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演义》到二十大报告的人才观

田有余

《三国演义》是我国脍炙人口的长篇历史小说，描写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之间110年的历史风云，呈现了一千多个人物形象。令古今读者难以忘怀者，则是那些光彩熠熠的英雄豪杰。鳞集辐辏，云蒸霞蔚，“一时多少豪杰”，三国人才蔚为大观。明代李贽《三国志叙》云：

且古来割壤窃号，递兴倏废，皆强并弱款，并未有如三国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宇内一大棋局。

清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亦云：

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入邓林而选名材，游玄圃而见积玉，收不胜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

《三国演义》所反映的汉末、三国人才云涌现象值得我们去深入分析，探讨人才教育的路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当代人才教育提供传统文化智慧。

时代需求召唤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主题和社会需求，社会的发展需求对人才教育有巨大的催生作用。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的话说：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东汉末年社会危机加剧，外戚、宦官相继专权，党锢之祸使统治阶层内部剑拔弩张，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土地兼并导致普遍的流民问题，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整个社会朝着失序的方向急驰狂奔。到了公元184年，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曾经辉煌强盛的东汉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在割据势力的连年混战中土崩瓦解了。

平息战乱、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天下统一成为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迫切需求。四海鼎沸的时代改变的许多人的命运。有志之士在乱世中击楫中流、搏击风云，回应时代的召唤，企图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太平盛世，逐渐成长为杰出人才。《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云：

曹操逐一览毕，笑曰：“诸公佳作，过誉甚矣。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

此处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所引《魏武故事》剪裁而成。天下大乱，曹操本想明哲保身，退居谯县，等待天下清平。然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推动着他一路向前。他审时度势，运筹经营，洞悉动荡时代的社会需求，重新確定人生发展方向，迎汉献帝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平定吕布、袁术、袁绍、刘表，一统北方。乱世给予曹操广阔的政治舞台，人心思安赐予他充足的政治资源，他顺势而为，应天安人，奠定了魏国立国之本。

时代需求大体规定了个体成才的方向，战争是汉末、三国的时代主题，《三国演义》中的人才也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要类型。罗贯中塑造了三国时期众多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人才形象，如志在席卷的领袖人物曹操、孙权、刘备，运筹帷幄的谋士与决策者郭嘉、程昱、荀彧、贾诩、司马懿、诸葛亮、庞统、周瑜、鲁肃、陆逊，搴旗斩将、攻城略地的沙场武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张辽、徐邈、许褚、张郃、黄盖、甘宁，机智灵活、善于辞令的阚泽、邓芝、秦宓、张松等。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唐人李九龄《读〈三国志〉》）建安时期，豪杰并起，互相窥伺，吞并激烈。从几十个军事集团混战到三家鼎立，就在于曹操、孙权、刘备既是英雄又善于识别、任用人才。曹操发布《求贤令》，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他重用郭嘉、程昱、荀彧、荀攸、典韦、许褚、乐进等谋士、武将，从敌方招纳了徐晃、贾诩、臧霸、张辽、许攸、张郃、文聘、庞德等豪杰，甚至倾心善待刘备、关羽。孙权承兄遗命，执掌江东，招贤纳士，屈己待人，四方豪杰渐聚，遂成江东霸业。刘备仁民爱物，求贤若渴，三顾茅庐，重用原刘璋军事集团的人才，终据益州、汉中。求贤若渴的社会氛围为人才涌现提供了机遇与动力。

良好家教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习近平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日）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道德培养和人格养成有重要影响。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有赖于以社会人伦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人才的精神风貌往往会打上各自家庭、家族的家教家风烙印。重家教、立家风、传家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综观《三国演义》，汉末、三国虽是战乱、动荡时期，但社会普遍重视家庭教育，强调家教家风，而人才的成长历程也反映了家教、家风的影响力。

诸葛亮无疑是《三国演义》中最光彩夺目的典型人物形象。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心血，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将这一历史人物塑造成智慧、正义、忠贞的化身。高卧隆中，预判天下三分；
初出茅庐，火烧博望坡、新野；
赤壁鏖战，奠定三国鼎立政治格局；
入益州，定汉中，“足食足兵”；
受命辅佐，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可谓国士无双。关于诸葛亮的成才之路，《三国演义》也有揭示。第三十六回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说：

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名珪，字子贡，为泰山郡丞，早卒，亮从其叔玄。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

此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直说，未谈及其从师与游学之事，只叙述家世及生平，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在其成才过程的作用。其先祖诸葛丰，《汉书》有传，汉元帝时任司隶校尉，因弹劾不法权臣而得罪皇帝，被降职免官，刚正忠贞，闻名当世，所树家风，惠泽子孙。诸葛亮幼年跟随叔父诸葛玄，应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其与兄长诸葛瑾、从弟诸葛诞都是三国时期优秀人才，这也是诸葛氏家族良好家教家风的明证。诸葛亮重视家庭教育。其《与兄瑾言子乔书》《与兄言子瞻书》涉及子女教育问题。《诫子书》《又诫子书》《诫外生书》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主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志当存高远”，在封建社会广为流传。身教大于言传，他也以自己忠贞、廉洁、公正的行为指引着子女发展。《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录其上奏后主的遗表，说：

