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不能遗忘的华侨抗战史

南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籍）国，携手国内同胞共克时艰，彰显了中华民族凝聚海外华侨华人的强大向心力。回首80多年前的抗战历史，我们尤其不能忘记海外侨胞这个群体。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他们以毁家纾难的报国情怀、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与祖国人民共赴国难，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钢铁长城。那么，海外侨胞是如何参与抗日救国斗争的？他们在抗战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今天的海外统战工作又有哪些启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民族解放与新中国的诞生作出牺牲和贡献的海外侨胞。—— 原编者]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国际地位低下，海外侨胞寄人篱下，孤立无援，生命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境地。坎坷的道路和榛莽的生活，使海外华侨深深感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同他们息息相关;祖国的强弱存亡直接关系着他们在异国的处境。这也是海外爱国侨胞在近现代中国的变革和革命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孙中山说过：“中国革命，多依靠华侨的帮助。”他还为侨胞亲笔题写“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匾额。时间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劫难，具有反帝爱国光荣传统的海外华侨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爱国高潮——

宣传造势：最先大规模开展国际援华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惨遭日军蹂躏，身处海外的华侨也倍感屈辱。面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留美学生刘震东给天津《大公报》社寄来一封长信，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是祖国“所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他沉痛地说：“有时我们怕在街上走，因为怕见人。假如中国是强国，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大国，文化最老国家的国民。但是，事实不让我们作如此想，我们只有恨我们自己不争气。为什么自己年年内战，国家人民的精力，整个耗费在军阀争权夺利之上？”刘震东的信道出了当时海外华侨的真实处境与心声，就连走街串巷卖报的侨童，也感到无脸见人。

1932年8月2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反战大会，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代表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群众多达1.5万人。不过中国国内没有直接派出代表与会，而是由欧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和德国华侨反战大会派出6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在大会上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事实，博得了与会者的认同，掌声经久不息。应该说，最先大规模地开展国际援华抗日活动是由海外华侨组织的。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对广大华侨来说，民族不在必失其“根”。正如有的侨胞所说：“倘若是国破家亡了，我们海外的侨胞能不当亡国奴吗？”

1938年5月9日，1.2万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华侨华人聚集纽约曼哈顿，在唐人街游行。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署23周年日。为让员工参加这场游行，曼哈顿的1500家中国洗衣店、餐馆和商店当天关门。游行队伍高举着横幅、蒋介石画像，100名穿着旗袍的华人女子，抬着一面长23米、宽14米的中华民国国旗参加游行。这次游行，虽然没有要求捐款，但是沿途路人不断地主动向旗上抛硬币：从一美分到50美分，甚至纸币。在游行队伍上空，还有6架由华人机师驾驶的飞机，他们正在罗斯福机场学习飞行，准备回国参战……经过之处，外人驻足观看，华侨华人热血沸腾。

这年夏天，芝加哥5000多名华侨华人高唱雄壮的抗日歌曲，走上街头游行，宣传中国抗日;费城日本领事馆前也有數千名华侨，他们穿着黑衣丧服、抬着棺材举行抗日聚会……争取国际同情援华的宣传活动在美国许多城市此起彼落。

旅美女飞行家张瑞芬、李霞卿等驾机巡游美洲数百座城市，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美国旧金山侨领邝炳舜，走遍美国26个州的广大城乡，向各地侨胞和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聆听其演说的侨胞达2.5万人，接近美国侨胞总数的1/3。美国华侨妇女余金莲及其子女，抗战期间在美各西人团体及大学宣传抗日演讲达2000多次，足迹踏遍美国城乡。纽约各地的华侨洗衣工，除了上街散发抗日传单，还把抗日宣传品夹在洗好的衣服中。美国信奉基督教的华侨甚至利用祈祷时间做援助祖国抗战的宣传。

抗战期间，华侨界先后涌现出3000多个抗日团体，侨胞们在侨居国创办了150多家抗日报刊，通过组织集会、散发传单、演出戏剧、发表演讲、募集钱物、战地采访等形式，为动员团结抗战、揭露日军罪行奔走呼号。

