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萍 王晨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建团一百周年。共青团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建立的青年先锋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就指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并为中国共产党提供革命储备力量。党的一大后,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了不少党员去开展团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团。
百年来,共青团始终紧随党旗所指,作为党的助手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巨大贡献。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寄语青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值此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年之际,回望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走过的百年历程,总结共青团担任党的助手的历史经验,有利于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从而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的共青团,其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分期与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四个历史时期是一致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共青团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党的助手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其核心职能是动员组织青年参加政治运动和革命战争,在革命的不同时期调整自身的工作内容和组织形式,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
青年是最具革命性的群体,党只有引导青年接受党的理论,加入党的革命队伍,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共青团是连结党与青年的中介组织,团接受党的政治领导,并将党的理论灌输给广大青年,从而起到组织和动员作用,“以青年团为轴心的青年组织网络,有效解决了在低组织化条件下如何实现青年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的问题”[2]。1922年团的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对团的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目标等做出的理论规定,与党成立初期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出的革命理论基本一致,这表明团在诞生之初就与党同向同行,是为党做青年工作的专门队伍和得力助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青年团践行党的革命理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日华纱厂工人罢工运动、安源路矿罢工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等工人运动,通过发文声援、报刊宣传的方式做理论宣传和青年教育工作。可以看出,团自建团之初就通过自身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特有的青春活力,建立自己的宣传机关,动员和教育青年群体凝聚在党的周围,加入革命阵营,为大革命做了青年群体的群众基础准备。
192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两个月后,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团完全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的党团关系原则,决定忠实执行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之决议,并愿接受中国共产党之组织上及行动上之指导及援助。”[3]362青年党团员在国民党内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4]。团的二大结束后,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增强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内的力量,帮助中国共产党顺利展开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例如,广东省就成立了由党团员共同组成的“国民运动委员会”,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夏曦等湘区党团骨干在湖南建立了以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翼人士为主要成员的国民党临时执委会,标志着湖南省的国共合作的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目标的一致性和工作一体化,增强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推动了大革命的开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青团并没有被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所吓倒,而是坚定不移地紧跟中国共产党,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并且更加强化了党对团的领导。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共产青年运动的决议案》规定了党团关系基本原则,即“C.Y.在党的政治指导下工作,同时有完全组织上的独立性”[5]。团的五大第一次把党团关系写入自己的章程,规定各级团委要经常在党委会议中汇报工作,主动把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在苏区,军事是关乎党的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红军的军事素质、革命信念及其兵源补充、后勤保障是战争胜败的关键,而红军主要由青年构成。这就需要共青团运用自身高度的青年动员能力和组织效能进行扩红工作,为革命战争源源不断地输送有生力量。此外,共青团还承担起对青年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理论的教育职责,以其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为阵地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分析当前革命形势,进行党性教育,这对提升红军战斗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苏区环境资源承载力的有限性,战争是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需要共青团协助党开展战争的支援保障工作。共青团发动青年开展“礼拜六”运动,拥军优属、慰劳红军;替红军耕田,开垦荒地,增加红军粮食补给;进行募捐活动和节省运动。不少共青团员为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献出了生命。
