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類書是我國古代産生的一種書目類型，由書抄發展而來，具有資料彙編和以類相從的編纂特點。目前普遍認爲我國第一部正式類書是魏文帝時的《皇覽》，即《三國志》所載“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1)[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二《魏志·文帝紀》，北京：
中華書局，1959年，第88頁。，後世類書皆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而成。這一觀點始於王應麟《玉海》，他提到“類事之書，始於《皇覽》”(2)[南宋] 王應麟《玉海》，京都：
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1074頁。。但關於類書的歸屬和定義始終没有明確説明，如荀勖《中經新簿》將第一部類書《皇覽》著録於丙部(即後世之史部)之“皇覽簿”(3)[唐] 房玄齡等《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序》，北京：
中華書局，1973年，第906頁。；
《隋書·經籍志》將以《皇覽》爲首的類書列入“子部·雜家類”(4)[唐] 魏徵、令狐德棻等《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北京：
中華書局，1973年，第1010頁。；
《舊唐書·經籍志》於子部首設“類事”，將類書單獨歸類(5)[後晉] 劉昫等《舊唐書》卷四十七《經籍志》，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2045—2046頁。；
《崇文總目》和《新唐書·藝文志》改“類事”爲“類書”，類書之名由此確立(6)[宋] 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卷三《類書類上》，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第174頁；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1560—1564頁。。除了類書在書目著録中的部類歸屬變化外，收録的範圍也有不同，這與類書先有實而後有名的特點有關。如焦竑《國史經籍志》載“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混也”(7)[明] 焦竑《國史經籍志》卷四下《類家》，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237頁。，將類書與雜家書作了區分；
《四庫全書總目》提出“類事之書兼收四部，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無類可歸”(8)[清]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類書類序》，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1141頁。；
江人度《書目答問箋補》曰“‘類書’者，肴饌經史，漁獵子集，聯百衲以爲衣，供獺祭於枵腹，豈可雜厠丙籍，混跡子家”(9)[清] 江人度《書目答問箋補》，轉引自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8頁。，對類書收録的内容和歸屬特性作了説明。
近現代學者(爲免行文繁瑣，下文所引學者皆不敬稱先生)對類書的定義有了更深的探究。早期研究大多從類書的工具書性質入手，如張滌華《類書流别》，認爲：“類書爲工具書之一種，其性質實與近世辭典、百科全書同科，與子史之書，相去秦越。語其義界，則凡薈萃成言，裒次故實，兼收衆籍，不主一家，而區以部類，條分件系，利尋檢，資採掇，以待應時取給者，皆是也。”(10)張滌華《類書流别》(修訂本)，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4頁。劉葉秋《類書簡説》，認爲“類書是一種分類彙編各種材料以供檢查之用的工具書”(11)劉葉秋《類書簡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頁。。胡道静《中國古代的類書》，提出“類書性質的特點，兼‘百科全書’與‘資料彙編’兩者而有之”(12)胡道静《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1頁。。近期研究逐漸縮小類書的覆蓋範圍，如劉全波指出類書是“知識性的資料彙編”，與百科全書不同。(13)劉全波《類書研究通論》，蘭州：
