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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平原典型县域乡村转型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专题范文 时间:2024-01-29 18:00:03

陈慧,余斌,郭新伟,任俊虎

(1.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9;
2.广东中地土地房地产评估与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277)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人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演化[1].乡村地区传统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土地非农化和人口非农化的不协调[2-3]、农村地域主体老弱化[4-5]、城乡居民差距扩大等诸多问题.乡村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乡村服务部门的兴起以及乡村多功能的转变[6],深刻影响了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7-8],乡村转型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9-11].

乡村转型发展是乡村内部因素和外部驱动的综合反映[12],是乡村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变的驱动力,其实质是推进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13],本质上是农村生产(增加)生活方式的转变.受各地区自然、社会、文化、资源、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乡村发展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乡村转型发展模式和驱动机制存在差异[14].国内关于乡村转型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视角主要从乡村多功能[15]、社会-生态系统[16]、人口结构[17]、城乡关系[18]和“资本三级循环”[19]等方面出发;
研究内容聚焦于人口-土地-产业的协同分异[20],乡村经济、空间、产业结构转变[21]、乡村聚落形态变化[22]以及乡村转型动力机制识别[23];
研究方法上,多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概括乡村转型发展地域模式[6,24].但是缺少对不同发展条件区域的对比分析,同一因素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可能不同,如何基于地域差异刻画分析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辨识转型主要影响因素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关键.

乡村转型具有时序演进和地域差异的特征,通过把握典型区域乡村转型过程的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助推转型实现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中在构建统一测度乡村转型发展程度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基础上,选取公安、京山和仙桃三个不同发展水平县市作为研究区域,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定量测度2000—2016年县域乡村转型发生的时间节点,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乡村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揭示平原农区乡村转型发展特征,为乡村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启示、为案例地区的实践发展提供借鉴.

1.1 乡村转型定量测度本文中将乡村转型理解为乡村地域主体功能的显著变化.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5],简化乡村综合功能(RCF)为生产功能(RPF)、生活功能(RLF)和生态功能(REF).其中,乡村生产功能指一定乡村地域生产产品的价值度量;
乡村生活功能以乡村居民总收入表示,其含义代指一定乡村地域承载具有一定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人口规模;
乡村生态功能的实质是一定乡村地域生态服务的市场均衡价格;
乡村综合功能则是对一定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总体度量.另一方面,乡村综合功能(RCF)包含乡村农本功能(RBF)和非农功能.将乡村生产功能分解为农业生产功能(RPF1)和非农生产功能,乡村生活功能分解为涉农收入功能(RLF1)和非农收入功能,乡村生态功能分解为环境保护功能(REF1)和乡村其他功能;
即乡村农本功能(RBF)为农业生产功能(RPF1)、涉农收入功能(RLF1)和环境保护功能(REF1)之和.

以乡村非农功能占比定义乡村转型度(RTM),则乡村转型的实质是一定乡村地域的乡村转型度(RTM)>50%,说明乡村农本功能(RBF)已退居次要地位,乡村地域已经转型;
反之,农本功能仍居主要地位,乡村地域尚未转型.具体计算方法见式(1)和式(2)[25]:

RTM=(1-RBF/RCF)×100%

(1)

RBF=RPF1+RLF1+REF1

(2)

表1 乡村地域功能指标体系

1.2 乡村转型机制中国乡村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环境下,外部环境变化通过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变化引发系统结构变化,内部结构变化通过经济、社会和空间变化推动地域功能变化.据此,乡村转型是内外部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系统功能的显著变化.指标选取应概括外部环境变化的主要特征和描述内部结构变化,其中,工业化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劳动、土地和资本乡-城转移及其推动的工业集聚增长,城镇化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人口、土地的乡-城转移及城镇人口、土地的规模扩张,市场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城镇化、工业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向乡村地域扩散,区域市场化水平则可通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予以表征;
此外,乡村经济重构主要作用乡村生产功能,选择劳动、土地及产业结构等指标反映乡村生产活动及经济水平变化,社会重构主要作用乡村生活功能,选择就业、收入等指标反映乡村生活活动及生活水平变化,空间重构主要作用乡村生态功能,选择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反映乡村空间结构变化及地域功能变化.乡村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见表2,其中“+”号表示自变量(指标)对因变量的正向作用,“-”号表示自变量(指标)对因变量的负向作用.

