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魁公府建筑与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李春青， 房文凡， 于遨坤

(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北京 100044)

清代宗室爵位由高至低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各有对应的府第建筑规制。在清代早期，较低等级的镇国公府和辅国公府规制与贝子府相同[1]。但由于这2类府第等级较低，并受到不同时期背景变化的影响，其实际建造、改造中在遵守王府规制的同时也有很多变化内容，呈现出大型合院建筑和空间多样性变化的特点，相关研究还非常少。因此，分析总结该类王府建筑规制的变化、建筑与空间结构特征等对深化清代北京王府建筑规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经初步统计，目前北京尚有建筑遗存的镇国公府和辅国公府共10座，由于其等级和规模的限制，对这些王府类建筑的研究和保护都非常薄弱(表1)。现有的关于王府类建筑的研究多为以历史学角度的梳理[2]，或者是比较高等级王府类建筑的单体、群体的建筑规制、空间形态研究[3-4]，而作为较低等级王府类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国公府、辅国公府建筑的相关研究仍十分匮乏，还停留在简述的阶段。因此系统研究公府建筑的建筑与空间特征，尤其是利用空间句法等现代数字化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具有科学性和计量性的研究结果，有利于王府类建筑的深入研究并支撑保护利用研究。我国关于空间句法的研究中，张愚等[5]细致分析了空间句法的理论方法，张愚[6]通过视域性模型对留园进行了可见性分析，蔡少坤[7]用空间句法理论对郑州大学建筑系馆的空间体验和使用效果进行了评价，李停生[8]用空间句法分析了清代蒙古亲王府建筑的中轴对称和空间结构特点，李春青等[9]对清代恂郡王府的整合度和功能耦合进行了空间句法分析。本文拟以清代晚期镇国公府的重要代表之一魁公府建筑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总结其建筑与空间的独特性和价值，以期为王府类建筑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表1 北京现存清代北京镇国公、辅国公府建筑信息统计

1.1 地理区位

魁公府(图1)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宝产胡同甲23、25、27、29号，赵登禹路58号、60号，四根柏胡同18号，由这几部分宅院共同组成。其左邻北沟沿(今为赵登禹路)，南邻宝禅寺胡同(今为宝产胡同)，北邻四根柏胡同，东侧临近新街口南大街。1989年，魁公府被定为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图1 魁公府区位范围

1.2 府主概况

魁公府原为清末内务府司员庆小山宅，后坐事抄家，房产入宫。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第二子裕亲王福全第九代孙魁璋迁入此府。

魁璋，字赞甫，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十四年(1898年)袭镇国公，为第十代袭爵，是位于台基厂二条的裕亲王府的最后一任府主，裕亲王府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第一座按王府建筑规制建造的王府[16]。光绪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裕亲王府毁于战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裕亲王府原址被征辟为奥地利使馆，魁璋迁居宝产胡同的庆小山府[17]。后至1946年，魁璋陆续将府第部分出售，迁至旧鼓楼大街小石桥居住[18]。

1945年，魁公府被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厂用作宿舍，194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部分职工在此居住；
1949年后，魁公府产权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现已成为大杂院。魁公府东路在1948年由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用作宿舍，后由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接管，但其园林中的太湖石被运至钓鱼台国宾馆，20世纪90年代这里由中国网通公司使用，现东路西院属华为公司，东路东院属北京军区。魁公府西路曾把其中的东院和西院分别售出，1949年之前东院售予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中将总参议袁祝三居住，现产权属于西城区新街口房管局。1945年爱国将领何基沣将西院购作私宅，产权人系何基沣之子何瓘、何瑷。中部东路东厢房位置的花厅和爬山廊于1980年被拆除，如今魁公府由多家单位共同使用，基本格局尚存，文物建筑保存状况一般，部分被翻建，私搭乱建现象较严重[19]。

