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张潮及其游戏文学

杨丽莉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006）

张潮（1650—1709？），字山来，号心斋居士，安徽歙县人，寓居扬州经营盐业，以刻书出版获得了广泛的文化声誉，成为“士商”典型，是清初扬州文化圈层的重要人物。在张潮的诸多创作与出版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用作宴饮游戏的《诗牌》《韵牌》，游戏诗集《诗幻》《奚囊寸锦》等诸多游戏文学。这些游戏活动和“游戏之作”是理解张潮士商身份的一个关键所在。他的印刷出版行为不同于书贾、稗贩用于盈利的商业投机，而是他不自安于商人的社会身份，以书籍出版和创作的方式参与文化风尚，跻身士人阶层的基本策略。他一方面以游戏文学交际各个阶层的文人，赢得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借助游戏文学完成自我对“文士”身份的想象和建构。

康熙中期的扬州，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物质的丰裕为娱乐环境提供了沃土，文士们在画舫游船上推杯换盏，歌酒赋诗。此时的文士们已不再需要像韩愈一样与裴度的“载道主义”争论，为自己“以文为戏”辩护，也不用像欧阳修一样自证“碑刻”、古玩的文化价值，以免遭受玩物丧志的非难。张潮不仅不用为游戏文申辩，并且还能以此在文士圈层提高自己的文化影响力。一方面，这是由于张潮所处的时代对游戏文学、对士人的娱乐有了更高的包容度和接受度，另一方面，张潮的商人身份也使他避免了正统士大夫以“文道”观念为判断基准的苛责。以盐业谋生的张潮没有繁琐公务的牵累，比传统士大夫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他将这些时间花费在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上，广泛与文士交往。

游戏是聚会交际中烘托气氛的重要方式，游戏的魅力在于能够使人通过共同游戏，快速、便捷地拉近彼此的距离，获得群体的认可与肯定。这对于想要跻身士人圈层的张潮而言，是极具诱惑力的。开展这些游戏活动，酒牌、韵牌这些工具自然是受到欢迎的。张潮有意识地收集、制作、印刷出版韵牌、诗牌，使这些物质化的、可传播的作品为他在文士圈层博得名声，以此来获得认可。

韵牌是标有诗韵的牌子，供作诗限韵，即依照牌子上所写的韵部或韵字来押韵。“刻诗韵上下二平声，为纸牌式，每韵一叶，总三十叶。山游分韵，人取一叶，吟以用韵，似甚便览。”［1］“诗牌是以牙、骨或纸等制成的，每牌标一字，备人连缀成诗用。”［2］诗牌因其游戏属性和投壶仪节、集古书画、棋谱分属在杂类中，共同构筑了诗酒游戏的娱乐场景。康熙二十六年（1687），吴绮有札与张潮：“前刻《韵牌》并祈多赐数册，小儿辈俱欲之耳。”［3］46吴绮索寄数册《韵牌》，说小儿辈竞相希求，透露出《韵牌》这类便于宴饮游玩时作诗用韵的工具书很受欢迎。张潮友人们求得《诗牌》《韵牌》“以消暑热，以当卧游也”［3］13，或是以之一壮诗瓢，不仅自己恳求，还会多求甚至要自行印刷以广同好。戏曲家顾彩来信夸赞：“《韵牌》不惟取字精简，图章尤可爱玩，有栎园先生之风，倘有印就者希赐一册。”［3］56可见张潮《韵牌》内容选取得当，并且制作精良。孔尚任也在《湖海集》中称赞：“至于《令牌》《韵牌》，精雅可玩，亦时时在手。虽未洞测高深，乍观羽毛，便识吉光；
再摩肤理，益惊琬琰矣。”［4］以此足见张潮通过韵牌、诗牌收获与文士们的友谊。

