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小银行危机无实质性外溢影响，但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有借鉴意义

周皓 沙楠

美国硅谷银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其特定的个性化信贷运营模式、存款客户基础以及资产配置策略，同时也受到过去一年美联储强力升息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次美国中小银行危机没有实质性外溢影响，不过可以能够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对国内金融机构发展起到借鉴和启示作用。

美国中小银行危机发酵

具有40年历史的加州硅谷银行，因为过去一年经营巨额亏损和预期的资不抵债，造成2023年3月9日一天420亿美元的存款挤兑——约占资产总额的1/4，隔天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紧急关闭和接管。硅谷银行危机有可能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商业银行倒闭案，仅次于当时的华盛顿共同银行。

硅谷银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其特定的个性化信贷运营模式、存款客户基础以及资产配置策略，同时也受到过去一年美联储强力升息政策的负面影响。硅谷银行主要服务科技类和生物类约1000家初创企业以及为之融资的风险投资基金，约占美国风投支持此类初创企业的百分之五十。

科创和风投历史上也通常是利率紧缩周期首先受到冲击的行业，比如2000年科技泡沫的破裂。与此相关联，硅谷银行的1731亿美元存款中，96%是超过25万美元联邦存款保险限额的。而典型的商业银行如美洲银行的1.9万亿美元存款中，只有36%超过联邦存款保险限额。这就造成了硅谷银行这类银行在短期流动性冲击和周期运营性亏损时，更加容易出现存款挤兑现象。

最后，在2022年之前长期低利率和流动性充裕的资金环境下，硅谷银行接近一半资产的910亿美元配置在固定低息的长期美国国债和住房抵押债券。而典型商业银行会在升息周期把资产尽量配置在浮动高息的企业贷款或者浮动利率的国债、公司债以及住房抵押债券。硅谷银行这样一个独特的资产配置策略，具有明显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错配特征，是缺乏有效风险管理的典型商业银行案例。

基于运营模式、存款基础和资产配置等方面的特点，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下猛药治理通货膨胀、升息475基点的环境下，硅谷银行债券投资出现巨额账面亏损。在存款挤兑时变现成为实际亏损，加速造成了资不抵债的预期。在最后几天内股权融资、优先股转换债发行，以及银行整体转卖努力失败之后，为了防止存款挤兑风潮的进一步恶化和传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2023年3月10日对硅谷银行即刻接管并关门停业。

此次美国大幅加息过程中区域性银行首先出险至少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部分中小银行的风险控制确实存在薄弱环节，潜在的风险冲击来源也没有引起管理层相应的重视。在风险隐患持续发酵时，错误的应对措施进一步火上浇油加速了危机的爆發。风险事件已经发生，我们不能浪费每一次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对风险传导机理的梳理总结更应重新审视并加以关注。

美国监管机构的应对措施

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的监管体系发生了变化。为更有效地监测、分析和控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美国2010年7月21日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授权组建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简称FSOC），并将监管权划分到以下成员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美联储（FED）、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金融业监管局（FINRA）、货币主管办公室（OCC）、国家信用合作社（NCUA）、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国家保险业协会（NAIC）、 国家期货协会（NFA）。与此同时，每一个州有其自己的银行监管局。

这次硅谷银行等区域性银行风险事件本质上属于流动性危机，美国监管机构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正是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一次具体实践和运用，其核心要点是：

第一，以财政部牵头、美联储为首的11个成员的金融稳定监视委员会（FSOC）认定硅谷银行危机有可能带来美国以致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

第二，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硅谷银行有序倒闭清算过程中，援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Systemic Risk Exception），将25万存款保险限额临时对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免除。

第三，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后美联储已经不再具有对单个机构纾困救助的权力（即13.3条款），但是保留了对整个行业纾困救助的权力——所以设立了为期一年250亿美元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

第四，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后要求对系统性风险救助不能增加纳税人负担，所以此250亿美元BTFP计划暂时由财政部兜底，但是最后如果发生实现的救助损失成本将由对整个银行业的额外收费来弥补，同理，两家银行25万美元限额以上存款兑付也首先冲销银行股权和债权。

