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宋笑青

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晋起，史书、档册、诗文集、专著中辑录的少数民族档案史料逐渐增多，其留下的少数民族编纂成果尤为珍贵。1949年后，当地开启了大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数量较多的调查资料汇编也正式出版。在这其中就包括了云南省所编著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近年来，由于我国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云南省委、省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视文化遗产和记忆遗产的保护，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与保护，对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与利用。与这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相比，研究成果却并不是那么理想。单单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不难看出，大多论文是以某个少数民族或者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档案进行论述，缺乏全面而又系统的思考，甚至对基础性的工作与开发利用工作没有进行正确的区分。云南省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随着时代的发展，云南省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在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成就、缺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丽江纳西族东巴档案文献

东巴文化与纳西族档案史料的历史成果丰富，种类繁多，有以丽江木氏土司的《木氏族宦谱》、清代《乾隆丽江府志略》、民国《东巴文资料》、洞经乐队名册《永保平安》等为代表的纸质历史档案；
也有《明丽江土官木高碑》等珍贵的石碑档案资源；
还有纳西族民间口述档案文献如创世史诗《创世纪》、英雄史诗《哈斯战争》、散文体神话《七星披肩来历》等口述类型档案资源。[1]

因为东巴文化内涵的魅力，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们，从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对东巴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从而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1988年，国外的一些优秀学者因研究东巴文化而聚集，成立了国际纳西学研究会，使得东巴文化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走向了国际化的舞台。经岁月沉淀的东巴文化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同样，国内的学者们也注重对东巴文化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纳西东巴文献搜集、释读刊布的深度开发研究”，这个项目不仅为东巴文化及档案资源的研究与利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而且也填补了东巴文化文献整理在深度开发中的空缺。

（二）大理白族档案文献

大理的白族档案在开发与利用中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尤其是在民族声像方面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大理历代名碑》《大理白族古代碑刻和墓志选辑》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大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是高度重视的，并且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调研，白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在此次调研中在白族的历史文化、文献编纂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大理州的文化部门、高等院校、研究学者等针对大理白族的档案资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不仅出版了大型的丛书，例如《大理丛书》，更出版了数量相当的小型丛书，例如《洱源县白剧剧目选》。许多档案学专业、情报学专业与图书馆学专业的老师与学生也相继加入研究白族档案的队伍中来，根据白族档案史料的特点，先后发表了《乡村治理视阈下白族乡规民约碑刻档案开发研究》等。不得不提的是，大理地方民族文化影像资源不仅丰富，而且还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类型的民族档案资源也进行了开发与利用，并且通过云南省教育厅的项目，为大理白族声像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打下了基础。

（三）哈尼族文化档案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档案机构、学校、宗教部门以及政府相关机构，对哈尼族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因地制宜的收集和保存，哈尼族文化档案的传统资源包括该民族的语言、文字、服饰、宗教、艺术、风俗等。[2]

随着历史的发展，红河州的各少数民族也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每个民族都拥有着自己的民间文学，其中，哈尼族有《不愿出嫁的姑娘》为代表的英雄史诗等。2013年6月，哈尼梯田因它的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素同构”系统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红河州的红河县境内主要居住着哈尼、彝、傣、瑶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4%。素有“江外侨乡、歌舞之乡、棕榈之乡”的美称，县境内有被誉为世界哈尼梯田之最的宝华撒玛坝万亩梯田，有举世瞩目的哈尼长街宴，有被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扎河乡普春的哈尼族多声部。哈尼族的风俗文化包括哈尼族的历史、民俗、宗教等多方面，这是哈尼族社会历史记忆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对比其他的社会历史记忆，不难发现的是，哈尼族的哈尼族档案更具有真实性、权威性。

（一）档案资源信息化服务水平较低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数字化程度不高，网络普及率较低，这是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在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直接影响到开放公布的力度和社会共享能力。云南省各地方部门对于在新媒体、数字化的浪潮中，怎样明确分工，从而进一步开展自身的工作，主观认识上还不够清晰。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云南省的档案数字化水平提升受到限制，馆藏资源的数字化水平还处于探索的阶段，绝大部分地市州级的综合档案馆未设立专门的信息门户网站，仅有部分市州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在站内为当地市州档案局(馆)开辟了专栏，此类专栏只是发布一些政务信息，没有馆藏介绍，也没有数字化资源，更没有针对少数民族档案的服务。[3]

（二）缺乏高效的工作模式和机制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云南省在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档案资源利用方面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各地方档案馆的工作仍有不足。对于少数民族的口述档案与实物档案虽然开展了一系列的走访调查工作，但是工作的侧重点还是处于基础的收集整理、抢救保护阶段，没有深入地、更高层次地利用档案资源。在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期间，对于总的工作目标缺乏清晰的认知，对于工作的任务缺乏明确的分工，对于工作的流程缺乏长远的规划，与此同时，一些客观的原因也导致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存在缺陷。

