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郭沫若史实新考*

金传胜 何怡熹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1937年7月，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抛妻别雏，潜回祖国，毅然投入国内的抗战洪流中，由此展开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1948年，即抗战结束三年后，素来重视以自传形式记录自我生命体验与人生道路的郭沫若开始撰写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对自己投身抗战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抗战回忆录》所述时间始于1937年11月，讫于1938年12月，“所写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了大武汉的那一阶段”。文章从1937年11月27日“脱离孤岛”开始叙写，因而对上海失守之前的活动着笔不多。2017年10月问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下文简称《长编》）依据各种材料，详实记载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生平著述，但关于某些事迹的记述仍有语焉不详或不够准确的问题。本文将以沈起予《抗战回忆录》《陈诚先生日记》《陈铭枢日记》等为来源，参以当时的报刊文献，对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间郭沫若的若干史实进行补充与考证。

1938年2月21日，沈起予在重庆《新蜀报》主编的副刊《新光》亮相。该刊在《征稿约法三章》中表示，欢迎“一切社会杂感、文艺小品，文化各部门的批评等”，且“内容务求能与目前的抗战相配合”的文章。除编者本人的文章外，叶圣陶、谢冰莹、阳翰笙、宋之的、万迪鹤、冯玉祥等均提供稿件，多以短文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从创刊号起即开始连载沈起予的长篇散文《抗战回忆录》。“前言”中讲述了本文的创作缘起，透露抗战初期作者的心情终日不宁，一位朋友建议他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或许可以成为“将来历史上的宝贵材料”。作者当时并未动笔，直至来到大后方后终于决定操觚。作者写道：

现在，抗战日趋于激烈，于严重，而我的头脑却反能够比较趋于冷静了，我想借这机会把许多事情记录下来。自然，自己的经历是再狭小不过的，记录出来的东西，决不能有如朋友所说那样的宝贵价值；
但假如后来有人若要看在抗战一开始，文化人们的动态及心境究竟怎样的话，也许我的记录可提供一点材料，而对于目前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们，或也不无可参考之处，更何况自己久就心痒痒地，想写点东西出来，在这大时代中为自己留下一点痕迹呢！

这样，这个题目是大不适合的；
正确地说来，应是《一个文化人所见到的抗战》。总之，今后我得细细地将我自身所见到所感触的一切写出来给《新光》的广大的读者，而这就算是我的开场白。①沈起予：《抗战回忆录·前言》，《新蜀报·新光》第1期，1938年2月21日。以下引文来源于本篇的不再一一出注。

可见，作者着意于将自己亲见亲闻的文化人的抗战动态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一方面为抗战史留下一份文献材料，另一方面也为当前从事文化工作的读者提供一点参考。该文于2月21日、25日、28日，3月 2日、4日、7日、9日、11日、16日、21日、23日、25日、28日，4月 1日、29日，5月 4日、9日、11日、13日、23日、27日连载。除“前言”，正文包括“一克昂突然回来了”“二西装铺内的万岁声”“三沧州饭店四二四号”“四两文人赌东道”“五蓬莱市场边的狂热”“六上海的塞尔维亚王子事件”“六上海虹桥飞机场事件”②“六”疑为“七”。等部分，另外8月12日《新蜀报·新光》还刊登了一篇《“八一三”前夕——抗战回忆录插曲》。这几个部分中，郭沫若是主要人物之一，不过是以“克昂”的名字出现的。“克昂”来源于郭沫若早年的笔名——麦克昂。大约正是这一原因，该文长期以来并未进入郭沫若研究界的视野③朱佑红：《沈起予1928年至1951年著译年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8年第1期）虽著录《抗战回忆录》，但标注“待查”。曹译丹、蔡祥辉：《〈新蜀报〉郭沫若研究资料综述》（《郭沫若学刊》2021年第3期）未曾提及沈起予《抗战回忆录》。。以下按照《抗战回忆录》各小节的内容，对涉及郭沫若抗战初期的活动事迹进行爬梳与考证。