表2 乡村转型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及解释[25]

在对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分别以表2中外源驱动、内生响应的6个因子和13个具体指标为解释变量,以乡村地域综合功能(RCF)和乡村转型度(RTM)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析乡村转型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1.3 研究区域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长江、汉江分别从南北穿过,地域范围包括20个县市(图1).该区域是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农村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地位特殊,但由于地理环境及其区位条件差异,乡村发展仍存一定异质性.江汉平原地域范围内,公安、京山、仙桃的乡村发展能力分别为较低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28],并且结合实地考察信息,概括公安、京山、仙桃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表3),发现三县市存在较大差异,基本代表了江汉平原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案例选取具有典型性.

图1 研究区域示意图

表3 典型县域地理环境及发展特征

图2 2000—2016年三县市综合功能指数变化

2.1 乡村地域功能演变乡村地域功能演变是乡村转型的逻辑前提.根据1.1和公式(1),计算2000—2016年公安、京山、仙桃三县市的综合功能指数RCF及各项功能占比,具体结果见图2、图3.

图3 2000—2016年(a)公安县,(b)京山市,(c)仙桃市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占比变化

由图2可知:①RCF稳定上升.2000—2016年,公安、京山、仙桃三县市RCF分别从0.93、1.20、1.60增加到3.03、3.34、6.64,综合功能持续增强是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基本趋势.②RCF增长存在差异.研究期内,三县市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增强,公安县、京山市、仙桃市2016年综合功能指数分别是其2000年综合功能指数的3.26倍、2.78倍和4.14倍,综合功能异质性增强构成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基本格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带动下,乡村就业途径增多,农业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带动农业产值增加,生产功能迅速增加推动综合功能的稳定提升.此外,不同乡村发展水平表现出综合功能的地域差异性.公安县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高,对经济的发展带动作用不强,综合功能仍然较低;
京山市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使地域功能有所提升,但是生产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土地生态价值迅速下降,其综合功能增加幅度不大;
仙桃市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基础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综合功能的显著提升.

由图3可知:①乡村生产功能占据地域综合功能的最大比重.2016年公安、京山、仙桃的生产功能占比分别为62.34%、66.92%、81.26%,生产功能为主体的功能结构趋于稳定.公安县是我国传统粮棉油种植基地,2016年农村人口占比为53.79%,耕地面积占比为46.07%,家庭农场的扩大和水场养殖等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
京山市工业化发展迅速,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5.24%,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口增加,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等使生产功能显著提升;
仙桃市经济发展基础较好,靠近省会城市武汉,便于接受沿线经济辐射带动,再加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带动,非农产业占比由76.08%增长到91.83%.②乡村生活、生态功能地域差异较为显著.公安、京山生活功能占比分别从27.20%、14.87%,增长到33.16%、26.58%,仙桃市生活功能占比从23.98%下降到15.98%.仙桃市生产的发展挤占生活用地,削弱地域生态功能,导致生活功能占比相对下降.公安、京山、仙桃生态功能占比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9.95%、51.38%、18.92%下降到4.50%、6.49%、2.76%.其中,京山市为全国生态县,土地利用结构的改变使生态服务价值不断减少,养殖业的发展扩大污染面积,水库水质污染严重,生态功能占比下降最快.

2.2 乡村转型特征乡村转型是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必然结果.根据1.1及公式(3),分别计算出公安、京山、仙桃三县市的乡村转型度、农本及非农本功能指数,结果见图4、表4.

由图4可知:研究区乡村转型具有时空差异.从时间上看,仙桃市2000年乡村转型度为59.41%,公安县和京山市2000—2005年乡村转型度低于50%,2006年,三县市乡村转型度均已超过50%并持续提高,非农功能已经超越农本功能成为乡村地域主体功能,县市实现稳定转型.从空间上看,三县市转型发展速率不一,但是区域差异有所减小.公安县转型发展速度在三者之中最慢,且一直低于三者均值;
京山市2000年转型度为38%,为三者中最低,但其转型发展速率较快,2007年超过公安县跃居第二,2014年趋近三者均值;
仙桃市一直保持最高的乡村转型度.三者极差从0.22下降到0.17,区域差距呈缩小趋势.

