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生性人口收缩的主要特征、影响及政策建议

王炳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10)

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一国或地区的人口出现趋势性缩减有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情形。外生性主要由战争、瘟疫等外生事件冲击造成[1]。内生性主要由人口内在机制——长期的低生育率推动，人口发展呈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特征，并伴随较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结果显示：我国较低的生育率水平已持续了20多年，虽然目前总和生育率仍在“警戒线”以上，但预测显示，人口拐点将在2025年前后到来，随后将进入内生性人口收缩阶段。新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需要做好前瞻性分析预判，尽早做好战略性应对部署，促进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均衡发展。

根据“七普”数据，结合未来生育水平高、中、低3种假设方案，采用队列要素人口预测法，对2023—2050年我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如下。

(一)人口总规模持续快速下降

假设未来我国总和生育率能维持在近10年的平均值(约1.4)的水平，人口总规模的峰值将约在2025年出现。如果人口生育率在新的人口激励政策下反弹到1.6以上，并能维持这一水平，那么人口负增长时代将会被推迟到2030年后(见图1)。

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人口数量下降速度加快，2030—2050年，人口规模年均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约0.02个百分点，到2050年降至约-0.46%的水平(见图2)。

(二)人口自然变动趋势将发生逆转

综合考量3种方案的预测结果，2025年之前，我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大概率会出现交叉，之后人口自然出生率将继续下降，人口自然死亡率将保持平稳上升趋势，人口的自然变动趋势将发生根本性逆转(见图3)。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形势日趋严峻

预测显示，在2025年左右老龄人口占比大幅上升，将超过少儿人口占比，老龄人口占比约在2040年接近30.3%。虽然2040年以后，老龄人口总量增长略有放缓，但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数量增长加快，占总人口比例上升，到2050年约达到11.2%。

图3 2020—2050年我国人口自然变动趋势

(四)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

根据预测，未来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持续上升，2033年后上升速度加快，到2040年上升到约63.1%的水平，到2050年上升到约72.2%的水平。其中，在2027年左右，老年抚养将比超过少儿抚养比，并持续成为主要人口负担(见图4)。

图4 2020—205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变动趋势

(五)人口收缩的区域性差异更加明显

根据预测，在2025年前后我国各省(区、市)人口陆续进入负增长阶段。“七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东三省已进入持续人口负增长阶段，且负增长有加重趋势；
2020—2030年，大多数省份的生育水平将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人口增长拐点，但受人口迁入的影响，会慢于中西部一些地区，如湖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区；
约在2030年后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地区有广东、河南、广西、海南等省(区)。西藏和新疆地区将持续保持人口自然正增长[2]。

在经历过内生性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中，德国、俄罗斯、日本、匈牙利、立陶宛和波黑等6个国家(以下简称“六国”)负增长时域相对较长，能够代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体量和水平。以“六国”为例，对各国人口与影响变量数据进行拟合，采用同原点比较方法，分析其人口持续缩减对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人口内生性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

分析近70年来全球人口内生性收缩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发现，人口持续下降的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有的甚至表现为持续稳定上升。以“六国”为例，观察其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变化发现，“六国”在人口负增长阶段仍能实现较稳定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3]。

(二)人口内生性收缩对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小

考察俄罗斯、日本、匈牙利、立陶宛和波黑(德国相关数据缺失，不作分析)在不同人口减少比例情景下劳动参与率变动情况，结果发现，俄罗斯、日本、匈牙利、波黑四国在各国进入人口收缩阶段，无论人口缩减程度如何，其劳动参与率均未出现较大波动。匈牙利约在1991年以后劳动参与率出现较大滑坡，但主要是由该国当时的政局动荡造成的。

(三)人口内生性收缩对固定资本形成产生差别化影响

观察“六国”在最长人口负增长时域内和在不同人口缩减比例下，固定资本形成(以固定资产占GDP比重表征)的变化发现，在最长人口负增长时域内，俄罗斯、日本、匈牙利、立陶宛四国固定资本形成出现上升趋势，而德国和波黑出现上升与下降交替的大幅波动。这说明不同国家的人口内生性收缩会对本国的固定资本形成产生不同影响。

(四)人口负增长与技术进步无绝对关联

考察“六国”人口收缩与技术进步(以年专利申请数量为表征)关系发现，除波黑外，各国在不同的人口收缩时域内，年专利申请数量均保持平稳。波黑于20世纪90年代，在一个短暂的时域内，出现年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下挫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政治局势的动荡，与人口规模的收缩并无明显关联。

(五)人口内生性收缩对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较大冲击

各内生性人口收缩国家的实践表明，生育率往往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形成一种新生育文化，且一旦形成极易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演化成为全社会的低生育文化。持续的低生育和超老龄化会消除人口的“后浪效应”，地域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和活力会严重削弱。数据表明，一旦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啃老”“老后破产”以及养老金覆盖不足等问题会接连出现，影响社会安定。

