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来源及对于当代教育实践意义的研究

王 锋

蔡元培早年接受的是中国正统的儒家科举教育，后在德国留学期间又对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教育思想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对于西方哲学的辨别吸收，形成了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体系，根据蔡氏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和演讲来审视，他的这一理论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

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这篇文章的要旨便是“五育并举”，此观点的提出，与他对教育二分法(“教育有两大类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1])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五育中的“军国民、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三项皆为政治教育，“世界观和美感教育”属于超轶政治之教育。而此等划分方法其根本的理论基础则是源自于他的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二元论思想，“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
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1]。

相对于现象世界，实体世界的影响力更加稳定和长远，以宗教为例，宗教延续的时间往往比国家存续的时间更为久远，虽然宗教是实体世界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然而蔡氏不提倡用宗教来发展实体世界教育，因为宗教内部之间或与外部世界往往存在着很多矛盾。蔡氏所提倡的有关实体世界的教育需要具有更强的普世性和包容性，他主张要“有事于现实世界”，就是要兼顾圣俗两端，不但以超轶现实世界的教育为目标，同时也要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一种积极的、以现实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实体教育观，它“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循思想言论自由之公例为世界观”。因此，“美育”成为“宗教”的最佳替代，因为它“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1]，如下图：

蔡氏“二元论”的理论深受康德影响，“康德的二元论和审美中介思想对蔡元培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他的有关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划分及其规定完全是康德理论的中国翻版”[2]。然而，蔡氏对于康德的理论并不是照单全收，他虽然接受了“二元论”，但摒弃了康德的实体世界不可知论，他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互为表里、相互影响，“基于信仰在终极追求和世俗观照方面的矛盾，蔡元培力图寻求一种更加圆融的手段和宽阔的途径去兼顾圣俗两端，既能推进启蒙主义的价值构设，又有足够的力量直抵超然的实体世界，在他看来，唯有审美及其功能化的实践机制——美育方可达此效力”。[3]由此可见，在蔡元培所构建的五育体系中，美育是肩负着超轶政治教育以及充当现实与实体(圣与俗)的津梁作用两项使命的，这是他“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蔡元培这一“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的教育价值观构成了他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石，他后来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可以说就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4]

继《教育之意见》发表之后，蔡氏围绕“美育代宗教”这一论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散见于他的文章及演讲稿之中，如《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以美育代宗教》等文中，主要贡献有：一是廓清了“美术”和“美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二是把“宗教”和“美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厘清；
三是提出了“德育”“智育”和“美育”三育并举的观点并就三者之间的区别和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

(一)“美育”和“美术”涵盖范围的广泛延展

蔡氏在“美育代宗教——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说”一文中对“美术”所包含的范围和当下美术学科比较接近，“欧洲人所谓的美术，恒以建筑、雕刻、图画与其他工艺美术为限”[5]。而他的《美育代宗教》文中，对“美术”内涵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此文中，他把“美术”分为视觉和听觉两个不同的方面，“就视觉而言，美术包括建筑、雕刻、图画三种，就听觉方面而言，包括音乐”。[6]而他对于“美育”的定义则更加广泛，“而所谓美育，则不仅包括音乐、文学等，而且自然现象、名人言行、都市建设、社会文化，凡合于美学的条件而足以感人的，都包括在内”。[5]由此可见，他把“美育”的范围由学校教育推而广到社会和自然之中。他在另一篇《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也把“美育”范畴从艺术学科推广到普通学科，数学中数的关系、几何中的图案、物理中的“光”和“力”所带给人的美感都融入了“美育”之中，这种学科融合式的思维在蔡氏的教育思想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二)比之“宗教”，“美育”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和“普世价值”

前文有述，“二元论”构成了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内核，并由此衍生出其五育观的相关教育理论，其得出的结论便是“以美育代宗教”，但“美育”和“宗教”之间既存在联系，也有区别。首先，二者都是致力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且都能够作用于人的情感，“知识、意志两作用，即皆脱离宗教之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唯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7]。其次，美感在宗教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之中充分发挥了宣传作用，“正是宗教以虚拟为基础的对世界的认知，与艺术为超脱现实羁绊所产生的想象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各种世界性的宗教都会引进艺术作为自己宣传的手段”[8]，美育在宗教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其本体应发挥的主观作用却被宗教束缚，功能渐失。为了突出“美育”的作用，蔡元培对二者做区别对待，在“美育代宗教——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说”中对美育和宗教的利弊做了清晰的阐述：“美育是超越的、平等的、自由的、创造的，而宗教是计较的、差别的、限制的、保守的”[5]。所以，他主张美育不依附于宗教，因为它是超脱于宗教之上并且“专尚陶养之术”的，综上所述，蔡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既道出了宗教和美育之间的联系，又主张把美育从宗教华丽的外表之下加以剥离，以实现其独立地应有之作用，这就是“以美育代宗教”的根本缘由。

