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的俄国二月革命观

王思雨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00)

李大钊被誉为“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1]，因此，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比较注重研究其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强调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而相对忽视了其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认识和研究。事实上，正如莫里斯·麦康纳所言：“他(李大钊——笔者注)对‘二月革命’的反应已经预示了他对‘十月革命’的反应。”[2]李大钊早在留日期间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但直至1918年12月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才明确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3]364，并高度赞扬俄国革命的胜利，此时方能从他的文章中寻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赞同与选择。由此可见，李大钊是从俄国的革命实践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从高度关注继而赞扬俄国二月革命到观望转而热烈赞颂十月革命的转变，其思想也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而对于俄国二月革命的深刻认识正是其思想实现第一次转向的关键。因此，本文拟将研究重点放在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认识上，并试图系统梳理和提炼其关于俄国二月革命的主要观点。

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的参战使其国内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前线部队武器装备不足、补给困难，后方民众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并日趋表面化。俄历1917年2月23日(公历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的妇女们忍无可忍走上街头，为了“面包”举行抗议示威，拉开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序幕。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政党充分利用民众的力量，逼迫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作为欧战中协约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国，俄国的革命形势深刻影响着欧战的走势，因此，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极大关注。彼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出于对民国外交和国家命运的关注，正在激烈讨论是否要加入协约国集团并对德宣战，此刻来自协约国集团内部的大变动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俄国此次政变与欧战前途发生如何影响，此为留心外交者亟宜研究之一问题”[4]。一方面，二月革命的爆发和欧战前途息息相关，“当此欧战吃紧之际，一旦肇此巨变，俄民既因反对战事而推翻政府，则俄德军独媾和之谣或将成为事实，万一果成事实，不但欧洲战局必有极大之变动，即协约方面之破裂亦在意中”[5]；
另一方面，此次革命的“共和”意义促使中国知识界反观诸己，殷殷期盼其对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影响，“夫俄果共和，则其对于平等自由之障碍，各国将来亦必一扫而空之”[6]，“俄之革命，可谓成全球平民政治之后劲矣”[6]，“不知我国之野心帝王专制家，何以仍不稍退一步”[6]。孙中山也对俄国二月革命给予高度关注，并一改从前反对沙俄的态度，对此次革命的成功大加称颂。孙中山认为，俄国二月革命是“共和革命”，不仅和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属同一性质，甚至深受辛亥革命影响，称“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7]。他一方面强调二月革命的重要影响即是使欧战的局势大为改观，英俄联盟的势力被削弱以及帝国主义俄国的被推翻具有世界性的政治意义，标志着帝制不可复活；
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俄国内部的复杂情况，并结合自身经历作出了俄国“来日狂澜正难料也”的预言[8]。

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的态度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知识界具有一致性，即反应及时，态度积极。俄国二月革命于公历1917年3月8日爆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5日成立，相关消息最早于国内见诸报端是在3月17日——《大公报(天津版)》以《俄国京城大革命》为题报道了发生在彼得格勒的兵变。仅仅相隔一天即3月19日，李大钊就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对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如此快的反应速度显示了其对该事件的高度关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又陆续以专文或独段的形式对俄国二月革命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析。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他将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视为同一革命的不同阶段，因而在撰文论述和宣传十月革命时，对二月革命仍有提及。单从涉及俄国二月革命的文章数量和发表时间来看，李大钊对这次革命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研究也是深入、持续的；
就其主要观点来看，李大钊对这次革命是高度赞赏的，他认为这次革命是“自由与胜利”[3]211的典范，不仅能够“厚我共和之势力”[3]30，亦能将民主主义的光芒撒向世界。相关文章见表1。

表1 李大钊关于俄国二月革命的文章

(一)梳理与介绍：俄国革命史与俄国二月革命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史的认识和了解是较为全面的，他对俄国二月革命的全面阐释是建立在对俄国革命史的梳理之基础上的，因此，分析他的俄国二月革命观也应由此切入并展开。

