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唐城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上海 200082）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生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不能瞧不起产业工人。我们建设现代化，就要抓制造业，搞实体经济。一定要转变观念，大力培养产业工人。”①《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服务能力》，载《中国教育报》，2022年10月22日。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推动建设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上海市总工会与复旦大学于2022年11月29日联合举办“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上海市相关委办局领导，地区、开发园区及企业工会工作者进行研讨交流。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对于打响上海制造品牌，推进上海先进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发展，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基础性作用。目前，上海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与实践。

（一）政府、高校、工会、企业共建产业工人技能培养体系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毛丽娟表示，近年来市教委在专业层面坚持工学结合，在院校层面深化校企合作，在产业层面推进产教融合，通过现代学徒制培养“适销对路”的产业工人。一是深化产教融合规划布局，发挥企业重要的办学主体作用，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成立12个行业和16个区域职教集团，吸纳成员单位800多家，使之成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重要载体；
二是强化教师队伍，构建系统化、规范化教师培训网络，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同认定宝钢、上汽集团等19个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三是强化终身学习，构建学分银行体系，推动技能形成可持续发展；
四是优化专业布局，对标“五个中心”“四大品牌”建设，服务“3+6”新型产业体系，建设专业调整动态数据库，采取“工学结合”“分阶段培训”等多元培养方式，服务产业工人文化素养、技能水平与学历提升。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屠蓉提出，市人社局积极推动大规模职业技能教育，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支持大企业自主培训，为缺乏培训能力的中小微企业提供集中培训服务；
围绕青年大学生、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针对性培训；
依托大型企业、院校、协会、园区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引领各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引进国际知名培训品牌，提升本市培训能级；
创新培养模式，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实施“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培训机制。

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周奇指出，上海工会全力推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厚植工匠和高技能人才成长沃土，推动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积极推动企业与院校深度合作，联合市教委等七部门出台《关于深化上海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校企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推动14所院校与23家企业签署校企合作框架协议，将“关于推动校企合作加强一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议题；
同时，积极探索上海“双元制”继续教育模式、企业新型学徒制等，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全方位深度融合，打造出一系列具有上海产业特色的突出案例。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吴松指出，在党政群机关的指导下，2021年2月该校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劳模学院，通过与各产业龙头企业联建市级工程中心、合办专业、共建实验室、开展创业就业项目、成立产业学院、打造智能制造工厂等，将社会需求链、科技创新链和人才培养链紧密融为一体，为应用型高校的建设开创出一条新路。

临港集团、临港产业园区工会主席韩国华表示，临港集团主要依托产业大学、实训基地、培训项目等，采用“虚拟校区、实体运营、产教融合、创新引领”模式，加强技能人才培训；
推进重点企业开设订制“技能+学历”课程班，实现在岗工人继续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Y型”双轨制模式；
协调在校学生进企业实习、见习或委培，为技能人才队伍储备力量。上海市机电工会常务副主席袁胜洲指出，上海电气集团充分发挥全国劳模李斌的典型引领作用，坚持“学校+工厂、学历+技能”的办学方针，持续办好李斌技师学院；
探索贯通职前职后教育，为企业输送上手快、适应性强的“新鲜血液”；
持续实践“3+3+3”培训模式，80%的学员获得了学历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ABB机器人中国区副总裁、ABB机器人业务部中国区通用工业业务单元负责人邓奇表示，ABB投入专项资金与高校、科研机构在前沿技术领域开展科研合作，为100多个城市的近千所院校提供实验室、专业教材等培训资源，并通过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积极分享瑞士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为产业工人培养提供借鉴。

（二）注重产业工人技能培养与作用发挥

1.形成高技能人才带教模式，为职业师资队伍补充力量。韩国华表示，临港集团与高校协同探索“双向交叉挂职”模式，即高技能人才在校兼职、院校专家在企兼教，鼓励支持企业管理者、高级工程师在院校挂职，培养一批具有高级职业等级资格的“双师型”教师，开展“一体化”教学。

2.重视开展工人岗位职级评定，推动技能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袁胜洲指出，上海电气探索建立工人岗位职级序列和与之相对应的薪酬标准，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产业工人岗位职级逐年稳步提升，工人岗位最高职级的收入水平与企业管理层副职相当；
同时，大力推进首席技师选聘，选拔生产一线业绩突出的高技能人才，每月给予一定的津贴。

3.加强多样性、群众性、创新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人才交流与创新发展。周奇表示，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是实现国家重大战略、推动产业发展、提升企业创新力的重要载体，也是培育高技能人才的重要路径。上海市总工会举办“上海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奖”评选、上海市职工合理化建议评比等一系列活动，挖掘了以包起帆、王曙群等为代表的高技能人才，推动全市创建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近万个。嘉定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敏表示，嘉定区总工会将工匠个人技能技艺、心路历程等与广大职工共同分享，并通过工匠宣传片、事迹汇编及宣讲报告会等进行广泛宣传，培育更多“能工巧匠”。