与此同时，侨胞在侨居国普遍开展抵制日货、阻止战略物资资敌活动。“今日买日货，无异供敌人残杀同胞之子弹……凡采买日货为虎作伥之奸商，实为民众之罪人也。”美国“黑生”号轮船上有33名华侨海员，当他们发觉船上的盐硝是准备运往日本制作炸药时，不顾失业的风险，即刻离船上岸，一致罢工。在美国纽约抵制日货的万人大游行中，2000多名华侨妇女穿着棉布袜，有的干脆赤脚走在游行队伍中，号召大家不买、不穿日本制造的长筒丝袜。在南洋，华侨青年对于私自与日商交易的商人更是采取极端的割耳朵的制裁办法。

华侨广泛的抵制日货成绩是显著的。以南洋为例，南洋华侨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南洋的贸易总额减少约39%。“日本既认南洋为日本的生命线，现在这个‘生命线已被华侨的爱国心所割断。”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用自己的行动做了最好的救亡宣传。一方面，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孤立，也让更多的人在了解中国抗战的态度和信心后，主动加入中国抗战的队伍，众多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的。另一方面，他们在宣传抗战到底的同时，积极倡导国内团结，竭力反对妥协投降和分裂内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海外侨胞热切呼吁国内团结抗战，并在舆论上不断地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海外侨胞营造的国际环境和氛围是分不开的。

捐款捐物：倾其所有支援抗战前线

“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扬眉吐气，誓把中国保！”

“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爱国的花啊！买了花！救了国家啊……”

抗战时期的南洋，每逢募捐活动和节假日，总能听到这样的歌声和义卖声。

抗战期间，约有400万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占当时华侨总人数的一半左右。正如南洋侨领陈嘉庚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

南洋华侨郑潮炯卖子予他人，得款全部捐给祖国抗战。缅甸华侨叶秋莲将自己全部的家产拍卖，悉数捐给祖国后，因无以为生，出家为尼，并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无妨的。”菲律宾华侨吴清河、薛素丽将婚宴费捐出，并附信一封：“日寇狂猖，举国同愤，捐资抗战，义不容辞。我俩谨将自备结婚费用国币三千元汇上，以作抗战军需。”智利华侨甚至为祖国捐献了首饰、瓷器、字画及古董等物，有的华侨把自己的结婚戒指都捐给祖国用于抗战。

欧美地区的华侨亦是如此。底特律市郊华侨简夫人汇寄给纽约、旧金山等地中国劝募救国机构的钱，在105万美元以上。她表示：“只要中国不亡，我愿捐献最后一元以拯救祖国，若是不幸中国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富裕华侨的例子。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华侨，同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在加拿大的抗战捐款活动中，一位靠打工为生的老华侨当场将囊中的1100加拿大元仅留10元作旅费，其余全部捐出，感动了在场的侨胞。两位华侨青年各自将积蓄多年的1400加拿大元捐献出来。他们说，我们远离祖国，不能亲往杀敌，区区捐款，略尽国民的天职罢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知道国内亲属处境艰难，有意把历年胼手胝足、省吃俭用的积蓄寄回祖国。从“七七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侨汇逐年猛增：1937年为国币4.73亿元，到1941年已高达18亿元。据资料，抗战时期侨汇浩大，总额约达国币95亿元。这些侨汇垫补了国民政府大量军费开支。对此，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的孔祥熙给予高度评价：“我国抗战已三年有半，财政金融基础仍异常巩固”，其原因之一是“海外侨胞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光海外华侨就认购了一半。在马来西亚，华侨采取连锁信方式推销购债;在越南，工资低微生活艰难的华侨在认购国债时提出了“不能为祖国出力，也得为祖国出钱”的口号。南非华侨虽然人数不多，但热情高涨，仅认购“爱国储蓄券”一项就达50万英镑之多，人均125英镑。

华侨购买公债较之国内同胞购债还起着特殊的作用，它可使国民政府增加大笔宝贵的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用来购买抗战急需品或国内短缺的军用物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发行了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华侨购债总额占国民政府公债总额的1/3强。尤为感人的是，南洋华侨购债后，又掀起“还债”和“焚债”等销毁债券的活动，实际上是为国家无偿捐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抗战物资极度匮乏。为支持祖国抗战，广大华侨节衣缩食，踊跃捐献战争物资。大到飞机坦克汽车，小到被褥服装蚊帐，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

