不雅称呼，便认真思考取此堂名，这样首先让受助者得到了感官上的“虚荣”满足，也使善堂易为社会所接受。同时，从片云堂的施赈方式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受赠者的接受心理。其并非直接进行捐赠钱财粮食，而把慈善行为的主动权交给受助者，以需求者“求告”为前提，并采取粮食平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为贫苦民众提供粮食，进行象征性的收费交易，让贫苦者在平等中获得身体上的“需求”满足，也有利于善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捐赠者和受助对象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能够达到较好的良性互动。因此，在片云堂创建之后，当地贫苦民众从刚开始对传统祠堂赈济的拒绝心理到后来愿意主动向片云堂申请救助接受救济，这充分体现了慈善活动中受助者的自愿性。作为片云堂的捐赠者胡嘉烈所展现的这种平等慈善观正是现代许多慈善组织发起者所缺乏的。作为一个现代慈善组织更应该具有慈善中的平等观念意识，加强对现代慈善理念的重视。其次，慈善机构要树立良好的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胡嘉烈在片云堂的组织设置上聘请族中贤者分别担任记账、出纳、监证等职务，在对捐赠对象的条件审核中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申请救助者需要经过鉴证人盖章才有效，以此加强对整个捐赠机制的监督。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片云堂掌事由胡嘉烈叔父胡善祥接任，但同时将掌管人即为裁定人的原有规定取消，由村干部负责裁定，再由胡善祥负责发放救济稻谷。这些因时而动的机制有效地保证了真正贫困乡民能够受到赈济，从而大大提高了片云堂的公信力。而对于现代慈善机构而言，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量慈善组织互联网平台随之出现，这虽然提高了筹款效率和影响力，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爱心求助”经常被滥用，甚至成了个人敛财的捷径，这些都大大影响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因此，加强对慈善机构内部组织运作以及对赈济对象的审核成为慈善机构提高公信力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三，开展慈善公益既要坚守初心也要坚持创新。片云堂从抗战烽火中起步、经历第三次国内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等重要阶段，以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转变等重大政治转折，能够风雨历程22 年①片云堂最后结束济贫，并非出于胡嘉烈之意，只是其叔嫂因细故被忤怒而不愿再为片云堂义举效劳了。事实上，受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救济新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整个鄞县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也在20 世纪60 年代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直至改革开放后重新复兴。当然，胡嘉烈对贫苦亲属的救济一直在进行。，其最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纯善”的初心不变。胡嘉烈在新加坡施善时从不具实名，在国内也不参与会给自己可能带来褒奖的事务。如抗战胜利后，各地乡村都兴起修祠整谱活动，胡家坟村也有人发起并希望他出面发动捐资以共襄此举。但他认为不如将这笔捐款用于开办工厂，这样既有利于族人谋生，也有益于振兴地方经济。所以他没有同意却表示如果办工厂，他一定协助投资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4 辑）》，内部刊印，1991 年版，第84 页。。1977 年6 月18 日胡嘉烈病逝时，其家属遵他遗志而在讣告中特意申明：“敬辞挽词、挽轴、花圈等，如蒙雅意，请购慈善机构礼券”，真正做到一生以行善为终③林树建：《宁波商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3 页。。胡嘉烈从1935 年携新婚妻子重渡新加坡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在家乡也没有私产，唯一留存在故土的就是不断捐赠的慈迹善痕和日积月累的佳话口碑。也因为他的至善尽美，他的亲属在“文革”中没有因“侨”这个“海外关系”而受牵连。继而产生良性互动，其夫人和嗣子在改革开放后一如既往地捐资襄助家乡公益事业。同时，片云堂又因应时局，适时调整救济形式。其初衷旨在救济因战争而处于沦陷中的乡邻，而新中国建立后，国内没有战乱，人民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此，1953 年起随着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该堂赈济方式改为以币代粮，用时价40 元人民币附外汇选购券代谷400 市斤④该外汇选购券当时可购买平价粮、布、煤球等物资。，并把救助控制额增加到36名。1959 年起，又根据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将受助名额提到40 人，同步把救济金额调为时价36 元人民币，外汇选购券不变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鄞县文史资料（第8 辑）》，内部刊印，1997 年版，第15 页。。

胡嘉烈以家国安危为己任，在危局中创办片云堂济贫的进程，既处在中国近现代进程的宏大背景与侨乡社会的细微生活之间，也处于近现代中外关系的急剧变动与中国基层社会的日常嬗变之中，能够坚持22 年之久，无疑是海外华侨在国内创办善堂的一个成功案例，也是近代地方慈善组织寻求生存的一个真实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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