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术期刊的文化使命和时代担当——基于CSSCI来源期刊近10年(2011-2021)文献关键词的分析

艾 斌

(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外语》编辑部,北京 100029)

从1957年6月我国外语界第一本正式学术期刊《西方语文》(1959年改名《外语教学与研究》)创刊至今,外语学术期刊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道路，期刊数量发展到50种以上,研究范围涵盖语言、文学、翻译。(1)王克非：《谈外语学报的现况与发展》，《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4期，第53-54页。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外语学刊在关注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同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国外新理论的引介,那么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家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对外语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传统的以语言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对外语教育改革进行专项研讨。(2)艾斌：《服务国家战略是新时期外语学刊的责任——以推动我国语言规划、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例》，《外语与翻译》2020年第4期，第92-95页。

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提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越发迫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世界沟通的桥梁。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语言媒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用外语恰切的表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更是需要精通各国语言的外语人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已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文秋芳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3)文秋芳：《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兼述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70年的成就及不足》，《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57-67页。。此概念由美国学者Brecht和Walton于1993年率先提出,文秋芳于2011年将其介绍到中国,意译为“国家语言能力”。(4)文秋芳、杨佳：《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助推两个共同体建设》，《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4期，第7-15页。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我国外语学科建设和外语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时代变化要求相适应,我国外语学刊的研究内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近年来,一些知名期刊主编(编委),如黄国文、肖琼、王克非等相继撰文讨论并呼吁我国外语学术期刊应有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黄国文和肖琼以《中国外语》为例,从10个方面强调了外语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关心国家外语教育的战略发展、努力为外语教育改革保驾护航;关心国家大事,把外语教育与研究融入国家的战略发展中;从“我”做起,追求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关注外语教育的地区性差异问题;让更多的人了解专业测评体系,更好地实施人才培养的事业;推动中国特色外语教学本土化研究;活跃学术气氛,百家争鸣;注意外语学科本体研究,探讨跨学科的问题、英汉语对比研究、翻译的本土化以及生态语言学研究;尽量考虑非英语语种的教学与研究;关注学科发展热点和前沿。他们指出,外语能力既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国家外语能力的提高,就是国家强大的一个重要表现。(5)黄国文、肖琼：《外语教师与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中国外语》2019年第5期，第1、10-13页。王克非从刊物应向国际期刊学习,发挥学术平台作用,关注标杆学者、推出标杆性成果,扶持青年学子,鼓励学术创新等方面探讨了外语学刊的时代担当。(6)王克非：《外语学刊的时代担当》，《中国外语》2020年第4期，第1、12-14页。

面对时代进步的巨大需求,我国外语期刊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跟上学术创新和外语学科新领域、新课题发展的要求。基于对CSSCI来源期刊最新版目录(2021-2022)中外语期刊近10年(2011-2021)文献关键词的分析,本文发现，科研成果的发表体现出新趋势——更加关注翻译研究,远远超过传统语言学本体研究。

语言学类外语学刊CSSCI来源目录(2021-2022)为:《上海翻译》《外国语》《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外语界》《外语与外语教学》《现代外语》《中国翻译》《中国外语》(按照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顺序排列)。(7)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2021年4月25日，https://cssrac.nju.edu.cn/cpzx/zwshkxywsy/20210425/i198393.html，2022年1月5日。CSSCI来源期刊每两年发布一次,该目录处于动态变化中,但是根据近10年的观察,12种外国语言学期刊仅个别期刊有上下调整,因此本数据能够反映我国外国语言学期刊近10年的主要发文情况。此外,由于《上海翻译》和《中国翻译》是以“翻译”为主题的刊物,所以将这两种期刊分开进行统计,不与其他10种外国语言学期刊一起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知网公布的数据,表1列出了这10家外语期刊2011年至2021年文献关键词及文献分布数量(数据检索截至2022年2月16日)。

表1 CSSCI来源目录10种外语期刊近10年(2011-2021)文献关键词及文献分布数量

将表1中的同类关键词出现次数相加后进行排列,得出排在前10位的文献关键词和文献分布数量(表2)。

表2 CSSCI来源目录10种外语期刊近10年(2011-2021)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及文献分布数量