（三）构建技能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

1.形成职业资格评价、技能等级认定、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毛丽娟表示，市教委与市人社局共同开展“双证融通”试点工作，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的衔接与对应。屠蓉指出，市人社局制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办法，全面实施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有序开展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聚焦新技术、新职业和紧缺急需行业，征集遴选社会评价机构，面向中小微企业、院校学生和社会人员提供评价服务，引导龙头企业开展特级技师评聘试点。周奇表示，上海工会充分发挥劳动和技能竞赛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作用，打造适应产业发展的竞赛新格局，推动竞赛由“速度型”“体力型”向“智力型”“效益型”转变。

2.健全技能提升激励机制，加大表彰奖励力度。屠蓉表示，市人社局加大培训补贴和表彰力度，形成以鼓励劳动者自主参加培训、企业集中组织职工开展培训以及紧缺急需专项培训组成的“1+1+X”政策群和以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资助、首席技师和大师工作室资助、技术能手评选表彰专项资助等组成的表彰政策群。周奇指出，市总工会推进实施“上海工匠”千人选树计划，六年来已选树583名上海工匠，形成“培育、宣传、引领”三位一体的工匠品牌。

（四）提供产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措施

1.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制定产业政策，以产业蓬勃发展聚企引才。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党委副书记刘芬指出，2020年莘庄镇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集成电路相关产业集聚发展的实施意见》（简称“莘十条”），从落户经营、发展壮大、优质研发、人才引进、人文关怀等方面扶持区域内集成电路企业发展，做好企业与人才服务。

2.以政策为导向，为高技能人才提供保障。李敏表示，嘉定区一方面以教育附加费、工会经费等公共资金为杠杆，支持企业开展职业培训，为产业工人量身打造“工匠训练营”项目，引领广大职工争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另一方面，关心重视产业工人发展，将“技能人才激励计划”作为“双高”人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培养、统一支持、统一使用，吸纳优秀产业工人参加高层次人才研修班，推动区级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建设，使高技能人才享受“线上管家+线下专员”的一对一服务，并分层分类为技术人才提供租房、购房补贴。刘芬表示，闵行区莘庄镇切实加强产业工人“宜居宜学宜业”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对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免费提供人才公寓或给予房租补贴；
开展企业服务日系列活动，为职工提供人才服务；
开展“会聘上海”“春风行动”线上线下招聘，挖掘行业所需人才；
组织体育联赛、职工专场交友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产业工人融入感、幸福感、获得感。

（一）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冲击与挑战

屠蓉表示，在国际国内局势急剧变化、宏观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劳动力总量供给从无限向有限转变，产业技术发展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技能人才培养面临新的挑战，存在技能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培养体系尚待完善、技能人才活力尚未得到有效释放、重视和尊重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等客观问题。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王小林教授认为，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创造效应三种影响机制，造成工作岗位、劳动技能、劳动时间等发生变化。在对2017年中国农民工数据与机器人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使农民工劳动供给时间增加，存在工人过度劳动现象。邓奇指出，2021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增加了51%，达26.8万台，①“Executive Summary World Robotics 2022 Industrial Robots”,https://ifr.org/img/worldrobotics/Executive_Summary_WR_Industrial_Robots_2022.pdf，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1日。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安装量的总和；
全球协作机器人占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的比重从2.8%快速上升至7.5%，②“Market presentation World Robotics 2022”,https://ifr.org/downloads/press2018/2022_WR_extended_version.pdf，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1日。除制造业外，协作机器人还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餐饮、零售、医疗、物流、教育等更广泛的领域，人机协作、人机共融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与此同时，尽管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③《十年来全国工会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载《工人日报》，2022年7月30日。但技能人才总量仍然不足，高技能人才存在结构性短缺，技能人才培养面临诸多挑战。

（二）“普工荒”“技工荒”等结构性矛盾突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星教授认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具有历时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和规律，一方面高技能产业工人是由普通工人经车间生产实践历练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技能有效性的标识并非生产工人掌握生产流程知识，而是其具有能够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的能力。当前面临的“普工荒”问题预示着未来技术工人的短缺。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城乡之间、体制内外、岗位选择之间的技能错配问题突出，存在“学技术是为了将来不做技术”的悖论，从而造成技能错配式的“普工荒”。

袁胜洲指出，目前制造业企业面临较为突出的招工难、留人难问题。一方面，专科院校操作类毕业生紧缺，年轻人从事基础操作岗位的意愿不强，入职初期的离职率较高，而且职业院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培养倾向导致毕业生的技能水平无法适配企业对于专业性强的技能岗位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薪酬待遇偏低、社会地位不高、工作环境艰苦等因素，产业工人队伍缺乏稳定性，而“普工—技师—工匠”的成长路径往往需要大量的生产实践、高强度的劳动及在一线经过数十年的锤炼，这就需要建立与工人付出相匹配的薪酬制度。他同时指出，企业在用工形式上存在合同制工人和劳务派遣工并用的情况，在技能要求上既要复合型也要专精型人才，在跨区域生产制造上存在沪内沪外共用人员的情况，如何分类施策、精准培养各类技术工人值得思考。