据资料记载，抗战全面爆发后5年内，广大侨胞共捐献飞机217架，极大充实了中国空军的力量。其他如美洲华侨捐救护车200辆，马来亚、缅甸华侨捐卡车计300辆，越南华侨捐铁甲车多辆。温哥华侨胞还发起了“坦克车救国大运动”。为运送军用物资，南洋华侨捐献了大量的运输卡车用于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工作。

战时，药品属于紧缺物资。凡士林油膏、防疫浆苗、防毒面具、医疗器械等都有华侨捐献，非洲华侨还捐了一架在当时属于先进仪器的X光机。金鸡纳霜（奎宁）是印尼特产，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据不完全统计，印尼华侨在抗战期间共捐金鸡纳霜约1.17亿粒，挽救了许多前线将士和同胞的生命。

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捐物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4年抗战，华侨总共捐了多少钱，恐无法获得确切数字，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数字统计为国币13.2亿元（仅指1937年—1945年）。据有关资料，战时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约为31∶1。从某种程度上讲，打仗即是打钱。华侨捐款对补充抗战军费消耗，填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稳定国民政府法币币值，支撑战时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侨所捐物资，帮助祖国克服了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温暖了抗日军民的身心，鼓舞了杀敌士气。就连蒋介石都承认：“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

华侨对中共领导的抗战部队也给予了巨大支持。旅美华侨李兆焕捐资兴办了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并向抗日军政大学捐助经费。1940年百团大战胜利后，为了鼓励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英勇抗战，海外华侨鼎力捐款，其中泰国华侨陈子谷变卖家产，将所得20余万元和募集的6万元带回国内直接捐给新四军，一下子就解决了新四军三个月的軍饷。叶挺军长在《抗敌报》上表扬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还在一次会上说，革命胜利后我们应该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

不计利润的投资：稳固战时后方

“七七事变”后，广大东南亚华侨的祖籍地福建、广东等地相继沦陷，日军在侨乡的恶行，激起了东南亚华侨的愤慨，他们纷纷投资国内，为抵抗日军侵略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但是，华侨投资国内尤其是大西南地区，可谓是困难重重，风险巨大。尤其是当时抗战前途未卜，投资工矿、农垦业，成本大，时间长，见效慢，在战乱年代难以获利也是可以预见的。再加上日军的封锁与轰炸，投资企业还面临着被炸毁而血本无归的风险。

华侨投资祖国大后方除了爱国心的驱使，同时也离不开一些侨领的动员工作。著名的侨领陈嘉庚、胡文虎、侯西反、庄西言等都积极宣传鼓励华侨回国投资。陈嘉庚说：“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做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什么用。”侨领侯西反在回国考察时发表演说，指出“我们的抗战胜利基础，便是建立在西南各省上面”，他号召华侨“将经营事业以外的余资尽量地拿回祖国投资”。

侨领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原拟在新加坡投资建立制药厂，但是考虑到海外捐献药品长途运回国内，既不安全，又难以保证时间，便于1941年将资金移入国内，合资创建了大型的重庆制药厂。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式提炼药厂，可生产91种军需药品，为解决前线士兵药品紧缺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来亚华侨王振相、王金兴创办了胶轮复制厂和中南橡胶厂。胶轮复制厂在1940年开工不久就修复轮胎一万多个，不但缓解了抗战的运输问题，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2000多万元外汇。中南橡胶厂建立之后，在云南种植橡胶树，解决了胶原问题，生产出大量的军需物品，包括军鞋、车胎等，克服了我国大量依赖进口外国橡胶的问题，满足了抗战的部分需要。

这一时期，南洋华侨在祖国大后方的投资涉及糖厂、锡矿、炼油、植物榨油、陶瓷等多个领域。华侨的投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解决了抗战以来后方涌入人口的就业问题，缓解了战争、生活的物资紧缺状况，稳固了后方的经济。正如南洋侨领张百基所说：“华侨投资可以大量开发资源，可以稳定后方资源，可以抵制敌货流入，可以发展海外贸易，可以充实国防利器。”

