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台山侨墟形成的原因及条件——以公益埠为例

张一知

（江门市博物馆 宣教文创部，广东 江门 529000）

关键字：侨乡；
台山；
公益；
侨墟

公益埠位于今台山市（1914年前称“新宁县”）大江镇北部、潭江中部，占地面积0.33 平方公里。公益埠是台山侨墟①发展中的典型例子，它倡建于1905年，1908年农历8月15日开埠［1］。它吸收西方规划理念以及功能分区思想，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形成了美观大方、井然有序的新型商埠墟市空间布局。公益埠规划了1016 间铺面［2］，并且有一定的常住人口和公共设施，商业发达，交易量与货币流通量大，是台山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本文以公益埠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近代侨乡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原因及条件。

公益埠地处台山最北边，潭江中游，是台山乃至江门五邑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点。“斗洞嚎壳涌，与水口埠相对，为新宁开平鹤山新会交界之地，水陆辐辏，人烟稠密，正通商之一大广场也”②，公益埠的西北部与开平隔江相望，东北部与新会接壤，西南部与恩平相接，南临南海，近邻港澳，是台山、开平、鹤山、新会等地的交界处，也是水路与陆路交通接点，具备发展成商品贸易中心的优越交通条件。

从地形上看，公益埠属潭江冲积平原地带，地势平坦有利于市场区域扩大，更有利于交通的发展。“局面宽，堂气萃，界水缠，大河绕，堂堂形胜，挺然居水口之上游，曰美哉斯土，天然一大市场也，果营立商埠于此，兴开平水口对峙，并为沿河邻居东北部之锁钥，利莫大焉。”③，这是节选自《广东新宁倡建新埠叙论章程》里面的“新埠地论”。1905年秋，数名绅商共同寻觅新地开发市场，发现了公益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该位置北部临近潭江，潭江流域自古水道网密集，从阳江发源，自西向东流经恩平、开平、台山、新会，通过新会崖门口入海，航运通至广州各地。潭江密集的河网为江门五邑地区带来水资源和便利的交通，众多支流延伸至江门五邑地区的腹地，清道光年间，位于潭江沿开平县一侧，就有赤坎埠、长沙埠、水口埠等商埠墟市［3］。隔江相望的台山也随后兴建了荻海埠。随着清末侨乡社会的发展，台山商业贸易逐步兴旺，自古便被商业贸易高度依赖的潭江也为台山注入了新的发展机遇。大量省城的商品沿潭江流域流通。公益埠三面环水，成为台山北部连接各地的天然水路网中心点。在这片地理区域兴建侨墟，是因地制宜和客观实际的需要。

（一）传统的地方宗族势力

自古以来，广东宗族观念浓厚，宗族组织十分活跃。清末民初时期，台山和广东许多地方一样，是一个以宗族为核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重建祠，每千人之族祠十数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也有祠”［4］卷14，事纪略下，除了建宗祠以外，他们还建宗族的公有财产——祭田，但实际上宗族内部的资产多掌握在个别地主与士绅④手中，宗族成为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日常事务的掌权组织，势力非常强大。长期以来，宗族对投资地方公共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传统墟市的兴建与运作，大部分受到地方宗族势力的控制。由于台山单姓村居多，随着宗族势力的日益膨胀，各族为了争取以及维护本族的利益，有些在宗族聚居的地方建立墟市，有些即使不是宗族创建的墟市，其利益也多被宗族控制与把持，如台山端芬地区明代时期建立的上泽墟为陈姓所建，1771年兴建的山底墟和1853年成立的海口埠为梅姓家族所建，1875年成立的庙边墟为翁姓所建，同是清末成立的成务市为伍姓所建，1925年成立的大同市原为阮姓、梅姓等诸姓共建，后被阮姓把持商务［5］。由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发展起来的台山地区的墟市，在资源与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多数属于族有市场，因此，墟市的建立离不开地方宗族。公益埠虽是美国归侨倡建，但仍然由公益埠周边的宗族共同兴建及管理，“在伍于政先生的倡议下，各族头人，群起响应。东头李乙楠，李乙琏，以及山前伍眉山，水楼李世容，石桥雷谈如，台城李衮臣，铁冲吴羡渔等人”［6］。伍于政是来自斗洞乡沙冲村的旅美归侨，举人李乙莲（李伯濂）与李乙南来自东头村的同一李姓宗族，东头、山前、水楼、石桥等均位于大江镇，除此之外，更有来自台城的士绅。由此可见，地方宗族是公益埠兴建的主体力量，而且有别于一般由单一宗族所建立的侨墟，建立公益埠的士绅除了来自多个不同的地方宗族，更有侨商的加入，是台山士绅与侨商共同兴建商埠墟市的先行者，是侨商与宗族联合创建的典型墟市代表，虽在墟市的资源与利益上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地方宗族的控制，但其为传统墟市向新型商埠墟市过渡作出了先行的试验。