1.3 历史格局变迁

历史文献中对魁公府建筑的描述和记载很少，因此本文借助各时期北京的历史地图、测绘图和影像图来对其格局变迁进行研究(图2)。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7年)，魁公府所在区域位于当时的太平坊内，西侧为金水河，河上无桥，东侧为大承华普庆寺，北侧临近和义门街，南侧为鸣玉坊。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魁公府所在区域东侧的大承华普庆寺被分为正法寺和宝禅寺，南侧胡同因此命名为宝禅寺胡同，西侧还是有金水河，宝禅寺胡同通过河上的北大桥与对面的大桥胡同相接，和义门街改为西直门大街，北侧胡同与帽儿胡同相接。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年)，魁公府周围区域无较大变动。清代咸丰十一年(1861年)，其东侧只标注了宝禅寺，西侧金水河上邻近的有南北2座桥。清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按照历史记载这里已是魁公府，其北侧为四根柏和南帽胡同，南侧为英文标注的贫民屋，西侧的2座桥还在。1948年，北侧胡同名称改为四根柏胡同，但西侧的河和桥均已不见。

图2 历史地图上的魁公府

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图》是绘制到建筑单体比较详细的地图，可以看出魁公府所在的范围，西部的院落占总范围的三分之二，格局还比较杂乱，南侧有4座大门，西侧有一座大门，东部应该是包括了正法寺的范围，而在《明北京城地图》中正法寺是在魁公府所在范围外，应是大比例地图的误差问题，格局较为明晰，对称布局，中轴线上由南向北分别有山门3间，前殿3间，正殿3间，后殿5间，两侧没有配殿，仅各有南北很长的廊房。东西两部分之间有夹道，夹道北侧有门。场地西侧有金水河，河上南北各有一座桥，但南侧的桥标注有“北大桥”的字样，桥规模较大，有栏杆(图3)。

图3 格局清晰完整的魁公府历史地图和测绘图

在1956年的《北京测绘图》中，可以得到建筑单体层次的信息，而且此时是魁公售出该府的10年后，其建筑格局还基本保持魁公府时期的特征。从图3可以看出建筑格局分为3个部分，西部是两路四进四合院，中部也是两路四进四合院，东部为三路四进四合院。院落格局严谨且富有多样性的空间和建筑变化。

在1959年的北京影像图中可以看出，魁公府所在的范围中其院落格局和周边街道肌理未发生较大改变。而在2021年的北京影像图中，其西部西路北侧建筑已经被拆除，改为饭店，南侧院落北部格局发生改变；
中路建筑变为大杂院，临建现象严重(图4)。20世纪90年代全面翻建，西部西路也按照传统建筑翻新，但格局基本保存完好。

图4 魁公府各时期影像图对比

清代王府建筑规制在整个清代经历了多次的修改和变化，比较重要的是以1840年为界限的清前中期、清后期2个阶段。清前中期，清政府于顺治元年(1644年)颁布的《大清会典事例》中规定了镇国公和辅国公可以在二尺高的台基之上建造房屋[3]。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钦定大清会典》五十七卷中记录了镇国公和辅国公府制与贝子府制相同，规定“基高二尺，正门一重，堂屋四重，各广五间，脊用望兽，余与贝勒府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大清会典·宗人府·仪制》中规定：“亲王、郡王之孙，以次降封至贝子以下，其旧居府第规制，毋庸更改。惟行马及下马桩，应照定例撤去，不得用，并交宗人府存记遵照”。这段时期镇国公、辅国公府在建筑规制上与贝子府相同，日常出行、用度上规格略低。清后期(1840—1911年)，由于清政府财政收支、礼制等方面因素，政府将内务府掌管下的房产直接用于赏赐，其中多以民居四合院为主，由王公贵族自行进行改建，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前中期公府建筑的四合院建筑群体。

本文的研究对象魁公府是处于清后期的情况，该府由横向并排的几组四合院组成，整体规模较大，其东西中3个部分皆为四进院落，府内曾设有多处体量较大的花园。实地调研其现存部分，主要建筑多为灰合瓦卷棚顶青砖建筑，部分为灰筒瓦卷棚顶，院落内地面经过修整，部分建筑有台基露出，约高50 cm。中部东路第三进院北敞厅前有月台，每路纵向都有三或四重屋，间数不等，建筑整体使用红青漆(表2)。