从“一克昂突然回来了”到“三沧州饭店四二四号”，述写了郭沫若由日本回国与作者初次会见的情形。据文章叙述，7月末的一个中午，沈起予与家人刚刚吃完，来访的友人光寿（疑指方光焘）告诉他郭沫若已回国，并约他一同前往会面。沈见到郭沫若是在“洁而精”餐馆的一间小房内，当时在座的还有李达、钱亦石等人。二楼则有钱俊瑞、周宪文等学者。郭沫若向大家讲述了自己从东京乘火车、汽车到神户再坐轮船归国的经过。经介绍后，沈起予认识了作东的“W女士”。文中写道：“我恍然大悟了，W女士的名字我早就听过的，但一见面，却不是所想像的北伐时代的那种女兵典型，而竟是一个戴了金丝眼镜，唇涂口红，面抹胭脂的摩登太太。”可知，W女士曾参与北伐大革命。郭沫若1937年8月在《回到上海》一文中提到回上海后的第三天，一位女性旧友（即黄定慧）送给自己一只派克真空笔。因此，W女士可能即黄女士。饭后，大家乘坐W女士的汽车，陪同郭沫若往永安公司购买衣服等物品。W女士帮助郭沫若买好生活用品后，便去找何香凝一同为二十九军募捐。随后沈起予等人陪同郭沫若到南京路“王兴昌”西装铺买西服。正在这时，大街上开始骚动，人群中开始一阵狂吼与拍掌，原来《大美晚报》等刊载消息称华北我军已收复丰台和廊坊。大家来到西装铺门口，十几个伙计与老板也极为欢喜，“高兴得发狂”，连生意都顾不上了。面对这一场景，郭沫若感到十分兴奋，提议所有人高喊三声“中华民国万岁”。回到郭沫若所住的沧州饭店四二四号房间后，沈起予为《光明》半月刊向郭沫若要稿，郭氏当即将归国途中所作的一首七绝、七律写了下来。这就是以手迹形式发表于8月《光明》杂志第3卷第5期上的《归国书怀》与《黄海舟中》。经查，7月28日的《大美晚报》整版刊载题为《丰台廊坊克复》的消息，因而沈起予初访郭沫若的时间可确定为7月28日。

关于沈起予访郭沫若，金祖同所著《郭沫若归国秘记》（署名殷尘）中曾一笔带过：“第二天，鼎堂搬到沧州饭店，来访的人许多，如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他因为觉得来客愈弄愈多，不得已又搬到高乃依路的一家俄人公寓中。”④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言行出版社，1945年，第172页。这里的“第二天”指郭沫若抵沪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28日，“沈启予”显然系“沈起予”之误。其中“俄人公寓”的说法则有失准确。由郭沫若《回到上海》中“八月一日搬进了这家捷克斯拉伐克人的公寓里来”①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431页。可知，公寓应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所开。沈起予在《抗战回忆录》中同样描述了众多访客来沧州饭店“纷踊来访”的情形，并将此与鲁迅逝世后文坛的新动向相联系，作出如下的分析（漫漶不清之字以□标示）：

原来当时的文坛正在转换期后，到处都显着混乱，不安。而自鲁迅先生逝世后，那些多嘴的和‘三月无君则惶惶如矣’的文人们，更老早就在谣传有人要到东京去拥克昂回来作文坛领袖，现在既真地回来了，于是许多人仅仅由于好奇，也都不免要来看望一下。其次由于自北伐以后，克昂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又是一个政治工作者，许多急于欲明瞭目前的和战问题的人，都以为走‘四二四’号是一个捷径；
这，再加上克昂的十年不见的老友和平素就钦佩他的人们，就令这儿几成了‘门庭若市’了。

文章还言及一些郭沫若与沈起予、丘东平的交往细节。如郭沫若回国前，丘东平曾托沈起予转告郭沫若，香港的陈将军（当即陈铭枢）愿意郭到香港去，并为他预备好了路费与寓所。郭沫若对此婉言谢绝，答复曰：“个人问题是无足轻重的，陈将军如有心为中国谋幸福，为中国文化谋进步，那倒希望其能将其可影响的文化机关整顿起来，多出两种杂志，那末他个人也就感激之至了。”这段回忆首次披露陈铭枢力邀郭沫若赴香港的轶事，大体上应是可信的。

