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

郜元宝

1949年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国家文学”显出高度组织性、计划性特征，几乎每场重大政治运动、每次基本国策的实施都有蜂拥而至的作品跟进，这就限制了作家“写什么”，亦即通常所谓“题材”。经过“反胡风”“反右”和“大跃进”，对“题材”的“片面化、狭隘化”理解造成“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更加严重，“似乎无产阶级的文艺只能表现当前的重大题材；
似乎重大题材只能是今天群众运动中的新人新事；
而群众运动只能是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
新人新事只能是现成的模范人物、模范事例”。更激进的“尖端题材”也提出来了，其他非重大、非尖端题材自然备受冷遇甚至责难。

当时文艺界部分领导认为这种倾向割裂了生活整体，不利于“工农兵方向下的百花齐放”，遂于1960年底酝酿纠偏，翌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表了主编张光年执笔、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润色的头条“专论”《题材问题》，又在第六、第七期《文艺报》推出周立波、胡可、冯其庸和夏衍、田汉、老舍的笔谈，指出“题材本身，并不是判断一部作品价值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条件”，呼吁“促进创作题材的多样化的发展”。

《文艺报》此举自以为忠实执行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同年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向知识界科学界所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一时也得到不少应和。但好景不长，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针对“利用小说反党”的《刘志丹》特别提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闻风而动，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提出要“大写十三年”，1月6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柯的讲话。虽然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就“大写十三年”与柯的代言人张春桥展开公开辩论，坚持“十三年要写，一百〇八年也要写”，但随着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接连做出“两个批示”，1956至1957年以及1961年文艺界在文艺如何服务政治的大前提下对“题材问题”的两次纠偏遭到完全否定，“文革”初期还被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扣上“反‘题材决定论”的帽子，成为“黑八论”之一，实际罪状已经等同于张光年撰写《题材问题》时谨慎规避的胡风30万言书中的“五把刀子”论。

“新时期”清算“‘题材决定论”，废止“重大题材”的提法，理论界也很少再提“题材”概念，但关心“当代文学”的人士梳理文学史流变，很自然地还会按作品“反映”现实生活“重大题材”之年代先后，依次想到“三大运动”（“镇反”，土改，抗美援朝），城市工商业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反右”，人民公社，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后各地重大生产建设项目（工矿企业桥梁铁路水库建设），“三反五反”“四清”，直至“文革”。不管你是否赞同“题材决定论”，在“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同步把握具有重大政治性内涵的现实生活“重大题材”的写作不仅构成“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主流，也是“新时期文学”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率尔操觚旋生旋灭的应景之作比比皆是，但也不乏占据文学史一席之地甚至足以标示文学史框架与骨骼的经典。甚至与许多“重大题材”对应的基本“国策”和社会运动早已属于历史陈迹，甚至不断遭到新的反思与否定，但那些经典之作仍然能够让后人感到常读常新。

这里就存在着“重大题材”概念在历史演变中所呈现的复杂性。一般来说，“十七年”前期文学尚能勉力紧跟“三大运动”、城市工商业改造、“合作化”、大规模工业建设，到了“反右”“四清”和“文革”，文艺界迭遭冲击，作者自主把握“重大题材”的空间一再被挤压，1956至1957上半年（所谓“百花时代”）以及1960至1961年的纠偏只是昙花一现。“文革”中“重大题材”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推进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阶级斗争成了唯一的“重大题材”，“重大题材”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完全取消，“假大空”肆虐。随着“文革”落幕，严重变形的“重大题材”成了陪葬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时期”之初，因为文学史的惯性（执掌“新时期”文坛牛耳的正是“十七年”中两次文艺政策调整时期被整肃的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尽管理论上不再提“重大题材”，但“伤痕”“反思”文学实际描写的内容仍带有“重大题材”的影子。许多作家以事后追记的方式“重写”和“续写”十七年的“重大题材”，试图突破魏巍、杨朔、巴金、老舍、路翎、陆柱国（抗美援朝）、张爱玲（土改和抗美援朝）、周而复（城市工商业改造）、曲波（剿匪镇反）等共时性写作局限。其实《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正面反映合作化时也经常回溯“土改”，王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长篇《这边风景》也是事后追记新疆地区的“社教”和“四清”，但这些文学追记太靠近“重大题材”发生的时间，因此不得不囿于当时官方流行说法，不可能像“新时期”那样拉开距离，站在新的历史认识高度来“反思”。

但“伤痕”“反思”文学写得更多的还是被“文革”压抑的另一些“重大题材”，如“反右”“红卫兵”“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至于“反右”之前的那些“重大题材”（如李准、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倾心的合作化）则极少有人触及。“十七年文学”关心的“题材”有优劣、主次、高低不同的“价值等级”，“新时期”在处理“重大题材”时也有详略深浅和立场的差异，这就颇堪玩味。