根据表1和表2的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到排在前10位的文献关键词及文献分布数量。以上10家外语学刊近10年发文主题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翻译(250篇)、大学英语(186篇)、语料库(173篇)、二语习得/二语水平(98篇)、外语教育(65篇)、系统功能语言学(53篇)、学术英语(48篇)、外语教学(45篇)、认知语言学(42篇)、隐喻(42篇)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39篇)。可以看出,我国外语界对翻译的关注已经超过对大学英语的关注,以“大学英语”为主题词的文献数量远远落后于以“翻译”为主题词的文献数量。表1和表2的统计分析还显示,近10年翻译研究已经大大超过传统的外国语言学研究,如系统功能语言学、隐喻、认知语言学等。如果再算上《上海翻译》《中国翻译》这两种专题探讨翻译的期刊,翻译文献的数量更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翻译”是当前我国外语界最热的话题。王文斌的研究结果也给予了佐证。王文斌对“十三五”期间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外语教育教学研究的高频主题词进行研究后发现,相关研究的重要特征是翻译研究占比最多,外语语言本体研究式微。(8)王文斌：《关于“十三五”期间的外国语言学及外语教育教学研究》，《外语学刊》2021年第2期，第1-15页。

讨论外语学刊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关系,先要探究翻译学“最热”背后的原因,探究翻译研究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背后的深层次关系。

(一) 翻译的定义和内涵

“翻译”是什么?根据王克非的定义: 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换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9)王克非：《翻译研究拓展的基本取向》，《中国外语》2021年第2期，第69-74页。这一定义凸显了译者作用和翻译的文化属性,说明了合格的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作用,强调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更包括跨文化问题、心理认知问题、人类共同体问题,等等。

(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与国家语言能力的关系

文秋芳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个维度。(10)文秋芳、杨佳：《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助推两个共同体建设》，《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4期，第7-15页。其中,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统领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是后两个能力的综合体现(图1)。国家语言核心能力主要指国家处理涉内事务的能力,例如,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推广、保护民族语言文字等都属于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则是指国家处理涉外事务的语言能力,这一能力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维度:国家外语教育、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国家对外话语传播和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根据文秋芳的解释,国家外语教育主要指政府能否培养出外语语种数量多且质量高的国际化人才,以满足国家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的需求;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指政府能否在国际上有效提升国家通用语的地位并达到预期效果;国家对外话语表述主要指政府能否在国际场合有效表述国家话语并恰当译成所需的外语语种;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主要指政府能否掌控并有效使用国家的各种语言人才资源。(11)文秋芳：《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兼述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70年的成就及不足》，《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57-67页。

(三)翻译学学科发展与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关系

在我国,“外语语种数量多且质量高的国际化人才”和“ 各种语言人才资源”的培养主要依赖于国内高校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除了培养在国际交往中能够直接对话的高端外语人才,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更多、更大量的交流需要通过翻译来实现。正如杨枫所说:“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主要依靠翻译这座桥梁。”(12)杨枫：《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的学术话语与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1日。因此,国家外语教育和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主要指向我国外语学科建设,尤其是翻译学学科的发展及对高端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指国际中文教育,它和国家对外话语传播一起,在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起重要作用,“在国际上有效提升国家通用语的地位”自然离不开外语翻译这个桥梁。“能否在国际场合有效表述国家话语并恰当译成所需的外语语种”更是直接指向外语翻译人才培养。可见,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各个维度,都离不开译者及其翻译行为的发生。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尤其是高素质的翻译人才,不仅精通语言,而且要通晓本国和译语国家的文化,才能在西方文化话语中有效表述和传播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3)杨枫：《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的学术话语与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1日。这样的翻译人才及其翻译行为,与王克非关于翻译的定义和解释高度一致,即翻译不仅涉及语言,更包括跨文化、心理认知和人类共同体等问题。因此,为满足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的需要,培养高端翻译人才将是国家外语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提升必然伴随着翻译学学科的大发展,而翻译学学科的发展必然在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最终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从王克非对翻译的定义和文秋芳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论述来看,翻译成为近10年(2011-2021)我国外语界研究的热词,表现为翻译研究文献的数量大幅增加,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需求,反映了我国外语界为培养满足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需求的翻译人才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作为学术媒体平台,外语学刊“向上”深刻领会了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的需求,“向下”通过学术发表“隐形地”“默默地”引领、推动着翻译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成为通过学术科研推动外语学科发展和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图2反映了外语学刊、翻译研究、翻译学学科发展、翻译人才培养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以及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

翻译研究升温反映的是我国外语学科发展和外语人才培养的新方向,最终指向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需求。“春江水暖鸭先知”,看似平静的外语学刊背后,涌动着国家意志和光荣的时代使命。