事后回看，这次监管机构之所以没有提前预判到风险点，部分原因在于2018年美国国会与美联储对压力测试规则的放宽，即资产规模低于2500亿美元的地区银行不再要求和大银行一样具有相同的流动性、资本与压力测试。在道德风险的助推下，社区银行的经营策略更加冒进，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由此成为潜在的风险隐患。此外，在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下流动性较为充裕，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也显著同质化，大量配置在国债、抵押支持证券（MBS）等资产上。大幅加息后，金融机构缺乏对高利率水平持续时间的误判，也没有及时对资产配置策略纠偏。

美联储下一步行动

对美联储而言，风险资产价格有序下跌对于降低通胀是有利的。首先，居民部门持有较多的金融资产，金融状况持续收紧带来的风险资产价格下跌导致居民部门的财富出现损失，有利于抑制过热的需求；
其次，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有利于降低服务业的通胀水平，服务端价格尤其是住房租金价格是导致通胀高企的重要因素。历史数据显示，房屋价格领先于租金价格大概12～18个月，美联储加息将直接抬升抵押贷款利率，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火热状况。但当前美国中小银行危机导致风险资产价格（尤其是银行股）的暴跌已超出美联储预期，也给其后续的价格稳定操作带来一定挑战。存款从中小银行大量流出到大型银行与货币基金进一步加大了区域性银行的流动性压力，盯市制度的顺市场周期特点最终使流动性危机螺旋式的自我实现。为有效安抚市场情绪和稳定储户信心，防范融资环境非线性收缩，3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也释放出今年暂停加息的信号，美联储在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双重压力下努力寻求平衡。

尽管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议息会议后已有机构预测，美联储将在2023年内降息，但我们认为发生概率不大，5%以上的利率峰值将会持续一定时间，美联储将通过紧缩的金融环境来实现2%通胀目标的回归，除非融资条件的非线性收紧已大幅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数据依赖的决策模式内在要求必须降息。此次中小银行危机已抵消前期缩表的部分成果，根据疫情发生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估计，当前30%多的比例还应降至20%左右才算完成任务。银行危机只是暂时提高了金融稳定目标的权重，危机过后价格稳定才是美联储通胀斗士的首要任务，也是其独立性信誉得以维持的立身之本。

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借鉴意义

从外溢影响和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借鉴意义来看，硅谷银行危机是美国国内中等规模、个性化的、非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危机事件，除了市场情绪性传染，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外溢影响，但这一事件对于当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如下：

第一，支持综合性功能性大金融监管局的改革方向——集中、有效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

第二，地方金融监管局（办）缺乏管理小型和类金融机构的能力，此类功能应该收归央行和大金融监管局；

第三，金融改革开放与农村改革和企業改革不同，地区试点无法防止跨地区的套利行为，需要全国性统筹并且逐步推进。

尤其对于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体系——中央金融委员会、央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金融稳定法》、“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来说，应该在今后偶尔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事件中（比如去年以来的房地产行业）予以实践和运用，从而不断修正和完善中国政府监测、认定、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框架、组织和程序。

对国内金融机构发展的启示

以美国金融机构发展史为鉴，银行体系内部的分化会日益加剧，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不断地会有中小银行生存不下去，退出市场舞台，这也是市场优胜劣汰自然出清的规律。当前中国有几千家银行，绝大多数都是中小银行，与大行相比，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或运营方面存在明显劣势。这种治理机制的缺陷体现在其股东、管理层的权力不受控制，有较多的历史关联交易，再加上在一定程度上盲目扩张一些风险较大的业务，近年来的包商、锦州、恒丰等便是治理失效的例子。此外，中小银行还存在资金成本高、运营成本高、各条线人才匮乏、科技支撑均明显劣于大银行的情况，比如，当前仍有部分中小银行没有自己独立的清算系统，业务审批依赖线下。在经济上行期，很多问题并不会浮出水面，在经济下行期，隐患危机会逐渐暴露出来，如：不良资产的攀升、二级市场股价持续下跌甚至舆情危机等。总之，对国内中小银行而言，硅谷银行带来的警示作用应该更大，资产增速与资产质量并不成正比，在经营中预见风险的能力必不可少。依赖同业和表外业务是不可持续的，中小银行想要健康地发展除了不能有太高的杠杆，更要在日常经营中对风险做出预判，制定解决方案完善相关制度。业务结构、客户结构的优化不应该只成为一句空话，客户黏性的提升更需要扎扎实实去下功夫。

（周皓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沙楠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新结构金融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南方科技大学访问学者。本文编辑/王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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