表2 魁公府规制对比

因魁公府除中部建筑未曾翻建，其他两路建筑均有变动，所以根据查找到的相关文献、地图和现场调查，对其平面进行历史复原研究和分析(图5)。

图5 魁公府历史复原平面图

3.1 院落格局：三院并置 连叠造景

魁公府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3座相对独立的院落。西路相对比较自由，但中部、东部院落较为正式，因此东中部入口都有八字影壁和围墙。每部分第一进院中的各路院落相互联通，南北短而东西长，空间宽敞。据《府第寻踪》中记载：“魁公府东部为园林部分，院内东南有座可以上人的假山，西北部有潭池水，上有石梁桥，西厢房为敞厅，东厢房处有一爬山廊，北低南高，再往南为一歇山敞厅，据传厅旁有水，应是水榭”[18]。而朱家溍先生在《故宫退食录》中记载：“东所为园，进大门为门房院……假山以湖石堆成，浑然一体，无生硬堆砌之感”[19]。其描述东部西路东厢房和东部东路西厢房为一个整体的敞厅，其上亦有爬山廊道向北通往后院假山，假山东侧有一体态舒展前后出廊附月台的大厅。根据实地调研发现，其描述和中部院落格局高度契合，院内存在卵石铺地和摆放在角落里的零碎的假山石块，地面上有残留的瓷片铺装，所以其描述的花园应在中部东路。东部分为三路四进，中路格局规整，第二进院有抄手游廊和垂花门，第三进院两侧有游廊，与前院贯通，建筑尺度较大。东西路跨院建筑整体偏少，绿植较多，所以推测东部院落中也曾有园林部分。

总之，魁公府西部院落为居住空间，中部院落的西路为接待、会客空间，东路和整个东部院落为园林休憩空间，因此这部分院落的垂花门、敞厅和游廊较多，游线连接贯通，富有园林空间特色。院落格局整体呈现为西部和中部西路相对封闭、中部东路和东部相对开敞。私密性呈现从西向东逐渐减弱、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加强的趋势。单路院内空间虽小，但其蜿蜒回折的抄手与爬山游廊和拱门将所有院落串联在一起，廊道起伏，步移异景，观景视线高低变化，空间动态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大大提升。

3.2 单体建筑：燕翅影壁 石雕拱门

魁公府南侧临街有5座大门，西、中、东部的中间各有一座大门，是3座主门。西部西侧有座侧门，东路东侧还有座汉白玉石雕拱券门。西部院落主门为金柱大门，筒瓦卷棚箍头屋面。中部和东部院落主入口均为广亮大门，合瓦卷棚箍头屋面。中部主门的广亮大门形式朴实，无过多修饰，上门槛上有4个六角形门簪，下门槛为石质，并缺失一段。门两侧有倒八字硬心影壁，又称燕翅影壁或八字、撇子影壁，影壁同围墙相连，使倒座房不临街，其上覆筒瓦，石雕檐椽上有万字纹，挑檐上刻草纹，门内迎面有一座硬心影壁(图6)。

图6 大门和门楼

东部的东南角有一座汉白玉石雕拱券门，紧贴2层小楼的南立面，拱脚各立于一整条青石上，拱门之上还有座灰筒瓦箍头小门楼。拱券由9块汉白玉拱券石组成，每块内侧起角，其上雕刻有6条游龙纹、一条盘龙纹和云纹，游龙纹舒展灵动，盘龙纹威严肃穆，按规定除亲王可使用五爪金龙纹饰之外其他王公贵族不允许使用龙纹，但因清后期社会动荡，相关规制遵循也不严格。