宴饮中的酒令诗牌受到各个阶层文人的欢迎。据《尺牍友声》张潮来往友人向他索讨牌谱的情况可以窥探一二：讨要《韵牌》的有吴从政、蒋鲁传、吴绮、顾彩、范国禄、程式琦、陈鹏、王宾；
讨要《牌谱》的有殷曙、许维梴、孔尚任、闵奕佑、先著、江之兰、张韵、汪鹤孙。其中孔尚任所提《令牌》、张韵所索《唐诗酒牌》、闵奕佑所祈《酒牌》或是被其他人省称的《牌谱》，暂都归为《牌谱》一类。无论是诗牌，还是韵牌，都是文人宴会、交游时游戏的道具。以上提及的文人，以政治属性、社会阶层来看，既有流寓淮南、侨居金陵的布衣遗民先著，不乐举业、究心金石的蒋鲁传，医家江之兰等处于政治边缘的底层文人，也有康熙八年（1669）举人、后任教谕的许维梴，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改庶吉士的汪鹤孙等中上层文人，还有以词曲、戏剧闻名的吴绮、顾彩、孔尚任。再联系张潮的商人身份，可以说这些人在社会地位、社会资源上并没有任何的共通之处，但是他们共享着同一套文化符码：声韵、对偶等文字技巧；
天文、地理、掌故等知识文化，这些也正是进入文学游戏所需要的。使用“诗牌”“韵牌”的游戏之作虽然缺乏自然之质，达不到“心入于境，神会于物”的创作品格，但却有着很强的社交属性。在集会、聚会中的游戏为参与者们创造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促进了彼此的身份认同。

这些如此受欢迎的诗牌、韵牌，到底魅力何在呢？从毛奇龄《西河集》中《长安春雪初霁饮阁学李夫子宅分诗牌集字》的诗题可以看出诗牌是聚会活动中的重要道具，士人们翻诗牌作诗行酒。不仅如此，诗牌还常常出现在节日庆典中，如宋代上元之夜，品类繁多的花灯中就有“诗牌绢灯”，与镜灯、马骑灯、琉璃一起为节日增添氛围。再者，诗牌也可作为日常作诗的辅助工具。先著在《之溪老生集》中以《诗牌》为题所作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线索：“粉墨存新賞，烟霞发旧題。仰观時侧弁，快读正扶藜。削札流传远，书方朴雅齐。数行余地在，壁射晚虹低。”［5］“粉墨”“烟霞”对举，一是歌女戏剧的热闹聚会场景，一是山川人文的自然景观，二者都是引发诗思的场景。歌女伶人敷面画眉盛装的宴会，烟雾云霞的山水胜景，这些既是使用诗牌的场所，也是历史上的诗歌传统主题意象的凝练，启发诗思。倾冠仰观，扶藜快读。诗牌携带方便，便于快速地浏览，既可以启发诗思，又可以在聚会中承担起规则的作用。

曹溶《静惕堂诗集》的《从人乞诗牌》写道：“绨袍羞向客中看，但得牙签客未寒。九鲤祠边应有梦，江南春思满征鞍。”［6］诗中写道，虽然窘迫没有应时的衣服穿，但只要求得诗牌，便能沉浸在创作的构想、意念中。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索要、赠送诗牌的传统，以及诗牌对于启发诗人诗思的作用。得到牙牌和诗签后，就如在九鲤湖祈梦，梦中通仙灵以完成心愿，这与通过欣赏山水画而体悟的“卧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借助诗牌上的字与图，引发诗性，“春思满征鞍”。诗牌是具有人文气息的物质载体，又凝聚着人文传统，既有功用性又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张潮将“诗牌”“韵牌”汇集，编刻成谱册以供友人们玩赏。一来可以供饮酒欢宴作诗时救急；
二来可以为大家提供游戏的范本；
三来可以为童蒙学生、年轻学子们提供在游戏中学诗的途径。张潮说：“此等酒令，童子在席最宜行之。既可侑觞，又可增长学问。”［3］379在他看来，这些酒令诗牌，承载着不止游戏和娱乐的作用，还有脱离游戏之外的教化启蒙的作用。虽然张潮编刻的《诗牌》《韵牌》不是如《千字文》那样的蒙学作品，或者像《韵文佩府》是实用性的韵书、类书。但张潮依然给予游戏文学高度的赞赏，他接受的是与传统士大夫一样的教育，有着相同的知识储备，但科场失利使他无法通过政治属性完成士人的价值归属，所以另寻他路，通过带有象征意味的、具有仪式性的文学游戏来获得文士的尊严感、价值感。