（二）推动侨乡发展的中坚力量——华侨

1.海外排华政策推动华侨回国投资

台山籍华侨大部分分布在北美洲，以影响最大的美国华侨社会为例，美国于1882年推出《排华法案》，立法限制华人入境，期间通过各种修订与延期，不断扩大对华人的限制。1905年7月，本来应期满废除的禁止华工入境的条约在清政府的懦弱下被迫续约，此时，檀香山的保皇会喉舌《新中国报》总撰述陈仪侃建议：“吾今正言以告我华侨同胞曰：禁例不能废而必废之。废之之道将奈何？曰：抵制之……抵制之术奈何？曰：办货者不办美人之物，用物者不用美人之物，为办此抵制之术之绝妙宗旨。”［7］建议得到了中国商人、学生的积极响应，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由于美国社会浓厚的种族主义气氛，加上受《排华法案》的影响，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和压迫的海外台山侨胞迅速加入了这场爱国活动，部分华侨将在海外攒下的血汗钱带回家乡发展商业，促进了侨乡社会的发展。

2.国内政策吸引华侨回国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后，海外列强试图瓜分中国，并在中国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种种特权，1895年起更在中国进行铁路、银行、矿业等大规模投资。在此期间，清政府解除“海禁”政策，尝试利用华侨资本来“振兴事业”缓解外国资本的垄断危机。1899年清政府设立保商局，1903年成立商部，制定《侨商兴办实业条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恳荒条例》等，并规定驻外使臣“有保护工商之务”［8］。清政府对华侨态度的转变，逐渐调动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积极性。保护华侨的政策在台山籍侨胞中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据1862年至1919年广东华侨投资各地区、各行业情况的统计［9］，在广州、汕头、江门、佛山、海口等华侨居多的城市中，以江门地区的投资排第一位，华侨投资额为22 620 398 元，占比35.77%，其中台山华侨投资额约8 858 869 元，是江门地区华侨投资额占比最高的县。

3.海外唐人街商业经营模式的启发

19世纪后半叶，海外华侨在欧美等国谋生，他们谋求自强，在当地兴办商业，以美国纽约为例，创办于1856年的和记，由中国运来入口货，经营药材杂货生意，广利、泰兴隆等亦为早期杂货店之一［10］。1903年梁启超游美，行抵纽约埠时，“商店大小亦有数百家，自成一所谓唐人埠者。”［1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唐人街，其商业发展已开始萌芽，以主要经营餐馆、杂货店为主。海外唐人街经营的中国商品多是从国内进货，“唐人街杂货店，输入各款各式杂中国食品、日用品经营批发与零售，为各华埠之主要商店。”［10］海外华侨善于抓住商机，除了将家乡出产之特色物品运至海外销售，更将洋货销往家乡，这种适销对路的供求，不仅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条商品贸易路线。除此之外，他们还吸取国外先进商贸经营方法，并将其带回家乡加以运用。侨乡的商业发展缘于外国商业思想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渗透，也缘于华侨文化的发酵与反馈，其中海外唐人街的商业经营模式对侨乡墟市的发展有着启发作用。这一时期，台山涌现了公益埠等多个与海内外有着贸易往来的的侨墟。

公益埠的倡建人伍于政，有感于海外“崇楼峻宇，广道通衢，人影衣香，络绎相随”［12］，深刻意识到繁华昌盛的世界需要靠双手打拼，他把拳拳报国之心，化作创业实干行动。1905年，伍于政在台山倡建公益埠。在公益埠的建造过程中，伍于政吸纳西方商贸经营的先进理念及章程规划思想，草拟公益埠建埠章程，更吸收美国唐人街市场网格规划与布局，创新运用功能分区思想，规划了一个功能强大、四通八达、人流疏散与货物流通都十分便捷的“人性化”墟场，在一贯线型布局的台山墟市中，公益埠的网格化布局设计突显了与其他侨墟的不同，成为台山侨墟规划建设的创新典范之作。

（一）地方自治的兴起

清政府对地方自治的性质有明确的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13］，在清末立宪运动风潮下，1907年11月，广东的士绅成立了“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商人成立了“粤商自治会”［14］，开始尝试对部分社会事务进行自我管理。相比起中国的其他地方，与海外交往密切的侨乡，得风气之先的侨乡人民，尤其是新派士绅以及归国华侨，他们有的接受过西学、新式教育，对政治的觉醒尤为敏感，“海内有志之士，奔走欢呼，争自奋励，次第研求自治之”［15］，在此期间，台山政府面向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共同研究与倡建自治的方法，台山展现出以民治辅助官治的特征，大大促进了地方实业、文化教育、城镇、公共事务等的建设发展。