根据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我国人口转型阶段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内生性人口收缩将提升经济增长成本压力，但也将激发经济增长新动力

内生性人口收缩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数量型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传统中国制造的劳动力基础将逐步瓦解，产业转移和升级压力增大。我国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持续承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老年群体的增加可能会抑制社会总需求，导致市场萎缩，引发“逆乘数效应”。个体储蓄倾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将不利于投资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人口负增长影响企业投资预期，形成投资意愿减弱的“预期效应”，导致国内投资需求下降。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人口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前景最终要受到市场需求、市场容量和劳动供给的约束。但我国经济增长回旋空间和潜力仍然较大。根据预测，我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出现下降，但到2050年仍可保持12亿人以上的规模，随着“单身经济”“银发经济”的兴起，新消费潜力将逐步迸发；
劳动人口虽然逐渐减少，但到2035年有8亿人以上，到2050年有7亿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辅以女性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的合理开发，以及未来数字时代的“机器人代工”，可以为产业升级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人口素质出现较大提升，到2030年，劳动人口中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人口和研究生毕业人口规模将分别有 2亿～3亿人和0.6亿～0.8亿人，人力资本雄厚。同时，更加顺畅有序的人口流动迁移，可优化人力资本与资源禀赋的配置，保障产业“雁阵”转移在国内区域间进行，为经济实现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4]。

(二)内生性人口收缩将一定程度降低社会创新活力，但也孕育创新机遇

人口内生性收缩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现代技术创新的主体人员结构。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规模的缩减和结构的老化，使全社会对经济和市场变化的敏感度、适应性有所降低，进而对社会整体创新活力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内生性人口收缩也会倒逼市场主体加快技术革新，更多发展劳动节约型技术产业，如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推动新业态、新模式伴随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随着老龄化的逐步加深，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智慧养老将迎来高速发展契机，相关老龄科技创新将加快发展步伐，在提高养老服务水平的同时也为全社会提供更先进的服务日常生活的科技[5]。

(三)内生性人口收缩将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环境压力

随着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将继续增大。部分财政收支紧平衡的地区将进一步面临养老金支出大幅增加的压力。同时，随着人口规模的收缩和人口流动的加快，家庭“微型化”“空巢化”问题进一步凸显，使传统的家庭功能进一步削弱。较大的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较重的社会抚养负担，将使潜在的社会问题与风险逐步浮现，对“条块分割、自上而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基层治理模式形成挑战。但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均生活资源与自然资源占有率会有所提升，使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制约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根据预测，未来30年，随着我国人口的逐步收缩，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能源等资源占有率将比目前提高约20%，将大大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也有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
同时，我国人口逐步收缩和人口结构变化对解决“大城市病”也具有积极作用。

(四)内生性人口收缩为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带来冲击，也将为文化创新提供动力

当前，我国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主要以成年型社会形态为基础而构建，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6]，必然要受到“适老文化”的冲击。随着“单身”“丁克”等观念的流行，传统的家庭观、婚姻观、养老观等文化价值基础将受到挑战。但随着普遍具有较强养老储备、较高知识层次、较强文化产品需求的“新生代老年人”群体人数快速增加，必然带动社会各界加大老年文化投入，推动老年文化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为我国文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应对人口发展新形势，我国应全力降低人口规模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紧抓人口新国情催生的新机遇，着眼长远，综合施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本文从以下4个方面提出应对内生性人口收缩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顺应人口新国情要求，构建适应人口新国情的政策体系

建议中央设立高层级的“大人口”事务协调机制，整合多部门资源，促进生育与养老、教育、就业、住房、卫生等政策的协调联动，打好激励相容政策组合拳，提升合理生育水平。建立“全链条”生育综合保障支撑体系，加大生育激励力度，有效降低生育成本。探索设立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实现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提升生育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质量，促进优生优育。加快完善老年福利法、老年人就业规定等法规，依法保障老年人就业，使老年事业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二)积极挖掘人口数量、素质等综合红利，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善劳动力专业结构。探索实施有弹性的退休制度，提高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完善老年人就业服务体系和培训教育体系，积极开发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力资源。探索和完善吸收外国移民制度，积极引进国际各类人才。大力发展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在部分生产和服务领域全面推进机器人代替人工。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乡人口布局，加强职业农民培训，增厚农村人力资本。

(三)构建多层次现代保障体系，提高养老保障能力

建立社保基金现代投资管理机制，拓展其投资增值渠道。配套延迟退休制度改革，稳健适度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坚持市场化原则，发展现代商业养老保险，减轻基本养老保险压力。创新养老模式，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康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建设“养联体”。推进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多场景养老服务应用，大力发展“智慧养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完善乡村养老基础设施，优化农村养老硬环境。

(四)培育新时代人口关怀文化，营造良好人口发展氛围

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鼓励发展大家庭和多代同堂家庭。积极构建和谐、友爱、包容、担当的新型家庭文化。树立和培育积极老龄观，培养老年人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精神风貌，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积极推动传统优秀“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动孝老爱亲成为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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