首先，李大钊对俄国革命史进行了梳理。李大钊以俄国革命史上的几个重要阶段为线索，对“很有目的、很有精神的”俄国二月革命的缘起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从中可以大致看出俄国革命史的发展脉络。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爆发于1825年，这次革命是受到法国大革命和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十二月党人”发起的一次起义，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却给沙皇专制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此为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主要包括亚历山大二世在位(1855年3月2日-1881年3月13日)期间先后发动的两次大改革，即解放农奴和实行地方议会制度。这两次具有革命性质的改革尽管都失败了，且“‘沙’(Czar)的自由主义虽然渐就萎谢了，但是人民终竟由此得着了点东西”[9]397。同时，“少量自由的允许，引起人民更进一步要求自由的动机”[9]397，“虚无党”由此应运而生。“虚无党”人建立了秘密组织，其“会员皆互不相识，其受党魁之命令，实行暗杀时，则先授以暗杀之械具，并附之毒药，以为被捕时自裁之准备，免泄本党之秘密”，“其主义在灭绝皇族”[3]3。亚历山大二世即死于该组织的刺杀。到了第三阶段，即亚历山大三世及尼古拉斯二世在位(1881年3月13日-1917年3月15日)期间，俄罗斯的两大势力，即沙皇及其下属官吏、军队与革命党人之间一直处于相互争战的状态。其间俄国革命党人于1905年借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之机发起了革命，颁布了宪法，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并未真正推翻沙皇的独裁统治，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皇统治才被彻底推翻。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愤而起义到1917年3月8日二月革命爆发，俄国历经近百年的革命斗争，才终如李大钊所说：“罗曼诺夫王朝的命运就从此告终，新俄罗斯的纪元亦就从此开始了。”[9]398

其次，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过程、俄国共和政府内阁的构成及其政纲和举措进行了介绍。李大钊称俄国二月革命为大革命，这场震动世界的大革命爆发于欧战期间。1917年3月8日，先是彼得格勒的妇女们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其后革命遂呈愈演愈烈之势，“至十二日，革命军之旗帜，益以鲜明，市民汹汹，揭赤色旗，焚烧法庭，破坏监狱，解放囚徒，戕害警察，而炮兵工厂及冬宫之炮台被占，而众院被围，而哥里金辞职，而帝党及官僚纷纷被捕，俄皇仓遽还都，中途淹滞，六军不发，遂暂驻卜士阔府以观形势。十四日，军队布告迄于召集解决国体之宪法会议，承认众院临时委员会之权力，秩序略定，十五日，该委员会网罗各派领袖组织临时政府，以李佛夫为总理，俄皇遂下逊位之诏，让位于乃弟哈灭尔亚雷山大罗威奇公，公亦辞，遂以国体让诸宪法会议投票决之，新俄共和国遂以建立基型矣”[3]111。至此俄皇退位，国家政权握在了“受温和社会党人扶助的自由党人”手里[9]403。李大钊对俄国共和政府内阁的阁员也进行了介绍，悉数列举了其中一些重要阁员的职务。如众院中央党领袖李佛夫任内阁总理兼内务总长，众院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哥夫任外交总长，众院工党领袖凯兰士奇任司法总长，十月党的谷奇哥夫任陆海军总长。李大钊对俄国共和政府内阁的构成是较为认同的，他认为“新内阁实组织于众院行政委员会，阁员多民党知名之士，平日之行动，大博国民之信任”[3]24。李大钊的这一结论不仅表明其对俄国共和政府内阁构成的认同，也暗含着他对俄国共和政府所颁布的政纲、举措的称许，认为新内阁的八条政纲充分彰显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特征。如第四条“确立政府及宪法，速为基于普通选举召集国民会议之准备”、第六条“基于普通选举，布地方自治制”，都表明了要赋予国民政治权利，建设民主制度。再如第二条“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扩张是等自由于军事上并学艺上”[3]112，明确规定了国民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所享有的自由。这一简明却集中凸显民主、自由、平等追求的政纲，让当时还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大为赞赏：“此八项者，实俄国之《大宪章》也，《权利宣言》书也，《独立宣言》书也，临时宪法之神髓也……”[3]28因此，他表示：“甚乐为之大书特书，载吾报之首页。”[3]28他认为，俄国共和政府的政纲设计颇有民主之精神，其所颁布的举措也颇有章法，“一切处置，颇称果断”[3]112，不仅对内注重维持秩序，同时也没有放松对敌国的警惕，“对于战争之进行，益加奋励”[3]112，俄国必由此“作战之气益壮，血战之策益捷”[3]112。