比如“土改”，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就缺乏同步记叙，“新时期”也只有零星回溯（古华《芙蓉镇》等）或限于1949年前局部地区（张炜《古船》）。合作化运动因为很快和新的“国策”南辕北辙，自然亦不会出现第二个柳青。一直视柳青为文学导师的陈忠实1982年亲身参与“分田到户”的工作，大受刺激，决心不再碰当代“重大题材”，义无反顾地沉浸于辛亥革命至1949年之间白鹿原的旧时记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写得更少，翘楚之作只有20年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时还备受争议。涉及“文革”的作品可谓多矣（许子东早有专著研究“回忆”“文革”的几种模式），但至今尚未诞生立体全景式的扛鼎之作，只有巴金《随想录》独力支撑着这一巨大空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难理解。伴随“伤痕”“反思”文学始终的“暴露”与“歌德”两派尽管不久淡出，却内化为中国作家对待历史的两种基本立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在两败俱伤的事件中一同走向“意识形态终结”，并在新阶段的“新状态”以“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继续化妆演出，相关创作如王蒙“季节”系列、杨显惠《夹边沟记事》、韩少功《革命后记》等，总显得“左右为难”。换言之，“新时期”以后文学界也和意识形态其他领域一样，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并非一蹴而就。作家个体在思考、表述这些问题上不仅缺乏必要的自由，也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对于历史真相的知情权。因此，他们在处理“重大题材”时表现出来的详略深浅和立场的差异，有些是有意为之，更多可能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外，朝鲜战争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有少量纪实（《远东：朝鲜战争》和网络作品（《长津湖之战》），严肃的虚构作品甚少（海外作者哈金《战废品》除外）。描写中苏和中印边境冲突的成功之作至今仍付阙如。从老干部受难这一重大题材剥离出来专门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创作也很少（流沙河《锯痕啮齿录》、杨绛《洗澡》《干校六记》和季羡林《牛棚杂忆》等），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在“新世纪”持续不断的回顾性书写虽有所弥补，但限于认识能力和知识水平，又有新的缺感。

“重大题材”在“新时期”不断嬗变，作家把握“重大题材”的方式多半从为潮流所裹挟、为长官意志所左右而转变为主动选择、独立思考，但若想写好，又谈何容易！

除了被“文革”压抑的一些“重大题材”，许多“新时期”文学作品还触及了“新时期”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运动与历史事件，如平反冤假错案与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鲁彦周、王蒙、张贤亮、张洁），知青回城（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早期自发的个体经营（高晓声、何士光、路遥、贾平凹），公社和生产队解体（陈忠实、刘玉堂）、对越自卫反击战（李存葆）、工厂改革（蒋子龙、张洁、柯云路）、出国热（大量可以归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新移民创作）、民办教师退出历史舞台（刘醒龙）、农民工进城（尤凤伟、铁凝）。

其中也有详略深浅和基本立场的差异。比如，平反冤假错案和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一度是反思“反右”和“文革”的突破口，但“向前看”“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很快阻断了亲历者洞察历史现场的可能。“知青作家”是“回城知青”的幸运儿而非“代表”，蹉跎岁月与青春无悔两种态度之争也不能涵盖这一群体的复杂经验，所以“新世纪”还有知青身份的作家频频回顾“抒情年代”，写了不少重返当年“知青点”与“下放地”的作品。生产队和人民公社解散催生了一些作品，作者们也重视“国策”调整给农民精神心理带来的变化，但这几乎是“一过性”的，不像柳青那样长期跟踪和研究农民精神情感从“土改”到“合作化”的痛苦挣扎，并对整个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展开全局思考。唯如此，才刺激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刺激了贾平凹在《浮躁》之后继续关注农村剧变，接连写出《土门》《高老庄》《秦腔》《高兴》《带灯》《极花》。但这些作品的肤泛无力也人所共知。

再比如1990年代上半期国企改革（“关停并转”）、股份制、下岗与再就业、建立社会救济和保障系统，一系列连锁动作不仅关乎千万工人家庭生活出路，更关乎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和国家性质诸如此类意识形态难题，其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但正面描写这一历史过程的作品何其稀少！数得过来的只有“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大场》《分享艰难》几部急就章，某些“先锋文学”的侧面描写（苏童小说“城北地带”就是南京当时正被“改造”的旧工业区），上海作家李肇正长篇《无言的结局》《躁动的城市》和短篇《石库门之恋》《女工》《勇往直前》，等等。文学界忽略这一重大社会现象，恰似对某些讳莫如深的重大事件的规避，不能不引人深思。

