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最后的坚守者

温伯陵

1924年秋，清华大学正在筹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希望聘请胡适进入国学院，担任其中一位导师。但胡适拒绝了：“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梁任公就是搅动“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章太炎更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王静安就是最神秘的王国维。

当时王国维正担任清朝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如果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就不再方便跟清室频繁往来。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好友蒋汝藻在信中劝慰他：“清华每月有四百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读，又无须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打动王国维的是后面的几句话：“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

“脱离鬼蜮，垂入清平”正是王国维最盼望的事；
“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也是他最大的心愿。就这样，王国维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这所研究院有多牛？存在的四年中，毕业生仅七十余人，其质量之高，有五十余人成为中国文学界的著名学者，王国维也因此桃李满天下。令人诧异的是，号称“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年轻时崇尚的却是西方“新学”。这是怎么回事呢？

1877年，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县。从小“体质羸弱”的王国维，人生道路早已被父亲王乃誉规划好：读经书、考科举、点翰林、做高官，这也是传统士大夫走过千年的老路。

要想在科举中金榜题名，就要读“四书”“五经”。可王国维从小就不喜欢这类书，他就这么马马虎虎地读了几年，竟然在十五岁那年考中秀才，成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1892年，他前往杭州继续参加考试，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了好运气，结果不出意外地名落孙山。当世界为他关闭一扇窗户时，也很贴心地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他在杭州第一次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更宽广的天地。后来，他在《三十自序》中回忆：“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他的父亲也是开明的家长，没有阻拦王国维读这些课外书。王国维选书的理由也很简单，能够救国救民的书就必须读。而要救国救民，当时只有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从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兴趣，走上了一条望断天涯的登天路。

既然背离了“四书”“五经”，也就直接导致他在科举中再无寸功，金榜题名的荣耀也与他彻底无缘。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谋生，在《时务报》报馆做些抄写校对的工作。清贫的生活没有让他忘记来上海的目标——“读书救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勤奋刻苦地学习了德文、英文、日文，并且通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成为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之一。

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王国维很可能会像胡适一样，成为西装革履、吃面包、喝牛奶的“全盘西化”人士。罗振玉的出现，却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国维。

在《时务报》报馆工作时，王国维每天午后会去隔壁的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有一次，他在学习之余顺手在扇面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句是这么写的：“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如此大气雄浑的诗句，瞬间让东文学社的老板罗振玉大感惊异，于是，他决定资助这个年轻的学子，让他好好学习，没有后顾之忧。

罗振玉不仅资助王国维东渡日本留学，还让他在自己主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性文章。就在一颗学术明星冉冉升起时，罗振玉却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当时的王国维沉溺在尼采的唯意志论中不可自拔，罗振玉就劝他：“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王国维的反应是：“闻而惧之。”

西方的学问发轫于西方的土壤，依据的也是西方的传统习俗，如果照搬到中国的大地上，可能会水土不服。而一个国家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就成为顾炎武口中的“亡天下”。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萦绕在读书人心中的一种情结就是——国已将亡，天下不可再亡。

明白了这层道理，王国维大彻大悟。从此以后，他在研读西方经典的同时，更是花费大量的心思去研究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西学与中学的融会贯通，仿佛让王国维打通了任督二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03年，王国维发表《哲学辩惑》；
1904年，他撰写了《红楼梦评论》；
1908年，他写下了《人间词话》。

辛亥革命以后，他和罗振玉东渡日本，暂时避开国内的纷争，只求能够静心做学问。王国维的学术功底经过十几年的积累，终于在日本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第一部关于戏曲的著作《宋元戏曲考》发表；
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一千年的《殷墟书契考释》发表；
最早研究敦煌汉简的《流沙坠简考释》发表。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国维知道自己没有文韬武略，没有用兵奇谋，能做的只有“为往圣继绝学”。他清楚了自己该如何报国，于是就在这条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礼乐崩坏的清末至民国年间，所有人都向“美丽自由”的西方世界看齐，只有王国维在人群中逆行而上，证明中国的学问一样精彩。

