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光,袁海军
(长春光华学院,吉林长春 130033)
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学校和幼儿园考察并与师生座谈,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审议教育重大议题,多次回复有关来信,针对师德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认真梳理、深入研究习近平师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理论来源和实践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的要求。
习近平师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精髓是“立德树人”。它承载了新时代教师的道德使命,是我们分析和理解习近平师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多次强调广大教师要承担起立德树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这一使命要求教师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都要展现出鲜明而高尚的道德形象。其一,教师是学生眼中的“大先生”[1]。教师与学生,是教育活动中一对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学生眼里,教师“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唐·韩愈《进学解》),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学生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大先生”一词源自对新文化运动伟大先驱鲁迅先生的尊称,并因话剧《大先生》而为人们所熟知。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使用“镜子”“好朋友”“贴心人”“筑梦人”“指导者”“引路人”等一系列人格化的比喻,使“好老师”成为一种可敬可亲、可学可做的具象化道德形象展示在学生的面前。其二,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2]。习近平总书记时常勉励广大教师要站在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高度,不忘立德树人初心,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努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时代主题是广大教师坚守三尺讲台、实现教书育人的根本思想保证。其三,教师是“道德高尚的人群”[3]。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师德”远超传统所谓“职业道德”的范畴。它既不分“学校内外”,也没有“八小时以外”,而要时刻坚持养德修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好全社会的道德楷模。
“立德树人”是教师首先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进而做到以德施教、以德育德,以自身高尚的思想品德影响、感召和塑造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把他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立德”和“树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层面,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其中,“立德”是教师养德修为,“树人”是培养人才;
“立德”属于师德建设的范畴,“树人”属于教育教学的范畴;
“立德”是“树人”的条件和前提,“树人”是“立德”的根由和目的。当前有学者把“立德树人”之“立德”理解为“育德”,甚至是“德育”“思想政治教育”,认为“立德树人”就是要“通过成就人的德性来使人成为有价值、能够昂首立于世间的人”[4]。这是对“立德树人”望文生义式的误解。从语源上看,“立德”与“树人”并不在同一时期产生。“立德”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三不朽”。这里的“立”,是儒家所谓“为己之学”,亦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而“立德”在学理上应属于伦理学范畴,是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一种至高精神境界。“树人”出自《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百年之计,莫如树人。”“树”有“栽培”“培养”之意,因而“树人”即“育人”,属于教育学范畴,本身必然包括“育德”或“德育”的因素在内。而要求教师做到“立德树人”,实际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要求教师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坚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做学生的道德表率,即所谓“以德立身”;
二是要求教师“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不负道德使命、坚持德育为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即所谓“以德施教”。
“初心”一词出自佛教典籍《华严经》,也叫“初发心”,意思是从最初的“发心”到最终成佛,其心是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5]广大教师只有秉持这样的宗旨和信念,才能从“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中汲取到终身从教、奉献事业的动力。
对于教师来说,“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完整体现了他们所特有的人生观、幸福观和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老师,最好的回报是学生成人成才,桃李满天下。想想无数孩子在自己的教育下学到知识、学会做人、事业有成、生活幸福,那是何等让人舒心、让人骄傲的成就。”[6]实际上,许多人选择当教师就是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他们从“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中体验到了幸福,从“桃李满天下”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说:“师德是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7]其中,“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构成了习近平师德观之两翼。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进一步提出了包括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在内的“四有”好老师标准,形成了习近平师德观的主要范畴,构成了习近平师德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支柱。笔者此梳理出10条“好老师”所应有的基本师德标准,形成了以“两翼四有十好”为特征的习近平师德观框架体系。
我们所说的理想信念,是指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团结和凝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要想成为一名好老师,同样需要这样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来做精神支柱,并将其转化为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动力。教师的“理想信念”包含3项师德标准:(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8]这种使命和责任,就是立德树人,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健康成长。(2)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我们的教育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这个性质决定了教育必须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体现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各方面,培根铸魂、启智润心。”[9]因而培养出一代代拥护党的领导、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素质人才,是广大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3)传播理想、励志筑梦。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价值观的养成。他指出:“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10]教师要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群,他们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因此教师应当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11]具体说,教师的“道德情操”包含3项师德标准:(1)以德施教、以德立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德上的合格者是合格老师底线标准,好老师还应当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12]这里既划出了底线师德,又树立了崇高师德;