在国家自治政策推行之初，台山的社会精英已将自治之精神融入墟市建设中进行大胆尝试，“国家政界改良，地方有自治之责，全埠事务，倘有位惬舆情公理之处，必须随时集议改良，以臻尽善，无得执拗。”②，这是公益埠建立时所订立的章程中的一条，从中可看出地方自治的理念已被台山绅商所吸收并尝试在墟市的管理与整顿中贯彻执行。

（二）积极争取商权

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往往受到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的影响，社会心理与传统习惯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近代，广东商品经济发达，商人活动频繁，全国多地出现粤商的足迹，经商这一传统习惯已深深烙印在广东地区民众的身上，又因台山自唐宋以来已有海外贸易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山民众的心理，经商成为家喻户晓的发财谋生之道。清末民初时期，随着台山民众的大批出洋，为经销洋货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与海外有直接联系的华侨或侨属商人活跃在台山的商业领域，为繁荣墟市贸易作出了贡献。

清朝末年，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民族资本不断受到打压，外国资本势力从对我国进行商品倾销转变为商业资本输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商业民族企业家萌发商战意识，开始与其进行商战博弈。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清朝末年兴起的商战对侨乡社会带来深远影响，而华侨更是其中的踊跃分子，“今日一商战之天下也，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诸国航海通商，而商埠遂遍及于南洋，英人继起，复已通商拓五印度，亚洲民族膏血，渐为欧人所唆吸 ……各国商战，皆以中国为竞争之中心点矣，吾宁绅商，痛商权之失”⑤。自1848年五口通商以来，直至19世纪末，在海外列强的强力胁迫下，中国先后开放22 个沿海口岸。台山绅商有感痛失商权。他们久经动荡的社会，部分人更有着海外谋生的经历，促使其内心萌生对祖国强大的渴望以及家乡发展进步的诉求。他们挺身而出，积极筹建侨墟商埠尝试争取商权，挽回中华民族之利。

“欧美以商立国，文化日进，我国欲救贫救弱，输入文明，当从商务起点。”②，1908年公益埠向政府申请成为自开商埠，力图以发展商业自救。1912年，粤督张人骏正式批准公益埠成为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一员，揭开了与各地进行贸易，发展商业经营等活动的序幕［16］。

19世纪末期，大量侨汇的涌入，为台山公益埠的开埠及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及条件，促进了台山商业的发展。1930年，台山的侨汇是3000 万美元，是全国9500 万美元的三分之一［17］。侨汇成就了台山侨属富裕的生活和侨乡繁荣的景象，购买力的增长，让这一时期的台山形成了特殊的经济结构，即消费性商业经济。侨汇除了主要用于赡养国内眷属的生活外，还包括投资实业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宁阳存牍中曾记载清同治年间台山华侨对家乡的影响力，“出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饰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糜夸奢，风气大变”［18］，由此看出，19世纪60年代左右，侨汇的输入已开始改变台山的社会风气，源源不断的侨汇使侨眷过上了风光的生活，促使台山向消费型社会转变。清光绪年间台山地区“民风渐入奢靡，冠婚之费，动辄数百金”［4］卷8，舆地略，侨汇刺激了侨乡消费能力的提高，华侨衣锦还乡，热衷于“买田、建房、娶媳妇”等三件事，不仅带来台山社会消费经济的迅猛增长，更使侨乡沾染奢侈靡费的风气。

侨眷的消费需求与华侨的经商投资意愿不谋而合，大大刺激了台山本地商业的发展。“商喜近地，贩卖挟货，而游苏杭入燕鲁者益少。”［4］卷8，舆地略，不同于其他地区，台山侨乡社会因有着庞大的消费力，晚清时期已相当受商人的青睐，商人争相把各地的货物引入台山售卖，商业文化氛围浓厚。清末民国时期，在台山当地已涌现了数十个以商业为中心的侨墟，公益埠是其中之一。与传统以农产品交易为主的墟市不同，这些新兴的墟市还催生了一系列因运送侨汇而诞生的银信递送网络。早期的侨汇一般是海外华侨委托侨墟的商号店主或与其有密切来往的华侨商人转交汇款和家书，随着侨汇的不断增多，从一开始的义务帮忙带信发展到一个专门递送侨汇的行业——银号。随之而来的还有金银铺、丝绸店、洋杂货店、中西药店、茶楼酒店、建筑建材店等，经销来自海外以及天津、苏杭、广州、佛山、梧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商品，各墟镇上的商业贸易一片繁盛。海内外商品的密切往来构建了一个长期的贸易网络，直接带动了侨墟的发展并为其提供了商业基础。