(二)分析与阐扬：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与内在逻辑

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认识并非仅停留于梳理和介绍史实，而是结合当时的世界形势对其爆发的原因和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和阐发。

首先，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1917年3月19日，李大钊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从远因和近因两个方面对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分析。远因方面，李大钊从历史的角度寻找二月革命爆发的根源，其核心观点是两种思想的交锋埋下了革命爆发的种子。他认为，自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俄国沙皇，1682-1725年在位)以来，俄国新旧两种思想就在不断交锋，“新思想则以伯脱罗古拉德为中心，旧思想则以莫斯科为根据。此二种势力，遥相对峙，反动不已”[3]2，“斯拉夫派以保存俄国国粹为主义，其理想多在过去……欧化派以输入欧洲之新文明为职志，其理想多在未来”[3]2。旧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即官僚主义盛行、独裁历史根深蒂固、独裁统治下的阶级差异巨大——“俄国社会，分为四等阶级，即贵族、僧侣、市民、农民是也。其中以贵族、僧侣为最有势力，而以农民为最苦，农民之数又占其全人口十分之九”[3]5。在严酷的专制统治下，俄国出现了以暗杀皇族为目标的“虚无党”，出现了极力歌颂人道主义的俄国文学；
反抗压迫的地下势力自1825年起就与沙皇统治下的官僚集团持续对抗，尽管“屡起屡仆，卒未告厥成功”[3]1，却为后来的革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近因方面，李大钊聚焦俄国社会现实，从六个方面揭示了欧战背景下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他指出，当时的俄国君主立宪制只是口号式的，实际上仍是君主独裁，不仅“大臣之任免黜陟，其柄一操之于俄皇”[3]6，而且皇帝为了扩张自身的权力，减少内阁对皇权的限制，匠心独造了内阁分裂。同时，由于上院“其所决议，多与众院之自由政策相表里，帝党及官僚，因而失望”[3]6，因此，俄皇重新任命纯粹的右党议员担任正副议长，国会上院也因此名存实亡，完全听命于俄皇。除了大权在握的俄皇，掌握内阁的内务总长蒲氏(蒲罗特蒲蒲夫——笔者注)和作为德国皇家之女的俄后相勾结，密谋与德国单独议和，“蒲氏与议会已成不两立之势”[3]9。就在沙皇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刻，两个事件的爆发使革命一触即燃。一是俄历1917年2月中旬，俄政府以有革命党嫌疑为由逮捕了中央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多名代表，“工党对此异常激昂，率相投袂而起，以猛烈之同盟罢工，为示威之运动”[3]10；
二是俄国的谷类“以运输供给之方法不善，以致莫斯科及其他重要都市，面包之供给，颇告不足”[3]11，饥寒交迫的俄国民众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揭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

彼时，中国知识界不乏对俄国二月革命的分析，但大多或失之偏颇或流于表面。如《大公报(天津版)》于1917年3月19日发表时评《俄国革命之原因》，将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为政府压迫太过，二为人民生计困难”，归根结底是“面包问题”[10]；
再如《神州日报》于同日发表社论《俄国革命(一)》，重点提及虚无主义对俄国民众的影响；
又如《时报》在20日刊登《俄国革命之由来及今后之进行》，主要提及俄国民众对妖僧拉士布金和俄后的亲德集团的痛恨。相比之下，李大钊在分析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时，则既有对俄国革命史的追溯，又有对俄国及世界现实的阐释。其中，他对俄罗斯文学在革命爆发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专门论述，认为“吾人实未见其他国家尚有以诗歌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至于若此之程度者”[3]234。关于这一点，他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俄罗斯革命与文学家》两篇文章中作了更进一步论述，并指出俄罗斯文学有两大特征：一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即在沙皇专制统治之下，“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3]258；
二是作品内容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凡夫博爱同情、慈善亲切、优待行旅、矜悯细民种种精神，皆为俄人之特色，亦即俄罗斯文学之特色”[3]259。这两大特征使“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的俄罗斯文学成为革命酝酿、爆发的主因之一[3]259。