既涉及职业道德,又包含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说明师德建设“无死角”,必须首先保证师德底线不被破防,更要为涵养崇高师德而努力奋斗。(2)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习近平总书记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诠释“师范”的含义,要求教师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学生、带动学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合格“人师”和“世范”。(3)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人各有志,可以在各行各业中成就事业。而一旦选择当了教师,就要时刻保持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如果身在学校却心在商场或心在官场,在金钱、物欲、名利同人格的较量中把握不住自己,那是当不好老师的。”[13]
教师扎实的学识既是其专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其道德使命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14]可见,深厚的“知识修养”是习近平师德观之重要一翼,而要求教师形成勤勉的教学态度、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则是师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教师的“扎实学识”包含两项师德标准:(1)终身学习、专博相济。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教育对教师队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已不能满足于自己的“一桶水”,而要努力成为“一潭水”[15]。因此,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间断地用新知识充实自己,力争找到自己知识源头的那一潭“活水”,这样才能赢得至高的职业尊严。(2)智慧教育、授人以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具备学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能够在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16]教师的智慧是教育智慧,是教育科学与教学艺术融合的产物,是教师情境智慧、实践智慧、教学智慧以及洞察力、判断力、决策力和行动力的表现[17],是教师长期实践、感悟、反思的结果。做好智慧型教师,就不能安于做一个“教书匠”“孩子王”,而要广泛涉猎、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勇于实践,按照学生成长规律和学习规律开展教学活动,为学生健康发展、主动发展、个性化发展提供不懈的动力支撑。
敬业爱生是教师的职业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爱才有责任。不爱教育、不爱教师这个职业、不爱学生,只把教书当作谋生的手段,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是不可能成为好老师的。”[18]教师的“仁爱之心”包含两项师德规范:(1)严爱相济、亲师信道。习近平总书记说:“好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应该是充满爱心和信任的,在严爱相济的前提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19]师爱不同于父母之爱、朋友之爱、夫妻之爱,而是建立在责任基础之上的大爱。做到宽严相济、奖惩分明,手中有戒尺、眼中有光辉,才能树立起师道的尊严,搭建起师生心灵沟通的桥梁。(2)宽厚包容、有教无类。习近平总书记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也多术,就是要求老师具有尊重、理解、宽容的品质。”[20]因为学生是成长中的群体,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教师要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尊重、理解、宽容和耐心,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弥补缺点、改正错误。当然,宽容不是妥协迁就,更不是无原则的放纵,而是用理解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帮助学生、感化学生,协助他们解决问题、获得教训,激发他们积极上进的信念与志趣。
用典是习近平总书记文风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借用古今中外大量有关师德建设的思想典籍,尤其是我国历史上尊师重教、崇德修身的优良传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吸收,成为其师德建设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21]为主要范畴的“四有”师德观,深受我国古代“道德仁艺”成德思想的影响。孔子在谈及自己的教育志趣时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是一个由“艺”而“仁”而“德”而“道”,是由学“艺”而始,经循序渐进的道德践履而臻圆满至善的道德人格的逻辑进程[22]。实践中,孔子善用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启迪学生,树立其行道之志、塑造其高尚德操、培养其仁爱之心、鼓励其格物致知,形成了系统的教育体系。朱熹在《论语集注》注释这段话时说:“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
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
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
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钱穆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其轻重无先后,斯为大人之学。”(《论语新解》)这种“大人之学”两分法,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知识修养”“文化品位”之“两翼”师德观有许多相通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借鉴“道德仁艺”成德思想发展起来的“四有”师德观,反映了当代教师特有的道德风貌。
我国古代读书人大多以“圣人”后继者自许,“为往圣继绝学”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德才兼备是对教师素养的共同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好老师的道德情操时,曾引用《礼记·文王世子》中的一句话,“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23]。这句话充分说明,合格教师不仅要有扎实学识功底来“教之以事”,更要有厚德载物、经世济民的价值观来“喻之以德”。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周易·蒙卦·彖传》中“蒙以养正,圣功也”一语,说明最好的教育是教给学生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教事喻德”“蒙以养正”的传统思想,经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与生发,已成为目前高等学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德为本”,这是他对于我国传统“德本”义利观的继承和发扬。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中讲话时曾用“德者,本也”一语来鼓励青年学生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这句话出自《礼记·学记》,原文是:“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德”“人”“土”“财”构成了一条逻辑清晰的价值链条,而“德”被放在这条价值链的根源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话,就是为了强调“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24]的道理。对此他深刻指出:“我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做老师就要热爱教育工作,不能把教育岗位仅仅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有了为事业奋斗的志向,才能在老师这个岗位上干得有滋有味,干出好成绩。”[25]这是对教师“德本”义利观的深刻阐释,也是对教师“饭碗”论的又一否定。
