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先锋、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以对陈染小说的批评(1985—2020)为例

王翘楚

过去40余年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且经历剧变的时代，与陈染相关的文学批评也伴随着社会的激烈变革、文学观念的巨大变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受到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对陈染的评价也经历了从作为“后先锋”作家代表的期望到作为女性主义作家代表的转变，这种变化是历史文化环境对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的一个写照，表现了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也对文学批评自身发展提出了挑战。拨开历史的迷雾，回顾与剖析这段批评历程，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及系统性的建设，大抵会有一定的帮助。

20世纪80年代正是陈染初登文坛之时，《世纪病》一经问世便引起文坛瞩目，其后短篇小说集《纸片儿》也得到极高评价。这一时期有关她的文学批评整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小说内容，如对主题、题材、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论述研究，视角较为传统，如张颐武的《话语的辩证中的“后浪漫”》，李劼的《致现代童话作家陈染》、陈骏涛的《寂寥和不安分的文学探索——陈染小说三题》、林宋瑜的《流浪的情感——分析陈染小说集“嘴唇里的阳光”》等;另一类是将陈染的创作置于宏观文学环境内，将其作品作为大视域下的一类作品进行整体性研究，如朱剑飞的《当代中国现代文学一瞥》、陈志红的《永远的追求: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兼谈知识女性形象的形而上趋势》、曾镇南的《中国当代文坛现状纵横谈》等。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对陈染作品的批评呈现出赞赏与鼓励的态度，视角多样，有批评家独特的个人风格。整体而言，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对陈染创作批评的重点并不仅仅关注陈染及其作品本身，而是在对陈染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过程中，欲通过对作品的理解来推测与展望以后的文学浪潮走向，多是一种基于文学史观点的批评，陈染在其中只是作为一个例证。

呈现这样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文学批评尚不能很好地解决文学的主体性与文学理论资源匮乏这两个问题。80年代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转型时期，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工作方向，就是为文学批评的自立而奋斗。但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匮乏，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较少，现代性理论体系的建构尚不能及时完成，无法彻底摆脱过去的历史语境。另一个原因是由陈染作品自身的特点决定的。80年代仅仅是陈染创作的草创期，这个时期她的许多作品还显稚嫩。同时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不同，也没有跟随同时期先锋小说“形式实验”的浪潮。因此，这一时期相关的文学批评，或者只能从一种宏观视角泛泛而谈，或者依旧是延续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本分析方式去评论，可贵的是此时批评家们已经发现了陈染作品的独特品质。

进入90年代之后，陈染迎来了一个文学创作的爆发期，她大部分的重要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其受到的关注之于80年代开始激增。而将陈染推向文学批评热点的事件是1993年《文艺争鸣》第六期的“文艺百家——陈染作品讨论会”栏目，其中两篇重要的文学批评分别是赵毅衡的《读陈染，兼论先锋小说第二波》和张颐武的《话语的辩证中的“后浪漫”》。赵毅衡指出，陈染的作品在先锋文学已经衰败的90年代呈现出对先锋文学探索的坚持，在“媚俗”的商品文学大行其道的当下，展现出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他盛赞了陈染的创作精神，认为陈染在先锋文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当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写出了一批具有先锋文学品格的作品。在文章的后半段，赵毅衡展望了后新时期先锋小说的第二波浪潮，除陈染之外，他还提到了韩东、朱文、鲁羊等名字，认为先锋小说的第二波“钱塘大潮”已经到来。张颐武则认为，陈染在“后新时期”的文学当中处于边缘之处，她的文本呈现出一种与嘲讽伤感的“后浪漫”话语相关的状态。所谓“后浪漫”是一种将伤感力量添加至文本从而构成对“后现代”浪漫化的奇特想象，陈染也因此成为“后新时期”文化中一种独特趋势的代表。此外，在这个专栏之中，王干也发表了《寻找叙事的缝隙——陈染小说谈片》，指出陈染90年代之后发表的作品，在游离于传统中心话语的过程中呈现出的边缘状态与缝隙感，是时代大浪潮之下展现的“非历史”与“非我”的后现代话语表征。

这一时期，即90年代中前期，对陈染作品的批评依旧是紧紧跟随着时代与文学浪潮的转变，将其置于整个时期的大文学背景之下，发现了其与主流文化相悖的文学特质。而与80年代略有不同的是，陈染已经不再作为先锋派文学茫茫众星中的一颗，而是得到了更有针对性的关注，批评家们普遍表达了对陈染独有特质欣赏的同时，也表达了对90年代之后文学状态的担忧。这一方面是因为陈染作品具有特立独行的风格，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大环境剧变中的文学批评正处于一种模糊的中间位置。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文学商品化趋向的出现，批评家们对“大众文学”不断抢占“严肃文学”的领地呈现巨大的矛盾与焦虑。一方面他们不否认商品化对推动社会发展的正向作用，反而十分珍惜它对文学创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过分商品化、大众化与媚俗化对文学品格的伤害，因此对陈染这样能够兼顾市场化同时还能保留文学的严肃性与超越性的作家高度关注也是必然。