甘肅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18頁。王燕華强調了類書“述而不作”的特點。(14)王燕華《中國古代類書史視域下的隋唐類書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5頁。此外，還有許多類書相關論著，但因非本文論述重點，不再列舉。(15)戚志芬《中國的類書、政書和叢書》，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1年；
鄧嗣禹《中國類書目録初稿》，臺北：
古亭書屋，1970年；
戴克瑜、唐建華主編《類書的沿革》，成都：
四川省中心圖書館委員會，1981年；
吴楓《中國古典文獻學》，濟南：
齊魯書社，1982年；
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的關係》，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楊燕起、高國抗《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
夏南强《類書通論》，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唐光榮《唐代類書與文學》，成都：
巴蜀書社，2008年。
縱觀類書的發展過程，隋唐五代時期是一個高峰，類書脱離“雜家”單獨歸於“類事”正是這一時期。從修撰方式上看，湧現出了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兔園策府》等内容豐富、體例多樣的類書，這些類書在使用功能上又可劃分爲啓蒙、科舉與文學類書等。至今，除隋唐四大類書外，還有一批與傳世類書有所區别，極具個性色彩和地域特色的敦煌類書。作爲隋唐五代類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胡道静《中國古代的類書》、王燕華《中國古代類書史視域下的隋唐類書研究》等關注傳統類書的著作中也有單列篇章對部分敦煌類書作過説明。敦煌文書大多殘缺且多有抄寫節略和改編的現象，在確定爲類書還是書抄的問題上，時有争議；
部分文書還常被歸入蒙書範疇。下面將通過百年來學界對敦煌類書的綜合性研究來回溯敦煌類書(16)敦煌類書中還包括了不少佛教類書和道教類書，如《無上密要》《三教珠英》等，本文僅爲瞭解非宗教類書的研究情況，故不列入。的範疇、分類、定名、定性等問題。
敦煌類書的早期研究，大多是學者據零星所見對個别文書的敘録題跋，並不十分關注歸類問題，隨著敦煌文書的刊佈，學界才逐漸關注專題性整理與研究。如前所述，類書之發展先有其實後有其名，敦煌類書也遵循這一軌跡，早期研究中並未出現分類，如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商務印書館，1958；
中華書局，1979年)，收録了20世紀50年代以前由羅振玉、劉師培、洪業、曹元忠、周一良等對《修文殿御覽》《語對》《兔園策府》《類林》《蒙求》《略出籯金》《籯金》《新集文詞九經抄》《勤讀書抄》《雜抄》所作的題記和跋文，歸類於“四部書”。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由李鼎霞、楊寶玉、白化文等主筆對12種敦煌類書(較王著增加《勵忠節鈔》《古賢集》《事林》)簡要著録，依舊歸類於“四部書”。直到王三慶《講座敦煌5·敦煌漢文文獻》(大東出版社，1992年)之“類書”部分與《敦煌類書》(麗文文化公司，1993年)，指出“凡屬裁章節句，保其原文，標辭分隸或者分類隸録，勿論其是否成篇或用於科場文料，只要便於尋檢，而無中心思想之分類寫卷，盡屬類書範疇”，方使敦煌類書成爲一個正式的部類，進而不斷拓寬研究。
敦煌類書的概念確定後，雖學界研究的重點仍在單件或單種類書的微觀研究上，但在綜合性研究中逐漸關注到了敦煌類書的分類問題。王三慶《講座敦煌5·敦煌漢文文獻》收録了41種敦煌類書和近似類書的書抄，將其概括爲舊文排列體、類語體、類句體、詩體、文賦體、何論體六類。《敦煌類書》收録了43種類書或書抄，共113個卷號，依舊分爲六種體裁，不過舊文排列體又分書名冠首、人名冠首、冠首不定、近似類書之書抄，並有説明、録文和校箋，是至今爲止敦煌類書研究最爲全面的著作。白化文《敦煌遺書中的類書簡述》(《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4期)，根據敦煌類書的題名信息分爲已知書名、代擬書名、不知名三大類與不知歸屬類，指出代擬書名者幾乎佔據敦煌類書的一半，是有待開發的研究領域。任麗鑫《敦煌類書敘録》(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包括了宗教類書，其中非宗教類書劃分爲“知名類書(上、中、下)”與“未知名類書”。劉全波《論敦煌類書的分類》(《2013年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中文系，2014年)與《類書研究通論》，把敦煌類書劃分爲了類事類書、類文類書、類句類書、類語類書、賦體類書與事文並舉類書。
