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测度与系统构建之广东例证

曹俊勇，张乐柱

（1.五邑大学 通识教育学院，广东 江门 529000；
2.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有限的财政资金背景下，金融对乡村振兴显得尤为重要。广东作为经济和农业大省，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步伐相对较快。201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了2020和2022年的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为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提供了重要指引。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协调互动关系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当前，国内外学者针对金融与乡村发展、城镇化建设之间关系作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金融业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农村贫困问题，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紧密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1］。二是金融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需求，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首先面临的是资金短缺问题，农村的公共部门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是农村金融投资的重点领域［2］。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带来大量信贷资金需求，农村借贷比例、借贷资金的数额逐渐升高，贷款用途也从用于生活需求转向生产发展和投资需要［3］。三是乡村振兴与金融业发展相互关系。多数学者研究认为乡村振兴与金融业发展相互促进。王振强研究认为山东省金融业与乡村振兴从开始的严重失调逐步过渡到相互促进，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4］。马俊通过构建VAR 模型验证了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结果显示河南省乡村振兴与金融发展存在双向因果关系［5］。四是金融市场助力乡村振兴建议。专业型金融组织不足以解决乡村振兴建设中的资金难题，要积极推进村社性金融组织的建设，避免农村资金外流，提高农村资金的使用效率［6］。当前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不能满足其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应该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改变农村单一的融资渠道，提高资金配置效率［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均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有效解决乡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资金需求问题，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有显著作用，乡村振兴与金融发展既相互促进，又互为因果。这些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区域层面看，当前大多数学者是从全局出发，研究整个国家的乡村发展状况，但由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具体地区。在政策建议层面，当前的研究比较碎片化，不够系统。基于此，本文选取广东省2001—2019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实证探究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基于实证分析，提出构建金融助推乡村振兴良性“血管系统”，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目前，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比较少，笔者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借鉴王振强所提出的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4］与马俊所运用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5］，选取广东省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构建本文指标体系。金融发展包括以下三个维度：一是金融规模方面，主要采用人民币存款余额（X1）、人民币贷款余额（X2）、保费收入（X3）和金融业增加值（X4）进行衡量，人民币存款余额可以代表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规模，保费收入可以代表保险类金融机构的规模，金融业增加值可以衡量整个金融业的规模增量。二是金融结构方面，主要采用金融机构信贷结构（X5）与居民存款率（X6）进行衡量，金融机构信贷结构通过中长期贷款余额与贷款余额的比值进行计算，居民存款率通过居民存款在总存款中所占比例进行计算。三是金融效率方面，主要通过金融发展率（X8）进行衡量，金融发展效率通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进行计算［8］。

乡村振兴建设主要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衡量：一是城镇化率。采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Y1）进行赋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可以体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二是产业兴旺程度。主要采用农业增加值（Y2）、粮食总产量（Y3）和第三产业占比（Y4）三个指标进行衡量。农业增加值与粮食总产量可以体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农业发展状况，第三产业占比可以反映乡村的产业结构状况。三是生活富裕程度。主要采用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比（Y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6）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Y7）三个指标来反映农村居民的富裕程度。四是生活质量。主要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Y8）、农村居民家庭主要耐用品数量（Y9）和农村用电量（Y10）三个指标。

本文选取广东省2001—2019年有关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建设的系列数据，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年鉴》。针对个别数据统计年鉴缺失问题，本文基于统计学原理，根据决策表中其余对象取值的分布情况进行填值，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二）指标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原理是在尽可能保持原始数据信息的同时，将多个变量提炼成少数几个代表性的变量，这样既可以减少变量的个数，又可以客观反映原始数据的信息。本文采用SPSS17，通过因子分析法，分别将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多个指标进行综合，从而检验两者之间协调发展关系。在作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KMO 和Bartlett 检验，一般而言，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 度量值要大于0.6，并且要通过显著性0.05 的Bartlett 球型检验才可以采用因子分析。从检验结果来看，金融发展指标与乡村振兴建设的KMO 值分别为0.661和0.786，均大于0.6，并且Bartlett 球型检验Sig 值均小于0.05，因此，金融发展指标与乡村振兴建设指标原始数据均适合做因子分析。

原始数据检验通过后，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分别对金融发展指标和乡村振兴建设指标提取因子，分析总方差。结果显示：在金融发展指标方面，人民币存贷款余额、保费收入、居民存款率这些指标的提取值均大于90%，损失的信息量比较少。金融业增加值、金融机构信贷结构与金融发展效率提取信息损失率相对较大，但提取信息值也均大于70%，因此适合用主成份因子分析法。在乡村振兴建设指标方面，选取的10 个指标信息提取值均大于90%，其中8 个指标信息提取值大于95%，信息损失量较少，说明乡村振兴建设选择的指标提取的因子能够较好的反映原有数据的大部分信息。分别根据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解释的总方差和旋转平方和载入进行分析，选取特征值大于1 的主成分，可以看出，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前两个主成分特征值均比较符合，他们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了89.482%和97.425%，均超过了85%的严格要求。为将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指标结构进行简化处理，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计算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与乡村振兴建设综合指标得分，见表1：

