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书写到区域书写

王婧娴 苑宇轩

摘要：从古代立足于中原意识下的“边缘书写”到当今凸显各地方独特个性的“区域书写”，中国地域文学的写作视角与思维逻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前者的叙述视角笼罩在大一统的文化语境下，后者的叙述视角则体现了多元化的价值表达方式。这种改变，标志着地域文学的书写由宏大叙事转向了个人化视角的描摹，当代地域文学作家通过书写地方文化的多元性展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然而，这两种叙述视角又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地方多元文化的呈现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在“地方”中发现“中国”成为了新的文化表达方式，这使地域文学在当代的创作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关键词：边缘书写;区域书写;当代地域文学;叙述视角

近些年来，“地域文学”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潮，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要用地域空间的视角重构中国文学史，将研究视域转化为时空交错下的复合型观照。惟其如此，才能摆脱中国文学研究中固化、单一的文化语境，从而以更为宽广、包容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一研究思路的提出，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与生机，使研究者能够透视中国文学内在的多元化生态。然而，时至今日，许多有关地域文学的基础性问题尚未真正厘清，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中国传统的地域观念与现代的地域观念有所冲突，“地域文学”这一概念的形成不是简单的“地域”和“文学”两个名词的叠加，而是复杂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综合变动下的产物。中国古代地域文学的基本结构，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照，在中原意识的作用下，各个地域被贴上了固定的文化标签，它们从观念的角度被边缘化了;而当代地域文学的创作是建立在清晰的区域地理观念下的，体现了各地方独特的文化风貌。因此，与传统的地域文学相比，当代地域文学的书写逐渐摆脱了大一统语境下的一元文化论，显现出强烈的地方意识。

一  传统地域文学的观念及叙述表现

近代以前，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虽见诸于史册，但人们并未形成“地域文学”的概念，即一切有关中国古代地域文学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近现代自然地理学说的基础之上，当代“地域文学”的文化语境与中国传统的“地域文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两者的创作逻辑也完全相反。正如於可训指出：“中国的地域文学研究起于近代。在古代典籍中，对文学的地域特性虽有所论列，但比较自觉的研究则始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人的著述。但彼时的地域文学研究，多在南北文学之间加以区别，如刘师培之《南北文学不同论》，或如汪辟疆氏以地域划分文学派别，论其特色，其中虽然融入了从西方传入的地理学说，但毕竟大而化之，且多袭用方志之说，未以文学为文学。”①既如此，传统地域文学又具备何种文化语境呢？

《诗经》中将不同地域的民歌编为十五国风，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地域文学的记载。但是《诗经》中这样编排的目的并非是为体现各地方诗歌的独特性，而是为了彰显礼仪教化的重要意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②《国风》中所选录的都是能够体现“发乎情，止乎礼义”③的作品，其诗旨总归于“思无邪”④三字，而不能体现礼乐教化的作品并未被收录到十五国风中，所以《诗经》并不能显现当时各个地域的整体文学风貌，以“风”命名各地方的诗歌带有很强的政治教化意味。这种风教观与当时的天下观进行结合，便形成了中国传统地域文学独特的表达方式，即“边缘书写”。《礼记·王制》言：“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⑤在古人的天下观中，世界是由“中国”与四方的“夷狄”共同组成的，这里的“中国”并非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特指王畿所在的中原地区。在民族国家观念尚不成熟、自然地理知识也不丰富的时代里，人们头脑中往往只有“华夏”与“非华夏”的认知，“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⑥。华夏与非华夏不是以自然地域边界为区分的，而是以礼仪文化为判别的，中原地区因拥有较高的礼乐教化程度而成为了华夏的代名词，四方地域则被贴上了蛮、夷、戎、狄的标签，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话语建构方式。在传统的地域文学书写中，都城与京畿多以首善之地的形象出现，汉代张衡《二京赋》以及班固的《两都赋》均将都城洛阳塑造为一个严格遵循礼法制度的德化之城，与其他地域相比，洛阳是礼乐精神的化身，其中凝结着汉人对礼制以及王道的诉求。后世的地域文学中，也极为重视对都城的书写，萧统在进行《文选》的编纂时将“京都赋”置于首位，这些关于都城的写作虽然描摹的具体对象有所差异，但创作思维却是一致的。古代文人的文學书写，总是呈现出“文明”与“野蛮”的结构主义观照。在中国古人的空间意识里，京都是中原的中心，中原又是天下的中心，“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⑦。中心主义是古人认知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念，在此视域下的文学书写，实质上是对文化“他者”的描摹与建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称号的出现，有地理区位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中原文明出于文化上的优越感而对周边地区形成的一种略带轻视色彩的预设观念，而这种预设观念又通过文本书写的虚构成为既定事实一般的存在，并使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对各地文化的刻板印象。