其次，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爆发的内在逻辑进行了阐扬。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的关注并未停留于事件本身，而是敏锐地注意到了促使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并以“面包”和“工人”为切入点进一步阐释了二月革命爆发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李大钊高呼“神圣之面包”，认为“俄国亦既以面包革命闻矣”[3]23。当时的俄国外有欧战使民众“朝为斗士夕为饿殍”[3]23，内有沙皇专制统治使民众不得自由，因此，民众被迫愤而反抗，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换取面包和自由，“和平之曙光，必将昭发于面包问题”[3]23。另一方面，李大钊认为社会革命来源于社会问题。他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凡社会对于一特定之阶级，一特种之身份存排斥之见，轻蔑之心，不肯与以同情，不愿界以职业，限制其活动，屈抑其地位，则居此阶级、具此身份者之生活，必成为社会问题。”[3]120而一旦有了社会问题且统治者对此无动于衷亦不加改善，则“特定之阶级”或“特种之身份”的社会群体就会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谋求救济之道，即如“俄国革命之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3]120。不仅俄国如此，德国、意大利也将如此，“柏林与维也纳之工人，他日亦终必为德、奥二邦革命之媒、自由之母”[3]120。

(三)思考与延展：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及20世纪革命形势

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的影响有着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这次革命不仅对俄国自身影响甚著，而且“惟其影响所及于吾国并世界之政治前途，关系绝非浅鲜”[3]29。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其高度关注俄国二月革命背后的深层原因。

首先，在李大钊看来，俄国二月革命是“自由与胜利”的典范[3]211。当时的俄国是世界上专制氛围最为浓厚的国家之一，有着非常悠久的封建专制统治史。李大钊指出，20世纪初，世界革命风起云涌，“而革命之酝酿最久，国民之牺牲最多，屡起屡仆，卒未告厥成功，以苏其困苦颠连于专制政(治)下之民生者，厥惟宫庭阴谋政治根深蒂固之俄罗斯”[3]1。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月革命的胜利就显得尤为珍贵和不易。一方面，经过此次革命，俄国推翻了专制统治，“自由政治之基础，必缘兹而确立”[3]2，因而此次革命堪称“自由政治之曙光”[3]2；
另一方面，“民众之感情均倾于共和立宪制”[3]25，足以证明“新俄罗斯共和国之基础，已确立于其国民之思想”[3]28，自由民主已经在俄国国民意识中生根发芽。

