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立欢
(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自1978年之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均GDP由1978年的384.74元增长到2021年的80976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各项设施不断完善,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撼的“中国奇迹”。但中国在创造、享受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增长动力不足、能源过度消耗等等。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当前的方向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鉴于新时代背景,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及变革路径,对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通过查阅梳理归纳大量文献后得出,现有针对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的研究多集中在集聚的影响因素、集聚规律与测度方式方面,如:温婷(2020)把我国分东部、西部、中部以及东北四个部分对比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发现东部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两效应都强,西部地区次之,但东北和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两效应可能存在抑制性作用[1]。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多是研究其内涵、特征以及测度方法,如肖周燕(2019)认为经济发展受到一定资源环境约束由数量转向质量的必然结果就是高质量健康发展,利用经济增长不断增进广大人民群众民生福利[2];
景维民等(2019)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王慧艳等(2019)基于中间投入与最终产出两方面测度经济质量水平[4]。尽管综合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文献数量近年来在逐渐增加,但基于细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角度,分析两者关系的文献不多。因此,本文基于我国省域层面,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SC)。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测算,国内外学者运用的测算方法各不相同,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构建指标体系得到各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如下所示: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解释变量:专业化集聚(PS),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反映了同一类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空间分布状态。而区位熵能够测度要素在区域内的空间分散情况,以反映产业专业化程度。文章主要借鉴参考Combes(2000)的研究方法利用区位熵测度专业化集聚水平[5],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SiS反映区域i的生产性服务行业s的专业化集聚程度,PSiS值越大代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程度越高,EiS表示区域i的生产性服务行业s的就业人数,ES表示全国生产性服务行业s的就业人员数,E表示全国就业总人数,Ei表示区域i的总就业人数。
多样化集聚(DV),多样化集聚指标利用改进的赫芬达指数,主要参考韩峰等(2020)的研究方法[5],赋予生产性服务业各子系统对应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Vi表征区域i的生产性服务行业总体的多样化空间性集聚水平,该值越大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越高。EiS代表区域i的生产性服务行业s的就业人数,ES表示全国生产性服务行业s的就业人员数,E表示全国就业总人数,Ei表示区域i的总就业人数,EiS*表示区域i中除生产性服务行业s外的某个生产性服务行业S*的就业人数,ES*表示全国除生产性服务行业s之外的全国生产性服务行业S*的就业人员数。
控制变量:信息化水平(INF),使用每万人互联网上网人数表征;
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反映政府干预程度的大小;
交通发达程度(TR),考虑到区域交通状况与其道路网络建设关系密切,因此本文使用人均拥有公路面积来对其进行衡量;
外商参与度(FDI),利用实际使用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反映外商参与度。
文章选择2003-2019年我国30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中所需数据均来自《EP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局网站,对于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由于《国民经济各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与《囯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相比较,其中关于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分类发生较大调整,进而导致2002年前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可比性降低,因此本文研究的起始时间为2003年。同时在实证分析中,为消除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所用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在做空间计量分析之前要度量区域间的空间距离,这就需定义空间权重矩阵W,它一般用来表达空间连接邻接关系,W的形式如下:
其中,Wij表示地区i与j的邻接关系,通过距离或者邻接标准确定。
恰当的空间权重矩阵对于刻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极其重要。考虑到我国30省市分布情况及各地区经济水平,构造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公式如下:
一般采用莫兰指数I(Moran’sI)测度。计算公式如下:
表2显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稳定的空间相关性,而不是随机分布。
表2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全局Moran’sI值
做实证之前必须确定模型具体形式。在对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需要先验证模型:首先,利用LM检验得出,该模型显著拒绝了非空间模型,具有强烈的空间效应;
通过LR检验,得到该模型不能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杜宾模型;
利用Hus⁃man检验得出,该模型显著拒绝原假设,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后续检验。通过比较回归结果,发现空间固定效应的结果最优。综上所述,本文将选择空间固定效应SDM模型进行后续检验分析。
基于适用性检验结果,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全国以及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同时结合数据选取与理论知识,将设定如下模型:
其中,i、t分别表示地区与时间,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SCit表示区域i第t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PSit、DVit表示区域i第t年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程度,Xit表示控制变量,包括:INFit信息化水平、GOVit政府干预程度、TRit交通状况以及FDIit外资参与度。φi与ηi分别代表空间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应,εi为随机误差项。在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表3 我国30省市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基于直接效应回归结果,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每上升1%,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数增加0.0266%,专业化集聚通过深化专业化分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形成学习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有力推动提升本地的经济质量发展水平。同时,回归结果表示多样化集聚未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明显推动效果,可能是由区域产业发展不均、非协同发展导致。
