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留夷》编刊生涯

◎ 叶 新 陈显英

按蔡德贵教授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羡林口述史》（红旗出版社2016年版），在2008年11月10日下午做的“第十五次口述”中，季羡林先生向蔡德贵教授口述在山东济南高级中学的教学经历时，有这样一番谈话：

蔡德贵：您在高中的学生里面，除了牟善初，吴传文是一个吧？

季羡林：吴传文是。

蔡德贵：最好的学生里边，还有两个当过很大官。

季羡林：嗯。

蔡德贵：牟善初是一个，还有其他的。

季羡林：牟善初，他写的文章，写得好。

蔡德贵：您那时候在《山东民国日报》主编的《留夷》有没有发表他的文章？

季羡林：我是主编，发表过《游灵岩》，现在找不着了。

蔡德贵：找不到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都找了，没有。清华大学连《山东民国日报》都没有。

季羡林：嗯。

在这番谈话中，季羡林先生谈到了他在《山东民国日报》主编《留夷》副刊之事。季羡林先生此前曾在2002年5月14日写就的《高中国文教员一年》中提到：

我在清华大学最后两年写了十几篇散文，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都发表在全国一流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见经传，也被认为是一个“作家”。到了济南，就有报纸的主编来找我，约我编一个文学副刊。我愉快地答应了，就在当时一个最著名的报纸上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取名《留夷》，这是楚辞上一个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们的副刊将会香气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学生。文章刊出后有稿酬，每千字一元。当时的一元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穷学生拿到后，不无小补。我的文章也发表在上面，有一篇《游灵岩》，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寻不得了。

这交代了《留夷》副刊的办刊背景和题名由来。据蔡德贵教授的说法，《留夷》副刊已经完全找不到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结合手头的《留德岁月》第一卷的有关日记记载，笔者对此做个探究，兼及季羡林和李长之的有关佚文。

关于《山东民国日报》文学性副刊《留夷》的创刊，我们先来看季羡林1935年2月18日和2月22日的日记：

1935.2.18：晚上回家，饭后访沈宝钧，意在要稿子，他答应了。

1935.2.22：沈宝钧来访，谈了半天。他去后，天已八点，我乃去访李江秋，送稿子。下星期《留夷》出版。

为什么这两天季羡林要找沈宝钧要稿子，因为“下星期《留夷》出版”。而到了2月26日也就是周二这一天，《留夷》创刊号正式“亮相”了，参见季羡林这一天的日记：

今天《留夷》出刊了，心里非常高兴。

过午到城里去，想买两份《民国日报》，因为昨晚才通知李江秋，没能多印几份。但跑了半天，一直跑到《民国日报》社，却只买到了三份。回来的时候，他却已经派人送来了五份，心里更高兴。

李江秋即李汝枫，山东安丘人，时任《山东民国日报》社长，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当时一个最著名的报纸”的“主编”。他抗战期间在重庆任职国史馆馆长，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后在加拿大定居。著作还有《秋瑾殉难记》《安丘述略》等。正是在李江秋社长的邀请下，季羡林才创办、主编了《留夷》副刊，每周二出刊。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期的好友李长之、张露薇等都早就开始了他们的办报生涯。比如1932年12月到1933年2月，张露薇主编了北京《益世报》副刊《文艺周刊》；
而此时的李长之刚结束他的《文学评论》，已经是天津《益世报》的《文艺副刊》的主编了。此时的季羡林对中学国语教学已是驾轻就熟，家庭生活又不甚和谐，因此，在教学之余，他不免技痒。他开辟这样一个文学园地，一则是可以方便发表自己和好友的文章，二则也给自己学生写的优秀作文找个出路。为自己的“头生子”高兴之余，季羡林又马上为下一期做准备。同一天即2月26日的日记记载：“晚上无事，开始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完后又写了序，而到了3月2日，“早晨把《留夷》稿子发出去”，算是完成了这一期的编辑任务。

《留夷》几期办下来后，单枪匹马的季羡林产生了围绕办刊成立文学社团的想法，见 3月23日的日记：

同大千、友竹、洁民到久大去开Literary Club（文学社）成立会。

“大千”即季羡林的山东老乡、上届外语系师兄许振德，是钱锺书的同班同学，此时在济南齐光中学担任英语老师。季羡林他们要成立的是文学社（Literary Club），所以以后《留夷》的投稿地址也变成了文学社。1935年4月30日发行的《留夷》第十期题头的“稿约”如下：

（一）接受外稿

（二）来稿概不退稿

（三）来稿请寄本市杆石桥外省立高中文艺社。

这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唯一一期《留夷》，并不是前面蔡德贵教授所说的完全找不到了。从这个“稿约”我们可以看出，季羡林除了自己和好友以及师生的文章外，已经开始接受外来投稿了。既然《留夷》是公开发行的《山东民国日报》的副刊，就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如果季羡林的办刊风格不趋向保守，不满足于小范围的孤芳自赏，就必然会接受外来的稿件，以拓展《留夷》的办刊视野和外围影响。