其次，李大钊认为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厚我共和之势力”[3]30。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的高度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正在为中国社会寻找前进的方向。在他看来，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至少能在两个层面上给中国带来“曙光”。一是“引俄为前车”，“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3]30。辛亥革命以来，尽管已改建共和，但仍有许多人对共和制抱有疑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凡此种种更是令李大钊深感忧虑，他希望以俄国为鉴，告诫国人不要再进行无谓的“官僚政治”的尝试。俄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同样具有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二月革命的爆发无疑是共和潮流不可逆转的强大佐证，“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3]30。同时，俄国共和政府的政纲也非常符合李大钊对民主共和的设想，他特意将其分别刊登于1917年3月27日的《甲寅》日刊和1917年4月1日的《言治》季刊并加以解释：“吾人于此庄严神圣之纪念物，甚乐为大书特书，载吾报道之首页，以益显世界民主政治之光辉也”[3]28，亦作为国内政治之参考。二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俄国共和政府成立后，于1917年4月10日发表宣言称：“自由之俄罗斯志不在控制他国，或剥夺他国世袭之国产，或强占外国之地，惟求根据国家权利，建设持久之和平，决定己国之命运，俄国不欲压制或侮辱他人，但亦不愿受辱。”[11]据此，我国人民对崭新的俄国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俄国共和政府会结束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即如鲠生所言：“俄罗斯大革命之报震撼寰宇，旧政府之人物一扫而空，俄罗斯旧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比如瓜分远东、分割中国、日俄提携等侵略政策亦随而根本改变。”[12]李大钊也认为，从此中华民国之近邻“增一姊妹共和国，固不仅为吾邻贺矣”[3]25。因此，在他看来，从内政和外交双重角度考量，俄国二月革命都是至关重要的，更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最后，李大钊认为，“俄国民主主义之光芒，既已照耀于世界……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3]30。欧战爆发以来，以个人专权为特征的“新英雄主义”逐渐盛行，不是说“哲人政治”，就是说“贤人政治”，“吾之东邻，寺内内阁之成立，即以是为招帜者也”[3]29。这一思潮也逐渐蔓延至国内，对此，李大钊鲜明地指出，所谓“贤人政治”不过是“官僚政治之梦想，开明专制之变相”[3]29，必须要“予以当头之棒喝，俾为痛切之警悟”[3]29，并以俄国二月革命为例证对此进行了深入论述。俄国作为官僚政治历史最为漫长、专制统治最为牢固的国家之一，其国内爆发的民主革命对于世界集权政治来说是一次异常沉重的打击。不仅德国受俄国二月革命影响甚巨，以致“社会党于议会大声疾呼，以倡言民主政治而不讳”[3]203，而且世界范围内的专制主义势力因此愈加薄弱、民主主义势力因此愈加强盛。李大钊用“向心力”和“离心力”来分别指代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指出“世界政治之趋势，向心主义之势力日见缩减，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此为不可掩之事实”[3]202。

此外，李大钊对于20世纪世界民主革命潮流不可阻挡的判断是非常坚定的。欧战刚刚爆发之时，协约国集团屡战屡败，世人对民主主义的存续持悲观态度，认为德国将大获全胜，官僚主义将战胜民主主义。而李大钊却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表面的，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一方面，欧战之时也是各国民主主义觉醒和发达之时。对此李大钊解释道：“一官僚政治之国，无论外患若何危迫，其民终以内政改革为务，甚至乘机革命亦所不恤也。”[3]143另一方面，各国“既获自由，更望胜利”[3]211，世界民主主义阵营的不断壮大也将加速民主主义的最终胜利。“俄、德之国民而欲常保其国民之自由，则不可不努力以求国家之胜利”[3]212，并且不仅本国国民将为维护民主和自由而战，各国国民也都将投入其中，“俄国之自由，不仅俄人爱之，似德人亦爱之，不仅俄人以全国之努力保之勿失，似德人亦将出其多数之努力为俄人保之勿失”[3]212。李大钊因此坚信，欧战必将以民主主义阵营的胜利而告终，20世纪的世界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面貌一新。

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之前，李大钊从未对异国的革命情况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除了二月革命本身的特殊性外，还在于这次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具有借鉴意义，即李大钊是以中国革命的前途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关注和思考二月革命的，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其思想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向，而理解并厘清这一转向的缘起和脉络也是探讨李大钊二月革命观的意义所在。

首先，李大钊注意到了俄国二月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以及劳动阶级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在论及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李大钊将“工党之激昂”作为近因之一加以阐释，认为政府对工党采取的压制手段招致了猛烈的同盟罢工运动，工人团体在俄国二月革命中发挥了先锋作用。除了社会民主党所发挥的直接作用，李大钊还关注到了其所发挥的间接作用，“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СДРП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不啻为社会民主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也”[3]191。另一方面，李大钊也注意到了劳动阶级的作用，但在此时的李大钊看来，俄国二月革命的中心势力不在劳动阶级，而在“大俄罗斯全人口中少数的知识阶级”[9]401，这些人“看出自由俄罗斯的光景而决心致之实现”[9]401，是“革命原动力”[9]401。“农民、无产阶级、工人、职业阶级”被他看作“一种另外的要素”[9]401，需要通过教育予以动员。