正是像张潮这样的“士商”对“诗牌”这种宴饮游戏工具进行了推动和发展，使“诗牌”与扬州的诗酒风流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扬州画舫录》中所说“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凑集成诗，最难工妙。休园、筱园最盛”［7］。其中休园主人郑氏、筱园主人程氏，都是名噪一时的商人。还有如程梦星、马曰琯等盐商也都热衷“诗牌集字法”［8］。

在编刻《韵牌》《诗牌》之外，张潮的创作中也有大量的游戏之作，例如《心斋聊复集》中《讨蜘蛛檄》《讨鼠檄》《募修五脏庙疏》等充满谐谑趣味的游戏文，在嬉笑怒骂中张潮塑造出自身桀骜的士人形象。并且张潮毫不讳言对感官娱乐、闲情的钟爱，他在《诗幻》诸多集句作品中表现出对花、禽、雪、月等意象格外的偏好，这是他对文士生活的想象与追慕。这种身份塑造在清初是一种风尚，如王晫的《今世说》模仿《世说新语》以容止、任诞、简傲来塑造在世文人的身份形象，尤其是他在雅量、企羡等条目中以“见丹麓如把秋英，清芬袭人”［9］来描摹自己，正是反映了对自身形象的刻意经营。张潮的游戏文学也正是他对自我身份的一种书写。

首先，《讨蜘蛛檄》《讨鼠檄》《海棠上杜工部书》《楮先生传》《募修五脏庙疏》等诸篇文章将庄严肃穆的文体的戏谑化，把檄文、疏这类庄重严肃地用于国家宏大叙事的文体用来讨伐老鼠、蜘蛛，为人体器官五脏修庙。张潮这些戏谑游戏文是对传统的有意模仿，通过不受赏识、讽刺时事等主题来靠近士人传统。其中《楮先生传》模仿韩愈《毛颖传》，又取材苏轼《万石君罗文传》；
《讨鼠檄》《讨蜘蛛檄》模仿杨慎《破蚊阵露布》。《募修五脏庙疏》中的刻意模仿则非常值得玩味，张潮文中“亟望重修，但臣饥欲死，难逢雨粟之天；
米贵如珠，愧乏饭蜂之术”［10］66，表露出济世恤民的穷士之态，侄子张韵评价云：“富贵人梦不作乞儿相，吾叔其家不贫，为寒士写照，几填颊上三毛矣。”［10］66张潮以富贵人代寒士言，却也描绘传神。这是他对穷士为民请命传统的一种模仿和主动靠近，可见其刻意之用心。

张潮这些游戏之文被褚人获采择在笔记《坚瓠集》中，共编选十篇，分别是：《上杜工部书》《募修五脏庙疏》《五色五味》《楮先生传》《讨鼠檄》《讨蜘蛛檄》《反乞巧文》《册封牡丹诏》《祭金鱼文》《必然偶然》。刘玉栗评价：“恢奇诡诞，如读漆园生内外诸篇，堪与升庵平蚊露布脍炙不朽。”［10］61其说明张潮的谐趣文受到时人的赞赏。张潮以游戏文字，出入典故，赓续前贤，将自己纳入以文为戏的传统，并塑造嬉笑怒骂、济世爱民的文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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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张潮诸多集句创作对文本的选择，意象的偏好与表达都表现出他的审美倾向。《诗幻》正是其中的代表，其中非常引人注意的是《草堂诗余集句》。《草堂诗余》是宋代的词选，在明代非常流行，并对明词世俗、艳丽的风格产生了一定作用。这种“婉丽流畅，柔情曼声”的词在清初仍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因其琐屑纤巧的词风在清初受到非议。朱彝尊与汪森为了重塑清词的格调，大力贬斥《草堂诗余》，在《词综·发凡》中慨叹“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11］，将明词之不振归咎于《草堂诗余》。而同样身处清初的张潮，不但不认为其浅俗、浮艳，并且以此作为集句的来源，所集内容多为四季景物、花禽饮馔。所作集句诗更是有着意象堆叠的特点，如：

