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研究的立场与指向——从《和阳村柳条簸箕》谈起

张西昌

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彼此更迭的宏大背景中，生存角度的手工技艺必然走向灭失，而其知识系统中的艺术要素则会侧重凸显，成为向上浮动并适时调整的新型人文质素。

《和阳村柳条簸箕》是陕西省合阳县文化馆退休干部史耀增于2017年10月出版的一本手工艺著作，所写内容是作者对自己生长的村落中一项手工技艺的详细记录与探讨，前后花费了十余年时间。这本书涉及的是作者身边的熟人熟景，对于民俗学界所定义的“家乡田野”而言，既有因细节熟悉和空间便利所具备的优势，也有可能因熟视而无睹所导致的“灯下黑”的弊端。自己村落的一种手工艺，花费十年左右的时间去整理，听起来既觉惊叹，同时也狐疑是否有点夸张，于是更加勾起了我对该书迫切阅读的热望。

目前学界有个颇为尴尬的问题是：在学术生态不断被恶化和异化的当下，学术研究的作为和品质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则越来越面临质疑，甚至遭遇了普遍性的失望。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读者产生思想的火花和情感的共鸣，而不是成为体制投机分子谋利的私尺。实在让人迷惘！梁启超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应是学术价值最大化的终极诉求吧！

史耀增将和阳村柳条簸箕作为研究对象，完全出于自己对农业生活深度体认的眷顾情感，在经历了中国大半个世纪变迁的图景后，他想从切身熟知的微观角度，以自己极为熟悉的手工艺个案，来记录、探究和体现中国农业生活的结构、肌理和质感，也表达他朴素而深沉的乡土情怀。

在学术研究不断体制化的语境中，民间学术的空间被压缩，学术研究的自由度也受到影响。目前，各大高等院校及专业机构的从业人员，无论其受教育的专业背景如何，均被裹挟到理论研究的时流当中。一方面，“鸭子上架”所显现出的表象繁荣，不仅将“研究”走偏为理论工作，也稀释了学术研究的浓度，深彻搅扰了原本的学术规范和秩序。另一方面，与众多人切身利益捆绑的“学术研究”使得权力迅速渗透，学术出版的造假产业链明目张胆，污化了高等教育的价值理想，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清明。

在理论研究方面，史耀增没有受过专业性的系统训练，这也是很多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理论工作者的共同特征，但在鲜活的群众生活中不断实践，也是那个年代很多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良好品质。他们具有朴素的担当，与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也为学界调研整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而很多人也没有能够成长为学者的社会资源和机缘。史耀增属于20世纪八九年代民间美术热中成长起来的民间文化研究者，在那时还较为封闭的合阳县，史耀增的研究也深深打上了时代和地域的烙印，他是那个时代中县域民间文化研究者的突出代表。

对于民间文化的体系建构来说，并不全是需要面孔严肃的学者和成果。2000年，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中文版刊行，浅近的行文引发了国内对手工艺关注的首次热潮，中国的一些学者于是趁热打铁，模仿其做法，通过纸本和电视节目的方式来唤起社会层面的更多回应。在我看来，盐野米松的价值在于以温情平实的叙事方式擦亮了国人的眼睛，在他有时稍显偏执和繁缛的表述中，揭示了手艺与自然、生活乃至人性间的内光，于是民众渐而明白，缺乏了这三者的蒙润和滋养，手艺是难以鲜活和动人的。

史耀增的该项研究也是受了盐野米松的影响，但他对这些手艺人而言，并非外来者，而是有着一定血缘和地缘双重关系的亲密者。编簸箕的手艺对他而言，也是从小耳濡目染且曾经上过手的技能。因此，他了知诸多详细的工艺环节。运用平实客观的记录方式，他将柳条簸箕编制的材料、工具、工艺和巧能娓娓道来，察访深透、笔触精微，尤其是饱含着情感。对于这本书的读者，史耀增在写作时并没有过多考虑，他只是出于乡愁的隐痛和责任感，想要在此技艺消失之后能留一份“底片”。