严家炎先生在《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⑧，主要代表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关东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燕赵”“荆楚”等词语所指涉的区域范围并不等同于如今的行政区划范围，例如“燕赵”虽包括了如今的河北省，但河北并不能用以指代“燕赵”。在古代的文化语境中，“燕赵”是一个泛文化概念，它和其他的文化地域之间并无清晰的地理边界。且所谓“燕赵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精心话语设计的结果，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燕赵之人“悲歌慷慨”的形象，从此“燕赵悲歌”成为了一个文化意象，亦成为了其它地域审视“燕赵”的固定视角。但司马迁在进行这一段的书写时，并非是以欣赏的眼光看待“悲歌慷慨”的，《货殖列传》中说赵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⑨，论燕人“雕捍少虑”⑩，这些评价多少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司马迁所传递出的潜台词是燕赵之地缺少一定的礼乐教化，因此其民风彪悍，难以驯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有关南方的空间叙述中，在中原意识派生出的北方中心主义的视域下，南方之民多以野蛮、未开化的形象出现。这实际上体现出在大一统王朝的地域观念下，除了京师所在的“中国”以外，其他地域均被有意识的边缘化了。传统的地域文学书写虽然在表面上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体现一种文化的异质性，以此凸显“中国”之地的文明与礼教。

二  当代地域文学的叙述视角的转变及叙述特征

近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对传统地域观念多有反思。1902年，梁启超发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首用西方的地理史观审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一改东方传统的地域观念，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石。梁启超认为：“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11原因在于“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12。这一观点实质上抛弃了原有的王朝大一统思维，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看做是各个独具文化特色的地域分别作用下的结果，而非一家一姓王朝的兴衰浮沉。此论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甚深，就文学理论方面来说，提倡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地方主义成为了主流思想。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写道：“这几年来中国新兴文艺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有相当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为什么呢？这便因为太抽象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的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13周作人关于地方文化与文学创作的论述，很明显也受到了西方地理观念的影响，他认为文学的写作要突出地方的个性，而非去书写一个“预定的概念”，即新时代的中国文学要摆脱之前大一统王朝之下的文化语境，彰显各个地域独特的文化魅力。这种思维上的改变也标志着地域文学从原来的“边缘书写”转向了“区域书写”。地域文学的创作已经脱离了之前大一统的文化视域，不以笼统的、模糊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照为主题，也不反映空泛的地域文化特征。“区域书写”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作家将目光聚焦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并通过文学作品挖掘地域内的深层文化机理;二是作家身份的改变，传统地域文学的书写者多身兼官僚与文学家双重身份，而当代地域文学的作者则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种转变扩容了地域文学的社会承载力;三是叙述视角由单一的礼仪风教观转向了多元的生命价值观。

经过20世纪初期的理论建构，民族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加之地理学知识的丰富，大一统王朝的天下主义逐渐被忽视，国人的边界意识更为清晰，在论及地域文学的问题时，人们更愿采用微观的视角透视特定区域内的文化现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赵树理为核心的山药蛋派的文学书写中便集中展现了山西乡土的文化风情。如果以传统的中心视域观之，山西文化是三晋文化的一部分，其内在的文化理路必然与三晋的整体文化性格有紧密的关联，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特定区域，山西亦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山川形胜与人文景观，仅仅通过三晋文化的共性不足以完全展现其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山药蛋派作家笔下的山西则脱离了一元文化的语境，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拥有层次丰富的文化质态。这种叙述方式能够令阅读者以多维度的视角对特定区域的人文世情进行全面的观照，从而更深刻的理解作品中所传递出的文化意涵。与山药蛋派双峰并峙的荷花淀派的文学创作则集中展现了河北地区的文化风情，以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为代表，荷花淀派文人对于河北的书写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细腻描摹，茅盾评价孙犁的创作风格道：“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象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14荷花淀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作家刘绍棠的文学书写也有着相似的风格特征，他的作品被后来的评论者誉为“新中国田园牧歌”15。在这些河北籍作家的叙述中，燕赵“悲歌慷慨”的粗豪狠厉之气荡然不复，取而代之的是清新淳朴、明丽柔美的诗意化表达，华北泥土的质重掺入了江南水乡的靡丽，使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特殊的美学效果，这便打破了人们对于燕赵文化长期以来的既定刻板印象。与这一情况相类似的是当代地域文学中关于南方文化的叙述，大一统文化语境下的“南方”表述拥有两个特点：一是与北方的“教化”相比，南方始终是“蛮夷”的代名词;二是楚文化基本指称了南方文化的全部。而当代作家在进行有关南方的地域书写时，首先是将南方从北方的话语霸权中解放了出来，其次是发现了南方地域中的不同文化聚落。萧兵指出南方之民“既强悍、泼辣，又生动、轻飘;前者犹保存于极目楚天，开朗热情之两湖，后者可见于杏花春雨狡狯聪智之江南”16。这表明在“南方”这个泛化的文化地域内包含着众多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聚落，南方文化并不能用“楚文化”一以概之。