整体而言，80年代与90年代中前期，对陈染小说的评价有一定的共性，即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所有人都努力用一个新词语或者一句话来把握其特征，从而将其归结到文学的新状态当中。这样的状态是过去文学批评惯性的延续:70年代末时，文学创作还处于思想解放初期，对文学创作的评判的标准中，“合法性”要高于“艺术性”，因此，个人创作需要依附于集体创作的话语，而且文学的潮流化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种“合法性”，刺激了文坛的创造力和活力，也刺激了文学批评的热情，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80年代末剧烈的社会变革，让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同时陷入一种短暂的迷茫，因此进入90年代，文学批评试图重新唤起创作的生命力，对陈染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高度关注，试图以一种命名方式定义新生的文学群体，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只是这种命名——有的称之为“后新时期”，有的称之为“后浪漫”——并没有达成共识，充分说明当时批评界对这股浪潮到来的形式与时机产生了犹豫与担忧。而直到今天，批评界也没有认可其中的任意一种命名，仅仅是讨论其过程中发掘的史料，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将文学作品“潮流化”定义这种批评方式逐渐走向衰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文学与批评的构建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陈染于1996年出版了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私人生活》，这部长篇半自传体小说一经问世就引发热议，作品畅销20万册，并在香港、台湾等地一并发行。此刻距离陈染搁笔还有两年时间，而文坛对陈染作品精神内核与艺术审美的把握和理解在逐步探索当中似乎终于找准了其定位。这一时期的批评文章数量达到一个高峰，几乎都围绕“女性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而在诸多文章当中，“私人写作”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被译介以来，女性主义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引领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步入一个小高峰，由《花城》杂志社和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陈染《私人生活》研讨会”也以重要的姿态介入。在此次研讨会中，季红真、王蒙、白烨、戴锦华、张颐武、徐坤等诸多批评家与作家对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其整体创作进行讨论，其中关注的重点正是女性主义与私人化写作。早在1994年张颐武在《后新时期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中就提到了陈染作为“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者”在中国女性小说中占据主要地位，而此文也是最早将陈染的作品置于女性小说范畴下讨论的文章。而1995年这次研讨会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分水岭般的范式，使得90年代中后期至2005年间围绕着陈染作品的批评几乎都难以绕开女性主义这个课题，而相比较之前的泛泛而谈，这批文章数量更加庞大，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观点也越发相异。这些文章指出女性的个体生活经验与作品结合成为陈染作品最具典型性的特征，无论是方玲的《陈染小说:女性文本实验》，抑或是戴锦华的《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以及林宋瑜的《个体经验与创作情绪》，批评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抓住了陈染作品中最突出的这一特征。这与以往80年代的批评家们发现的陈染作品中的“非历史”特点是一脉相承的，在过去这种特点被视为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化的，是在先锋范畴内的，现在将其与女性主义结合，似乎这种曾经令人困惑的游离感终于找到其适当的定位，成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表征。

与传统的宏大叙事相对应的个人叙事也被视作陈染女性主义文本的典型特征之一，贺桂梅在《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写作——陈染创作特点评析》中指出，“任何个人的也是人类的，个体是人类群体的标本。但是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信任个人体验”，①贺桂梅:《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写作——陈染创作特点评析》，《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这实际上是90年代所有“个人化”写作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文学)。从传统宏大叙事走向个人叙事的过程中，文学的永恒性与价值评判标准问题难免随之浮现，而在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叙事当中尤为突出，因此这成为仅次于个人体验与创作互照的第二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有邓晓芒在《当代女性文学的误置——〈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评析》中对陈染写作的质疑，又有胡彦在《女性写作:从身体到经验》中对陈染的维护。除此之外。“私人写作”也成为这一时期围绕陈染作品讨论的重心。“私人写作”，或者叫“私小说”，是女性化写作与个人写作问题的一个方面，却在这一时期经常以独立的核心式的问题被呈现，原因就在于其饱受争议，较之“个人叙事”引发的争议更剧烈，演变到后来被赋予一个更加准确的与“个人叙事”区别开来的概念:“身体写作”。这里不得不提到南帆的《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章指出:“女性躯体修辞学的巨大意义已经被文学所接受，或者说，这是女性文学所应当负担的使命之一。”②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身体写作由此登堂入室成为阐释工作的重点。之所以争议巨大，一方面“身体”这个词被赋予了某种背德感，在1995年的研讨会当中，王蒙就指出《私人生活》中的一些情节超出了平日他所能承受的尺度，同时期许多批评文章也或多或少地提到了陈染作品中的性问题。而到了2000年之后，身体写作这一问题受到重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葛红兵的《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文章表达了对这种身体写作状态的隐忧:“这些人实在是走得太远，一个先锋，他在前面50步的地方，后面的众人尚能看到他的背影，而一个100步远处的先锋，对于众人来说已经不是先锋了——因为对于大众有限的视野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①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这句精辟的结论恰恰就是主流批评家对身体写作的判断与理解。在有关身体写作的探讨中，出现最多的词语都是与“否定”“堕落”“自我”“欲望”“消费”相关，尽管也有不少文章对身体写作的出现给予理解，但是站在身体写作的立场上对陈染作品加以正面评价者却寥寥无几。王小波就在《〈私人生活〉和女性文学》中对《私人生活》给予了称得上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作品完全失去了陈染应该有的水准。