我国自古就有“经师”“人师”之说。东晋袁宏在所著《后汉记·灵帝纪·上》中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故欲以素丝之质,附近朱蓝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中也引述过“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句子。南宋史学家胡三省为其作注时说:“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
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当代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对此也曾有过论述,认为“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并主张二者合一[26]。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指出:“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27]习近平总书记既继承了古人重视“人师”的传统,也吸收了徐特立“经师”“人师”辩证统一的思想,并用这一思想对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职能观做了全新阐释,为广大教师履行好教书育人职责指明了方向。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语因是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而为世人所熟知。这句话原出自宋高宗赵构的组诗《文宣王及其弟子赞》,是宋高宗给予孔子及其弟子的崇高礼赞。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说:“北京师范大学是百年名校,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学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十分精练地诠释了‘师范’的意义。”[28]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话,既表示了对孔子高尚师德的尊崇,也揭示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并充分说明了师德建设的核心要义。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引用了西汉著名学者扬雄《法言·学行》中的“师者,人之模范也”一语,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都要在为人师表、行为世范上有更高标准。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经常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知新、以身作则、仁而爱人、教学相长等典故,强调教师要继承和发扬好优秀的传统师德规范。他还广泛引述国外教育家如苏霍姆林斯基、夸美纽斯、高尔基等人关于师德的论述,借鉴近现代中国教育家如陶行知、蔡元培、梅贻琦等人的理论来丰富其师德观。201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引述该校青年教师肖川的教育随笔集《教育的智慧与真情》中的一段话,来阐述教师的“仁爱之心”问题,并引述河北省平山县教育局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李阳海辑录的一副楹联(见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生版)》2006年第9期)做讲话的结束语。
习近平师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实践性,植根于他青少年时代求学时的体认,植根于他长期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植根于他对当前教师队伍建设经验教训的观察与思考。这使得他的师德建设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导向性,有力推动了我国师德规范标准的形成和师德师风建设的进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活动时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2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师德建设工作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四有”好老师标准为契机,进入了建立健全覆盖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师德建设制度体系的新阶段。
1.全方位构建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师德建设长效机制。2013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2013〕10号);
2014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2014〕10号),这两个文件以习近平“四有”好老师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健全管理长效机制为目标,提出了包括教育、宣传、考核、监督、激励和惩处等内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全国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高等院校,也按照教育部文件精神相继推出了本地区、本学校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或办法。习近平“四有”好老师重要论述得到了切实落实,覆盖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初步建立。
2.形成了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配套处理办法。2014年1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师〔2014〕1号),面向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教师,明确提出“体罚学生”“收受财物”“有偿补课”等10条师德“禁令”;
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教监〔2014〕4号),2015年6月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教师〔2015〕5号),形成了系统的师德“禁令”及违反“禁令”的处理办法和程序,使得严肃查处中小学教师违反师德行为有了政策依据。从2021年7月起,教育部还组织开展了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使中小学长期存在的“课上不讲课下讲”“组织开办校外培训班”“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同家长搞利益交换”等突出问题得到了初步治理。