由於部分敦煌類書具有“類書體例、蒙學功用”的特點，常與“敦煌蒙書”混同(17)鄭阿財《敦煌蒙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敦煌吐魯番研究》7卷，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第254—275頁；
王金娥《敦煌訓蒙文獻研究述論》，《敦煌學輯刊》2012年2期，第153—164頁，匯總了部分具有蒙書性質的敦煌類書的研究成果。，如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將《雜抄》歸於“綜合知識類蒙書”、《蒙求》《古賢集》歸於“歷史知識類蒙書”、《兔園策府》屬於“習文知識類蒙書”、《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則爲“德行類蒙書中一般類蒙書”。屈直敏《敦煌文獻與中古教育》(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年)，分析部分敦煌類書説明唐代以道德倫理爲核心的社會教育體系建構，無分類。不過，類書本就是看重體例的一種書目類型，因此關於其蒙書的功用分類暫不列入考察範圍之内，相關研究在文中具體討論。
敦煌類書研究綜述主要有任麗鑫《敦煌類書敘録》匯總2008年以前的論著。劉全波《百年敦煌類書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10年12期，收入《類書研究通論·附録》)述評了2009年以前的成果。屈直敏《敦煌寫本〈籯金〉系類書敘録及研究回顧》(《敦煌學輯刊》2011年1期)和《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敘録及研究回顧》(《敦煌學輯刊》2016年3期)歸納了相關論著。前人的一些通論中也有對敦煌類書的介紹。(18)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75頁。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4—145頁。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01—148頁。郝春文主編《敦煌學概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1—283頁。郝春文《敦煌遺書》，桂林：
灕江出版社，2016年，第117—120頁。另外，部分論著索引按題名、年代、類型匯總敦煌類書的成果，爲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查詢途徑。(19)劉進寶編《敦煌學論著目録(1909—1983)》，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國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論著目録卷》，蘭州：
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鄭阿財、朱鳳玉主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録(1908—1997)》，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樊錦詩、李國、楊富學編《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年。以上論著可在“文獻”“經子典籍”等部分查詢敦煌類書的成果。劉全波《類書研究通論》附録《百年類書研究論著總目》採用以年爲單位的逐年索引，可觀研究趨勢。
我們認知敦煌類書的途徑有許多，從已定名到缺題名、從卷號多到卷號少、從大型類書到小型類書、按體例格式、按行文風格等，足以凸顯出敦煌類書的複雜與多元。就研究綜述而言，如果要觀測敦煌類書的研究進程，關照到研究成果從較多的到較少的過渡關係，白化文“已知書名”“代擬書名”“不知名”的劃分方式依然可以行用，“已定名類書”研究最多，“不知名”和“不知歸屬”類書的研究空間仍比较廣闊。不過，考慮到部分敦煌類書有固定體例，部分類書僅以書抄呈現，本文將在白化文基礎上加以調整，將“已知書名類書”分爲有固定體例與無固定體例，“代擬書名”依舊，“不知名類書”改作“未明確定名類書”附未及研究與定名定性有誤的信息，具體排列按文書名稱的拼音順序。
“已知書名類書”大部分體例嚴謹、體量較大，保存内容較多，深爲研究者所關注；
還有一部分無嚴格分類體例，多呈現爲書抄類型的資料輯録，相對研究較少。本文將分别説明。
1. 《古賢集》
共見9號：
P.2748、P.3113、P.3174、P.3929、P.3960、P.4972、S.2049、S.6208、Дx.2779。