关于陈染女性主义的研究与探讨直到她渐渐淡出文坛的数年时间内依旧争议巨大，可以理解的是，在1995年之后有关陈染的争议正是90年代中后期批评家们面对复杂多变的文化与文学现象难以实现判断的表现。90年代，由于社会与历史文化环境的剧变，市场经济高度发展，文学也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消费时代”。王一川的“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也就是在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第一次将金庸列入文学大师行列，引发争议。“王小波热”与“王朔现象”，都标志着大众文化对传统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精英话语的挑战。大众消费者的文化权力的日渐增长与传统知识分子文学中心地位的淡化，使文学批评面临一种矛盾的境地:商业化需要获得消费大众的审美心理，要保证阅读的体验，趣味性与刺激性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种明显的商品属性与纯文学的审美必然是冲突的，以严肃文学的角度去审视，自然只有批判。《私人生活》是一部被市场验证“成功”的尝试，同时也是在严肃文学的审美标准下“失败”的例子。文学的商品意识取代了审美意识，同时文学的批评也陷入一种困境——即文学商品性与审美性的界限在哪里，以严肃的艺术审美标准去评判一个已经通过销量证明其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否公正。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召开，在《通俗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这一课题下，学者们探讨了“不同的文学作品应该用不同的标准衡量”的问题，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这样的境遇实际上是文学批评旧有模式在面对新的历史环境艰难适应的表现。此外，90年代之后的文学作品与之前相较“个人化”品质更加突出，用一种命名来形容一种文学创作内容、并将一些作家划入一派的批评方式已经很难进行。而且“身体写作”或“私人写作”这一命名，实际上是从其创作的内容及文化资源方面去界定，并非是从审美意识、创作风格、人文思想等方面界定，因此其认知可能会产生一些失范或片面之处。陈染在《写作，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陈染访谈录》中表示:“‘女性文学’‘个人化’，只是我创作的一个侧面，评论有它合理的一面，也有偏颇的一面”，“‘私小说’的标签是书商制作的噱头，与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写作，比如《私人生活》与我的个人私生活根本不搭界，不沾边，90%的细节都是虚构的”。②杨敏、陈染:《写作，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陈染访谈录》，《小说评论》2005年第5期。时代的变化，新的文学内容与创作形式产生，批评方式与方法也应该转变，这是当时一个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在90年代后期，浩如烟海般有关陈染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当中，出现了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即王柏华的《沿着沙漏街寻觅“陈染”》。文章开篇就指出，如果不打算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阅读陈染，那么陈染的大部分小说很可能在读者看来缺乏故事性，更像是散文，但是《沙漏街的卜语》是一个例外，接下来批评者从内与外、虚构与现实、谁是陈染三个方向点评了这篇小说，并且认为这是陈染最好的小说。文中提及陈染过分的自我意识以及“女人不必在男人的世界里定位自己”是其作品所脱离不开的母题，还从虚构与现实的互相映照角度来分析作品情节上的“虚”与“实”，并指出其小说人物与作者本人形象的相互纠缠。这篇批评虽选取了陈染作品中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篇，但其中有关“谁是陈染”的论述重新回到了“后新时期”有关对陈染作品中人物与作家本人互照的讨论当中，其中“陈染的生活经历甚至其体验过于单调……重复的一切正是她甩不掉的情意结，一次次的书写就是一次次的释放”。①王柏华:《沿着沙漏街寻觅“陈染”》，《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令人惊讶的是，此文竟然与陈染本人在2005年《写作，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陈染访谈录》中提到“写作是她在内心与世界对抗的时候寻求精神出路的一种方式”惊人地契合。这篇文章在对陈染作品的分析与论述中终于摆脱了女性主义的樊篱，重新从文本出发，将分析的重点绕回到后现代语境中，尽管在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却似乎是在女性主义的路线上走到足够远之后，终于开始回到最初的有关于“先锋”的探讨中，只是走到这个时期，“先锋”不再确定能否还是最初那个承载了引路、实验与探索功能的先锋。