3.建立了系统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道德准则和职业规范。2018年11月8日,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师〔2018〕16号),分类分层建立了学校教师职业规范,划定了师德标准的基本底线,为打击和处置师德失范行为提供了基本依据。与此相配套,教育部还相继出台了《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教师〔2018〕17号)、《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修订)》(教师〔2018〕18号)和《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师〔2018〕19号),分别提出了各级各类学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认定、查处办法,并提出了建立问责机制的具体要求。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先进事迹做出了重要指示;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又给首批获得“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代表回信并寄予他们殷切期望。这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黄大年精神、争做师德模范的热潮。
1.树立了“黄大年精神”和崇高师德榜样。习近平总书记在指示中将“黄大年精神”概括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30],鼓励广大教师要有坚定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主动融入改革发展的宏大事业,融入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给全国高校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他们向黄大年等同志一样,坚持“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31]。“黄大年精神”代表了新时代师德风貌的新标杆,为广大教师和科学工作者树立了学习榜样。
2.掀起了学习“黄大年精神”、争做师德模范的热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发表之后,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黄大年精神、争做师德模范的热潮。一是组织开展黄大年典型的选树活动。教育部追授黄大年“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中国科协、科技部追授黄大年“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国务院侨办追授黄大年“至诚报国,归侨楷模”荣誉称号,中共中央追授黄大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中央电视台推选黄大年为“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等等,极大地激励了广大教师教书育人、报国奉献的信念和理想。二是2017年内密集开展“黄大年精神”宣传活动。5月,教育部召开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学习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
6月,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
7月,教育部直属机关举办了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专场报告会;
8月,教育部在长春召开全国教师教育振兴暨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指示精神。密集有力的选树宣传活动,使得黄大年先进事迹得以家喻户晓,“黄大年精神”得到了广泛传播和颂扬。
3.开展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2017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的通知》(教师〔2017〕7号),正式启动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2018年1月,教育部首批公布了“吉林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师团队”等20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022年1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教师团队”等200个教师团队获得了这一殊荣。为扩大活动反响,教育部于2018年2月正式发布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LOGO(徽标);
同年4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发出“武汉倡议”,倡导全国教师向黄大年同志学习,高尚师德的感召浸染和辐射带动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师德”是教师的道德素养,“师风”是教师队伍的风尚风气。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将“师德”“师风”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的师德师风建设总要求[32]。在习近平“四个相统一”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师德师风建设在全国强有力地开展起来。
1.明确了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要务。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33]。为落实中央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密集开展各种活动,迅速将师德师风建设推向高潮。2018年1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视频会议,重申“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要务、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的重要意义;
2019年11月,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教师〔2019〕10号),要求通过强有力的举措实招和制度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2020年5月,教育部召开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经验交流暨师德专题教育启动部署会,系统总结成效经验,部署启动师德专题教育活动;
2021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教育系统开展师德专题教育的通知》(教师函〔2021〕3号),组织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牢固树立”“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六要”等重要论述。通过统一思想和出台政策措施,“师德师风建设”正在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时代新主题。
2.明确了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教师队伍素质评价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建立正确的评价标准和制度,是师德建设的关键环节。在2018年9月中央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34]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下,以“破五唯”为标志的教师评价制度改革迅速开展起来。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35]。教师评价改革的重点任务有两条:一是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的现象,尤其在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等重大问题上,首先要考察师德表现;
二是强化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考察,实现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落实这一要求,2020年12月3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0〕100号),明确提出要“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这使得教师评价制度改革首先在职称评定环节上取得了突破,在全国高校教师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积极回应。随着“五唯”痼疾顽症的逐步攻克,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师德师风建设制度将更加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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