第四部分“两文人赌东道”叙述了洪深与郭沫若的交往情形。据云，1937年8月初的一天早上，刚刚参加庐山谈话会回到上海的洪深来到沈起予寓所，并将他在谈话会中力主抗战的经过告诉了沈。当得知郭沫若已回国的消息，洪深提出想见这位“他素所钦仰，但直到当时还不曾见过面”的朋友。于是沈起予陪同洪深到高乃依路的一个公寓中去拜访郭沫若。文章再次透露公寓主人是捷克人，还介绍他的中文名字叫“高祺”，具有一定的艺术造诣，曾在中国开过一个工作室。会见当天，陶亢德、沈兹九亦在座。一番寒暄后，洪深、郭沫若的话题主要围绕主和还是主战的问题。洪深的结论是中国一定会打。据郭沫若分析，日本不会轻易在中国南方挑衅，北方要应战，“但南方却未必起来作其所谓全面的抗战”。在洪深的提议下，大家一起来到锦江饭店用午餐。餐桌上，洪深、郭沫若还继续就和或战的问题各持己见，最后两人决定打赌，洪深提出如果中国不打，愿意输五十元。郭沫若则表示，假如全面开打，自己宁愿输五千。

第五部分“蓬莱市场边的狂热”记述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团体在西门尚文小学（沈文误记为“尚仁小学”）举行的欢迎郭沫若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七君子”的盛会，并追记了郭沫若在欢迎会上的演说。据文章叙述，女作家关露在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理事会上最早提议开会欢迎救国会诸位领袖，《大晚报》徐怀沙建议在被欢迎者中加上郭沫若，获得通过。综合1937年7月31日《大晚报》的“本报特写”《非战即降！最后的关头已到文化界奋起救亡日内将发表严正宣言》与8月1日上海《大公报》的消息《中国须学土耳其 不投降不妥协不气馁不虚骄 潘公展在文化界救亡协会之演讲》，文化界救亡协会首次理事会的举行时间为7月30日，出席理事有潘公展、茅盾、巴金、沈起予、欧阳予倩、蔡楚生、阿英、盛成、谢六逸、宋之的等五十余人。上海文化界各团体欢迎郭沫若、沈钧儒等人的盛会举办于8月8日下午，次日的上海《大公报》《时事新报》《大晚报》和10日的《社会日报》《上海报》等均作了相关报道，可与沈起予《抗战回忆录》的描述相互参照、补充。

第六部分“上海的塞尔维亚王子事件”不涉及郭沫若，不予讨论。第七部分“上海虹桥飞机场事件”写作者赴高乃依路公寓去见由嘉兴、杭州回到上海的郭沫若，闲谈中叶灵凤、徐怀沙来访，后者代表“艺社”邀请郭沫若赴宴。《“八一三”前夕——抗战回忆录插曲》忆述了一年前的8月12日傍晚，作者陪郭沫若赴“艺社”招待宴会的情形。“艺社”是一个由上海报纸副刊编辑与小报记者们“为了联络感情，切磋艺术起见”②《“艺社”近讯》，1936年6月17日《申报》“本埠增刊”。于1936年6月中旬共同组织的文艺团体，参加者有丁丁、陈灵犀、包可华、徐怀沙、崔万秋、张一苹、柯灵、唐纳、唐瑜、旅冈、鲁思、王尘无等。鲁思在《艺社忆旧》中称它是“党领导的上海电影戏剧界的一个群众团体”，并忆及某次欢迎郭沫若的宴会：“我还依稀记得郭老在抗日战争前夜从东京潜行回国时，上海文艺界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为他洗尘，那次宴会的出面团体之一就有‘艺社’。”①鲁思：《影评忆旧》，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第48页。此处回忆显然不太准确，郭沫若返国时间并非“抗日战争前夜”，而所指的宴会应即1937年8月12日的晚宴。

据沈起予叙述，当晚的宴会设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成都餐馆，本是专门宴请郭沫若，《大晚报》记者徐怀沙临时将沈起予、叶灵凤拉去作陪。宴席设两桌，郭沫若、沈起予、叶灵凤坐在一起。在主席致词后，郭沫若应邀演说，“大致把日本的陆海军内部及派遣到中国的军队等分析了一下而勉励了大家的努力抗战”，随后沈起予也讲了话。《抗战回忆录》的内容至此终篇。有关这次晚宴，1937年8月13日《大晚报》第三版《“中国需要速战决战”——郭沫若在艺社招待会上》作了更为详细的报道。据载，招待会开始于晚八时，地点是蜀蓉川菜社，郭沫若特地由杭州赶来出席。文中记录了郭沫若席间演说的要点，抄录如下（个别地方重新标点）：

