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 陈 彪/张倩倩/朱 清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财务与资产管理部，湖北 武汉 430074；
3.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北京 100037）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日益增大，粗放式的发展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并有可能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对我国资源环境经济领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发展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理清研究发展脉络，并对未来该领域发展提出展望。择了CSCD、CSSCI和北大核心三类学术期刊论文，经上述条件筛选后，一共检索到3344条记录。将检索到的文献数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到CiteSpace中进行可视化处理，并进行数据转化和除重，同时，为保证足够的相关性，达到CiteSpace软件对数据“广度广、精度高”的要求，再次对数据进行筛选，剔除征稿公告、会议通知、卷首语、活动记录、随感、新闻报道等文献及其他不相关条目，最终得到3158条有效数据，并绘制相应的科学知识图谱。

信息可视化技术是近年来在科学计量学、知识计量学领域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该方法将抽象的引文网络变为直观的空间形式的图谱，让研究者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知识结构，发现那些隐埋在大量数据中的规律和不易察觉的信息[1]。CiteSpace软件是由华裔学者陈超美教授创制的一个文献计量学工具，可用于观察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趋势或动向，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加以呈现。陈超美教授将该软件概括为“一图展春秋，一览无余；
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本文使用CiteSpace5.7.R2版本作为研究工具。

本文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选择“学术期刊”分库，选择“高级检索”类型，时间范围设定为2010—2020年，主题词设置为“资源环境经济”及其近义词“资源经济”“环境经济”，用“O R”连接。考虑到中国知网收录文献的质量参差不齐，为保证研究数据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只选

2.1 文献年分布趋势分析

分析文献年分布可以看出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的热度变化。一般认为，某学科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越多，该学科研究越活跃。将3158条文献数据按年度统计绘制折线图（图1）可以发现，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在2010—2011年经历增长之后开始逐步下降，到2018年之后趋于稳定，并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图1 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文献数量变化趋势与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政策高度相关。从图1可以看出，2010年以来，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年发文量基本上都在200篇以上，保持了较高产出水平和研究热度。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远景目标，各地相继制定实施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建设了福建、江西、贵州、海南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施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现实需要。

图1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年发文量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其中，2010—2011年虽有过短暂的上升，但从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年发文量从2011年的445篇到2018年的195篇，下降幅度超过了50%，这可能与同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热度下降存在一定关系。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2]，具体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从2018年开始，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年发文量开始缓慢上升。2018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确立，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相继组建，资源环境领域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基本形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资源环境研究也企稳回升。

“十四五”时期，国家将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加快国家经济政策与生态环境政策融合，运用经济政策推进结构调整、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和社会结构。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关于资源环境经济的研究仍将持续深化。

2.2 发文作者分析

发文作者是指文章署名作者，对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性学者和研究团队，从而可以快速地深入了解这一研究领域[3]。按照发文量排名统计，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高频发文作者情况如表1所示。发文数量在5篇及以上的作者有12人，葛察忠（10篇）、孙才志（8篇）、盖美（8篇）、罗宏（7篇）、瞿博阳（7篇）等是该领域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其中孙才志、孟美、王泽宇、韩增林等人均供取于辽宁师范大学，占到了高频发文作者的1/3，这些核心作者相关研究奠定了辽宁师范大学在海洋经济研究方面的学科基础。发文最多的葛察忠关注的领域主要为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经济形式、生态环境政策等，《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分析》是他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