抗战基地转移到西南大后方之后，粮食的缺乏造成粮价飞涨。为缓解此困境，国民政府开始鼓励开垦，一时，垦殖成为华侨投资的重点。当时，泰国政府排华日甚，许多难侨组织回国垦殖团，由罗汉等10余人率领回国，到云南车里、南峤、佛海等地垦殖。如华侨创办的华西垦殖公司、广西露堂垦殖公司，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增加了粮食的产量，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和社会矛盾。

当时，华侨向国内大规模的投资绝大多数是不计利润的，纯属为祖国抗战需要，其成效也让国民党《中央日报》不得不承认：“在战时的今天，华侨投资当是抗战建国的柱石。”

与此同时，许多爱国侨胞奔赴陕甘宁边区兴办实业，成立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开办华侨毛织厂和华侨制药厂等。延安的侨资企业大都是职工认股集资。如坐落在杜甫川的华侨毛织厂就是菲律宾华侨工人募股创办的。其他如桥儿沟化工厂、光华制药厂等都有华侨职工集资认股的情况。

华侨在延安投资的效益十分显著。以延安华侨毛织厂为例，1942年建厂投产，当年即获净利50万元，该厂生产的大批毛毯、毛呢、纺毛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及边区军民的生活需要，繁荣了边区的工商业，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岁月。

回国参战：“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是华侨青年冲破家庭阻挠，满怀爱国热情回国参战时留下的豪迈誓言。由于华侨回国参战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所以到底有多少人投入这股洪流已无法完全统计，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战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

早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就有一支由252人组成的华侨抗日救国义勇军在浴血搏杀。他们在前线是“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在后方，“所受苦痛亦最多”。旅日华侨徐香进，偕同华侨刘兆祥等人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在为前线押送作战物资时，途遇敌机轰炸，同行者早已远避，而他始终不离职守，粉身疆场。美国归侨黄毓荃驾机凌空迎击来犯淞沪的日机时，不幸坠毁身亡。徐香进、黄毓荃等是为祖国抗日而壮烈献身的第一批华侨烈士，他们为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立下了首役之功。

发端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航空救国运动，在抗战时期形成第二次高潮。华侨不仅出钱培养航空技术人才，而且出钱将他们送回国内。仅在美华侨就为国内输送了航空人才200人左右，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成为中国空军作战主力。刘龙光、林觉天、雷国来、苏英祥等先后在南京、南昌、太原等地的空战中阵亡。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抗战期间屡建战功，成为人所熟知的空战英雄。旅美侨胞黎荣福在驼峰航线执行38次飞行任务;被誉为“中国战鹰”的陈瑞钿在1939年2月22日、23日的广州空战中，率队击落敌机15架;美国归侨黄新瑞一人击落日军飞机17架，后在战斗中牺牲。

從南洋回国抗战的华侨飞行员中，印尼的吕天龙、梁添成、陈镇和、刘盛芳等人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刘长英是侨居印尼雅加达的粤籍知名侨商，抗战爆发后，他派儿子刘盛芳回国抗战，叮嘱刘盛芳要“救国救乡，杀尽敌寇，不负众望”。1939年4月29日，刘盛芳在南郑空战中为国献身。国民政府航空建设委员会向刘长英发了慰问信和烈士抚恤金。刘长英在复信中写道：“获悉小儿盛芳在南郑空战殉国，蒙航委会特恤国币一万元，感与悼并。当兹抗战需人之际，噩耗传来，五内俱伤，爱子之悲复为我政府又折一员空军健儿故也。承政府俯赐之恤金一万元，值此抗战期间，中央经济正待张罗之际，实不敢受领，拟请将盛芳恤金全部捐赠祖国，为抗战军费……”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国义士，其抗日救国之情，感人至深。

作为抗战时的稀缺人才，华侨飞行员大大提升了空中打击日军的作战能力，夺回了某些地区的制空权，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和同胞的生命。

“我们华侨有一颗爱国的热心，一定要坚持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们这批人回去，代表的是800万海外华侨，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这是陈嘉庚送别南侨机工（华侨司机和修理工的简称）时说的话。