日本现在开到中国来的，都是些老弱残兵和新兵。把那些老弱残兵移民到中国来，而新兵却把中国当作演习的战场。他们的正规军还是留在日本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轻视我们军队的作战力量，同时又以为中国是不会有抗战的决心。

所以，我们的战器即使不如日本，我们只要下抗战的决心，我们是有胜利可能的：——

一、他们那些老弱残兵和新兵被派到中国来，妻子儿女大都寄在亲友家里，他们作战时，是会去想他的家的。

二、日本的金融资本家与军人并不一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日本就要经济恐慌，至多只能维持五六个月。

三、军需工厂收回国有，欧洲各国和苏联都已做到，而日本迄今未能实现。

四、中日的正面战争爆发，有引起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而日本的经济机构，是决不能在大战里持久作战的。

为了这，日本不愿事态扩大，他们只能一步步的进攻。因此中国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决战！速战！

这则报道没有署名，可能正是出于徐怀沙之手，所记的内容大体上应符合郭沫若原意。从中我们可以窥知抗战爆发之初郭沫若对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观察和对战局的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在1937年8月下旬发表的《到浦东去来》一文中说自己应张发奎之邀12日清晨赴嘉兴与之同游南湖，当晚乘夜车到杭州去看望妹妹，次日一早赶回上海。《长编》据此著录。但根据上述考证，实际上郭沫若8月12日傍晚已经回到上海并参加了“艺社”的晚宴，郭沫若本人的记述与史实并不相符。

2015年，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印行了三卷本《陈诚先生日记》，书中收录陈诚自1931年至1964年期间的日记（部分年份缺失）。笔者查阅1937年间的这份日记，找到了关于郭沫若的多条记述。最早的一条出现于9月8日：“十一时，约郭沫若谈话（约三小时），另录。”②陈诚：《陈诚先生日记（一）》，台北：台湾“国史馆”，2015年，第157页，第161页，第161页。陈诚与郭沫若早在北伐大革命时期已有交往。此次见面，是两位故交时隔十年的再度重逢。关于应陈诚之邀而赴昆山前线会晤的经过，郭沫若回沪后专门写了一篇《前线归来》，分三次连载于上海《救亡日报》。9月18日，陈诚向蒋介石请示五大事项并记入当天日记，其中第五条是“立三、沫若之出处”③陈诚：《陈诚先生日记（一）》，台北：台湾“国史馆”，2015年，第157页，第161页，第161页。，即关于严立三、郭沫若的安排问题。24日《救亡日报》第一版《应最高当局电召 郭沫若氏已抵京》报道云：“本月十九日，又接得××司令部转来最高当局电，于二十日下午四时离沪。当夜到达××司令部。”指9月19日郭沫若接到陈诚“转来最高当局电”。19日的陈诚日记中并未明确提及郭沫若，仅谓：“委座电话，照前日我与健生规定变改战斗序列：第三战区顾代。右翼总司令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张兼；
第十集团军刘建绪。左翼总司令陈：第九集团军张治中调他职，黄琪翔代；
第○集团军薛岳；
第十五集团军陈兼，罗卓英代。今日撤至正仪镇南之潘家宅。”④陈诚：《陈诚先生日记（一）》，台北：台湾“国史馆”，2015年，第157页，第161页，第161页。即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左翼总司令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代）①1937年9月1日陈诚日记：“今日正式就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参见陈诚：《陈诚先生日记（一）》，第155页。。蒋可能在电话中让陈诚转示郭沫若，命其前往南京觐见。郭沫若于9月20日下午离沪，晚间达到昆山。当天的陈诚日记写有：“晚（十一时），对九十八D班长以上在嘉东门外训话（另录），而敌机即在上空投弹，官兵不为所动，革命精神所致也（俞樵峰、郭沫若、罗卓英偕往）。”②陈诚：《陈诚先生日记（一）》，第162页。这就与郭沫若《在轰炸中来去》开篇的如下描述相印证：“二十号傍晚离开上海，到达某地。正拟往访辞修时，辞修偕俞樵峰部长迎头而来，言将往前方对某师作训话。于是又被邀约上车，向XX出发。车中辞修告我，某师战绩最佳，现整理完备又将加上前线，集合班长以上的人训话。”③郭沫若：《在轰炸中来去（一）》，《申报》1937年10月10日第4版。1938年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部长）的陈诚邀请郭沫若筹建第三厅并出任厅长，两人成为上下属。可惜1938年全年的日记缺失，否则当可提供关于两人关系的更多材料。