表1 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高频发文作者分布

通过作者共现分析，能够识别出一个学科或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之间的合作强度和互引关系[4]。普赖斯定律中核心作者的计算公式为M=0.749（Nmax）1/2，其中M指论文数量，Nmax指对应年限中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量，当发表的论文数量在M篇以上时，并且核心作者撰写的论文达到该领域全部论文的50%，说明核心作者群已经形成[5]。在“NodeTypes”面板中选择“Author”选项，运行得到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发文作者可视化网络图（图2）。根据统计结果计算可知，Nmax=10，并将其代入公式中得到M为2.37，即指发文2篇（不含）以上的作者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发文2篇（不含）以上的作者有384人，他们共发文891篇，占样本文献总量的28.21%。核心作者发表论文总数只占样本文献的28.21%，未达到该样本文献总量的50%，说明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图2 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同时，通过对与图2有联系的作者群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尚处于“部分集中，整体分散”的状态，各研究团队之间的互引关系较弱，已经初见雏形的研究团队通常是由同一机构的学者组成。同时，作者之间的合作多以同一单位、同一团队或师生之间的合作为主，跨院校、跨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较少，尚未形成跨学科、跨地域、具有紧密合作关系的核心研究团队。比如联系较多的葛察忠、董战峰、王金南、程翠云、龙凤、李晓亮等作者均来自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孙才志、王泽宇、韩增林均来自辽宁师范大学。

2.3 发文机构分析

从机构发文量来看，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发文最多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发文量为102篇，其次是中国地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发文量分别为70篇和65篇（表2）。相关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发文量大于30篇的机构中除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外全部是高校。另外，从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发文量相对较多的机构大多位于我国华北、东北地区，这说明目前国内关于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的机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研究力量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现象，表明未来其他地区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强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表2 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发文量大于30篇的机构

为了更清晰直观地了解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各研究机构的贡献度和引领性，利用CiteSpace进行发文机构的共现分析。在“NodeTypes”面板中选择“Institution”选项，生成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图3），共包括326个节点、102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19。其中参与科研合作越多的机构在网络中的节点越大，连线越多，即该节点在网络中的沟通能力越强，表明这些机构在资源环境经济研究合作网络中的重要作用。

图3 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从图3中可以看出，高校之间的联系较多，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中央财经大学等机构的合作网络关系。从主要链接点来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表现出了较强的中介中心性，体现了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主要以学生培养的方式来进行学术影响力的扩散和学术连结。辽宁师范大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海洋经济研究室（后更名为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第一批设立海洋经济研究专业的高等院校，海洋经济是资源环境经济的研究热点之一，海洋相关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也是资源环境经济发文的重要组成机构。从机构合作情况来看，机构间总连线共有102条，整个图谱的网络密度为0.0019，说明我国关于资源环境经济研究机构联系较多，现有的合作网络大多是以同类学科、同类院校为主导，跨学科、跨门类的机构合作较少。

3.1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可以反映出一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作者对文章主旨的凝练和概括，对关键词的分析能够客观、有效地反映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6]。将符合条件的3158篇文献导入CiteSpace中进行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分析。相关参数设置如下：节点类型（Node Types）=关键词（Keyword）；
修饰算法（Pruning）=寻径网络算法（Path finder）+修剪整个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单个时间分区（Years Per Slice）=1年；
阈值（TopN）=前50个高频节点；
时间跨度分割（Time Slicing）=2010—2020年；
视图显示（Visualization）=静态聚类视图（Cluster View-Static）+合并网络视图（Show Merged Network）。运行后共产生512个节点和629条连线。提取频次大于50的高频关键词，得到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统计表（表3）。

表3 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领域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中心性反映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程度，中心性越大代表节点对信息流动产生的媒介和传递作用越突出，中心性在0.1以上的节点常被认为是高中心性节点，在图谱中具有核心地位[7]。结果显示，“海洋经济”出现频次远高于其他关键词，其中心性为0.10，属于高中心性关键词，说明“海洋经济”在学术网络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出现频次和中心性也较高，这说明资源环境经济研究往往跟“可持续发展”有关，资源环境问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两者相辅相成，伴随而生。“经济增长”一词的频次很高，但是中心性偏低（0.06），说明“经济增长”一词只是在学术网络中出现的次数较多。资源诅咒、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协调发展、自然资源等都是高频次和高中心性的词语。

首先，海洋经济是资源环境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海洋强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海洋生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实现人海和谐的重要保障[8]。《201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9936亿元，在国家GDP中的占比维持在9%左右[9]。由此可见，海洋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海洋经济”作为高中心性和高频关键词，在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呈愈热之势。