“重大题材”所以“重大”，主要因为它所包含的社会生活确实有其他题材所没有的深广度，而巨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客观上也帮助描写“重大题材”的作品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辐射，因此，捕捉“重大题材”，一度曾经内化为中国作家的某种创作本能。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直至90年代，尽管围绕“重大题材”的外在思想束缚一度宽松，然而随着“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呼声高涨，作家们捕捉“重大题材”兴趣锐减，在“寻根”和“先锋小说”中，以往不容绕过的重大事件要么回避，要么只露出一鳞半爪，要么干脆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而对于以往所压抑和忽略的个人内心体验、存在意识、身体和性别自觉以及“怎么写”（“小说叙述”和“语言形式”等等）的探索则备受瞩目，由此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惯性，即使贯穿“90年代”和“新世纪”，一度被誉为“现实主义回归”的“新写实主义”也根本无力加以扭转。“新写实主义”之“新”，主要表现为将传统现实主义全景式史诗图景与无法联成整体的碎片化现实彼此对立起来，回避前者（放弃和拒绝“宏大叙事”）而独取后者（由此造成“鸡毛体”），这就与过去“题材决定论”只抓主干而删尽枝叶正好翻转过来，无怪乎有人称之为“新题材决定论”。

不能说绕过“重大题材”就意味着文学疏离了现实。文学可以因此获得另一种逼近现实的途径。个体内心、历史文化、离奇芜杂的存在图景确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读者以往过于单一僵化的现实想象。曾几何时，一谈到现实，似乎就只是和“重大题材”相关的那些内容，比如《创业史》中农民和干部们日思夜想，除了互助组和“建社”，仿佛就再没别的了。况且正面捕捉“重大题材”也不一定是好办法，福楼拜、托尔斯泰以爱玛和安娜的情感命运为主线，照样将当时俄法两国社会百态尽收眼底。但“重大题材”囊括的现实往往真的很“重大”，不能因它是“重大题材”反而刻意回避。托尔斯泰不也写过《战争与和平》《哈泽·穆拉特》吗？问题是在“文学主体性”“向内转”“先锋小说”“新写实”之后，观念丕变，谁还想写当下现实的“重大题材”，似乎不是奔着“五个一工程”之类政府订单而去，就是自身文学观念和手法落伍的表现。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惯性，其强大吓阻机制令有心把握“重大题材”的作家不敢造次，而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我们看到，许多作家如果不写个体内心，不进行纯形式探索，不触碰“重大题材”，就转而描写乡村风俗画图卷（有别于“农村题材小说”），城乡两地家族史，都市白领生活，金融（股票）和商界职场的沉浮，涉外跨国婚恋，老龄化，准黑社会绑架凶杀，经济犯罪，家庭伦理，各种形式的暴力，蚁族，屌丝，中学生早恋和叛逆，网络“二次元”，新科幻虚拟空间，同性恋，以及“70后”“80后”“90后”年龄神话。20世纪60年代初有“中间人物论”的说法，上述折中之道是否也可称为“中间现实论”呢？不管怎样，这些题材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持续活跃与不断发酵，令“重大题材”越发无人问津。

物极必反，“新世纪”以来也有一些作家冲破上述文学潮流辖制，尝试触及重大敏感的社会问题。上海作家夏商《东岸纪事》正面展开浦东开发背景下几代人命运悲欢的历史画卷，程晓莹《女红》继李肇正之后直击国企改革后工人的含辛茹苦，管新生、管燕草父女合写近代至当下的《工人》三部曲，贾平凹、余华、莫言、阎连科反身捕捉被遗漏的重大历史事件（《古炉》《兄弟》写“文革”、《蛙》写“计划生育”、《四书》写“反右”和“大跃进”）。长期高空飞翔的先锋作家也纷纷宣布“正面强攻当下现实”，如格非写官场（《春尽江南》），李洱写计划生育（《石榴树上结樱桃》），余华写“强拆”与群体性事件（《第七天》）。

值得一提的还有“70后”和“80后”作家对一些重大社会现象的关注，比如鲁敏《六人晚餐》和路内《慈悲》都不约而同以回忆父辈的视角描写1990年代上半期“厂区”的陆续消失，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工人家庭悲惨命运之间巨大的悬殊。当《六人晚餐》最后以一场大爆炸将整个“厂区”夷为平地，当《慈悲》借人物之口喊出“工人阶级算个屁啊”的时候，这两位青年作家恐怕也仅仅掀起了沉重的历史帷幕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正如乡村“空巢”、土地流转和外来务工人员衍生的城市危机虽然也时常进入一些青年作家的视野，但全面而深刻的描写也还只能俟诸来日。

聪明的作者是既知道“榛楛弗剪”，也懂得抓住主干的，因为这二者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经过“十七年”“文革”“新时期”“90年代”和“新世纪”这些不同的文学阶段，我国作家对生活细节、个体生存、内心隐秘、宏大叙事、当下现实、历史维度的关系已经有更加丰富而深刻的认识，若再写“重大题材”，应该不会简单地重复过去了吧！

“重大题材”这一中国特色的文学命题在文学史上毁誉参半，能否再度焕发生机，谁也无法预测。但因为敢于重新直面“重大题材”，一些中国（尤其青年）作家业已固化的形象多少有所改观，倒是可以肯定的。这至少表明，他们大概也并未全然忘怀世事，而只关心月亮之遥的虚幻与脐下三寸的琐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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