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向度

郑士鹏 刘雨肖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

选择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与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从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不断加剧的内忧外患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抗争、艰辛探索下选择、开创和拓展的一条充满光明前景的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6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大选择，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体现了理论向度、实践向度和世界向度内在科学性。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仅是一种方向，其选择、开创和拓展的过程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而且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按照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从实践中来，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选择、开创和拓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保证其科学性，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量实践成果及复杂的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判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科学的，有着充足的依据。首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指导理论是科学的，而且这个指导理论的核心价值与道路本质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理论指导，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被反复的验证，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其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存在的本质及客观的发展规律，为不同时代的人们认识并高效地改造世界提供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也被人们称赞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3]311。习近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4]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怎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建设和实现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并不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没有先例，虽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曾借鉴了苏联模式，但最终证明全盘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经验是靠不住的。实践证明，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实践中，同时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正确道路，制定出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选择、开创和拓展始终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指导的。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是以中国共产党掌握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的。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5]311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正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重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判断，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实际的紧密融合。历经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不断拓展，道路的科学性得到充分证明和广泛认可。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粹内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予以了深层次的揭示，全面地阐发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并在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这些原理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并运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去，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选择、开创和拓展的根本理论指导。如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成为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生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政党建设、按劳分配原则、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拓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向度不仅体现在其指导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也展现出了对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助力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过程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推进了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深刻地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充分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理论创新强大的推动力。

道路形成于实践，也必将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延伸和拓展，并最终改变实践的方向和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6]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再版，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程中选择、开创和拓展的，反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近现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功解决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方法问题，铺就了通向民族复兴的道路，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选择过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过程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成为中国近代国弱民穷的根源。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如何反抗和抵制西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摆脱和推翻国内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走上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化新道路，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最核心问题，但是在经济文化孱弱的情况下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任务极其艰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党、仁人志士等都进行了艰难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但是无论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工业技术还是学习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最终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终结让中国人明白必须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道路才能看到希望。20世纪初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革命新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经过艰辛奋斗和作出巨大牺牲后，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命运，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领导革命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7]1081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对中国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使一穷二白的国家走上现代化新道路，成为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制度和政治基础。这一时期，党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积极探索。1954年，周恩来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8]132的目标和任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9]116初步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96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现工业化两步走的设想。1964年，周恩来进一步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更加清晰地设计了现代化的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明确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即“小康之家”，并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三步走”战略，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扫清了认识上的障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不断加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境界。党十六大以来，党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出了新的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双重逻辑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2]25—26，对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重新作了调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两个阶段”战略安排，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1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外，我们党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擘画了更加细致的发展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道路问题不仅关乎着历史的传承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历史中来，以具体的实践检验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仅体现了合规律性，更体现出了突出的合目的性，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能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合规律性视角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形成过程上，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从合目的性角度讲，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了人民至上的理念，明确了发展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价值取向，则是其发展水平的衡量尺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引领了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创新需求，也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有效解决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多重挑战与时代机遇并存的局面，只有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才能把准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实践的正确方向。

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和民族特色，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各有特点，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发展道路，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的道路都要受到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国情和发展实际，才能正确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原始、奴隶、封建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单一的民族形成了共同发展的世界整体。而无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要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而每种社会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10]1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作出了独创性的实践和贡献，开辟了人类社会跨越发展的历史之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摆脱贫困的道路提供了参考，更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提供了具有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方案，这是其世界向度的真实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人类社会跨越发展的历史之路。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间需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尽管进行了资本主义的尝试，但结果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中国不断迈向民族复兴的理智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同，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本质的差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是对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成功实践，有力验证了东方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可能性。在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不是完全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对立，而是在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基础上，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定位、发展规律等本质问题进行了理性的判断，形成了客观的认识。继而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借鉴和超越，即一方面积极借鉴资本主义道路对历史正向作用的价值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有效避免和克服了资本主义道路自身的缺点和不足，进而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果的历史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从世界近现代发展历程看，西方国家虽然是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道路没有固定的模式。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其影响是世界性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11]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和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制定适合自己实际的发展模式，收获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成果。当今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改变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缓解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模式”的过度依赖，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路径的新选择，也充分证明了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都是根据自身国情确定的，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根据中国国情选择和确定的，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独立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平性、自主性以及主体性，与其他的发展模式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仅仅用70余年的时间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而且有效避免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造成的对外侵略扩张、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破坏等深重灾难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体制、资源配置、生态保护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向着现代化，探寻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和理论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当前，和平与发展、包容与开放是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关联程度前所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和趋势越来越突出。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并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依，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团结努力。因此，从世界发展的主流价值出发，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世界发展实现紧密的融合，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新起点上必须要推进和完成的时代任务。当今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和发展，但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较多，国际关系极为复杂，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潜在危机仍然影响着世界的和平发展。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发展挑战不断，人类文明的赓续要更多地涉及生态、安全以及发展等现实问题。基于此，人类社会的前行需要发挥集体的能量，并找到破解发展难题的正确方法和道路。“有着科学理论与准确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着变革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12]在人类共同面对的发展危机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出发，以开阔的世界眼光、博大的胸怀和对时代规律的精准把握，超越“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零和博弈论”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适合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以来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时代使命与大国担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积极回应和满足着人类社会发展对终极关怀的需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与认同，这为中国依托制度优势参与世界秩序的调节、促进人类文明的交融与绵延发展、提高应对国家安全危机的能力等提供了新的参考，翻开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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