其次，“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资源诅咒”也都是出现频次和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和关注的核心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但是有关的经验研究认为，自然资源禀赋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阻碍经济增长，从而形成“资源诅咒”[10]。一些学者较早对中国“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徐康宁和王剑以我国1985—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以能源产量平均比重作为衡量各省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发现我国采掘业的相对投资规模抑制了经济增长，即存在“资源诅咒”现象[11]。胡华研究发现，在我国不同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迥异，其中东北地区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华北和华中地区的“资源诅咒”现象并不明显，而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他认为“资源诅咒”现象是否发生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12]。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数据选取的不同，“资源诅咒”在我国是否存在尚未形成共识，关于我国“资源诅咒”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研究的首选内容落在“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资源诅咒”与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13]。

最后，通过高频关键词分析也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一热点问题包括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众多关键词，是当前研究的重要领域。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资源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是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的热点之一。经过长期过度开采，许多资源型城市面临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在全球气候变暖、新时代谋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资源型城市走绿色转型、低碳转型的道路势在必行[14]。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效率和基于低碳转型视角分析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经济发展路径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的重要领域[15]。资源型城市问题有着多元性，经济转型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更是发展循环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国内较多学者针对资源型城市开展研究：以柳泽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国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评估[16]；
以杨振超为代表的学者，重视挖掘理论研究的进展[17]；
刘丹等人将观察点聚焦在国内外资源型城市的技术、制度与产业演化等方面[18]。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具体措施、效果、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仍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

3.2 关键词路径分析

关键词的共现能够挖掘某研究领域关键词发展演变的过程、趋势及逻辑关系，从而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是分析文献中关键词集中程度与相互联系的有效工具[19]。利用CiteSpace软件对3158篇文献数据进行处理，生成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图4中所示的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
连线越多，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多。

图4 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由图4可知，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包含512个节点和629条连线，网络整体密度为0.0048，表明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的连线很多，节点之间的关联复杂。

第一，关键词“地理系”“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环境经济学”“综合实验室”“环境检测”“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等形成了一个红色的多边形，并且关键词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表明资源环境经济研究内容涉及环境经济学、地理学、土地资源管理等学科，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的发展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资源环境经济研究要处理好综合性发展问题，在学科体系中融入地理学、环境学等研究内容，丰富和完善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观念”“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环境与经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等关键词形成了一个蓝色的六边形，并且每个关键词都与其他的关键词有联系。这与我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息息相关。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并提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科学阐述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

第三，“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水足迹”“农业经济增长”等关键词也构成了一个多边形，说明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保护和效益评价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另外，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经济转型、科技创新等的研究也一直在继续，李劲松、钟芙蓉分别以环境经济政策的特点、属性和环境伦理学为主线，为建设环境经济政策伦理的理论方法体系提出建议[21-22]。可见，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关键词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不断完善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

3.3 关键词突现性分析

关键词突现可发现某时间段内出现频次突然增加的关键词，关键词突现度可以反映某研究领域一段时间内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方向，梳理突现词有助于把握研究领域的趋势变迁。利用CiteSpace软件对3158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25个突现词，按照关键词突现起始年度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可以得到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热点词突现图（图5）。从图5中可以看出，突现度排在前10位的关键词依次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经济转型、共享经济、脱钩分析、水资源利用、生态文明、区域差异、人力资源开发、耦合协调。2016年至今仍在突现的关键词为：共享经济、耦合协调、绿色发展、脱钩分析、环境经济核算、水资源利用、资源错配、科技创新。

图5 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热点词突现图

将这25个突现词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政策层面包括理论基础（生态文明）、总体要求（经济转型）、政策要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方向（海洋经济）、经济形态（共享经济）等，中观层面包括部门规划（跨部门耦合协调）、行业指引（人力资源开发、科技创新）、监管办法（水资源利用）等，微观层面包括技术方法（环境经济核算、因子分析、脱钩分析）、创新实践（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分析及纠错机制（资源错配、区域差异、资源诅咒）、激励手段（绿色金融、绿色发展）等。这三个层次是有机联系、内在统一的，宏观政策建立在中微观研究基础之上，中微观研究必须以国家相关政策和发展方向为指引，三者共同构成了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要义和热点画像，为未来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突现强度来看，“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经济转型”是突现强度前三的关键词，一直贯穿于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的全过程。突现强度最大的关键词是“循环经济”，达到了9.25；
其次为“低碳经济”，突现强度为8.55；
再次是“经济转型”，突现强度为6.29。这表明在2010—202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对这三者的研究热度相当高。传统经济发展片面地将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评价指标，甚至是唯一衡量标准。为了追求GDP高增长，不惜以牺牲生态健康发展为代价，掠夺性地开采开发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对此，要认真吸取教训，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坚持绿色发展，积极开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2]。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主要从关注经济领域问题逐渐渗透进对社会、生态领域问题的关注，研究内容有鲜明的政策指向。