党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为动员更多青年投入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去,党中央于1936年做出改变共青团狭隘的“第二党”式的组织形式的决定,提出“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6]的任务。共青团改造的核心在于使团从封闭的组织形态转变为包容开放、强流动性的组织形态,以增强青年组织的环境适应性和工作灵活性。共青团改造完成之后,各种青年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吸纳大量青年加入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来。例如,西北青年救国会等各类组织以自身开放的组织结构广泛灵活地吸收青年,成立救亡先锋组织,动员青年参军入伍,发动青年妇女做战争后勤工作以及对家庭男性的动员工作。
这一时期各种青年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大批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开展抗战宣传培训和文化教育工作,在沦陷区反抗日本残暴统治和奴化教育,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青救会、青联等青年团体已逐渐涣散自流,青年工作僵化消沉而没有吸引力,有的解放区在中下层甚至没有青年组织。因此,建立更为严密的青年组织,改变青救会等庞大无力的组织形式十分急迫。为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1945年党的七大后,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1946年4月27日,围绕要不要建团,怎么建团的问题,党中央形成了《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设(草案)》。任弼时先后主持了两次座谈会,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7],明确了团是党完成革命任务的助手的职责定位。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上,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冯文彬介绍了青年团的主要工作内容。在这个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青委召开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对团的工作作风和原则做出阐释。这些都反映了党对团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党的助手的形式、任务和工作作风的要求。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中共中央建团决议精神为指导,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规定团要以马列主义教育青年,团结青年跟党走,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这完整地反映了团应怎样担任党的助手和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
重新建团的过程重构了团的基本理论,增强了党对团的全面领导。团全面接受新民主主义理论,并“明确了党团关系是青年团的各级组织要接受共产党属地化管理的模式”[8],从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加强了党对团的领导。共青团既应当是具有先进性的组织,又应当是具有群众性的组织,以这种思路建团既能保证团的先锋组织性质,又能确保团凝聚青年的组织效能,为青年运动塑造核心,从而确立了“党-团-青年”的组织关系形态,为团从参加政治革命向参加社会革命的任务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始终紧随党的步伐,以勇于担当的精神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充分证明共青团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最值得依赖的助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共青团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协作体’的构成要素”[9]。这意味着青年团将承担起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的双重任务。
建国初期,青年团为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做出突出贡献。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青年团在广大青年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和反对美帝国主义教育,动员大量青年赴朝参战,支援和慰劳志愿军,保卫新生政权。青年团动员青年参加民主改革工作,成为打碎封建土地制度的急先锋。党中央在批转西南局的文件中指出,在新区社会改革中,“特别是青年团应该成为党的最亲密的、最可靠的助手”[10]。团还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动员青年举报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和违法资本家等。可以看出,青年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协助党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明确自身任务。刘少奇指出,全国人民新的历史任务是“逐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我们祖国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要“站到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最前列”[11]。在农业和手工业改造中,青年团员带头加入合作社,并大量任职农业技术骨干、会计和其他管理职务。团对青年团员进行有计划的培训活动,选派团员推进合作化运动,推进了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青年团运用联系青年的优势对私营企业青年职工进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的教育,协助公方代表推动私营企业的合营和改组。此外,青年团还协助党对青年资本家及资本家子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看出,过渡时期青年团在协助党巩固新生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起到重要作用。团带领全国青年在农业和工业战线上改进技术、发展生产,为建设国家工业化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做出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生产建设是团担任党的助手的主题。1956年9月,中共八大把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写入党章,并规定青年团应当积极贯彻宣传党的政策,有帮助党改进工作、发展生产,以及向相关党组织提出建议之责任。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对团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12],尽快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的任务。团紧跟党的要求,提出要更好地帮助青年完成“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的任务。这个时期,教育和建设是团的工作主要内容,学习和劳动是青年的主要任务。
教育青年为生产建设服务。青年团三大之后,青年中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此外,团中央还组织了学雷锋活动,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为阵地对青年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在生产建设过程中,以科学理论和共产主义精神武装的广大青年迸发出了更大的积极性。