已作飞仙客（辛幼安），轻盈体态狂（曾纯甫）。情怀增怅望（秦少游）。余韵尚悠飏（苏东坡）。小小思珍偶（黄山谷），双双蹴水忙（曾纯甫）。秋千庭院静（赵德仁），烟索柳线长（和凝）。［12］93

其中“已作飞仙客”，另有版本是“老作飞仙伯”，原句是“遥想处士风流，鹤随人去，老作飞仙伯”有仙鹤的意象，“轻盈体态狂”“双双蹴水忙”出自同首词里，是描写燕子的意象。而“小小思珍偶”原句是“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又有鸳鸯、翡翠两种禽鸟。一首五言律诗中如此密集地使用禽鸟意象，可见张潮对意象的刻意经营。

从《草堂诗余集句》中可以看到张潮专注于从词中所提取原词中的语象和意象，却没有形成完整的审美意境，仅仅是大量的意象材料的堆叠。意象和意境的关系，正如蒋寅所说，“就是局部与整体，材料与结构的关系，若干语象或意象建构起一个呼唤性的本文就是意境。”［13］张潮《草堂诗余集句》中的作品似乎缺乏能够感发读者的、呼唤性的审美意境。

隔溪山不断（周美成），心共马蹄轻（林少詹）。烟水程可限（柳耆卿），雨余秋更清（万俟雅言）。晴岚低楚甸（周美成），寂寞下芜城（秦少游）。白露收残月（僧仲殊），银河淡淡横（秦少游）。［12］87

“隔溪山不断”出自周邦彦的《拜星月·高平秋思》，是周邦彦追忆与妓女的交往。“心共马蹄轻”出自林仰《少年游·早行》。张潮此首集句诗，明显地表现出意象的重复和脱节，并不能看出其中的主体情感和完整的审美意境。意义的表达是断裂的。意象的重复和诗意的不连贯主要是因为集句本身受到的限制大，难以保持诗歌内部的流畅性，集句创作是比一般创作难度要更大。在常规的诗歌创作之中，张潮是有表达审美感情和完整意境的能力，如同样使用禽鸟意象的一首《归里吟》。

故园蓉菊倏成行，认是蓬蒿旧草堂。远旅乍归翻似客，高堂相对喜犹康。

风飘双杵秋尤切，烟暝孤鸿暮欲荒。不尽幽怀一回首，邗沟此迹月苍茫。［12］26

这里的鸿雁的禽鸟意象就非常贴切，并且用大雁抒发思归的情感，营造出萧瑟之感、凄侧之情。归乡后又回想扬州此刻的苍茫月色，有回环的意味。诗意连贯，也没有意象重复的弊病，可见是集句本身限制众多，难出精彩之作。张潮要以《草堂诗余》这样的词集作为集句诗的选源，是因为《草堂诗余》所包含的词容量大，并且包含了大量的诗歌意象，风花雪月、花禽饮馔这些意象在历史中经过一批又一批伟大诗人、词人的创作，形成了一种让人膜拜的光环。张潮虽没有足够的才力、能力驾驭这些意象，将其构造成完整的审美意境，意象的铺陈也淹没了张潮自己的声音与表达，使自我的具体情感完全缺失。但正是大量使用这些闲庭花影、芳草风月、飞燕杜鹃的意象创作集句诗，张潮使自己与这些已经带有象征意味的文化意象靠近，将自己嵌入传统文人的审美意象之中，以满足对传统士人流连光景、花晨月夕、笙歌醉梦生活的想象。

科举不第的张潮想要以符号化的形式为自己文化身份增加筹码。猜谜能体现出他的智慧，集书名表现其博学，《文选》集句、《草堂诗余》集句则展现了他的文学创作才能。更重要的是，游戏文讽刺诙谐的趣味、集句诗意象的堆叠，是张潮对“文士”身份的想象与建构，是对嬉笑怒骂、浅斟低唱的士人形象的一种书写。游戏文学对张潮来说不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而是文士身份的一种象征符号。文士们以集句、联句逞才斗智并不罕见，但张潮身为商人，以商人身份追求士大夫的生活，就显出特殊的文化意义。