在创作者方面，当代地域文学的作家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与传统地域文學的书写者相比，他们大都不担任政府的职务，而是依靠写作为生，此即是通常意义而言的“职业文人”。传统地域文学的作者则身兼官僚与文人两种身份，他们的时间主要在京城中度过，只有遭遇贬谪之时才会深入各个地方。因此，贬谪文学与地域文学的关系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文人在贬谪的途中会得到江山之助从而增强其文学作品中的感染力，但从叙述视角来说，贬谪文人又因为内心强烈的中心意识而难以避免的会对其所贬之地进行边缘化的书写。例如，岭南是古代士人被贬的主要区域，在对岭南的书写上，大多数遭遇贬谪的文人都将这里描摹成一个充斥着瘴疠之气的蛮荒之所。然而事实上，大庾岭自有其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只是贬谪文人心中的不满与苦闷情绪压倒了他们欣赏自然之美的意愿。当代的岭南文学书写则呈现出另一番风貌，广东作家群的构成大多是不为政府供职的职业化文学家，且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者，其作品中对岭南区域的书写便没有了之前京城文人的边缘化视角。著名小说家、剧作家陈残云创作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中便有深刻的岭南文化烙印。作品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珠江三角洲中一个乡村的创业史，在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陈残云以细腻的表现手法书写了一个个平凡劳动者的坚守与奋斗。作者笔下是一个水天一色、生机盎然的世界，这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喧嚣，也不同于西北地区的厚重，而是充满岭南水乡的静谧与清新，淳朴而富有理想的劳动者在创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从而谱写了一段生命的礼赞。作家身份的转变问题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但这却是地域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边缘书写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书写者多为身居京城的官员。岭南等偏远地区与都城之间本身存在着空间距离，加上文人主观中心视角的渲染，这些偏远地区便成为了蛮荒的代名词。而当代区域书写的作者多数是具有本土籍贯的职业作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自幼便受到一方水土的浸润，他们对家乡的书写并不是文化“他者”的描摹，而是主观的文化认同与建构，因此，当代地域文学中的乡土情结便冲淡了中心意识。

区域书写的第三大特征是注重多元生命价值的叙述与阐释。与传统地域的宏大书写不同的是，当代地域文学的创作多以作家的个人化视角关注底层人民的命运，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生命意识。莫言在其代表作《红高粱》中便形容高密东北乡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潔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7。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这里既有善良而淳朴的人性之美，又充满着对野性的呼唤;既有伦理道德的束缚，又有对冲破一切世俗桎梏的渴望。这些地域文化的特性决定了高密人民的性格就像遍布于其田野间的红高粱一样，他们天生坚忍不拔、宁折不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们在这片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大地上顽强生活，并祈盼野蛮的生长。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作品生成的空间大背景，它其中蕴含的“二律背反”式的文化特性也塑造者每一个主人公的性格命运。余占鳌既是彪悍狠辣、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英勇无畏、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在传统的礼教观看来，余占鳌杀人越货的行为无疑是十恶不赦的滔天之罪，但是在《红高粱》的文本中，余占鳌每一次杀人的背后又有充分而合理的道德动机，善与恶同时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显现，使读者难以用传统的风教观评断其行为价值。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女主角戴凤莲的身上，其性格之中夹杂着感性与理性的冲突，她敢于打破常规世俗的束缚，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对传统的礼教与妇德不屑一顾，但同时她自身的性格中又保存着传统礼教中落后、愚昧、无知的一面。在面对爱人余占鳌时她是感性的，甚至失去了一些理性，但在面对民族危亡的大义面前，她又显示出超乎常人的理性与冷静。可以说，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还是莫言本身的叙述语言，都是高密东北乡“二律背反”式文化的具体表征，高密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赋予了该地人民多元化的性格，而他们的共同个性则是不变的对于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逐，这是莫言小说中反复言说的主题，其作品也因此具备了动人心魄的感染力。

三  当代地域文学叙述转换的意义

从“边缘书写”到“区域书写”，当代地域文学由传统的宏大叙事转向了个人化视角的书写，这一改变的实质是价值观与逻辑思维的厘革。“在文明中国的视域下，文化记忆具有神圣性，教化/风俗的二元结构在维持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又消解了地方主义的可能性。而在政治实体中国的视域下，国家政治权威的树立消褪了文化记忆的神圣色彩，国家认同的构建凝聚了国家力量，也刺激了地方意识。”18传统地域文学的价值观认为，只有首先了解大一统文化中的共性，才能更好的进行各地方文化的表达，而当代地域文学的价值观则认为只有首先洞悉各个地域的丰富文化滋养，才能讲好整个中国的故事。

