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界》对五四启蒙的传承与转换

田建民 赵蕾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

启蒙主线对该杂志进行全面考察与深入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本文将从《青年界》与五四启蒙的历史渊源、其所依托的文化启蒙的象征资本及对启蒙的传承与转换三个方面，对该刊的启蒙特质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

表1 1930 年代主要城市面向青年的重要期刊刊行情况

1930 年代，在国民党政府严酷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一般的刊物寿命都比较短，甚至创刊号即是终刊号。其发行量一般也都比较小，能发行到数千份就是很不错的了。在此情况下，《青年界》前后能够刊行将近10 年，其固定订户一度超过二万，可见其受青年读者喜爱程度之高。《青年界》的这种成功当然与北新书局的商业运作密不可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其坚持启蒙所带来的社会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象征资本的价值体现。

被同伴小李拉回了住处递给了她一个字条。上面写道：“吾来此寻汝已逾月，今知汝事甚详，吾不欲见汝矣。特草数字、留与金儿。”当金姑流着眼泪要顺着爸爸离去的路去寻找爸爸时却被小李拦住，并残忍地告诉她：“感情的留恋，不是一个革命的女儿应该有的，你忍着了吧！……那条路不是你现在应该走去的。”这些作品，不是从政治的视角来表现青年人投身社会革命的热情与坚毅，而是以启蒙人性关怀的视角表现新时代的新青年所面对的投身革命与人伦亲情的纠葛的新问题。也就是说，1930年代的青年所面对的不再是反抗家长权威、从“父之家”中逃离的问题，而是从家庭到社会后如何处理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是比前者更为难以决断而又无法逃避的问题。

其三，《青年界》的文化启蒙由五四时的激情批判转换为理性的建构。理性精神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精髓。康德在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中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中国五四启蒙运动借鉴取法于欧洲，但面对民族危亡的内忧外患，五四思想先驱在启蒙的进程中，以科学进化来扫除封建迷信与蒙昧，以民主人权来瓦解等级专制、消除奴性思想，以达到“人之解放”，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这种着眼于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的具有很强功利色彩的启蒙，往往偏重于行动和结果而对理性的思想建构有所忽略。由此，五四启蒙从运动伊始便形成一种由思想先驱到青年知识分子再到民众的单向教化的模式，而处于这种模式的中间链条的青年，他们的青春激情借由启蒙的催化得到充分的张扬，在救亡图存、废旧立新的正义而崇高的责任感驱动下，以一种无畏无惧舍我其谁的战斗豪情，对旧秩序、旧思想、旧文化进行决绝的批判与破坏。然而，从本质上看，启蒙是思维方式的历史性革命，是人类通过理智认识真实世界和指导自身的行为，即以理性

总之，《青年界》刊载的小说中的李如冰、张新人、张觉人、杨一帆、惠、俶等青年形象，与五四作家笔下的青年形象相比，虽然缺少了“狂人”“疯子”那种揭破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吹熄象征封建宗族秩序的“长明灯”的反叛激情，却不像吕纬甫、魏连殳那样陷入“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幻灭与悲哀，也不像纗华（《隔绝》）、露莎与梓青（《海滨故人》）那样由追求自由婚姻而陷入矛盾苦闷无法自拔，而是面对社会困境，表现出自立自强的服务和改造社会的理性、勇毅和坚定。这反映了文化启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其内涵上作出的变化或转换。如果说五四启蒙像炽烈的火焰把封建旧礼教文化燃为灰烬，那么，1930 年代《青年界》的启蒙则如无声的细雨涵育着现代青年的智识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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