表1 金融发展综合指标与乡村振兴建设综合指标得分

（三）协调度计算与分析

1.协调度模型构建

协调度是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一般用来度量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表现出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协调度模型测度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之间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利用金融系统的组成要素与乡村振兴系统各组成要素进行协调关系测度，构建动态协调度模型如下：

其中：ɑ 表示广东金融发展综合指标，β 表示广东乡村振兴建设综合指标，表示广东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动态协调度。根据方世明等对协调度分类，的取值介于-1 414 与1 414 之间［9］。根据ɑ、β 值的变化，可以将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协调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ɑ ≤0，β ≤0，≤0，极不协调；
ɑ ≤0，β ≥0，≤0，不协调；
ɑ ≥0，β ≤0，≤0，不协调；
ɑ ≤0，β ≥0，≥0，基本协调；
ɑ ≥0，β ≤0，≥0，基本协调；
ɑ ≥0，β ≥0，≥0，协调。

2.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协调度时序特征

结合表1数据，通过协调度模型公式（公式1），可以计算出广东省各年份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协调度（表2）。从表2可以看出，广东省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协调度从2001 至2019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从2001年的不协调，2002 至2012年的极度不协调，再到2012 至2019年的协调，广东省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逐渐达到一种相互推动和相互促进的良好状态。

表2 广东省各年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协调度

将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与乡村振兴综合指数以及协调度图示对比，见图1所示：2001—2007年间，金融发展指数与乡村振兴建设指数基本为负数，两者的协调度也为负，这期间乡村振兴建设呈现明显的下滑状态。金融发展指数虽然逐年好转，但对乡村振兴的拉动作用不够明显，两者之间的协调度逐渐下降，直到2006年两者之间协调度达到最低值，这期间乡村振兴建设对协调度起主要作用。2007—2012年期间，乡村振兴建设从2006年的谷底逐渐好转，但依然为负。金融发展相对较快，呈逐年上升世态，两者的协调度也逐渐好转，可见这一时期，金融发展是推动协调度上升的主要动力。2012—2019年期间，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指数均为正，并且呈相互交融状态。金融发展波动比较明显，这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环境有重要关系，但乡村振兴建设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这也可以反映出国家对乡村振兴建设的决心。这期间，两者的协调度也由负转正，从极度不协调转向协调，可见这一时期，协调度的稳定发展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018—2019年期间，金融发展有下滑趋势，而乡村振兴建设依然保持稳定增速发展，两者协调性也有所下降，可见金融发展对协调度的变化有显著影响。综上分析可知，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关系密切，相互依赖并相互促进。我国乡村振兴的道路还很漫长，为乡村振兴构建良好的“资金输送血管系统”极为重要。

图1 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协调度关系对比

（一）构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的“动脉血管系统”

1.构建政策性金融对乡村振兴建设的支持体系。一是拓宽对乡村振兴建设的信贷支持面，加大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系统建设的资金投放力度，改善乡村生活、生产环境。逐渐增加乡村振兴建设中的中长期贷款，增强农业综合生产力建设。二是加快政策性金融支农金融产品创新。随着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形势的变化，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型金融产品。根据乡村振兴过程中对资金产生的新需求，制定合理的金融产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尝试开发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满足乡村振兴建设的需要。三是逐渐完善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机制。加快电子化、网络化建设，规范操作流程，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2.完善财政对乡村振兴建设的服务体系。乡村振兴建设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自身盈利偏低，外部性较强，财政作为国家公共资源的核心部分，乡镇振兴建设尤其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我国农业与二三产业相比属于弱质产业，农业底子相对薄弱，基础投资需求较大，再加上农业成本逐步上升以及农产品价格的管控，农业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相比城市，从财政管辖范围来看，农村是短板领域，财政在农村的覆盖范围比较狭窄，创新三农补贴制度、完善财政对乡村振兴建设服务体系至关重要。

3.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支农耦合机制。一是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充分发挥政府规划与统筹作用，将零散的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整合，尽可能聚合在一起打捆使用。对财政的分散补贴进行分类整合，从乡村振兴建设的五个层面进行梳理，重点支持每个层面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形成以大带小，最终惠及整个乡村。二是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创新财政与金融的合作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将PPP、“政银保”等比较成熟的融资模式引入至乡村振兴建设之中，依靠政府的组织力与推动力，创新完善财政与金融的合作机制，保障财政支农的使用效率与可持续性。