张潮在《奚囊寸锦》中提及：“文人事业无非学圃书田；
措土生涯不过笔耕心织。借眼前之花样，遍触奇思；
运腕底之神工，罕添幻景。或翻新，或改旧，谁云我见犹怜；
所仿古，亦创今，敢谓后来居上。”［10］393他将文学作为一种完全的文字艺术，忽略“载道”的文学传统。“学圃书田”“笔耕心织”以耕田、织布来比喻文士以读书写作为生计经营。“笔”是文学创作，“心”指创作的技巧和巧思。他认为文人的事业就是进行文学创作，在技巧上不断创新，探索新的写作形式。文字、知识、意象都是他笔下用来刻意经营的素材，而游戏文学正是凸显他以文辞、巧思自娱，彰显个人志趣的最好方式。

王诒卿论张潮的游戏文学指出：“这些文章表面上看似才子游戏文字，但其中夹杂着作者自身困顿科场、才华无处施展的牢骚……以适世娱世的态度对待人生，积极张扬个性自由。”［14］这种“适世”“娱世”的态度是在晚明以来性灵思潮中逐渐兴盛的，如明末郑元勋编选的《媚幽阁文娱》在自序中即提出“著文自娱”，张潮创作游戏文学也正是秉持这种观念。

在“著书自娱”的观念下，争奇斗巧、别出心裁自然是题中之义，顾彩在《诗幻》的序文中已点明张潮游戏文学奇才别调的特色：“诗体之变何昉乎？自应休琏有《百一》之诗，而鲍明远用数目成章，其流之愈幻也，若回文、等韵、两头纤纤、隐语、险语之类，指不可胜屈矣。大约文人才士负奇瑰历落之怀，不屑拘牵绳墨于寻常格调中，于是别创为新奇。”［12］49不拘于常格的游戏文学不再被指责为“玩物丧志”的雕虫小技，“巧思”和“奇趣”也成为被认可的风格，寄托了“自娱”的情志和精神。

“巧思”“奇趣”在集句中能得到充分的表现。顺康年间，诗坛曾掀起一股集句热潮。如朱彝尊《蕃锦集》、黄周星《千春一恨集唐诗》、闵麟嗣《闵宾连集杜》、王士禛《渔洋山人集句梅花诗》，名士多参与其中。张潮也投入其中，创作了种类繁多的集句作品：集郡邑名、集山名、集古人名、集美人、集药名、集花名、集鸟名、集书名、集诗余调名、集传奇名、集《文选》句、集《草堂诗余》句、集字等。被江南名诗人、《锦树堂诗鉴》的作者钱岳赞为：“集诗之苦工耳，广陵之冠安得不推张平子乎？”［3］67可见张潮在集句诗上所花费的心力，已见重于诗坛。而且张潮并不止步于对文学时尚的追逐，作为“士商”，他有着自觉的游戏态度、技巧意识，还要因难见巧，与传统文士们一较高下。

宗元鼎对张潮《集杜乐府》的评点，显示出友人间对张潮集句之创意的肯定：“今之集杜者，亦多人矣。独心斋与他人集杜有异。心斋之命意，欲于集杜中所未有之诗题，而集以杜诗。……心斋之拟古诗乐府以集杜句，他日当附之于杜集之后，如宋玉之《九辩》、淮南之《招隐》、东方朔之《七谏》，俱附之于《离骚》之后可耳。”［3］94《集杜乐府》虽已亡佚，但从宗元鼎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张潮集句所表现出的新颖才思。张潮用杜甫诗歌作为选源去创作杜甫未写之题，足见其创新意识和写作能力。