在这一时期,团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有青年特点的生产建设活动,建立新的青年劳动动员机制,团结带领青年在完成生产建设任务、社会文化教育、生产过程监督等领域发挥作用。具有代表性的是青年参加“突击队”性质的组织进行活动,出现了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青年扫盲队、青年节约队等各种青年动员组织,开展“向科学进军”“向荒原进军”等活动。青年突击队是“青年人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劳动生产动员机制,是外在于社会主义劳动体制和组织体系的一种新型劳动组合形式”[13]2。这种以青年人为主的组合形式将体力充沛、敢于突破、知识先进、勇于挑战的劳动个体集合起来,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按照党的任务要求,将自身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队、生力军,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共青团恢复正常工作,在重大变革的浪潮中着眼于自身社会职能的构建。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团担任党的助手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自身工作重心转移和思想调整。各地团组织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揭批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有力支持了党中央拨乱反正工作。
1978年10月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动员全国青年团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团中央在1979年2月召开了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要求以“四化”为中心全面活跃团的工作,适应全党工作重心转移。1985年11月召开的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把“四化”为中心和培育“四有”新人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了共青团工作的指导思想,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成为团担任党的助手的重要内容。此后,团始终把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工作重点。1988年,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团要以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作为社会职能,并着手开展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相适应的共青团体制改革。
至此,共青团在工作任务调整上完成了从参加政治运动到参加社会建设的转变,将工作侧重点转移到社会发展需求和青年发展需求上,这对团组织在全社会范围内做好党的助手,帮助党处理好青年事务,更好地在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功能起到了锚定方向的作用。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进一步加速了思想解放的步伐。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1993年团的十三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正确地规定了青年的历史责任,指出了共青团的任务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青年、带领青年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积极为青年健康成长服务、努力加强和推进共青团建设”[13],这就明确了团改变自身工作机制的方向。
“要实现组织和环境动态适应的目标,调试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是重要举措”[14],共青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始启动自身工作思路和工作机制的转型。1993年12月,团中央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规划》,提出以育人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这两项工程是共青团工作机制转变的重要标志,其中青年文明工程塑造社会文明风气,弘扬社会公德;青年人才工程着眼于青年发展,提高青年科学文化素质,促使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使团的工作直接服务于社会文明建设和社会生产建设。团还启动“服务万村行动”,对接全国农村发展与建设工作的需求;在新经济组织中建立完善团组织,培养青年劳动大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了担负起面向新世纪的任务,团还制定了《共青团工作跨世纪发展纲要》,提出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青年、引领青年,构筑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可以看到,随着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的式微,“共青团不再依靠单位社会体制的支撑性作用”,而是“通过发挥政治、社会、文化和组织影响”,直接与青年建立联系,也直接和逐渐发育的市场社会进行互动[15],共青团的活动直接服务于社会发展需求,把服务青年和服务大局结合起来,使得团的工作内容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相一致,适应了转型时期的工作需要。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团的十五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团章,明确了竭诚服务青年的原则。共青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规定青年使命,并据此制定共青团的基本任务,要求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16]。
团的十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共青团工作战略发展规划》,为团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围绕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部署团的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对深化共青团工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08年6月,团的十六大提出共青团应当把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为重要任务。党中央提出共青团工作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即要求团的工作应不断扩展其社会化的深度和广度,以更大程度地把青年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建设和服务社会。