(三)“美育”对情感的“陶养”、对“德育”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蔡元培提出了教育“二元论”并由此衍生出“五育论”，同时又在不同层面对五育进行了对应性的划分，如“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
实利主义毗于知识；
德育兼具情感和意志两方面；
美育毗于情感；
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1]而对于“知识、情感、意志”三者的研究他在之后的演说文章中又多有涉及，如《以美育代宗教说》《美术与科学的精神》等，有关三者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蔡元培美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志的表现是行为，属于伦理学；
知识属于各科学；
感情是属于美术的”[9]，此后他把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有机的联系，后期的发展和进步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提出了对应三者所需的教育形式，即“知、意、情”的发展分别由“智育、德育、美育”来实施完成。其次，确立了三种教育所应该达到的标准，即“真、善、美”。再次，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对于“意志”的培养和再塑，“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10]，然三者之间又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因善离了真，不免以恶为善；
离了美，不免见善而不能行。”[10]这句话便是道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真”能够给“意”提供正确的航向，如没有“真”的指引，其行为就失去了正确的判断标准，就难免以“恶”为“善”，在有了正确的方向之后，其行为才能够在“善”的轨道上进行。而“美”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人的感情的陶养作用，“感情较之知识对于意志的作用是间接的，但是却是更高层次的影响，他把人的意志划分为这么三个阶段并进行了举例说明，他把意志划分为“普通知识”的“趋利避害”→“知识计较”的“众人皆害而不能独利”→“受感情推动”的“舍一己的利以去众人的苦”这三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是人类意志的最高行为，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伟大而高尚的，并完全是由感情引起的。他又对人人皆有感情但未必有高尚的行为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的感情有弱有强、有薄有厚，而欲实现感情的由弱转强、由薄转厚则需要陶养”[11]，“陶养”的作用就是“美育”的主要功能，此处虽有夸大感情的作用之嫌，但却充分地肯定了美育对感情的陶养作用以及感情对意志的推动作用。因此，上述论述体现了蔡氏“三育并举、德育为先、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理念，“善”是核心，“真”为“善”提供正确的指向，“美”则是“善”的催化剂和动力引擎，充分发挥好每一个领域的联系和作用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教育二元论衍生出“五育教育观”，再到“知、意、情”三者的关系以及和相关教育的对应关系，以及关于“美育”的延伸等相关理论，对现代教育同样具有启示和指导作用，在当前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它有以下指导作用：

(一)挖掘传统“美育”课程中的思想元素，感受美的同时做好价值引领

按照蔡元培的二元论，“思政”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思”集中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隶属于实体世界；
“政”则是体现在对于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制度等相关理论等，隶属于现象世界。实体教育和现实教育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时空轮转，虽然在不同的时空下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实体”和“现象”相关联的理论却是值得借鉴的。其基本的方法论是实现“美育”在实体教育和现象教育中的“津梁”作用，应当在尊重传统艺术学科内部教学规律以及肯定在审美教育方面的作用之外，应充分把艺术作品形式的美感和内容的思想性结合起来，在提高学生感性素质的同时，让美育中情感和美感发挥其陶养作用，以促使学生产生的富有正能量的情感，进而表现出与之对应的高尚的、积极的行为。

(二)发掘非艺术课程中蕴含的美育元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蔡氏有关“美育”和“美术”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和探究拓宽了美育的范畴，那种认为“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的观点未免过于狭隘，“美育”是广泛的，这种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对于促进各个学科相互交叉融合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因此，每一门学科在“智、美、德”三者的教育之中必有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但这并不能否定或者无视它在其他方面的次要价值，蔡氏认为“美育”广泛地存在于各个学科之中，有些是显性的，而另一些是隐性的，把枯燥的知识灌输改变成艺术性的思考，美感的发掘为提高学习兴趣提供了渠道，从而实现课堂教育由技术到艺术的转变，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教学质量都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智育和美育和德育各有其用、互为补充

蔡氏认为人的精神世界中“知、情、意”三个维度的教育的主要功能分别由智育、美育、德育分别担负并且遵守“以德为先”的发展模式。与现代教育提倡的“立德树人”理念有着一定的契合之处。而美育对于情感的陶养作用并不是否定人的情感的与生俱来性，而是强调和推崇一种更加高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在美育的陶养之下所产生的，它对人的行为具有更加崇高的价值判断和驱动力，此处强调了美育对于人情感的“陶养”作用以及在“美育”的“陶养”作用下所产生的高级情感对人的行为的强大推动力。

在三者的关系上，蔡元培在对智育和美育共同作用于德育的关系做了充分的论述，而对智育和美育之间的关系却涉及较少，只谈及了智育课程中蕴含了美育诸元，但是对美育中所蕴含的智育却认识不足。笔者认为美育课程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智育资源，如每一个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人文背景、地域特色、风格特点以及创作者的个人创作风格和美学价值取向等等，这些丰富的知识需要老师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要做到内容和形式、美育和智育之间的相互协调统一，把蕴藏在具体作品中的知识、情感和美感充分发掘出来，让学生接受美育熏陶的同时又学到相应的知识，使得学生在审美感知、思想认识以及道德情操等方面都能够得到完善和提高。

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思想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精髓部分，它是在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如今，中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新的时代给教育提出更多新的要求和挑战，而不论时空怎么转变，教育“以人为本”这项定律是不变的，而“人”的精神和质性特点却是很难改变的，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虽有很多时代的特色，但他更多地是对于“人”这个本体发展的持续关注。他的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倡导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以及“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要求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对当前教育的改革和进步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只不过这种教育理念在现实的实践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也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般地人云亦云，而应该从理论的高度上充分认识到其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才能够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至于厚此薄彼甚或是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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