陳祚龍《敦煌學雜記》(《幼獅學刊》40卷5期，1974年)，利用P.2748等6號互校，定性其爲蒙書。陳慶浩《古賢集校注》(《敦煌學》第3輯，1976年)，新增S.4972、S.6208號重作校注，推測《古賢集》成於唐末五代。林聰明《敦煌通俗文學研究》(東吴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認爲《古賢集》屬“史事長篇歌詠”。韓建瓴《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認爲《古賢集》是科舉制度下蒙學教育和文學創作共同影響下的傑作，創作於盛唐至中唐前期，附10則“《古賢集校注》補正”。
《敦煌蒙書研究》認爲《古賢集》是唐五代民間流行有關歷史知識和道德教育的蒙書，成於盛唐時或中唐前期。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爲例》(《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2007年)仍持民間歷史教育蒙書之説。王金娥、孫江璘《敦煌寫本〈古賢集〉典出〈史記〉考》(《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12年6期)、《敦煌寫本文獻〈古賢集〉校釋商補》(《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3年11期)，考證部分典故的出處並提出商補意見。王金娥《敦煌寫卷〈古賢集〉教育思想探微》(《語文學刊》2012年7期)，分析了其教育思想。
2. 《類林》
共見3號：
P.2635、Дx.970、Дx.6116。另存《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説》(下稱《類林雜説》)、西夏文本等幾個版本。
西野貞治《琱玉集と敦煌石室の類書》(《人文研究》8卷7號，1957年)最早論述了真福寺本《琱玉集》与P.2635、S.2072《琱玉集》的淵源。川口久雄《敦煌本類林と我が國の文學》(《日本中國學會報》22集，1970年；
郭自得譯《敦煌本類林與我國文學》，《敦煌學》10輯，1985年)和《敦煌本類林系類書と日本文學》(《金澤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篇)》18號，1971年)，比較現存諸本，推測原型本《類林》發展出了敦煌本、《類林雜説》和真福寺本《琱玉集》。福田俊昭《敦煌本類林殘卷の研究》(其一、二、三、四)，對《類林》部分内容進行了訓讀補正；
(《東洋研究》62、63、64合刊與65、69、75號，1982—1985年)、《敦煌類書の研究》(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刊，2003年)對《類林》的形式和引文的關係做了研究總結。沙梅真《敦煌本〈類林〉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敦煌研究》2010年2期)、《敦煌本〈類林〉的分類特徵及意義》(《敦煌學輯刊》2010年2期)、《敦煌本〈類林〉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關注到了引書的分類和流傳軌跡，展示了私撰小型類書在文化傳播和推廣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西夏文本《類林》作爲敦煌本《類林》的重要研究參照，也十分值得關注。1932年聶歷山《〈類林〉釋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卷3號，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釋讀了“董仲舒”和“管仲”條，指出二者分别引自《搜神記》和《韓非子·説林上》。1983年，凱萍《〈類林〉——已佚漢文類書的西夏譯本》(К.Б.Кепинг：
Лескатеторий，издателъств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將西夏文本的照片公佈於世，釋讀了大部分西夏文條目的漢文。王三慶《新史料——西夏文類林據譯原典的發現》(《書目季刊》20卷1期，1986年)，指出對《類林》的研究應結合西夏文本、敦煌本與《類林雜説》，特别説明了西夏文本的價值；
《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利用西夏文本和《類林雜説》初步恢復原本《類林》面貌，並指出《類林》影響了《語對》的成書；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説〉傳本考及其價值試論》(《臺灣中研院第二届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組)》，臺灣中研院，1989年)，論述了敦煌本、西夏文本及《琱玉集》詳本和節本的優劣，借《類林雜説》判斷敦煌本《類林》爲删節本；
《敦煌本〈類林〉校箋及研究(上、下)》(《敦煌學》16、17輯，1990年、1991年)，增收Дx.970、Дx7116。史金波、聶鴻音、黄振華也較早關注到了西夏文本的價值，《黑水出土西夏本〈類林考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2期)認爲敦煌本《類林》是删節本，增補了西夏文本所佚條目；