从突现时间来看，“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首次突现时间为统计时间段内最早的2010年，突现时间较早，说明学术界对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关注较早，这也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我国于2007年首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200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发展低碳经济自从2021年起成为资源型城市研究的重要领域。2007—2008年，“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研究全球变暖应对之策的热门词汇[23]。2010—2020年为繁荣阶段，新能源技术成本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力来源，低碳技术、低碳能源、低碳生活受到全球政界、业界和学界的关注[24]。2020年9月，我国向世界作出实现“双碳”目标的庄严承诺，为资源环境经济研究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另外，“耦合协调”“绿色发展”“共享经济”都是从2016年开始至今仍在突现的关键词，说明虽然突现时间较晚，但研究热度始终未减，并将可能成为我国在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和未来重要研究方向。

本文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采用传统文献研究与知识图谱相结合的方法，对2000—2010年我国资源环境经济领域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结果表明：第一，该研究领域2010—2020年发文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热度下降存在一定关系，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具体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第二，该研究领域研究人员较为分散，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常见研究团队通常是由同一机构的作者组成。第三，从事该研究领域研究的机构以高校为主，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地区，存在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现象。第四，“循环经济”是突现强度最大的关键词，“耦合协调”“绿色发展”“共享经济”是突现时间较晚的关键词。第五，“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诅咒”是高频次和高中心性的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研究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且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未来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要加强资源环境经济领域跨学科研究。从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可以看出，我国资源环境经济领域内容比较广泛，涉及学科比较多，比如地理学、土地资源管理、环境科学、能源科学、公共管理、经济学等，其研究发展也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因此，未来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要处理好内涵发展和综合性发展问题，既要加强本研究领域理论方法研究和创新，更要兼容并蓄，打破学科间的牢笼和壁垒，在现有研究知识体系中融入地理科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等学科领域知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资源环境经济研究范畴，从而推动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协调均衡高质量发展。

二是加强地区、机构及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发现，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研究机构地域分布不均衡现象，不同类型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强度较弱，不同重要学者间的联系也较薄弱，学者多以同一机构、同一团队，以及师生之间的合作为主，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高质量学术团体数量也较少。因此，未来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要不断加强合作，加强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机构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作为主要研究机构的高校之间要加强合作，形成研究合力；
注重不同机构、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协同合作，研究者多元化的学术背景更能推动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发展，最终形成跨学科、跨区域、多分支的学术研究体系。

三是继续加强重点关键领域的研究。基于研究结论可以推测，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低碳经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将是未来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是海洋经济、资源诅咒、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等领域的研究仍要持续加强。海洋经济研究要与时俱进，以战略型新兴海洋产业相关研究契合经济转型的新时代需求，加快构建涵盖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等在内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探究“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资源诅咒”与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关注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具体措施、效果、影响因素等，尤其关注社会、人口、环境等维度如何优化转型。

四是要将国家政策与研究内容紧密结合。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处在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综合体中，唯有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间形成平衡关系，才可以形成科学循环，推动经济社会的长效、稳定发展[25]。研究发现，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关键词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也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特点。资源环境问题是未来全球都需要面对的国际性问题，我国面临的形势尤其严峻。进入新时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时代要求，我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资源环境经济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善，这些政策将为我国资源环境经济研究提供新的素材和支撑。因此，未来资源环境经济研究要进一步理解经济运行周期和细节[26]，紧扣现实需求，与国家政策有机结合，加强政策有效性评估与政策设计，运用最新理论成果促进政策优化，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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