“七七事变”后，中国主要港口和不少铁路线相继被日军侵占，输入外来物资主要依靠1938年8月底开通的滇缅公路。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西南运输处，负责西南地区军用物资运输和进出口货物运输，并委托陈嘉庚在南洋招募华侨回国参战。之后，陈嘉庚向南侨总会各分会发出通告，得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侨青年的积极响应。由于对机工年龄、身体素质要求较严，一些不符合条件的青年甚至想尽办法，“蒙混”过关，如虚报岁数等。机工要求男性，华侨女青年李月美就干脆学花木兰来个“女扮男装”。经过层层筛选，共有3193名华侨青年分批回国，这些是由南侨总会及其下属机构登记并安排回国的统计人数，超过原计划近6倍。首批80人先锋队于1939年2月26日到位。当前线记者问道：“你们几位从未回国的侨胞，见到祖国有什么感触呢？”回答是干脆的：“回国参加抗战以外，没有心情想到别的。”“只想到怎样取得最后的胜利。”

当时，南洋机工们须闯四道鬼门关：疟疾关、雨水泥路关、险路和险情关、日机轰炸关。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不计其数，行车非常艰险。如遇雨天，道路泥泞，险情大增。后来，日军向南洋进攻，经常派飞机轰炸滇缅公路。然而机工们没有退缩，而是恪尽职守，日夜不停地为祖国输送抗日物资。

因国内正面战场战事激烈，所需作战物资补给十万火急，因而南侨机工的运输任务紧急而繁重，必须限时限量，不得贻误。当时昆明至下关往返路程为824公里，限36个小时内装卸往返运完。在紧张的运输中，时常有车抛锚在荒无人烟的荒野中，干粮吃完只好饿着肚子等车来才能讨得饭食;缺水渴了，只好取泥浆澄清后解渴。为祖国抗战效力，他们就是这样吃苦受累也在所不惜。他们向海外亲人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穿行在“风花雪月”之中—— 即云南沿途风物的四大特点：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

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物资，平均每天运回300吨，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其中仅1941年一年就运入机枪、炮弹汽车、各种药品等达13万多吨。

由于路况复杂和日本军机的轰炸，先后有1000多名南侨机工以身殉国。每1公里就有1名南侨机工献出宝贵的生命，平均死亡率为每日七至八人。

战斗在滇缅路上的每个南侨机工都有自己光辉的一页，他们是祖国抗战的功臣。多数南洋机工没有留下资料，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有的仅留下几行用鲜血写就的事迹。如新加坡华侨驾驶员吴再春，本来在一家英属工厂内有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但基于爱国热忱，毅然回国战斗在滇缅公路上。在一次运输军用物资至龙陵时，卡车发生故障，车上没有修理工具，又值大雨，气温骤降，他本可以离车步行至他处暂避，但为保护军需物资，始终不忍离开，最后竟被冻死，其事迹“与前线将士守土成仁亦无多让”，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与此同时，不少侨胞受中共抗战主张感召，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归侨有600多人，涌现出叶飞、林文虎等著名归侨将领和抗日英雄。菲律宾归侨、开国上将叶飞曾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泰国归侨、战斗英雄林文虎在广东参加抗日游击队，澳大利亚归侨曾生到广东组织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并任司令员，泰国归侨钟若潮任东江纵队独立中队政委，马来亚归侨吴克之、陈青山到海南参加琼崖纵队，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被授予少将军衔;印尼归侨李林在晋绥边区领导抗日游击队英勇奋战、屡立战功、血洒疆场，被赞为“民族女英雄”。

认定共产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抗战时期，华侨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许多南洋侨领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时任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蚁光炎就因领导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而被日伪暗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陈嘉庚以年近七旬之身被迫隱居印尼玛琅一学生家中。那时的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粒氰化钾，并坦然自若地说：“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做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