邓奇提出，90后、00后的年轻人正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出生、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成果由量变积累到质变突破的关键时期，是充分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代人；
他们有思想、有视野，接受新事物更快，同时也是最熟悉和最高效使用互联网的人群。因此，对于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培养和管理需积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

（三）外部条件与内部机制的双重压力

王星认为，公共服务资源缺乏从外部压制了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动机，而技能培训供给滞后与技能认证效力不足则直接削弱了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绩效，在外部条件与内部机制存在问题的双重压力下，化解制约我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困境任重道远。袁胜洲表示，目前企业产业工人技能培养体系缺乏系统性、持续性、有效性，培养方式主要依靠岗位培训、师徒带教等较为单一的形式；
同时，负责日常生产操作的工人配置有限、工余时间有限，难以组织开展规模化、批量化的脱产培训，工学矛盾较为 突出。

（一）加强各社会主体协作，构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体系

周奇认为，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党的二十大赋予的重大使命，是上海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各社会主体之间应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策支持、企业为主体、社会参与的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他指出，工会应发挥广泛联系职工的组织优势，与党委政府部门协同发力，共同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王星提出，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产业工人之间达成可信性承诺是关键，政府应引领、监督、动员多方参与，整合企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专业力量，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PPP）模式投资建设一批共享性公共技能培训平台，并委托行业性社会组织进行非营利性管理与运营。①王星、徐佳虹：《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8期，第64页。王小林表示，生产率效应和创造效应都要求工人技能进行相应的提升和匹配，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应完善政策，提供充分有效的劳动力技能培训，帮助产业工人提升技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利完成职业的转换。韩国华指出，应聚焦产业链发展需求，打通并构建以公共实训基地、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行业企业为主的多元培训渠道，为技能人才的系统培训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

（二）健全高技能人才培养制度机制，形成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生态

1.打造多层级、多主体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探索新型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王星提出，技能人才的培养尤其要注重生产车间的劳动实践、技术积累和现场技艺，因此，产业工人技能培训体系应涵盖车间实训和规范性知识，这对培养高技能人才、实现工业创新至关重要。韩国华认为，需推广“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的企业新型学徒制；
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设置定制化课程，开展定向定岗培训；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创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建立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机制。袁胜洲认为，需进一步创新职业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劳动技能大赛、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等多层级模式，推动产业由“制造”到“质造+创造+智造”的升级。

2.完善劳动技能参与收入分配制度，健全高技能人才岗位使用机制。屠蓉提出，劳动行政部门应引导企业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工资分配制度，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韩国华建议，企业方面应结合产业集群特点，将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纳入产业工人薪酬待遇体系，建立能力与使用相结合、贡献与待遇相联系的激励机制。

3.健全多元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打通拓宽职业发展通道和路径。王星认为，技能认证体系应关注市场信号，以质量建设为核心，坚持和拓展技能认证社会化，彰显同行评价在技能评定中的专业权威性，推动完善第三方评价机构主导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制，建立技能认证机构的监管体系；
应打破职业资格证书系统与产业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相互封闭的状态，逐步在技能认证、学历与资历之间建立联通衔接机制，在教育部门、人社部门以及行业企业之间搭建技能认证协调机制，合力打造适合中国产业工人本土实际的技能认证系统。袁胜洲表示，需谋划技术工人培养成长“路径图”，探索建立新“八级工”体系，即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精技工匠（企业首席技师）、绝技工匠（集团首席技师），打通技术工人职业发展通道。

4.加大表彰示范力度，推动高技能人才持续性创新创造。周奇提出，应建立健全“培训、练兵、比武、晋级、激励”五位一体竞赛育人机制，深化群众性创新活动，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三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广泛深入开展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
应擦亮工匠品牌，发挥高技能人才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实施上海工匠选树计划，培育具有上海产业特色和城市特点的大国工匠，并推动劳模工匠普遍建立创新工作室，带动一批职工成长成才。

（三）完善技能支持体系，不断激发技能提升的原动力

王星提出，应当将技能发展确立为一项受保护的工人权利，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不单是人力资本如何培育的问题，更是关乎以社会公平和社会融入为核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命题。他认为对普通产业工人的社会保护会产生正向激励效应，使其能安心学习、长期钻研，从而夯实高技能产业工人的劳动“蓄水池”，而公共服务资源获取均等化是重中之重。王小林认为，工会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中扮演着积极角色，在工会组织和制度的保护下，农民工更容易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就业红利，这意味着工会的职能和任务亦需要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变革，以更好地保护工人权利。他指出，劳动供给时间的增加或减少是把“双刃剑”，当平均劳动时间不足时，增加劳动时间具有积极作用；
当平均劳动时间超出法定时间时，增加劳动时间具有负面影响；
这对“灵活就业”“零工经济”下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工业机器人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工会如何保护农民工权益也是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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