其次是虽然云南省各地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档案馆，不论在档案馆的设施上，还是档案的保管手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档案资源的利用方式依然是以调阅纸质档案为主，较为被动的利用方式显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档案馆作为宣传、交流、提供服务的平台，并没有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来发挥自身的功能与优势，许多档案馆的网站不能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最后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领域，档案馆也走在保护与利用的队伍之末，非遗文化的大量成果都存储在非遗馆、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机构，而档案机构作为存储原始档案、初始资料的职能部门，对原始文献收集工作不够重视，忽视了相应的知识准备，缺乏与非遗传承人或组织的信息沟通，[4]使得整理和保管的非遗相关档案不够完善、不够系统、不够集中，档案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力度较弱。

（三）馆藏类型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

首先是提供少数民族档案信息的能力较弱。从各市、州档案馆所建立的网站来看，多数档案馆仍然停留在对档案信息的简单介绍上，并没有对档案馆的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更深层次的介绍，用户不能了解到档案信息的内涵。例如，某少数民族的名人事迹或者是某年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在档案馆提供的信息中找不到；
有的档案网站甚至出现了错别字这样的低级错误，相对于文字介绍，音频视频文件的数量并不多；
有的档案信息网站更新的速度较慢，不能及时对网站进行更新与维护，直接导致档案信息网站的访问者数量减少。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令人感到可惜的。这并不能说明当地领导并不重视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金不足、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建设落后等问题。

其次是虽然建设了数据库，但是各数据库之间依然是相对独立的，数据库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数据库之间的档案资源进行统一研究难度较大。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共建共享平台，拟定统一的标准与规范，在此基础上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深度的开发与利用。

（一）开创开发利用体系的新模式

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人员，应当从主观意识上改变自身的观念和陈旧的管理模式，结合实际情况开拓创新，开发利用的方式应该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使得档案信息不仅是官方的信息，也是与社会大众紧密相关的信息，档案管理也向着社会化模式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模式需要被摈弃，传统模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模式要和新模式相结合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自主开发与利用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资源。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各有风采，内容涉及远古神话、生产劳动、宗教活动、战争历史等方方面面，[5]有节日、民俗等诸多展示形式。各地区的档案馆与图书馆可以联合行动，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对口述档案资源进行自主采集。例如汕头大学对客家民族口述档案进行收集与整理，不但丰富了客家地方特色的歌谣、民俗等文化，而且使客家文化被大众所熟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二是建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库。针对非遗的档案资料设立独立的收藏柜，使其与其他的档案资料能够区分出来，以便于更好地进行保护；
独立登记，登记内容有非遗项目的名称，以及视频、音频、图像等资料；
建立非遗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应当使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构建档案资源共建共享平台。

（二）创新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合作机制

在推动建立少数民族档案数据库的进程中，档案部门应担当带头作用，协调、联合其他机构，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云南省档案馆规划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交流合作，对项目的全程进行准确把控，为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提供保障。除此之外，档案部门要抓住机遇，以国家的重点项目作为依托，对各少数民族档案进行深入的开发与利用。

此外，档案部门在信息化建设领域也有广泛的合作机遇。例如，档案部门可以与当地政府融媒体中心进行合作，引进人才专门负责档案馆（局）的网站及公众号的UI设计、功能开发、文案编排、音视频制作等,并定制传播方案和活动方案；
档案部门也可以通过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加强馆员的新媒体技能培训，让部分馆员成为负责本馆新媒体编辑工作的职能馆员。[6]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离不开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如何去建立联合开发机制？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开发的对象是谁，开发的目的是什么，开发的主体是谁这三个方面；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合作的关系，谁解决主要问题，谁解决次要问题；
最后要注意的是联合机制建立之后，怎样进行规划，如何拟订制度，这不仅会避免一些不良现象出现，还能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满足公众的需求。

（三）围绕民族特色开展开发利用工作

谈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围绕地区特色进行创新工作，不得不提云南图书馆，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有一些方法在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值得借鉴。例如红河州将地方特色农业与丰富的矿产资源相结合，围绕红河州确定战略任务。红河州将档案信息资源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满足群众的社会需求。收集整理遗落在民间的档案资源，且将档案资源进行汇编并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省大理州的高等院校、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对于遗落在民间的档案资源进行了整理，将整理出来的成果进行统一的编辑出版，包括省、市、县（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口述档案、民间文学、舞蹈歌曲等。围绕着民族特色开发利用档案资源不仅是对云南省档案工作的支持，也对推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使云南省各民族的文化走进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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