史耀增借用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全方位描绘了与柳条簸箕相关的农业生活结构，笔调浅近，图景熟悉，更适合大众的阅读。他把自己隐没在书写中，反而把技艺的持有者以及民众凸显出来。尽可能完整呈现而非局部采撷，这种处理方式正如曹锦清所说的那样：“按实证研究的学术惯例，学者‘入场’只是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而被调查者只是提供研究者事先设定的所需的资料。学者‘离场’返回书斋，从调查者转化为写作者，对从各处所获得的材料进行分类，将‘多余’的材料割舍弃。这样，材料经概念化，甚至数字化处理之后，活生生的个人，即在调查过程中‘在场’的那些具体的个人都不存在了。我认为，被学术规范、框架、章节、概念、数字处理掉的那些内容，尤其是那些在场感受到的希望、忧虑、意愿、评价，也应该呈现出来。一句话，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权得到表述。”1在理性研究的学术规范中，其实也潜藏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话语权落差问题。在笔者看来，如果研究者只是将手艺人隐没在对材料筛选的强烈目的之后，且不注重文本与社会民众接受之间的关系，不能不说是民间文化理论工作的遗憾。

学界对手艺的关注，经历着从物到技、由技及人的徘徊反复和交糅错杂。手艺的主要载体和行为的发出者是人，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之所以强调“人”的主体因素的初心。手艺的具身性及工具的在手性特征，使得真诚的手工艺品中必然蕴藏着人文的精神属性和思想光芒，同时也深含有自然之道的神赐意味。但是，手艺的“形貌”也是千差万别的，要从简朴甚至粗陋的表象下发现其内质的审美特性，实非易事。在这一点上，柳宗悦无疑显现了他的伟大，他发现并揭示了那些由鄙陋的乡下人创造和使用的下手物中深隐的平凡之美。手工艺之美，有些潜藏在有意味的形式中，有些则属于隐形文化，需有慧心才能感知。

若将《和阳村柳条簸箕》和《留住手艺》略作对照，与盐业米松的访谈方式不同的是，史耀增与这些编簸箕的手艺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村落，不少都是小时候的玩伴。因此，在文字中并没有显现出明确的第三者立场。同时，他不由自主地为读者铺设了一个宏大的农业背景和乡村文化结构，让这些手艺人“生活”在其中，体现了手艺与生活的无间性。我也相信读过此书的人，会明确体会到，在他平实的表述中，透露着劳动者的无言大美品质和汗水的酸涩味道，这也是民艺的某些气质吧！这样的作品，若嫌它太过感性也无可厚非，但它所体现出的为劳动者存言画像的真实感，远比那些脱离生活感受的华丽伪饰要宝贵得多。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史耀增的人生经历太曲折了，可以说是他经受住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遭遇和磨难。他一辈子的思想境界和奉献精神与他所受的遭遇刚好是两个极端”。而这，也正是他文字能够打动人的内核之所在，他在“物”中觉到了作为人的内质，因此字里行间渗透着物哀与悲悯。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提到，有关物的文化研究，应该放置到物的产生、制作、使用、传播的背景中去，同时还要扩展出与物相关的人的诸多要素，才能将“物”的价值和意义立体呈现出来。在我国的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研究中，实用物具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原因则是出于对美的表象性偏狭理解所致。簸箕作为一种实用性劳动工具，它自有其产生、使用、衍变和传播的个案历史，譬如簸箕的基本形态与实用功能及人体机能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功能、食粮种类、区域习性的实际中所产生的演进和分化。但史耀增的视角则是聚焦在与簸箕手工生产相关的民众群体之上，结合文化地理学的观念，分析了合阳县区农业生活与柳条簸箕间的互生关系，以及当地气候与材料的生长和获取，以及地缘要素所导致的柳编工艺中诸多的地方知识和经验，但在自始至终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劳动者的生命特征，尤其是在描述柳编簸箕工艺的传播和簸箕的交易活动，他借柳条簸箕所想展现的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史，从而深化和活化读者对于柳条簸箕手艺文化在农业时代价值及命运变迁的理解。

簸箕文化的逐渐消失是机械化农业的必然结果。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机械化操作越来越普及，虽然合阳地区山地颇多，但也改变不了簸箕日趋式微的步伐，农民们一边希冀机械化耕作对农业生活的便利，同时也喟叹簸箕工艺的下滑和消散。书中还提到，现在有人会需要小的柳编簸箕，用来置于书房厅堂，以观瞻来慰藉情怀，读之，令人五味杂陈。钱穆说：“‘农业’是人类最基本、最主要、最正常的生业，以前如此，以后仍将如此。因此‘农业文化’，亦将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主要、最正常的文化。而此一文化，先天的有其弱症。”2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普遍的手工劳动必然会被工业化生产所替代，这是人类文明变迁的必然结果。而在此过程中，手工艺的体表形式也会灭失和新生。换句话说，柳条簸箕编制的手艺必将会在农业机械化操作的过程中化为乌有，但编制技艺也可能会在新的物态中以另外的方式“脱胎转世”。