3.3 园林营建：垂花游廊 假山水榭

魁公府内共有4座垂花门，西部院落的垂花门已被拆除，东部院落的垂花门经过翻修样式已不可考，中部院落现存有2座垂花门，皆为卷棚箍头灰筒瓦屋面，西跨院垂花门门槛上有4个六角形门簪，檐下有莲花垂柱，门两侧有花草、孔雀雕纹的抱鼓石，东跨院垂花门门槛上有2个六角形门簪，门两侧多了一对门枕石(图7[17])，其样式都较简单，东跨院垂花门旁曾有座假山，山上曾有一六边形亭子，《故宫退食录》中描述其如行谷中，院内有湖石假山，与建筑浑然一体，非常自然，向西而下有一小池，上有石桥，过桥有一水榭，西厢是借西跨院东厢房后檐接造的敞厅，厅前有藤萝一架，东厢山石上为一自北向南的爬山游廊与带月台的敞厅相接，再由连廊同东路园林相连，东路景观布局较为自由，各个院落由游廊相连，院落虽小，意境无穷。

图7 垂花门、游廊和假山

空间句法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及其团队在20世纪70代提出的一种通过对人居空间组织结构的量化描述研究空间组织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其在建筑和城市设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开发出了一套计算软件，可对各个尺度的建成环境进行空间分析。因此，本文借助空间句法对魁公府的空间结构进行量化分析，试图得到对王府类建筑空间的理性认识，同时可以支持保护与再利用设计研究。空间句法理论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凸空间分析法、轴线分析法、视域分析法、可见性图解法等。凸空间分析法(空间中任意2点的连线都在空间中)适用于整体、边界明确的空间；
轴线分析法(空间中最长的距离)适用于大尺度的规划类空间；
视域分析法(某点的可见范围)适用于局部或连续的空间；
可见性图解法适用于边界不明、界面复杂的小空间。由于魁公府空间尺度规模较小、连续性强且边界明确，所以采用凸空间分析法和视域分析法对其空间整合度和可视度进行分析。在空间句法中，圆圈表示为空间，短线为2个空间的联系，其不强调形状和距离，重在表达各个空间的连接关系形成的拓扑系统。由于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院落不仅起着交通和景观的功能，也是各个空间产生拓扑关系的枢纽，举办活动的场所，并且边界明确，所以在分析时将其也作为凸空间考虑。运用Depthmap软件对魁公府建立凸空间模型，彩色区域为划分好的凸空间，灰色区域为不与其他空间产生拓扑关系的空间(图8)。

图8 魁公府平面凸空间划分方式

4.1 连接度、选择度、平均深度分析

运用Depthmap软件对建立的凸空间模型进行运算，分别得出其连接度、选择度和平均深度。

连接度的值越大表示其与其他空间节点产生的关系越紧密，根据魁公府的连接度分析图(图9)可知，每一部分的外院空间连接度值较高，其外院的连接值分别为9、7、6，是各自院落中连接值最高的空间，主要的院落空间连接值都在5以上，并且整体呈现南北平缓而从西至东逐渐降低的趋势。形成的这种特点正和魁公府3部分六路的空间布局有关，其二到三路院落共用一个外院，并且外院承担着与外界互动的功能，是使用较为频繁的空间。院落的连接值较高可以看出在传统建筑中院落起着联系其他空间的作用，是每一进院落的聚合点。西部院落作为居住场所，空间属性较为隐私，中部院落和东部院落是接待、办公和休憩游玩的场所，空间属性较为开放，并且各路院落通过连廊串联相通，这些空间特点与其整体连接度值的变化趋势相符合。

图9 凸空间分析数值图

选择度是任意一空间节点被选择为其他任意2个空间节点产生拓扑关系的最短路径的概率，其值越大代表被使用的可能性越高。

魁公府的选择度呈现向心的状态，中部院落左跨三进院最高为8065，连廊为7918(图9)。由于中部院落处于全府中心位置，被选为通过的途径概率高，中部院落和西部院落的建筑多、体积小、路径多，东部院落的建筑较少、路径呈环形流线分布，所以形成了中部院落最高、西部院落次之、东部院落最低的选择度变化趋势。