表4 2000—2016年三县市乡村地域功能值的变化 百亿元

由表4可知,公安、京山和仙桃三县市农本功能和非农功能均持续增加,但非农功能值增速较快,逐渐超过农本功能成为地域主体功能.2006年,三县市非农功能值超过农本功能值,研究区域实现转型;
至2016年,公安、京山和仙桃非农功能值分别是该区域农本功能值的2.04、3.14和5.44倍,非农功能渐趋强化.非农产业较为稳定的收益和较高利润对乡村地区资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其发展是推动乡村人口空间分布、就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三县市非农功能的稳步提升促进乡村地区的转型发展.同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市场环境等因素使乡村非农产业发展和转型各具特色.公安县对农业依赖性较高,农业收入占比58.43%,仍是集约化农业和务工经济主导,产业发展潜力不足,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转型速率较慢,属于内生式发展;
京山市研究期内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24%、11.60%,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率较快,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促进乡村迅速实现转型,属于外生式发展;
仙桃市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183亿元,城镇人口数量61.27万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为5.47%.同时乡村内部农民骨干占比为24.8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充裕,经济发展基础好、潜力大,网络通达性高,属于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式发展.

根据1.2,运用SPSS.24.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为两层次辨析乡村转型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以外源和内生6个因子为解释变量,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RCF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乡村转型主要影响因素;
以13个指标为解释变量,乡村转型度RTM为被解释变量,解析转型作用机理(表5).

表5 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分析

在6个因子的回归分析中,调整后R2为0.974,模型拟合优度较高,经检验变量的标准化残差图符合正态分布,模型设定合理(下同).因子的重要性排序为市场化(1.502)>工业化(0.456)>空间重构(-0.408)>经济重构(0.248)>城镇化(-0.242)>社会重构(-0.066).在13个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剔除共线性较高的变量,调整后R2为0.974,通过检验的变量标准化系数排序为X3(-0.493) >M1(0.374) >X2(0.324) >Y2(-0.302) >U1(0.217) >I2(-0.190).(注:因子前面的“-”表示负向作用,故因子大小排序为数据取绝对值后进行比较)

根据表5:①外源驱动与内生响应合力影响乡村地域功能变化.外源驱动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乡村人口、土地流转,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得到提高,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带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使地域功能显著提升;
内生响应通过经济重构、社会重构和空间重构,促进耕地集约高效利用保障农业收入,路网密度的增加使人口、经济趋于集中,地域生产、生活功能得到提升.②市场化和工业化主要作用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市场化主要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I1)的增加,吸引闲散资金集聚和非农产业发展,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流通和乡村消费市场扩大,非农功能成为乡村地域主体功能;
工业化主要通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I2)的增加,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拓宽就业途径,一定程度上缓解乡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乡村地域转型.

乡村转型体现为乡村地域系统主体功能的显著变化,是从农本功能为主体到非农功能为主体的转变过程,因此乡村地域功能演变是测度乡村转型的有效工具.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结合公安、京山和仙桃三县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以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刻画乡村转型特征,以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的6个因子辨析乡村转型主要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对比分析江汉平原典型县域乡村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揭示江汉平原乡村转型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为乡村转型的地理研究提供理论启示,为案例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1)研究区域的乡村转型具有时空差异.乡村转型的实质是非农功能取代农本功能成为地域主体功能的过程.2000年,公安和京山乡村转型度低于50%,乡村地域农本功能占据主体地位,而仙桃市乡村转型度高于50%,乡村地域已经转型;
2006年,三县市乡村转型度均高于50%,研究区实现稳定转型;
同时乡村转型度不断提高,至2016年,公安、京山和仙桃三县市乡村转型度分别为67%、76%、84%.乡村地域功能演变是乡村转型的逻辑前提.研究期内三县市乡村地域综合功能稳定上升,但其增长存在差异,综合功能异质性增强是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基本格局.

2)从转型主要影响因素上看,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和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内部响应的双重作用下,共同作用促进乡村转型.外源驱动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乡村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乡村地域功能变化的贡献率较高.主要是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增加作用于非农产业发展,促进乡村转型度的提升.此外,内生响应的空间重构和经济重构对乡村转型影响较大.主要通过农业耕地占比和农业劳动力占比正向或负向作用于乡村转型.

3)提取江汉平原乡村转型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可知实现乡村转型与振兴的关键在于立足于区域发展条件,以产业培育为核心,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公安县可继续扩大家庭农场和水厂养殖规模,提升产业发展潜力,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流通、扩大乡村消费市场,实现农民增收;
京山市可通过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加快人口、土地流转,带动非农就业的发展;
仙桃市可利用便捷交通和临近湖北省省会城市武汉的地理优势,继续吸引外商投资,鼓励非农产业发展.此外,通过相关制度和政策支持作为外源驱动,提高乡村人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配套使用效率.加强乡村精英的培育,留住人才,多途径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吸引务工农民返乡就业,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促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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