(一)翻译学作为二级学科地位的确立

翻译学作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方向,在有关学科、专业目录上历经数次更迭。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中,将“翻译理论与实践”作为16个二级学科方向之一。(14)常俊跃：《对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及其学科方向设置的思考》，《中国外语》2021年第3期，第1、11-15页。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虽然其他二级学科方向有微调,但“翻译理论与实践”仍然是16个二级学科方向之一。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取消了“翻译理论与实践”这个二级学科方向。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没有设立二级学科方向。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制定并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明确规定:外国语言文学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五大研究领域,以语言、文学为主体,向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拓展;外国语言文学下设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印度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欧洲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13个二级学科方向。这是“翻译学”第一次出现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上,也是翻译学第一次被列为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等研究方向并重的领域,并且以二级学科的名词固定下来。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到“翻译学”,翻译学学科的外延和内涵都大为扩展,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直接反映在近10年我国主要外语学刊文献关键词的高频分布上。

(二)翻译学学科的发展现状

从国家和时代发展的视角审视,翻译学在学科、专业目录上的调整变化与国家对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紧密相关。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整合成立了一批国家级媒体宣传平台,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15)杨枫：《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的学术话语与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1日。力求在世界舞台发出中国声音。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一带一路”倡议、中西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中国从翻译世界、介绍世界(外译中,主要是英译中)转向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实践和经验(中译外,主要是中译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翻译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2013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翻译学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五大研究领域之一，二级学科地位确立,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翻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以及对培养高端翻译人才的迫切需求。第二,从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翻译学科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翻译研究迅速发展,近10多年来,中国翻译研究呈现出两大取向,一是以中译外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翻译研究，二是以语料库翻译学为代表的接轨国际的翻译研究。(16)王克非：《翻译研究拓展的基本取向》，《中国外语》2021年第2期，第69-74页。中国特色翻译研究与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的努力一致。杨枫提出,“现在必须翻译中国的实践和经验,参与世界知识的生产和世界思想的构建”，“把‘国内话语’转向‘国际话语’,把‘政治话语’转向‘学术话语’,而国家翻译实践可以尝试完成这两种话语的转变,以提高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以及国际舆论引导力”。(17)杨枫：《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的学术话语与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1日。翻译研究,尤其是国家层面的中译外翻译实践研究已经上升为国家任务,成为国家语言战略的重要研究课题。第三,翻译在我国主要外语期刊上成为近10年文献分布最多的关键词,热度只升不降,在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翻译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翻译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翻译研究范围越来越广。

如果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国家级宣传媒体平台的整合和全新亮相,是国家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方面作出的重大举措,那么在人文社科领域,我国外语学刊对翻译研究成果发表的支持,则反映了我国高校外语界由下而上、自发地对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作出的努力,学术界的翻译研究热将会带来外语学科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即翻译学学科的兴起。外语学刊为研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内涵和外延发展的新变化承担起积极责任,引领着外语学科发展、推动外语人才的培养。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翻译学首次成为《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公布的二级学科方向之一;2011年至2021年,我国外语界最热的研究主题为“翻译”,热度远远超越传统语言学研究以及大学英语研究。2022年3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以“理解中国 沟通世界”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上,中宣部国际传播局副局长陈雪亮做了题为《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助力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报告。他指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翻译始终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先导作用。今日的中国正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贡献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翻译工作是基础,翻译人才是核心。时代使命对外语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8)陈雪亮:《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助力沟通中国与世界》,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2022年3月19日。

王克非在《外语学刊的时代担当》中曾提出:“新时代学术期刊特别需注意三个面向,即面向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时代和国家的新要求。长期以来,期刊主要关注第一个面向,即专注学术,这是自然而且应该的。但是现在仅仅这样就不够了,应努力做到三个面向都关注。”(19)王克非:《外语学刊的时代担当》,《中国外语》2020年第4期,第1、12-14页。对近10年我国主要外语学刊文献关键词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外语学刊已经突破了只专注学术的局限,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作为传统意义上发表科研成果的学术园地,我国外语学刊已经不是“应”怎样或“需”怎样,而是“已”怎样,未来可期。

翻译成为近10年(2011-2021)我国主要外语学术期刊发文位列第一的关键词,与外语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变化、我国世界地位的变化和国际发声的需求完全一致。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外语学科建设正在回应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的需求,向着培养在国际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能够通过翻译发声的外语人才转变,翻译学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作为重要的学术媒体,我国外语学刊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方面都深刻认识到并且勇于承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和时代担当,将国家需要与学术发展相结合,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发展自身建设,发挥学术的重要力量,引领且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外语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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