除了以集句展露个人才思，以难见巧，张潮游戏文学的显著特点还体现在打破常规的求新求奇上，《草堂诗余集句》的集词为诗正是引人注目的例证。明代王世贞曰：“词者，乐府之变也……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
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15］传统文士极为重视词的本色，更有很强的“尊体”传统。虽然文体互渗也已是常见的文学现象，“破体”已打破了诗歌原有的审美风貌，但一般来说都是“以高行卑”——以品格高的文体入品格低的文体［16］，如苏轼“以文入诗”“以诗入词”。而张潮的“破体”则是集词为诗，追求巧思奇趣，逞才斗智。同时代的朱彝尊正以姜夔的“清空骚雅”来提高词的地位，而张潮对于各个门类的文学体制本身却并不在意，他更看重的是“趣”与“新”，他是将文学创作作为生活，并无意为词提高身价，将其塑造为经典文本，而是沉醉于大量创作各种非经典文体，以文学为游戏。

张潮《草堂诗余集句》冲撞、甚至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的规则，这种逸出传统之外的游戏文体反映了他自娱、娱世的文学创作观念。他不仅以饱受争议的《草堂诗余》作集句的来源，更是不顾文体的尊卑集“词”作“诗”，只专注于求奇、求变。其实词的尊体运动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正如有学者所言：“词像诗一样成为涵盖史实的‘词史’。这是对词之内涵特质的高度肯定。正是在推尊词体的过程中，词在清代再度中兴，使清代词学走向成熟。”［17］因此，在表面上看来，张潮的游戏文学是这样破坏传统的，但探究其内核，这恰恰是以解构的方式去回应传统，他不是游离传统之外，而是熟练掌握传统的技巧与规则，在此基础上进行解构，从而达到戏谑、奇趣的表达效果，以此赢得士人们的承认和社会声誉，形式上的争奇斗巧凝聚着他不同常人的用心。

张潮的游戏文学活动涉及范围极广，既有对游戏工具《诗牌》《酒牌》的编写、印刻，也有对游戏诗集《诗幻》《奚囊寸锦》以及游戏体杂文的创作，其中以集句诗最为典型。这些游戏文学展示了张潮的精神内涵、文化理想和审美趣味，他视“笔耕心织”为文人事业的中心，将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并身体力行地以之建构士人身份。

张潮以游戏文学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在晚年遭陷害入狱、生活窘迫之时，仍然醉心于此。他和友人通信并没有乞求衣食，而仍然心系《奚囊寸锦》，希望能获得资助授梓：“拙著《奚囊寸锦》无力梓行，先具一笺为募助之地，高贤莫笑我痴绝乎。”［3］480即使自己不能刻书了，仍帮友人牵线介绍刻书的途径：“弟今已人亡家破，毫无所存，不复作铅椠想，言之可为於邑。……朱古愚仍在扬州，近选《诗体搜奇》，如回文药名之属。大著中有类此者，不妨寄来。”［3］488－489尤其是当县吏催租之际，他感受到的不是生活的窘迫，而是败坏了写集字诗的意兴：“承赠集句诗皆取吾张典故，何以当之。亦欲集一篇奉答，无奈县吏催租，未免败意。”［3］474文学游戏之于张潮，显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精神寄托，他为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近乎偏执。

张潮“借铅椠以自娱”，其实是为了弥补科举未中的遗憾，身为商人想要以文化事业来获得文士身份的尊严感。《诗幻》《奚囊寸锦》并不是面向底层民众和市场的，张潮也并不以此营利，甚至广泛赠与友人还会自己贴补刻资。这些游戏之作的内容，深入传统士人话语内部，对各种经典文本的融汇贯通，既有精巧的形式，也有复杂的规则，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文学才能，正是这种高度技巧化的写作使他获得了价值感和尊严感。在精英文学的历史诠释中，游戏文学这种“非经典”的写作常常是不受重视的，然而这些活动和创作实践，对经典文学的传播接受及时代风气的转换都起了重要作用，也流通于中下层文人间。只有通过这些游戏文学活动，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清初的文化、文人和社会。游戏文学是张潮人生中的重要追求，在他对士人身份的想象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我们理解张潮“士商”身份的一个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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