2005年至今，文坛相继出现了一些文章，开始试图绕过女性主义从其他方面对陈染作品进行分析评价，例如姚丽芳的《论陈染的死亡意识》认为比起陈染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死亡意识才是陈染作品中长期存在的内容;而史言的《陈染小说的孤独感研究——以〈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为例》指出陈染的作品虽然充满强烈的女性意识，但是她所书写的生命感受“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成长与解放”是深刻和普遍的;邹雪梅在《生存之痛的体验和书写——陈染小说浅论》指出陈染的小说所描绘的是有着终极意味的人类生存悲剧景象。除此之外，随着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化，2010年之后出现了许多研究分析陈染小说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例如王璐的《“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对陈染作品的一种解读》、都岚岚和赵娜的《酷儿理论视域下的陈染小说》、王琼的《以女同性恋姿态为表征的女性解放道路探索——谈陈染小说同性情谊的实质》，尽管这些讨论依旧围绕着“女性”，却抛弃了90年代对陈染作品中“同性现象”的怪异审视和轻描淡写的一语带过，开始从深层的理论构架上去探索这一文本现象的意义。这些视角在之前的文学批评中是被刻意回避的，或遭受批判的，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文化对相关问题的接受程度与宽容度越来越高，这些文章回避了从文化角度批判的内容，而是从一种更科学更理性的视角去讨论。还有一些文章，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去分析讨论陈染作品的主题与人物，可视作跨学科的解读与阐释。尽管这些批评的流派与方向并不一致，但都是从女性主义以外的方向出发，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在一定的广度上对陈染作品进行考察，而且与之前对作品文化内容方面的考察较多相比，更多的批评与研究开始关注陈染自身一贯连续的创作风格与思想意识，关注的方面也更多元化。

90年代初，北京大学召开“学院派”批评研讨会，此后包括南帆、王宁在内的多位学者讨论过批评学院化的必要性，但是整体上90年代的批评依旧是以著名学者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批评文章为主，兼有一些报刊媒体营销式的评论。21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与完善，90年代流行纸媒夺人眼球式的文学命名渐渐消失，文学批评逐渐学术化。特别是2002年之后，随着文化市场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健全的市场文化体系的不断推进，文学批评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是学院化，另一个是大众网络化。学院化进程在陈染相关的批评之中有很明显的表现，其一就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整体上呈现年轻化与专业化，从业者大多是文学相关专业的学者或学生;其二是文学批评的内容更加理性化，学者们往往使用专业的理论方法或者是跨学科的工具，以科学研究的形式进行分析，批评文章内容结构更加系统化与逻辑化，如《心理批评视域下女性的教育与成长——陈染小说〈私人生活〉中人物心理探析析》《自我的建构:从精神分析视域解读陈染的〈私人生活〉》等，都是2015年之后出现的文章。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深入的表现。后现代社会标志之一就是个人价值的极大化与社会分工的无限细化，文化、文学与美学各自成为独立的领域，其中从事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者、文字发行者各自承担独立的工作。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精神越来越显著，社会科学研究的系统化与学理化是一个大趋势，文学批评与研究也不例外。

文学批评的另一个趋势是大众网络化。依照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中发表的数据可以看到，随着互联网兴起，2021年中国网民数量已经高达10.32亿人，网络文学用户达5.02亿，中国进入一个信息扁平化与文化平民化的时代，知识分子中心地位被进一步弱化。互联网平台上的讨论成为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方式之一。与学院化的批评相比，网络批评相对更加口语化、自由化、简单化，以在博客、贴吧、论坛、视频网站留言或制作视频为主，没有篇幅或文体限制，随心所欲，主要是阅读感受与阅读心得的交流，缺少学理性和专业性，同时也有语言不规范、观点粗糙、评价情绪化等问题。以往网络批评得不到学术界重视，网络批评被视作是“边缘”与“不入流”，但是随着互联网用户的扩大，网络批评成为一种富有潜力的批评方式。

时至今日，有关陈染的研究仍在继续，回顾从陈染创作伊始至停笔之后这将近20年间的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创作与批评的行走轨迹。文学批评呈现的面貌与文学创作和文化环境是相辅相成、互为见证的，而在当今越来越复杂的文化环境当中，关于文学的现代性的追问依旧没有停止，回顾过去亦是未来建构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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