平均深度是任意一空间节点到其他空间节点最短距离的平均值，该值表达了空间节点在整体中的便捷度。西部院落东路三进院为8.34，中部院落两路三进院分别为7.07和7.38(图9)，是魁公府中数值较低的空间，这些空间较为开放，是镇国公会客、办公，连接园林和私密空间的桥梁。东部院落外院和中路部分数值最高，由于园林在魁公府中属于内部专属空间，从外界进入的需求较少，西部院落属于日常生活居住的地方，私密感较强，所以其孤立感较高。

4.2 整合度分析

整合度包含全局整合度和局部整合度，全局整合度表达了任一空间节点与所有节点的联系紧密程度，局部整合度表达了在设定距离内的空间节点的联系紧密程度。通过分析魁公府的全局整合度，魁公府中部院落三进院的全局整合度在0.70以上，与其他所有空间的黏性较强，整体整合度呈现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特征(图10)。这是因为魁公府的空间布局具有特殊性，几组合院横向连接在一起，东西进深较大，处于中心点的交通最为便利。当设置拓扑步数为R=3、R=5时(图10)，整体重心有向四周扩散的趋势。在R=3图中，各路院落的外院代替了中部三进院成为局部整合度最高的部分，达到2.78、2.61、2.95，分析表明外院是连接空间最多、局部通行频率最高的空间。在R=5图中，局部整合度较高的部分为西路外院和中路三进院厢房，分别为1.47、1.59(图10)。可见随着拓扑步数的增加，单一空间的辐射半径变大，和其他空间联系更强，处在边缘的空间使用率变高，而具有交通属性的空间功能则会被增强。

图10 整合度分析数值图

4.3 视域分析

刘滨谊先生曾提道：“运动是人在空间中的存在方式。随着运动的进行，人们于所处的环境中获得一系列连续的印象，最终形成对环境的抽象认识和归纳后的整体认识……视觉是人类对环境感知的最主要的方式……”[20]。魁公府内部的小尺度空间较多且变化丰富，基于视觉感受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反映出空间变化规律以及视线的辐射范围，有利于解析传统建筑设计中的方法。

根据复原的平面图及实地调研，绘制视域模型并计算，结果如图11所示，中部院落部分的视线整合度高于西部院落和东部院落，即中部院落空间贯通性高、互动性强，东、西部院落的空间隐私性高、遮挡性强。视线最好的区域位于中部院落东跨的月台，其地势较高，左右为连接各院的游廊，其周围的视线整合度也较好，呈现环状向外降低的趋势，有利于突出月台之上的建筑。其次是中部院落西跨三进院正房前位置，此处为办公会客的场所，同时便于跟随视线被引入东侧的园林部分。西部院落的视线整合度较低的原因是其属于休息区域，空间属性私密，进入此区域的人通常熟悉路线。我国园林的建造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没有连贯的轴线，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欣赏到园内的景色，感受到景深的变化。魁公府东部院落园林的视线整合度变化符合传统园林建造的理念，空间虽小但通过路径的设置，观赏景色时不能一览无余，又通过游廊和窗洞增强景观的深度，营造其境无穷的感觉。

图11 视域分析

通过研究可知，魁公府的建筑规制受到清代后期政治背景变化的影响，其没有遵守当时颁发的王府建筑规制，形成了不同于贝子府和民居四合院的独特形式。各路建筑沿轴线分布，较为规整，三部六院的院落布局将院落按区域划分为居住、办公、休憩3个功能区，并通过游廊、庭院使各个功能分区的边界变得相互渗透，以及各部院落外院形成了空间形式类似王府狮子院的“小整合院”，燕翅影壁和临街外墙组成的入口大门空间显示了主人身份和地位。通过空间句法分析，在魁公府中连接度高、选择度高的区域可达性高，呈向心增长的趋势。平均深度大的空间孤立性强，对应魁公府中的居住、园林部分。办公、接待、活动视线整合度高，居住、园林的视线整合度低，证明了魁公府的空间组合复杂性高，空间本身具有指向性的特征。本研究完善了清代王府类建筑中魁公府建筑的专题研究，通过量化分析加深了对王府建筑空间的理解和认识，为王府类建筑的保护利用研究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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