即便爱国侨领的抗战救国之心如此炽热，但国民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腐败、独裁，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待归侨有始无终，甚至敲诈勒索等种种行径，让广大爱国华侨寒了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深得侨心，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威震海内外。不少华侨青年耳闻目睹，身心向往，万里迢迢回国奔赴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党政当局在海外多方诋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国内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归侨青年投奔抗日根据地。如1939年，庄国英等12名泰国华侨青年回到重庆并打算去延安。刚要动身时，华侨招待所主任来找他们谈话说：“出于关心和爱护华侨子弟……我决定介绍你们到‘三青团受训”，边说边把三青团的介绍信交给他们，并恶意谩骂污蔑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

华侨最不愿看到的是，在日军践踏我国土、杀戮我同胞的情况下，国民党蓄意制造“皖南事变”，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同时，还阴谋迫害和屠杀回国抗日并倾向共产党的归侨青年。在华南地区，抗战前期活跃着的两支倾向共产党的归侨组织——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均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甚至有不少成员惨遭杀害。

另外，在一些侨务政策上，国民政府的做法也让华侨颇为寒心。战时国民政府发行了一种“爱国储蓄券”，承诺可以保本保值，利息8厘，许多中下层华侨倾囊认购，结果国民政府许下的诺言不兑现，不了了之，使华侨很伤心。另外国民政府对侨汇的管理和支付非常混乱、手续繁多，层层盘剥。华侨汇款虽然数量很大，但辗转到侨眷的手中也是所剩无几，有的甚至到不了侨眷手里。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东中山县某华侨从美国寄回50美元，到重庆折合法币1000元，再由重庆转到韶关广东省银行及下属银行，到侨眷手中仅剩420元。这420元在当时的中山只能买13斤大米，一般家庭只够食用两三天。再如广东鹤山镇南乡侨眷何友安的父亲从美国费城寄给他一笔钱，被积压将近一年，损失了97%。

反映国民政府侨务政策腐败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滇缅公路上几千名华侨机工的悲惨结局。国民政府不但对华侨机工的衣履单薄、被帐无着、挨冻受饿、生病遇事很少过问，就连南侨总会筹集的蚊帐、毛毯、工作服、卫生衣、羊毛袜、运动鞋、奎宁（药品）等本属于机工的慰劳品也落入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之手。南洋总会及陈嘉庚派去了解情况的庄明理等人在赴重庆途经贵阳时，在西南运输处贵阳站借宿，亲见“正副站长室的三张床上都挂着南侨总会寄给机工的新蚊帐和他亲自从槟城购买寄给机工的‘美人牌毛毯”。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国民政府毫不负责任地对华侨机工突下遣散令，致使华侨机工只能自谋出路，以致许多滞留在昆明的侨工手持登记证沿街乞食，沦为乞丐。国民党当局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给归国抗战的华侨们“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1940年，在国民党先是阻挠，继而派特务一路监视的情况下，陈嘉庚率领的南侨慰劳团来到延安慰劳视察。在延安，陈嘉庚等人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的民主政治，社会安定和顽强的抗战面貌，他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回到南洋后，陈嘉庚据实向海外侨胞做了报告，这也让广大华侨渐渐认清了谁才是领导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希望，谁才是中国的未来。从此，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成为华侨在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投资建设的主要思想倾向。

抗战胜利不久，海外侨胞期望的和平建国因国民党挑起的内战而破灭，这令海外华侨及华侨党派十分失望。1946年8月，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在《南侨日报·创刊词》中说：“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南侨是和平先驱，是民主堡垒。”这年年底，菲律宾第一批参加解放战争的归国华侨抵达香港，随即分别转入解放区和游击区。第二年，又有几批菲律宾华侨青年回国参加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秋天，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代表广大海外华侨毅然站在了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

悠悠赤子情，拳拳报国心。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笔者不敢说如果没有华侨共赴国难，抗战胜利或许会晚几年到来，但势必会更加艰难。抗战胜利75年后的今天，面对那些滚烫的数字和无数令人感佩的事迹，我们仍能从中获得这样的启示：

民族团结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抗战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达到空前的团结，共御外侮，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必须团结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发挥爱国侨胞心向祖国、热爱家乡的光荣传统，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共同致力于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同样，只有祖（籍）国真正实现富强、民族实现振兴，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尊严才能得到根本的维护。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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