对传统手艺进行科学、深入、立体的文本记录，是当下的紧迫任务，相对于海量的民间文化资源，非遗保护部门显然杯水车薪，应需发动更多的工作者进行这样的工作。与其坐在电脑前埋首“剪刀加浆糊”，不如奔走田野细致访查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目前仍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工作，切切实实地构建地方文化的资源库，而不是消耗国家资源，却滋生了大量所谓学术研究的豆腐渣工程，莫名鼓励产生了大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机巧利用体制的漏洞，狐假虎威，弄得一副泥胎金身的模样。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真正的科学只有一件任务：就是在表明什么时候对于一物的知识是完全的了，在给我们一种观察的设备，及种种方法、原则、概念和词汇，使我们能用以研究实在的事物—这样才能对于事实作精细的研究及正确的描写”。3在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培训的同时，也需对未太经受过专业系统训练的理论写手进行训练，使其能够明晓民间文化理论研究的方法。同时亦为科研压力减负，改变“为科研而科研”，片面量化考核，急功近利，不尊重理论研究自身规律和特点的科研管理方式，让研究工作能从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泥潭中脱出，力尽落到实处，合理利用学术资源，从而有利于非遗保护和社会文化建构。

近年来，我在本科及硕士研究生的田野调研和论文写作的教学中，愈来愈受到学生与传统生活文化疏离的尴尬，如果研究者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和体验，也就必然缺乏对其深度了解和认知的主动性，怎样去做调研、去做材料的分辨、梳理和逻辑建构，实在会是一件空洞、隔膜且痛苦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时景是，一面是政府的政治命题和文化导向，一面是越来越缺乏乡土生活情感和经验的大学生，两厢顾盼，左右为难。这就需要鼓励和带领学生走向田野，在乡土文化的生境中通过观察、访问、体验等方式拉近自己与文化传统的在场性关系。将理性认知与感性体验相结合。作为研究者，如果只是处于文化旁观者的角度，其理性认知的合理性也必将会打折扣。因此，田野作业不仅仅属于研究方法，也是文化体认的必由之路。正如民俗学者王宁宇所感慨的那样，“在追求实利、比拼实力的时代中，在市场至上、消费主义盛行和大众传媒笼罩的特殊环境下，如何吸引青年一代关注人文、感受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命运是很要紧的问题；
按照通常的生活规律，光怪陆离的东西或声势浩大的时潮总是最容易撩拨年轻人的心。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不想在‘大众化’的冠冕堂皇的旗帜下自我崩溃，或者说在这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用趋势中还想为民族文化精英的产生留出一线希望的话，大学教学中这种“反时流”的努力是不应该丢弃的”。4

关于手艺生态的危机，在《和阳村柳条簸箕》一书中也显露无遗，无论我们现在如何希冀和打扮手艺，这或许会是一种宿命。我有一位朋友质疑，对乡土文化的重新高扬，是否显现了后工业文明更为狡猾的一种存在方式？这种诘问，充满着文侠式的义气，同时也难掩悲哀的气息。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彼此更迭的宏大背景中，生存角度的手工技艺必然走向灭失，而其知识系统中的艺术要素则会侧重凸显，成为向上浮动并适时调整的新型人文质素。

手工艺是民艺存在的技术形态。在人类与自然洽接的过程中，手工生产首先从原生材料的物理属性切入，使得社会生活获得生存的切实支撑，进而生发精神与审美，促使手工生产从技术形态向人文形态融转，从而显现出实用和审美两大路径的民艺形态。前者多存在于日常空间，后者多延留于神圣空间。近世以来，两者却都因人文生态和生活结构的变化而式微。在生产技术消解的宿命中，选择怎样的方式对其进行文本保存，便成了学术界不断探讨的时代性话题。

《和阳村柳条簸箕》以温情的笔调精雕细刻，但也不乏宏大背景的渲染铺设以及不动声色的理性映射。作者所采用的方式似乎是在通过记录启发读者的思考，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应该如何思考或者给你思考的答案。这是一种手工艺的“非虚构写作”，而且是一项大工程，作品浅近易读，却也保持与非虚构文学的距离，尽量淡化写作者，让民众角色和民间文化自己出场。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品质或心境。尽管这种方法朴素到可能会被诟病为家长里短。但作为民间文化的影像文本，显然是有效的。对于写作文本的传播而言，这种写法也更能发挥民间效应。它与学界的理性严肃文本相得益彰，同构着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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