为凝聚青年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青团组织了一些新的活动。例如,2006年团中央推出“青春建功新农村”运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青年农民,构建乡村文明,促进农业增收,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自身价值。共青团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实施人才开发、促进就业、社区成长、信息网络发展等着眼于青年适应社会、培养技能的活动计划。同时,团还持续深化具有良好口碑的品牌项目,例如共青团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青年志愿者行动,在经济建设、抗灾救险、生态环保、扶贫致富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服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进一步显现其独特价值。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共青团深化和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其助手职能转变的思路,以社会化运作和项目化管理创新工作方式,在全社会、深层次、多领域推进自身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的现代化,围绕小康社会建设的主题开展工作,更加突出助手职能的经济社会建设意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共青团担任党的助手的转型重塑时期,团通过自身助手身份和助手职能社会化的方式带领青年投身社会建设和服务,充分发挥了服务中心任务、凝聚广大青年、支撑国家政权的作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青团当好党的助手面临着新形势、新课题。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担任党的助手能力全面提升。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光明前景。习近平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7]。向民族复兴梦想努力前进,这既是历史赋予当代青年的光荣使命,也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奋勇投身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奋力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自己手中变成现实”[18]。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的中心任务,新时代共青团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共青团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团的工作,加强团的政治建设,以党的科学理论教育青年,加强团组织对青年的凝聚和覆盖,深化共青团改革,全面从严治团,带领青年投入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之中。
习近平指出,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就必须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这是团在新时代当好党的助手的三个根本性问题[19]。共青团紧紧围绕这三个根本性问题,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分析青年历史使命,规定团的任务,制定行动纲领。这为团带领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踔厉奋发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共青团的立身之本。共青团联系青年、教育青年,团的政治建设深刻影响全面从严治团成效和青年政治教育效果。习近平指出,“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20],加强政治建设是团当好党的助手的首要要求,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团的根本。
新时代的共青团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开展学习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要求的活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团的十八大被正式确立为团的行动指南,并在新通过的团章中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团的建设首要要求[21]。在全团指导思想中明确加强党对团的工作的领导,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青团的工作的指导,是团加强政治建设,紧跟党的工作大局做好助手职能的重要体现。
新时代的共青团以制度建设保障政治建设,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以主动担当精神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配合各级党委做好对团组织的巡视整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团扎实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活动,以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作为主要学习内容,构建常态化党史学习机制。
可以看出,新时代的共青团从构建制度出发,落实党所规定的政治建设若干重要职责,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贯穿于自身工作全过程、全领域,以增强政治性推进工作实效性。
当好党的助手,就必须增强团的工作能力,形成对青年更有力的领导,这就要求新时代的共青团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团,锻造更坚强的团组织。
新时代的共青团增强团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自身组织体系。一段时间以来,“在新兴的社会领域和组织类型中,基层团组织开始出现边缘化现象,从而使共青团整合青年能力开始下降,整合青年的范围出现萎缩”[22],这就需要团组织适应社会个体“原子化”的趋势,加强自身组织青年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团的组织建设更加严密,突出大抓基层的导向,“着力改变简单对应行政区划设置组织、平均配置工作力量的传统做法,以组织效能为评价标准,调整组织设置、隶属关系和力量配备”[23],团在“两新”组织及新兴青年群体中的组织数量明显提升,在社会领域的覆盖能力显著增强。团中央还制定了《关于扩大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县域团组织体系,强健县域团组织的工作能力。
新时代的共青团以制度建设管理教育干部和团员。从严管理团干部队伍,优化干部选拔管理机制,着力加强制度化、常规化的干部培训,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严管理团员队伍,控制数量提升质量。加强团前教育,建立健全积分入团、评议入团制度,改进推优工作,健全完善“三会两制一课”制度。
新时代的共青团学习依规治党经验,建设团内规章制度管团治团。制定各级各类团组织的工作制度,团员团干发展、教育、管理制度,违纪惩处制度和加强党对团的领导制度,还出台一系列有关全面从严治团和团组织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构建起完善的团内规章制度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团提供制度保证,极大推进了团组织现代化和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要求共青团以先进文化教育青年,引导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始终把育人作为团的根本任务。团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养政治可靠、能力突出的青年政治骨干。团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大学生自强之星”“最美青工”“最美少年”“向上向善好青年”等青少年典型选树工作。
新时代的共青团创新思想引领方式,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优势,加强微信、微博、B站、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宣传矩阵建设,发布党的历史、理论等主题的多元化融媒体产品,深化“青年大学习”系列团课,为青年提供丰富的学习素材。