其次，李大钊结合欧战战局对社会民主党予以持续关注。根据当时的战况和局势，李大钊注意到“社会党之行动颇足与莫大之影响于战局，则为不可掩之事实”[3]178，但社会民主党对于战争的态度却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盖有战争，则资本家因军需品之供给、军事公债之应募而获丰厚之利益，其下级劳动社会，则为国家驱入凄惨之战场，以生命血肉为牺牲，结果乃以益富者之势力，而长其横暴”[3]178，因而就社会民主党本心而言应当反对战争。另一方面，英、法、比的社会民主党认为，“此次之战祸，全为德之独裁政治所酿成，此独裁政治之根株不绝，世界之平和终无希望，即各国之民主政治亦有危险，故宁一时牺牲其主张以赞成战争”[3]179；
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因罗曼诺夫王朝与德国皇室的密切关系，意图通过与德对战，间接与国内封建王朝对战，因此也赞成战争。然而，战争的残酷超出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想象，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逐渐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开始重新倒向“非战”的一方。在这个过程中，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封建王朝的独裁统治，使德、奥等国社会民主党当初赞成战争的主要原因不再成立，即无需再通过反抗独裁者的战争来争取民主政治存活发展的可能，于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回归初心，图“平和运动，乃以益急矣”[3]179。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主战的其他党派间的矛盾愈加激烈，社会民主党于是采取猛烈的罢工活动予以警惩。李大钊对这场“平和运动”的未来走向格外关注，尽管“此种运动之效果若何，殊难为确切之测度”[3]178，但“吾人将于此次战争，一觇社会党之势力何如矣！”[3]181

对于留日期间就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李大钊而言，俄国二月革命和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无疑给他提供了一个观察和了解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绝佳窗口。第一，他开始注意到新的社会问题，如工人阶级问题、学生问题、妇女解放问题，认为“解决工人问题(农民之疾苦亦包于其中)、妇人问题等”[3]121是当时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急务，是“今世之文明谋人生之幸福所必经之阶序”[3]121，这与当时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思考方式如出一辙。第二，他关注到世界范围内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长，英、德、俄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在本国掀起了罢工浪潮，打出“与我面包”“与我普通选举”“与我平和”[3]192的口号，甚至“柏林全市亦将变成赤旗之世界”[3]192。第三，他对“革命”的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全面阐释俄国二月革命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了“暴力”和“革命”之间的关系，“俄国苛察”[3]246不受法律约束，“以非法之暴力，而凌轹法律上之主权”[3]246，此时的社会问题诉诸法律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寻求其他解决途径，即“曲、变、激、力之道，小则出于暗杀，大则出于革命”[3]246，因此，“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3]247。李大钊通过对俄国革命的观察，从社会层面上找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即革命是暴力统治之下民意伸张的方式，蕴含了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与认同。这一时期，李大钊将其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和主张称为民治主义。在对俄国二月革命和欧洲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观察中以及对民治主义的解读中，李大钊的思想显现出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向的痕迹。这也使他在不久后面对风云再起的俄国形势时没有选择恐慌和批评，而是在经历了短暂的观望之后，大力赞扬和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布尔什维主义的信仰，最终实现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

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认识是相对全面而深刻的。他对俄国二月革命的兴趣始于早期对民主的赞颂和追求，认为二月革命是民治主义的绝佳实践；
而推动他深入分析并持续关注这一异国革命的动力则是其朴素的爱国主义。世界形势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深深担忧这场革命的连锁反应会波及中国，但更加殷切希望从这一和中国有着同样漫长封建统治史的邻国身上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在阐释俄国二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一方面对20世纪革命爆发的逻辑和形势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另一方面开始关注俄国二月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对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政策有了实践层面的认知。可以说，李大钊是在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化，对俄国二月革命的思考是李大钊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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