早在北伐时期，郭沫若、陈铭枢就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郭沫若曾在回忆录《北伐途次》中谈到当时对于陈铭枢的敬佩：“我那时候很佩服他，觉得他很沉勇，就像是关圣帝君显了神的一样。连那在他的后面跟着的两名护兵，也就像是周仓和关平。”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62页。如前所述，根据沈起予《抗战回忆录》中的说法，抗战爆发后，身在香港的陈铭枢曾力邀郭沫若赴港。虽然郭沫若没有接受陈的邀请，但两人仍然保持密切联系。目前留存下来的《陈铭枢日记》时间跨度为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其中有多处关于郭沫若的记录，为我们还原两人抗战初期的交往提供了直接材料。以下以时间为序，将《陈铭枢日记》中主要涉及郭沫若的内容略作介绍。

郭沫若于1937年9月23日抵达南京，后访问各界友人。本日的《陈铭枢日记》记录了他和郭氏的重逢：“郭沫若应蒋公之邀自沪来，相见惟甚。”⑤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陈铭枢将军图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181页，第182页，第185-186页。25日的日记记有：“十一时，访郭沫若兄于其友家，不遇，坐未几，第二次警报又到，这次敌又继续两次来，二时半警报解，赴慕尹之午饭，但已在寒操家用过矣。”⑥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陈铭枢将军图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181页，第182页，第185-186页。据郭沫若26日所作的《看谁化为灰烬？》一文，他23日晚住在首都饭店，24日“便搬进了北平路四十号友人的公馆里来”⑦郭沫若：《看谁化为灰烬？》，1937年9月27日南京《新民报》第1版。南京《新民报》是该文的首发处，《郭沫若年谱长编》所记“载10月10日成都《华西日报·蜀锦》”应为转载。。这里的友人是指南京《新民报》主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据《在轰炸中来去》一文，郭沫若26日由宁返沪，途中曾向陈诚报告“去南京后的情形”，只在昆山作了二十分钟左右的逗留。有关此次短暂的会面，26日的陈诚日记并无记载。

9月28日陈铭枢与黄琪翔等一同进入上海。在沪期间，陈铭枢与郭沫若、田汉等文化人士多有接触。10月1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述：

九时到沧州饭店访冰如、郭沫若，在沫若处会见数位旧友，分金二百元助沫若，（龚彬三百元，崇墉、卒人、邦鑅各一百元）。沫若待救亡日报要我书字，我书云“专以纯洁热诚拥护政府抗战，只有抗战到底始可解决一切。”可谓最扼要的话，约彭文应、王亚南诸人午餐，与彭谈甚久，他代理沈钧儒抗敌后援会文化委员会设计部职务，午后访何香凝不遇，访龚彬及崇墉家，晚潘汉年、郭沫若请饭于蜀腴川菜馆，同席者章乃器、邹韬奋、胡愈之、田汉、欧阳予倩、王亚南、梅杨潮、袁碧泉、龚彬等共十五人，均文化界知名人士。席中余与潘谈锋甚健，与知识界名士多人会谈而毫无窘意者，当以此次为第一遭，盖胸次坦荡，方可藐视大人。⑧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陈铭枢将军图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181页，第182页，第185-186页。

陈铭枢资助郭沫若的二百元可能主要是用于上海《救亡日报》的办报经费。他应郭沫若之请为《救亡日报》的题词与次日该报记者撰写的“本报特稿”《陈铭枢将军谈战局》一同发表于4日《救亡日报》第一版。当天的陈铭枢在日记中特意写下：“救亡日报登载对余观察战地问答一篇，尚属得体，剪下。”表明他对这篇访谈文章基本满意。