新时代的共青团依托团的基层组织对青年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思想引领、团员教育的组织化程度,发挥基层团支部的教育职能。团在育人过程中注重实践导向,发挥“青”字号品牌项目的育人功能,依托青年喜爱的活动载体对青年进行思想引领,使广大青年在建功新时代的过程中激发爱党爱国之心。
共青团以建党百年为契机,在全团兴起党史学习的热潮,制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方案,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日常教育之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经过深入的党史学习,广大团员青年呈现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实际成效。
共青团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去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这就需要“调整共青团权力关系的运行机制以及实现方式,使共青团基本属性的实现成为可能”[24]。
为贯彻中央精神,团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青团五年工作发展纲要》,制定了团在深化改革期间的工作计划。2016年起共青团按照《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扎实推进自身改革。
新时代的共青团领导机构更加优化,“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常委会中基层和一线代表的比例分别不低于70%、50%、25%”[25]。团代会代表和团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来源更加广泛和具有代表性,农民、工人、自由职业者以及一线团的干部、团员的比例明显提高。团中央委员会下设置负责专门工作的委员会,进一步促进团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联系基层发挥作用。共青团改革领导机关,精简团中央人员编制,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通过扩加编制、购买服务等方式扩充基层力量。
在团的干部选拔使用方面,建立“专、挂、兼”相结合的团中央机关干部队伍,大量吸纳有能力、有经验、懂青年的干部到团中央工作。改革后,团中央机关各层级挂职、兼职干部比例均达至42%以上[26]。
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制度化,实行“8+4”“4+1”制度,“争取每年50%的干部在机关工作8个月、在区县团委工作4个月”;“干部每周在机关工作4天、在基层工作1天”[25]。建立“1+100”制度,“每名专职团干部、挂职团干部、县级(含)以上团的领导机关兼职干部经常性直接联系不少于100名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27]。让团的干部走出文山会海,走入基层,建立与青年的密切联络。
共青团改革使得共青团代表青年利益的职能以及团的干部与青年联系的紧密性得到加强,着重针对青年个体弱组织化的特点加强了团组织对青年的凝合力。基层团组织功能逐渐强化,加强了团在新时代更好巩固扩大党的青年基础的能力。共青团改革同样是服务于党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保障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保障青年权益,发扬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青年民主意识、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推动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深化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1]。这为深化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巩固和建设指明了方向。新时代的共青团以更加严密的组织凝聚广大青年,以更加严格的团内生活教育和管理广大青年,以更加阳光积极的形象吸引广大青年,担任党的助手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共青团建团百年来,始终把担任好党的助手作为自身工作的核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的缔造者、领导者,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共青团担任党的助手首先就是要把坚持党对团的领导作为立身之本,“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这是团“区别于其他青年组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28]。大革命失败后,团一度犯了脱离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的先锋主义错误,也曾犯过取消团或减少团政治任务的取消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团也出现过关门主义的错误,成为狭隘的“第二党”式的组织,没有起到团结广大青年的作用。这都是没有正确贯彻党对团工作的正确政策的结果。在重建青年团时期,团中央按照党提出的建团基本框架重新建团,取得了良好成绩,团的组织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团的独立活动和加强团的系统领导”[29]。共青团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巨大的生力军作用,就是因为党的领导保证了共青团工作方向的正确性。改革开放之后,共青团在解放思想、转移工作重心上紧跟党的步伐,毫不含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新时代,党全面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提出了“党管青年”原则。共青团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开展共青团改革、全面从严治团等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
历史证明,凡是坚持党的领导,共青团的工作就会取得成绩,反之就会失败。邓小平曾指出,“共青团犯一千条错误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条错误不能犯,就是脱离党的轨道”[30]。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担任党的助手的根本性经验。
共青团担任党的助手,就必须使团的工作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产生正面效应。党团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党对共青团实行政治领导,因此,共青团必须用自身组织和工作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即服务党的工作大局、中心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团围绕这一任务动员广大青年参与革命斗争,使自身工作服务于革命需求。团一诞生就积极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协助党组织工人运动。大革命时期,青年团是积极推动国民革命的先锋力量。土地战争时期,团员参加红军,组织扩红运动,积极为红军作战提供物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团协助党建立青年抗日统一战线,将广大青年组织起来对抗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团重塑自身政治内核,动员组织青年参加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并为动员青年参加新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共青团带领青年保卫新生政权,协助党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动员青年力量,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共青团就引导青年学“四化”、干“四化”,适应青年生活现状与行为逻辑重构团青关系和工作机制,从而有效地组织起青年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