《類林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西夏文本爲藍本對照《類林雜説》校録。孫穎新、宋璐璐《俄藏4429號西夏文〈類林〉殘葉考》(《寧夏社會科學》2001年1期)，指出4429號屬於《類林》卷九，並對其中阮氏和張孟陽故事溯源。王培培《西夏文〈類林〉音譯補正》(《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4期)，指出了西夏文本中的西夏文誤譯字，並分析錯誤成因。
3. 《李嶠雜詠》
共見8號：
S.555、P.3738、Дx.10298、Дx.2999v、Дx.3058v、Дx.5898、Дx.11210、BD03196。還有《全唐詩》本、明銅活字本、慶應義塾藏本(慶大本)可資參看。
《敦煌古籍敘録》最早著録S.555、P.3738，推測其詩注爲張庭芳作，歸於集部。神田喜一郎《李嶠百詠雜考》《敦煌本李嶠雜詠について》(《神田喜一郎全集》2卷《續東洋學説林》，同朋舍，1983年)、杤尾武《大英圖書館蒐集555敦煌本〈李嶠雜詠注〉殘卷—考察》(《成誠文藝》157，1997年)、胡志昂《李嶠雜詠注考——敦煌本殘簡を中心に》(日本宋代詩文研究會會刊《橄榄》2期，1989年)，在其價值和文獻校録上多有闡發。黄永武《敦煌本李嶠詩研究》(《中國文化復興月刊》1988年21期)、《敦煌所見李嶠詩十一首的價值》(《敦煌的唐詩續編》，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有詳細校録。徐俊《敦煌寫本唐人詩歌存佚互見綜考·附考八》(《敦煌吐魯番研究》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新增Дx.10298；
《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校疏》(《敦煌吐魯番研究》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認爲敦煌本更接近張注原本，但注文和引文頗爲隨意；
《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指出Дx.10298、Дx.2999、Дx.3058可綴合；
《敦煌寫本詩歌續考》(《敦煌研究》2002年5期)，指出Дx.10298+Дx.5898+Дx.2999+Дx.3058+Дx.11210應當按序綴接，但未按《雜詠》部序抄寫，俄藏本注文與慶大本幾乎完全相同，但詩末句與明銅活字本和全唐詩本一致，説明這些文本並非簡單的對應關係。段莉萍《從敦煌殘本考李嶠〈雜詠詩〉的版本源流》(《敦煌研究》2004年5期)，發現敦煌本與慶大本的體例和詩注比較接近，幾個版本的變化反映了五言律詩由逐漸定型到成熟的過程。李爽《抄有〈李嶠雜詠詩〉的敦煌寫本研究》(西華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補充了BD03196，對8個卷號敘録考證和校録。
由於《李嶠雜詠》保存版本較多且流傳較廣，研究並不全然以敦煌本爲依據，而更多地結合其他版本討論其性質、撰寫體例、用典習慣、文學價值等，此類作品頗多，不再贅述。
4. 《勵忠節鈔》
共見15號：
S.1810、S.1441、P.3657、S.5615、P.4059、P.5033、P.2711、P.4026、P.3871v、P.2549v、P.2980v、Дx.10698v、Дx.10838v、S.5673、BD15409(20)《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43册，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爲新刊卷號，第346頁。。
1917年羅振玉首次刊佈了P.2549v；
《敦煌古籍敘録》摘録並加按語：“是書名‘勵忠節鈔’。”王雲五《續修四庫全書提要》17册“失名古類書殘卷五卷”(商務印書館，1973年)，著録P.2711、P.2980、P.2549、P.3871、P.3657。
王三慶《敦煌本〈勵忠節鈔〉研究》(《九州學刊》1992年4期)，匯總11個卷號，推測《勵忠節鈔》爲王伯玙開天年間所作。方南生《唐抄本類書〈勵忠節鈔〉殘卷考》(《文獻》1994年1期)，認爲《勵忠節鈔》是在魏徵《勵忠節》的基礎上增廣而成，成於太宗至高宗時期。何華珍、金春梅等《敦煌本〈勵忠節鈔〉王校補正》(《中古近代漢語研究》1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補正了王三慶的録文。張涌泉《類書引文異同釋例——以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鈔〉爲例》(《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試論敦煌寫本類書的校勘價值——以〈勵忠節鈔〉爲例》(《敦煌研究》2003年2期)，以《勵忠節鈔》爲例討論敦煌類書的校勘價值。