在这个“稿约”中，我们还看到，投稿地址是设在省立高中的“文艺社”，而不是日记中的“文学社”，不知是不是《留德岁月》日记识别时产生的手民之误。笔者发现2002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园日记》识别和注解错误较多，2018年8月出版了重新识别和注解的《清华园日记》，目前已经第二次印刷。因此，近一两年，笔者也在和若干好友探讨是否重新识别并注解季羡林的《留德日记》。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笔者猜测这个“稿约”上的投稿地址出现“文艺社”应该是在第十期之前。4月22日刚好是《留夷》第九期发刊时间，当天日记记载：“过午五点半Literary Club（文学社）大聚会，到梅生、陶庵、大千、洁民，一同到真不同去吃饭。”也就是说，季羡林组织的文艺社变成了《留夷》副刊的聚餐会、庆祝会。

而此时的季羡林在其他人的眼里，不仅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师，还是济南地方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5月3日的日记记载：“《民国日报》聘我作文学顾问。”不过季羡林既然当了《山东民国日报》的文学顾问，就得时时顾问文学之事。5月28日的日记记载：“接到《民国日报》服务社会部的文学问题，于是查了点书，给他解答出来。”

季羡林在1935年3月下旬《留夷》副刊走上正轨和组织文艺社之后，工作和生活变得忙碌起来，编刊生涯也不那么诗意了。1935年3月24日的日记记载：

挂着学校里有事，吃了早饭就回学校来。先忙着编第五期《留夷》，但稿子无论如何凑不合适，结果自己写了一首诗加上。匆匆地把稿子和校友会通告一同送给李江秋，又恐怕通告明天登不出来，心里非常烦。

晚上打电话给李江秋，打不通，心里更烦。

这描述的是编《留夷》第五期的情形。为了填充版面，季羡林自己还写了一首诗。这是当时文艺报刊主编的常态，就是：一方面，主编在自己的园地里可以方便地安排自己和好友的稿件；
另一方面，外来稿源不足时，主编也得时时“下场”。为了不让人看出稿源不足的尴尬情形，主编还得多用几个笔名发表。

季羡林虽然不像他的好友吴组缃、林庚那样以诗歌见长，但也因为臧克家的《烙印》打过笔仗，卞之琳还送过他处女作诗集《三秋草》呢。3月26日，《留夷》第五期出版，因此有了这样的日记记载：“今日《留夷》出版，我那篇诗我觉得还相当的不坏。”

接下来，在季羡林后来回忆中念念不忘、遍寻不着的那篇《游灵岩》要隆重出场了！1935年4月4日，许振德约季羡林游位于济南西南方向的长清县万德镇灵岩寺。第二天他六点起床，与许振德及其小妹、王梅生会合，乘火车出发去灵岩。游玩了一天，晚上八点才回到济南。

这次灵岩之游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有了写作《游灵岩》和其他文章的想法。1935年4月10日的日记记载：“想写文章，定下了六个题目：《南游断忆》《登岱》《游灵岩》《老人》《龙洞》《尘土里的人们》。”《南游断忆》应该是指1934年4月与林庚等人的江南毕业游；
《登岱》即指1934年10月9—10日的游泰山。不过《老人》最终发表在《益世报》的《文学副刊》上。《游灵岩》这篇是为《留夷》副刊而写，而且早早做了预告。见4月17日的日记记载：

因为昨天已经在《留夷》上预告了出来，下一期要登我的《游灵岩》，不能不赶作。所以今天便开始作，还不怎样费力。但从早晨写起，一直到晚上也不过写了两千多字。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季羡林意犹未尽，一直在写《游灵岩》，到4月20日完稿。这一天的日记记载：“早晨把《游灵岩》写完了，总算又完成了一件事，轻松地透了一口气。”从时间来看，这篇文章应该是登在《留夷》第九期上了。

虽然季羡林自己和蔡德贵教授都“宣判”找不到《留夷》这份副刊了，但是笔者心有不甘。在所在单位北京印刷学院订购的“近代报纸库”中百般搜索，结果笔者有了一点小小的发现，那就是4月30日发行的《留夷》第十期。