在近代以前，台山的交通主要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台山的地势中间高南北低，虽然拥有密布的河网，却没有形成一条贯通全县的河流，受交通制约，南北居民甚少往来，县内的发展较其他地区迟缓。台山与外界主要联系的水路是北部的潭江干流和南部的沿海流域。随着侨乡的形成，台山与外界交往频繁，水运开始兴盛。1896年，祖籍荻海的船商余和藻开启了汽船拖渡的水运交通工具，在潭江干流上的公益埠、新昌埠、荻海埠开始有汽船以及轮船频繁来往于江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以广海南湾为中心的海运有轮船远航至各地。县内的水运多使用木船，大隆河流域以及台城以下的河流网于近代开始用汽船航运，在此期间，台山水运蒸蒸日上。

随着近代侨乡社会的形成，归乡的华侨认识到交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连通台山原有的天然水路网络进而“贯通全邑，以利交通”［19］是铁路兴建的初衷。“丙午之春予与陈君宜禧，勘视路线，至金鸡寺，时公益埠方奠基址，以金鸡寺路线，诸多窒碍，改由公益埠东”［20］。1906年春，赵宗坛与陈宜禧到公益埠附近勘察地形，本来打算路线沿着金鸡寺铺设，但因金鸡寺路线仍有许多不便，正当此时公益埠刚好筹建，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地理环境，而将路线改由公益埠东。新宁铁路的兴建对公益埠的开埠及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伟哉有铁路以通宁佛之商界，即有商埠以聚宁佛之物产，而诸君子始作将事，又复悉心经画，将兴东西洋通商各埠争衡。”⑤，新宁铁路与公益埠同期兴建，优势互补，共同迎来了台山交通与商业的发展高潮。新宁铁路是由台山籍旅美华侨陈宜禧先生以“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倡建的中国第一条自主投资、自主创建、自主管理的民办铁路。铁路于1906年由清政府立项建设，1909年3月公益到斗山段通车。新宁铁路的通车带动了台山水陆交通网的形成，将原来分散的台山自然河网发展的水路运输连接起来，大大促进了台山地区人流、物流的发展，并形成了台山、江门、广州、澳门、香港、阳江、肇庆和梧州等地的水陆交通网，使得台山侨乡的地理区位发生了巨大改变，一些原本不发达的地区因铁路的通车而变得兴旺起来。自铁路通车后，新宁铁路沿线车站及其附近诞生了板岗墟、东坑墟、松郎墟、陈边墟、公益埠、麦巷墟、中东墟、公和市等多个侨墟，斗山墟、公益埠等一些铁路沿线及水路交通较为发达的墟镇更是发展成为了商贸中心。尤其是公益埠，得益于新宁铁路的建成，成为了连接台山、开平、鹤山、新会、中山、阳江、肇庆、广州、佛山、香港、澳门等地的水陆交通节点，被一下子卷入了世界市场，短短几年时间从一片荒地迅速发展成拥有数千居民的全县第二大墟镇。

侨乡的形成是台山侨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台山侨墟有别于其他墟市的原因所在。近代以来，随着台山侨乡的形成，海内外交往日益频繁，海外部分先进的思想理念及发展方式传入了侨乡并产生了深刻影响。侨汇的大量涌入为台山侨墟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台山侨乡购买力的增长，更刺激了本地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以新宁铁路为主、水路与公路为辅的交通发展推动了台山水陆交通网的形成，改变了台山侨乡社会的地理发展区位，处于水陆交通节点的公益埠具备了优越的侨墟商贸发展条件。在台山地方自治政策推行的背景下，为发展侨乡经济积极争取商权，台山的绅商与华侨打破以往单一宗族兴建墟市的传统模式联合创建公益埠，它的发展离不开宗族势力对地方公共事业的重要影响，更离不开海外唐人街商业经营模式的经验借鉴，以及其所构建的海内外贸易网络。公益埠的建立，是侨乡百姓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包容自信的表现，反映了台山侨墟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近代华南侨乡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见证了侨乡在社会衍进中对文明的不断探寻。

注释：

① 侨墟是指清末、民国时期，侨乡形成过程中，在本地传统墟日集市基础上融合中西方文化建设的乡镇商业活动场所，它既有传统墟市功能，又融汇了对外交往通商的功能，建筑格局大都有西方文化色彩。特别是台山地区，民国时期曾发展至106 处，至今仍保留96 处，为侨乡之罕见。

② 参见：伍于政：《谨将创立新埠章程开列呈》，《广东新宁倡建新埠叙论章程》，1905年。台山市博物馆藏。

③ 参见：伍于政：《新埠地论》，《广东新宁倡建新埠叙论章程》，1905年。台山市博物馆藏。

④ 士绅包括世族、世家、巨室、门阀、富商等，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富商财阀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

⑤ 参见：赵宗坛：《新宁合邑创建新埠序》，《广东新宁倡建新埠叙论章程》，1905年。台山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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