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

临终对家事的安顿，最能反映他的精神与品格，自然影响着子女的思想行为。“俭以养德”，廉洁奉公，殚精竭虑，忠于国事，死而后已，令人动容。由于諸葛亮的言传身教，诸葛瞻在抗击邓艾之军时，与儿子诸葛尚精忠报国、英勇殉职，终不负诸葛氏家族的清名。

《三国演义》也反映了我国优秀的母教文化传统。曹操用计召来徐庶，欲使其为己所用，徐庶母亲怒斥其子：

汝既读书，须知忠孝不能两全。岂不识曹操欺君罔上之贼？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况又汉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凭一纸伪书，更不详察，遂弃明投暗，自取恶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汝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间耳！

以忠孝仁义教导儿子，真个“气若丘山，义出肺腑”。徐庶终身不为曹操筹划一计，自是难忘母亲的临终教诲与激励。第六十四回抚彝将军姜叙的母亲教子说：“谁不有死，死于忠义，死得其所。”姜叙方与杨阜、尹奉、赵昂起兵举事，合击马超。第一百一十七回武侯之妻黄氏“临终遗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中华母教文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浸染，如《韩诗外传》卷九所云“贤母使子贤也”，躬身垂范，立德树人，往往以忠孝仁义为内容，注重知识与道德，以培养君子人格为主要目标，这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实践锤炼才干

个体能力的发展，除了必要的家庭、学校教育的促进，还必须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实现。任何人的成才，要有接受教育的阶段，还必然有更漫长、更艰苦的自我教育的阶段。汉末、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原有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毁坏殆尽，而一次次谋士会议、一场场战场厮杀成了培养、锻炼人才的熔炉。刘备是“织席贩屦之夫”，张飞是“卖酒屠猪”之辈，关羽系“逃难江湖”之人，诸葛亮为“布衣”，“躬耕于南阳”；
郭嘉、程昱是当时普通读书人，典韦、许褚是乡村壮士；
诸葛瑾是避难江东之人，甘宁是截江贼，太史慈也只是一介平民。这些社会下层人物乘势而起，在政治、军事斗争的社会实践中生存、发展，在艰险竭蹶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脱颖而出，成长为英雄豪杰。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为“忠义”的化身，从解良逃亡汉到威震华夏的“忠义”英雄，是在自我教育与社会实践中锤炼、定型的。中华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历来推崇、宣扬道德与伦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忠义观念不断被统治阶层宣扬、强化，经两汉400年的培植与浸润，逐渐成为全社会认同的道德规范。《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可见这种社会共同文化心理深刻地影响着关公的人格、思想。“千里走单骑”情节反映了关公实践、坚守、彰显“忠义”的过程。刘、张徐州失散，他死守下邳，保护二位夫人，不幸中计，被困土山。在张辽的斡旋下，约定三事：只降汉帝，不降曹操；
优遇二嫂，保障安全；
但知刘备去向，便当辞去。光明磊落，绝不苟且。曹操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君臣人伦，丝毫无亏。小宴、大宴、金银、美女、封爵、赐袍、赠马种种恩遇，不曾使他动心，“心念皇叔，未尝去怀”：耿耿丹心，忠义昭彰。得知刘备去处，挂印封金，出五关、斩六将：义无反顾，高风亮节。斩颜良、文丑，华容道义释曹操：新恩已酬，义重如山。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赞关公“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
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可谓准确。

汉末、三国时期的豪杰们注意在军事、政治实践中锻炼后代，培养其领兵打仗、治理天下的才干。曹昂、曹丕、曹彰等多次随曹操出征，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成长为杰出人才。曹昂以身卫父，死于第一次征张绣之役。曹彰武艺超群，独当一面，领兵讨平代郡乌丸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曹丕“博闻强识，才艺兼备”，继位之后控制局面，立魏代汉，展现了优秀的政治、军事才能。司马懿亦重视实践教育，多年携司马师、司马昭随军抵御诸葛亮伐魏。街亭之战，司马昭就看到马谡屯兵山上的防守弊病；
西城之战，司马昭猜到“诸葛亮无兵，故作此态”；
诸葛亮计诱魏军劫寨，司马师建议其父遣秦朗先往。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锤炼了司马师、司马昭沉着坚毅的品格和治军理政的雄才大略。曹睿之后，曹髦、曹芳、曹奂俱非司马氏兄弟的对手，因而“魏主政归司马氏”。反观刘琮、刘禅，不经政治、军事斗争的洗礼，不曾议政参军，未受过艰难困苦，坐享其成，自甘沉沦，终究毁坏了父辈的基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从《三国演义》分析汉末、三国时期的人才云涌现象，我们会看到时代需求、家教家风、社会实践等因素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方法论价值。当代人才教育应以新时期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为方向，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为根基，立德树人，文化育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热实践中培养、造就大量有影响力的优秀人才。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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