当代地域文学的叙述视角较传统地域文学来说虽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不可调和的，传统地域文学中的某些观念至今仍然对当今地域文学的书写有着重大影响，多元化的价值表达与大一统的文化精神构成了中国地域文学多元一体的书写形式，这对重塑中国的话语体系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地方性的书写归根到底是一种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的重现，作为自然空间的“地域”是不变的、稳定的，作为精神空间的“地域”则是始终处于变动中的，它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表达着，并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式。地域文学当然与作家的审美倾向以及创作理念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整体自我认知与空间想象，这种认知与想象便凝结成了中国独有的人文精神，昭示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趋势之下，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中国某些独特的“地域性”正在逐渐消解着。千篇一律的现代化都市取代了风格各异的人文景观，“地球村”式的文化语境正在对特殊的地域性进行着同质化的覆盖，面对这种局面，地域文学的书写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地域文化资源的再生，从而避免了地方性被大环境的遮蔽。当代地域文学叙述地域多元人文生态的实质是对中国文明断裂的焦虑以及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反抗，在《废都》中，贾平凹将目光聚焦在了千年古都西安，“废都”这一名称本身便带有文化的隐喻性，作者通过文本的叙述为其赋予了双重含义。第一，西安作为汉、唐盛世的首都，是传统中国精神的象征，但是在现代的社会发展中，西安早已失去了作为帝都的威严，它被人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只能作为废弃的都城存在于世。第二，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商品化大潮的出现，西安这个威严古城内充斥着各种腐化与幻灭，物质化、利益化的生活摧残着人性与精神，使整个城市沦为堕落的欲望之都。当代地域文学的这种价值观呈现，是正在崛起的中国自我意识的一次觉醒，人们认识到只有回到地方文化的土壤中去，叙述地方的典型特征，才能在“地方”中重新发现“中国”。

在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学书写形式中，地方文化的多元呈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当今性格，而大一统的文化表述形式则承载着中国精神之本。从根本上说，地域文学始终在回答与思考的问题便是：中国何以为中国？传统地域文学的话语建构来自于士人群体的普遍认知，他们以“大一统”的文化理念将中国不同的地域联结为牢固的纽带;而当代地域文学的作者则以个人的经验与视角追问着“何为中国”这一命题，面对文明断裂以及现代化危机双重压力下的困局，当代地域文学作家重新审视了各地方的文化脉络，并从中找寻失落的民族文化之根。叶舟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便以当代人的视角再次挖掘了敦煌这座城市在中华民族发展中贡献出的精神价值。以“敦煌”与“本纪”之名相结合，其灵感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叶舟的创作活动本身便是对于传统历史资源的一次再利用，作者本人对于现代化的都市是毫无兴趣的，因此他所书写出的“敦煌”也便没有了现代文明的工业化气息。叶舟所要追寻的是中国的文化底色，《敦煌本纪》中描摹的沙洲城内三大家族的兴衰史，其实也是作者对于中华国运浮沉的书写，而小说中那些精明勇敢、怀抱一腔热血的纯良少年则代表了作者对于民族新生的企盼。从表面上来看，作者是在叙述着“敦煌”这个地方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但实质上叶舟是在借助地方性的窗口书写一个古老的国家与民族如何在历史与文明的断裂之处重新塑造自我的文化价值。“敦煌精神”的背后所指向的正是“中国精神”，坐落在河西走廊的这座城市曾是中华民族辉煌与伟大的象征，但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这座城市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在了中华大地的西北一隅。叶舟小说中对敦煌母题的书写，正是在呼唤中华民族古老精神的复归，作者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强调的是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他希望借此增强世人对于中华文明的认同感。民族国家的核心要义不在于国土，而在于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留存在一个个独具文化特色的地域中，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描摹的西安、叶舟刻画出的敦煌，都是作家以个人审美经验而创造出的主观世界，他们通过“区域书写”讲述着各地方的文化风情，并试图通过地方的路径建构整个中国的文化认同感。

注释：

①於可训：《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的新路——评李勇的〈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5-11。

②③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汉〕毛亨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第18页。

④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⑤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页。

⑥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东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7页。

⑦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0页。

⑧严家炎：《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4期。

⑨⑩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32页，第3934页。

11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梁启超论教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2页。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13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0页。

14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孙犁作品评论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5李勇，闫巍著：《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215页。

16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17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8邵磊：《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近代“四川人”認同的形成为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ZW006。）

责任编辑：王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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