新时代的共青团带领广大青年为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勇毅前行,以深化共青团改革推动团组织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重塑和展现,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了共青团助手职能的时代适应能力。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将党的奋斗主题作为共青团的行动方向,“牢牢扭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一主题,共青团才能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青春力量”[28],这是共青团当好党的助手必须牢牢坚持的基本经验。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共青团自诞生以来,就被定位为具备教育职能的特殊“学校”。共青团的“学校”同一般学校相比,特殊性在于它是一所政治的学校,是锻造革命后备力量的学校。重视共青团的教育职能是接班人政治的要求,即政权和政党延续的要求。早在正式建团之前就已经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业,应具个政治教育的性质”[3]106。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通过的新章程也明确指出青年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团创办报纸,开办团校,初步探索发挥团组织育人功能的方式,在革命实践中教育青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共青团注重在劳动中培养青年的政治素养、专业技能和共产主义道德,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向科学进军”“爱国丰产”、学习雷锋等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共青团的教育职能表现为对“四有”新人的培养,着重突出共青团引导青年在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成长成才的育人方式。新时代的共青团以增强青年团员的政治性为教育主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制度建设保障共青团组织育人功能。
百年历史经验表明,共青团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十分注重对青年的教育和培养,培养信仰坚定、能力出众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时代重任、国之大计,当好党的助手就必须坚持把育人作为根本任务。
共青团自创立之日起就是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早在团的三大之后,青年团就着手进行党团分化,使团的组织年轻起来,维护青年利益。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团顺应战争形势进行改造,推进自身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青年群众化,以更加开放、多元的组织形式吸引青年。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指出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提出要照顾青年的身体,信任青年干部等要求。改革开放之后,共青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的进程加快,共青团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核心在于突破体制隔阂,重塑共青团与社会和青年的关系结构和联系渠道。共青团的十五大把竭诚服务青年的原则写入团章,把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作为自身职能,要求共青团工作着眼于青年发展,维护青年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共青团改革,着重建设共青团的“群众性”,团的干部广泛联系青年,广大优秀青年参与团的工作,使共青团的工作内容和方式适应青年发展新特点。
推动共青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是共青团担任党的助手百年历史的重要经验。共青团的历史证明,凡是团的组织吸引青年,团的工作照顾青年,团维护青年利益的时期,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反之,则工作成绩不佳。这充分表明,使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是共青团必须长期坚持的宝贵经验。
党的二十大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只有勇于自我革命的组织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生机活力,共青团必须向党看齐,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坚强有力的团组织,为党守好责任,做好工作。共青团是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群团组织,共青团的第一部章程就初步阐明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了共青团的组织结构,并专写“纪律”一章。1927年11月,团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写到,执行铁的纪律“在目前的环境中是保证我们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最必要的条件”,“凡在组织上政治上违背纪律的分子,应施以无情的处罚”[31]。重新建团时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入团人员的质量和入团程序做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完善了团的组织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高标准、严要求整治松散瘫痪的团组织,积极探索“两新”组织团建和流动团员管理等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全面贯彻落实从严治团的部署,完善共青团内规章体系,加强基层共青团支部的团内政治生活制度建设,严格管理团员团干,极大增强了共青团的组织性、纪律性。
可见,共青团成立百年来,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历史证明,只有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才能使共青团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好地服务青年、凝聚青年,这是共青团做好党的助手的鲜明主题,也是共青团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下去的历史经验。
总之,一百年来共青团矢志不渝地做好党的助手,根据党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改革自身组织体系,转变自身工作方式,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青年寄予厚望,号召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1]这同样是新时代新征程共青团工作的指南。要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共青团要继续优化担任党的助手的方式方法,更好地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和高尚品德,更好地带领青年投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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