笔者能找到这么一期，很不容易。因为《山东民国日报》仅存3月、4月、7月、8月、9月、10月六个月的报纸，还非常不全。而就《留夷》发刊的周二而言，只有4月30日和10月29日两天的报纸，后者已经没有《留夷》的踪影了。能见到的这一期，题头“留夷”的下方缺了一角，导致左边的文章的题名和作者名不完整，“我们开往辛庄的”后面应该少了两三个字，作者名“牛天”后似乎少了个“空”字。季羡林在4月8日的日记中提到“九级学生今天开始到辛庄受军训，早晨看着他们整理行装，开始春假”。“牛天空”这位九年级的学生谈的是对军训的感想，文后的落款是“一九三五，四，十，写于辛庄兵营”。这一期的《留夷》只登了两篇文章，在报纸的中间位置，上下都是广告。另外一篇是《一个学生》，说明“俄国柴霍甫作 尹相圻重译”。尹相圻是季羡林的学生，他4月14日所记的“替尹相圻改译文”，应该改的就是柴霍甫的这篇《一个学生》了。

1935年5月19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精神仍不能振作，只把《留夷》第十三期编号[好？]，写了三百字的《编者的话》。”编辑《留夷》至此，让季羡林也是颇多感想，不禁写下《编者的话》。而到了这个时候，《留夷》已经引起了颇多人的关注，见第二天的日记记载：

晚饭后，别人都出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颇寂寞。一会，大千来了，颇喜，一直谈到十一点才走，大半是谈的《留夷》。现在居然有许多人注意《留夷》了，心里非常高兴，以后更应当仔细编一编。

与此相关的还有5月30日的日记记载：

今天听管谨初说有人写文章批评《留夷》，说是山东惟一的文艺刊物，颇为高兴。以后更需要努力办一办，第一先从选好稿子着手，自己预备多写点零碎文章在上面发表，我想定一个总名，到现在还没想起一个好名。

说《留夷》是“山东惟一的文艺刊物”，这是对主编季羡林的最高赞赏。众人的关注让季羡林不仅感到高兴，也感到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主编不仅要百般索稿和编稿，还要自己写稿。编刊生活的不易，可参见5月27日的日记记载：

早晨无所事事，写了篇《论小品文》，算是编者的话之一。本来预备算作启事式的预告的，写着写着郑重起来。于是把来当了一篇文章，而且决定以（后）还要多写类似的东西，统名曰《编者的话》。

过午下课后，忽然接到李江秋电话，说是《留夷》稿子少。我赶快拿了稿子乘电驴直奔《民国日报》馆，到了，到排字房一看。据（洁）民说，不但不少，而且还多，于是废然而退。

5月19日开始的《编者的话》才写了三百字，但是写着写着就当成了事，然后就要越写越长、越写越多了。从《编者的话》之一到《论小品文》即是明证。

发文必有稿费，这也是作者写作动机之一。5月28日是《留夷》第十四期出刊的日子，季羡林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午饭后，又接到送来《留夷》稿费，于是又算账分配稿费。”千字一元的稿费对发表文章的作者们来说不无小补，季羡林作为主编，每期发表后的分配稿费也是分内之事。

季羡林在《留夷》不仅有“编者的话”，还写有“夜话”。1935年6月2日的日记记载：

昨天黄昏时候，坐在天井里没事作，于是想到替我想写的短文起一个总名，结果，想起了“夜话”两个字。又用铅笔在信纸上作了一篇释文，算作《夜话之一》。今天抄了下来，编入十五期《留夷》。

还有1935年6月7日的日记记载：

晚上写《夜话之二——论古书今译》，结果居然写完了，总（算）作完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心里非常满意。

6月27日的日记记载是“把《读〈论语〉（夜话之四）》写完了”，不过这是季羡林最后为自己主编的《留夷》写文章了。

除了这些创作之外，季羡林也会在《留夷》上发表他的译文，可以窥见副刊发文的多样化色彩。季羡林5月28日日记中提到“晚上回来，预备给学生讲的《楚辞选》——《九章》”。因为要给学生讲《楚辞》，他因此看起了《九章》，比如其中的《抽思》《怀沙》等篇，而且因此在5月31日的日记里大发感慨：

早晨读《楚辞·抽思》，读到“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觉得“真是天地间之至文”。从昨天晚上起决心研究《楚辞》，第一步先把关于《楚辞》的书全买来，不过自己的心常变，希望这一次能坚持一下。

……又读《怀沙》，我忽然想到可以把《楚辞》译成白话文——这个念头使我很高兴，决心作一作。

到6月3日，“早晨把《抽思》译完了，还想接着译两篇，这工作我认为有意义，也有趣”。6月7日则“把以前译的《抽思》改了改”，然后是6月9日的“起来把译的《抽思》抄好了，编好了《留夷》第十六期”。

除了自己忙活之外，拉回济南的好友李长之为《留夷》写稿，也是偶尔为之。6月24日的日记记载：“长之来，带了一篇文章来。我又逼他写了一篇，结果这一期《留夷》有他的两篇。”本来，李长之已经答应给季羡林一篇文章了，但是季羡林还逼他再写了一篇。李长之本是写文章的快手，当然是“倚马可待”。可惜的是，李长之在《留夷》第十八期的这两篇文章并无题目，也并未收入《李长之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肯定是他的佚文了。