10月6日的日记中再次出现郭沫若的身影：“午中请文化界闻人共卅余人，列名如下：潘公展、陶百川（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潘汉年、郭沫若、田汉、赵叔雍（申报）、王芸生（大公报）、萨空了（立报）、张志让、胡愈之、吴涵真、陈瑞霖、陈皋墉、汪馥泉、孙寒冰、钱俊瑞、邹韬奋、章乃器、彭文应、章益、周宪文、施复亮，另艾思奇、李公朴、长江（范希天）、秋江（孟可权）。二时半散席后，王芸生、施存统留谈至五时。”①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陈铭枢将军图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188-189页，第241页。举办这样一个大型午宴，无疑体现了陈铭枢积极联合左右翼力量从而建立文化统一阵线的努力。

1938年1月至5月，陈铭枢日记中尚有若干地方提到郭沫若，现一并过录如下（为避免繁琐，各条不一一出注）：

一月 十日郭沫若到，同寓，邓文仪来函道谢为战斗周报撰文并送刊物十多种。

十二日 十一时半返寓与郭沫若谈至一时乃寝。

十四日 夜十一时，偕向华、琪翔、希夷、沫若、安娥，应中央电影股郑用之之邀，同拍照，及单独演说拍活动的影片，一时乃归寝。

十八日上午为昆仑沫若等写字。

三月 一日沫若、寿昌自长沙回。

二日早临碑，与沫若谈时局论人物。

五日偕沫若访于院长右任不遇。

廿七日上午七时半至下午二时半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余为主席团之一，冯焕章先生亦出席邵力子为总主席邵冯郭沫若及余均有演说。结果圆满。

四月十七日早七时半偕任公、沫若等过江到武汉大学，参列军官团开学典礼。

五月 二日 是日向各友告别入川，晚沫若请饭，席中嘱托琪翔代告辞修，余赴川。

这些事迹大多为《长编》所遗漏。即使是《长编》依据其他材料已著录，陈铭枢的记述仍可为相关史实提供一个具有私人性的视角。以上是直接出现郭沫若（沫若）名字的记载，其他还有一些条目虽然没有出现“郭沫若”或“沫若”，但实际上郭沫若应在场。如4月9日陈铭枢日记谓“八时半至十时在中山公园参加歌咏团宣传日”②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陈铭枢将军图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第188-189页，第241页。，据汉口《新华日报》《扫荡报》等报道，当天活动由郭沫若担任主席，并与田汉先后致词。

据1938年2月21日沈起予《简辞》（相当于《新蜀报·新光》创刊词），“八一三”下午四时，郭沫若与沈起予、洪深、夏衍同在“东方饭店”四楼上庆祝第一声大炮，沈起予表示宁愿上前线去挖战壕也不愿再写文章，而郭沫若则勉励他继续写文章。沈起予发表《前线回来记》后，郭沫若再次鼓励他通过写作来为抗战服务。因此，沈起予来到大后方从事文化抗战工作，编辑《新光》以及撰写《抗战回忆录》，明显正是直接受到郭的影响。由于是半年后的回忆，《抗战回忆录》中的描述多多少少会因“记忆变形”存在一些“失真”，同时亦不免带上作者的感情色彩。该文以作者1937年7月28日初见由日本回沪的郭沫若开篇，以8月12日郭氏赴“艺社”晚宴终篇，虽然只是短短半个月的记述，但写及的著名人士包括郭沫若、洪深、阿英、叶灵凤、潘公展、王莹、董竹君等，而又以郭沫若为核心人物，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初始“文化人们的动态及心境”，为还原郭沫若归国之初的生平行事和文坛交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例如1942年郭沫若曾在《寿浅哉五十》中简略道及与洪深的初识情形：“一日携友访君□③原刊漫漶难识。东方饭店，于楼头同见八百孤军所死守之四行仓库：有国旗树立，迎晨风而招展，市民见之，均鼓掌狂欢。君感激而顾谓余曰：‘中国决不亡也！’”④郭沫若：《寿浅哉五十》，《新蜀报·七天文艺》1942年12月31日第87期。显然没有《抗战回忆录》中的忆述来得翔实。相较于沈起予半年后的追记，陈诚、陈铭枢的日记则以第一手史料呈现了原生态的抗战历史，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郭沫若与国民党政坛高层往来活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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