4.建立金融支农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担保机构、涉农企业各自优势，逐步建立起以银行机构为主体，政策性投资平台为必要支撑，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股权投资类平台等为补充，农业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支持的现代农业投融资体系。根据各参与主体的基本功能进行划分，对于政策性金融而言，主要功能在于乡村振兴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社会服务功能。而财政对乡村振兴建设功能主要体现在相关扶持政策方面，如构建农村基本金融服务网络，包括农户的信用建设、盘活农户的财产权建设等。对于商业金融和微型金融其功能更应关注于农户生活与生产方面。

（二）构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毛细血管系统”

1.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站建设。解决涉农地区百姓基础的金融服务需求，把金融服务送进田间地头，做到“经办进村、服务到户”。推动基层党组织与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合作，共建“政银一体化”便民服务站点，在满足存、取、汇款等基本服务的基础上，不断提供费用缴纳、农村电商、社会保障、农资购买等综合支付服务，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

2.建立金融知识宣传站，定期推送最新金融服务。在“政银一体化”服务点的基础上，建立金融知识宣传站点，制定全年宣传推广计划，结合农村生产特征，充分把握春节、赶集、农作物收割等关键时间节点，印制金融资料，通过村委宣传橱窗的摆放，金融服务人员的上门讲解等形式，为农户普及货币安全、防范诈骗、支付安全、投资理财、惠农贷款、非法集资等各类金融知识，使农户能够在使用金融服务的同时，更要使他们愿意、放心使用金融服务。

3.针对农户需求创新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针对农村产业特色，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把对接农作物、家禽收购与加工的市场主体需求纳入服务范畴，推动“服务站+农村电商”、“服务站+合作社”、“服务站+家庭农场”等多种合作模式，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帮助农户推动农副产品的网络购销，实现农村电商与物流服务的融合发展。同时，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将金融服务与民生项目相结合，推动服务的多样化、综合化。借力农村金融服务站，积极推广手机支付、云闪付等新型支付方式，将支付与征信、贷款等业务深度融合，为农户提供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便利农户生活。

4.构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差异化机制。不同区域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同一区域的乡村农户经济发展也存在差异化，因此，依据区域差异、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户收入水平等因素，对金融的服务对象进行细化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设计差异化的服务方式，明确金融服务主体，完善风险分担与防范机制，提高金融支农服务的精准度。针对收入水平较低、亟待扶贫的小农生产模式，可利用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撬动商业金融的积极参与，为其创造财富。针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可以利用财政资金设置资金担保池，加强政府的规划引领作用，把财政杠杆用在投资方面而非经营运转上。针对已经实现产业规模化的生产大户，政府更多的应该完善保险体系，防范农产品价格风险对当地农业企业和农户的冲击。

（三）构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静脉血管系统”

1.完善涉农担保体系。当前，我国众多农户与小微企业因缺乏有效的抵质押担保而无法获得所需资金，难以发展壮大。长期以来，我国不同乡村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农村营业主体与资金需求状况及担保资源也存在很大不同。因此，我国涉农担保体系的建设也应因地制宜，针对农村不同担保资源探索并建立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层次、广覆盖的涉农担保体系。同时，继续扩大农村抵质押物范围，根据农村农户现有资产，如厂房、大型农机具、圈舍等固定资产，所饲养的畜禽等活体资产，以及农户住房财产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探索农村抵质押方式。

2.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农村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缺陷使各金融机构不能有效转移和有效分散经营风险，这必然会导致资金投向的转移。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完善外部风险补偿机制，通过政府参与，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资金。一是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实行税费优惠和补贴政策，减免涉农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税费，降低其经营成本。二是构建全面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拓宽农业保险服务领域，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探索新型农业保险模式，推进稻谷、小麦等农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等，提高农业保险服务能力。三是利用财政资金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池。构建财政、银行、保险与农户多方风险共担机制，当风险发生时，各方按照约定比例共同承担一定风险，由此调动银行、保险业积极性。

3.完善区域信用信息体系。我国农村比较分散，具有很强的地缘性特征，完全依靠金融机构的力量去获取农户信息成本极高。而基层党组织有着较好的地域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与涉农金融机构合作，共建农村信用体系。以县为单位，充分挖掘农户家庭成员、平均收入、健康状况等信息，构建农户信用档案，根据银行对农户的资信要求划分不同等级，对农户进行评估。以村为单位，每年对数据进行更新，保证信用信息系统的准确性。政府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信用网络平台，实现大区域的信用信息共享，促进农业发展与金融机构的对接，有效解决农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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