作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德文专业1934年唯一的毕业生，德语成绩又是“四年全优”，季羡林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德国留学。而1935年年初的报上刊登了德国远东协会致函清华大学要求互派助教学生的消息，季羡林感到这是一个去德国的好机会，赶紧给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吴宓教授写了封信，询问留学德国的详细办法。到4月28日，李长之来了封快信，说他已经推荐了季羡林为交换留学生。他“自己认为颇有希望，但同时又忧虑着路费”。到5月中旬，他还在忐忑之中，见5月15日的日记：

最近到德国去的梦时时在我脑海里盘桓。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有把握，一方面我又觉得学校一定不会派自己的。一方面觉得倘若到了德国，一切的梦，一切的希望都能实现了，一方面觉得到德国去有很大的困难。

不过，好消息还是来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季羡林被选中去德国留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为准备留德而忙碌，最终于8月31日从北平动身去德国了。

既然要去德国，季羡林的中学老师当不成了，《留夷》副刊也编不了了。从1935年2月26日编了第一期，到7月16日发行第二十一期，季羡林做了半年不到的主编就要告别了。主编虽然不在，办刊还要继续，因此，他选中他的老乡、清华大学同届政治系校友李柏寒做继任主编，参见1935年7月14日的日记：

李江秋来了电话，约我同柏寒去见他。我于（是）给柏寒打了一个电话。不久，我俩就去访李江秋，谈了半天。大半都是谈的柏寒就《民国日报》编辑的事情。

把《留夷》第二十一期的稿子编好，回家。

而到了7月27日，季羡林为向李柏寒移交《留夷》编辑实务大宴好友和学生，见当天的日记记载：

过午我请柏寒、大千、陈丽妫、吴传文、孙玺琪、张国珍、王绍祖、牟善初到久大吃饭。六点出发，大千、柏寒已先在。今天吃饭主要目的，是在移交《留夷》编辑事务，移交给柏寒。吃的颇热闹。我亲手培植起来的《留夷》，现在同她分离，心里颇有惘然之感。

为了实现自己的“留德梦”，季羡林要与自己亲手培植的《留夷》副刊忍痛分离，不免惘然。第二天，他又专门和李江秋社长、新任主编李柏寒三人吃饭，感想是“颇痛快”。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托付最终落空了。从后来发现的报纸来看，《留夷》似乎没有办下去，具体情形就不得而知了。

目前，虽然30卷本的《季羡林全集》、9卷本的《李长之文集》早就编就出版，但是在《留夷》中刊登的两人的佚文则丝毫不见踪影，甚至连题名也不得而知。以下是笔者编就的季羡林《留夷》佚文目录：

期数 时间 文章名称2 3.5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文并序（季羡林）9 4.23 《游灵岩》（季羡林）13 5.21 《编者的话》（季羡林）14 5.28 《论小品文》（季羡林）15 6.4 《夜话之一》（季羡林）16 6.11 《抽思》（季羡林译）；
《夜话之二—论古书今译》(季羡林)19 7.2 《读〈论语〉（夜话之四）》（季羡林）

当然，我相信不止这八篇。蔡德贵在《季羡林口述史》中提到，自己连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都找了，仍然找不到《留夷》副刊。笔者以为，这是搜索的路径不对。既然《山东民国日报》是在山东境内发行，也许山东从省级图书馆到县级图书馆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可能会藏有这份报纸，但这需要大量、艰苦的“普查”工作。为了找到季羡林、李长之等人珍贵的佚文，这值得！

既然季羡林心心念念的《游灵岩》暂不见踪影，我们就来看看他4月6日的文学性日记记载，也算是聊胜于无吧：

九点多到万德，立即步行向灵岩进发，只雇了一匹驴——远看灵岩，山势颇不平庸，而树之多尤非他山所能及，望之如片片黑云。十一点到，并不像以前想的那样好。但寺处万山合抱中，古气盎然，也毕竟不坏。寺前看大百果树，老得不成样子，就在这树下，吃东西，仿佛走到了一个古旧的、充满了历史味的梦里来了。

先看梁任公所谓海内第一名塑，毕竟不及。再登塔，由塔上山，到红门巢鹤岩。从车站到灵岩有二十里路，再上山，颇觉疲乏。由巢鹤岩下来，到庙里看了看独木桥、铁袈裟，又出发回站。

有风，土很多，美中不足，但走起还不很累，同赶驴的谈了半天，对农村情形也知道了点，非常有趣。赶驴的又告诉了我们许多古迹，什么南方蛮子盗金鸡，杨二郎的扁担在上峰戳了一个窟窿……更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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