在民国初期，最汹涌的群众运动就是剪辫子，毕竟要走向现代化，就要与过去决裂。可王国维的脑后仍然拖着那根小辫子，终生都没有剪掉。

夫人问他：“大家都剪掉了，你怎么还留着？”王国维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干什么？”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剪了辫子、换上了西服，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的进步；
王国维却还穿着长袍马褂，扎着小辫子。行走在大街上的他，看上去那么扎眼。

王国维认为，三百年前，中国人已经历过一次剃发易服，但文脉好歹还是传承了下来，如今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没有一两个护道者，恐怕连皮带囊都要被换了。到那时，中国还是尧舜禹汤的中国吗？中国人还是炎黄子孙吗？

人们都以为王国维一辈子都在为清朝守节，其实在他的心里，皇帝、朝廷、发服是几千年来中国的象征。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他的坚守像是大海浪涛中的一叶扁舟，孤独无助却又坚定前行着。我们可以站在上帝视角去批判他的愚钝，却不能否定他付出巨大勇气的坚守。

遍观王国维的照片，表情都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很直爽，喜欢跟人开玩笑，但只要见到王国维，她就收敛起来，大气都不敢出。即便在老师们聚餐这种放松的场合，杨步伟都不敢跟王国维坐在一桌，因为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所有人都在他面前保持由衷的克制。

事实上，王国维不仅面目严肃，生活中也无趣得很。他能写出《宋元戏曲考》，却没有看过一场戏。他每天都会经过颐和园，却从没有进去好好玩一玩。跟学生在一起，如果没有问题要回答，他就一根又一根地抽烟，两人相对无言，也不觉得尴尬。

他的孩子王东明回忆说：“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徐中舒却评价他：“他是有热烈的内心情感的人。”

王国维在家中书房读书写作时，别人一般不敢去打扰他的清净。但孩子们玩耍时还是会不小心闯进他的书房。每当这时，夫人就来到门口，装作很凶的样子叫孩子们出来。王国维被打扰了清净，却没有丝毫的懊恼，反而挡在孩子们前面，跟夫人做起“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孩子们在他休息时也喜欢缠着他读诗。王国维就拿着书本一遍一遍地读，甚至还跟孩子们玩他不擅长的画画。他随便勾两笔，胡话张口就来：“这是一艘船，这是个老头子。”这样的老顽童，跟那个令人生畏的王先生简直判若两人。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的小朝廷逐出紫禁城。王国维作为溥仪的老师，也在被逐之列。这次事情，被他视为奇耻大辱，一直如鲠在喉。

1926年春夏，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命其部下开进河北。两年前的悲惨遭遇，再一次浮上王国维的心头。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不过是再难受一次，可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当年北伐军攻入长沙，自命清室遗老且留有辫子的学者叶德辉，被军队强势镇压。这哪里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要彻底除旧布新啊。

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学生姜亮夫去拜访王国维，王国维就问他：“有人劝我剪辫子，你怎么看？”姜亮夫只好说了些宽慰的话，让老师放宽心，还是顺应时势的好。王国维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一生坚守的中国文化被所有人弃如敝屣。本想着多读书、多教点学生，可时代要彻底扫清旧文脉存在的土壤。作为一介书生的王国维，在激烈动荡的大时代浪潮中进退失据，面对彷徨前路，他彻底失去了方向。

同样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夫子还能“注六经、修春秋”，王国维却无力反抗，只能眼不见为净。

1927年6月2日，颐和园昆明湖边，王国维平静地抽了一支烟，然后无悲无喜地向前走去，一头扎进平静的昆明湖中。后来，众人在他的口袋中發现了一封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面对翻天覆地的世界，王国维那瘦弱的肩膀怎能接续老旧中国的脉搏？他能做的只有给时代的斯文和士人的体面找个平静的归宿。就像陈寅恪在为他撰写的纪念碑文中说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用弱小的身躯点亮一盏微弱的油灯，在时代的大潮中迎风摇曳，却发出耀眼的光芒。

（嘉林秀摘自台海出版社《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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