基于外溢效应结果,专业化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系数显著为正,并且该系数值高于直接效应系数。这表明我国30省市地理位置近的区域经济发展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另外其邻边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本地经济发展起到正向溢出作用,同时溢出效应还大于直接效应,表明区域开放集聚环境助推经济发展要素自由流动,企业高效展开创新性合作等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而多样化集聚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明显的抑制性。这说明多样化集聚抑制了本地经济质量发展,且对其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产生了削弱影响。对此的解释是,不同省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程度差别大,而集聚水平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虹吸效应大于产生的溢出效果,最终造成对邻近地区产生负向溢出作用。另外,也可能是因为部分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指数过高,已处于过度集聚状态,不仅不利于本地经济发展活动推进,同时也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了抑制影响。
基于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信息化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地区信息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其信息基础设施越畅通,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完善,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
政府参与程度对地区经济发展未产生显著影响,可能与政府决策过程中存在官僚主义与信息不完全现象、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以及政府机构运行效率低有关;
交通发达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了明显的正向作用,交通发达程度越高,意味着交通空间可达与连通程度越高,可以通过交通优化来提升地区的布局与空间结构,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外资参与度,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可以吸引国外资本流向中国,提升国内经济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开放的新发展理念,最终形成合作共赢的新格局。
不同省份之间的发展状况与规模各不相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检验不同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将我国30个省市划分成东、中、西三个部分,考察不同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东中西部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具体来看:对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均未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显著作用;
而中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显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样化集聚对高质量发展起抑制作用,进一步地,中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抑制作用要低于西部地区。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本身经济基础存在优势,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是靠产业转型升级而不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溢出效应,所以集聚未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明显作用;
而中西部地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需求大,因而专业化集聚有力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与西部相比,中部地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加完善,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所以负向的多样化集聚溢出效应较小。
本文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情况入手,并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以2003-2019年中国省域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得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检验出作用大小。本文经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生产性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的作用不同,同时当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差异约束条件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首先专业化集聚促进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考虑到空间溢出效应,专业化集聚对本地与周边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而多样化集聚没有对其起到推动作用,它未对本地的经济质量产业明显作用,对邻近地区的经济质量起到抑制性作用,多样化集聚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仍是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当考虑区域差异性时,在中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可以明显提升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多样化集聚则对经济发展质量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
而东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则未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明显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当前应合理规划、引导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各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时要充分利用和发挥集聚带来的溢出效应,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具体应以下几方面展开:
政府统筹总体布局,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是发展该产业的载体与组织形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应不断完善各地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建设,鼓励地上与地下空间相连,使公共空间串联起来,形成连续完善、安全舒适的系统,强化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中间产品市场等来扩大技术溢出的效果,同时通过产业内部以及价值链上下游行业的交流,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以满足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关注专业化集聚规模,发挥规模效应。由于专业化集聚发展有力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但中国各地专业化发展程度不同,西部一些对于其他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因此西部需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条件,为提升专业化集聚水平打好基础;
中部地区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来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发展,推动区域内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专业化生产,提高市场细化程度,比如,为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做好相应准备,制定长远规划,有效提升中部地区专业化集聚水平;
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等相对发达,创新水平较高,可进一步提升服务专业化程度与质量,有效提升生产效率,此外还应加大资金投入来培植新兴产业,逐渐形成新兴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发展。
合理统筹多样化集聚发展布局,发挥集聚效应。集聚类型的差异与地区差异均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各地政府推动多样化集聚发展时不能无差别地、盲目的制定产业政策,切忌“一刀切”,而是须因地制宜,有效规范市场间行为,营造良好外部营商环境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证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发展能够满足当地产业发展需求。另外,要充分考虑产业之间的关联互补性,激发各地产业集聚效应,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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