許建平《〈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以第11—17册未定名殘卷爲重點》(《漢語史學報》19輯，2003年)和中村威也《Дx.10698〈尚書·費誓〉與Дx.10698v〈史書〉研究——關於與P.3871隸古定尚書·勵忠節鈔的同卷關係》(《西北出土文獻》創刊號，2004年)，綴合出Дx.10698、Дx.10838、P.3871、P.2980、P.2549v《勵忠節鈔》新抄本。彭婷婷《淺談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鈔〉中的通借字》(《文教資料》2011年36期)、《敦煌類書〈勵忠節鈔〉用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對抄本的用字進行了考察。
屈直敏《〈敦煌類書·勵忠節鈔〉校注商補》(《敦煌學輯刊》2003年2期)、《〈敦煌類書·勵忠節鈔〉校注商補(續)》(《敦煌學輯刊》2004年1期)，補正了《敦煌類書》的脱誤。《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鈔〉引〈史記〉異文考證》(《敦煌學輯刊》2004年2期)、《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鈔〉引〈三國志〉異文輯證》(《敦煌研究》2007年3期)，從輯佚史籍方面進行研究。以及《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鈔〉的成書背景》(《敦煌學輯刊》2005年2期)、《從〈勵忠節鈔〉看歸義軍政權道德秩序的重建》(《敦煌學輯刊》2005年3期)、《從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鈔〉看唐代的知識、道德與政治秩序》(《蘭州大學學報》2006年2期)等文，從成書背景等方面，强調了《勵忠節鈔》在歸義軍政權重建儒家傳統道德倫理秩序中的意義。以上研究皆收入專著《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鈔〉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黄正建《敦煌本〈勵忠節鈔〉性質淺議——兼論其中〈刑法部〉的思想傾向》(《敦煌學輯刊》2019年4期)，指出《勵忠節鈔》是服務帝王大臣的個人道德修身特性，比較《勵忠節鈔·刑法部》與《藝文類聚·刑法部》，指出二者分别强調“以德爲先”與“以法爲先”，反映了唐太宗與高祖政治的區别。
5. 《蒙求》
共見3號：
P.2710、P.4877、敦研95號。除敦煌本外，《蒙求》的傳本還包括遼刻本、臺北故宫藏楊守敬舊藏抄本、日本林述齋校“古本蒙求”刊本和宋《蒙求集注》本，可資研究參用。
《敦煌古籍敘録》著録P.2710、P.4877(引爲P.5522)，指出敦煌本較楊守敬藏本詳細。《敦煌類書》對兩個卷號作了研究和校録，指出P.5522與P.4877是一卷分編兩號。汪泛舟《〈蒙求〉(補足本)》(《敦煌研究文集》，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年)也有校録。
《蒙求》研究的焦點主要是作者和成書年代。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據《佚存叢書》所附“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等信息，認爲《蒙求》爲唐人所作，否定“後晉李瀚所作”之説。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認爲李瀚即代宗朝翰林學士李翰。周丕顯《敦煌“童蒙”“家訓”寫本之考察》(《敦煌學輯刊》1993年1期)、邰惠莉《敦煌本〈李翰自注蒙求〉初探》(《敦煌研究文集》)、鄭阿財《敦煌本〈蒙求〉及注文之考訂與研究》(《敦煌學》24輯，2003年)、周臘生《〈蒙求〉作者究竟是哪個李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疏漏1例》(《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3期)與《〈蒙求〉作者李瀚是盛唐人》(《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年3期)與之觀點一致，在校録、考證、價值等方面也各有闡發。
傅璿琮《尋根索源：
〈蒙求〉流傳與作者新考》(《尋根》2004年6期)，認爲李良《薦〈蒙求〉表》成書於天寶五年有誤，當成於肅宗上元時，據此説明《蒙求》作者非代宗朝翰林學士李翰。唐雯《〈蒙求〉作者新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3期)，推測《蒙求》作者爲前信州司倉參軍李瀚(翰)。郭麗《〈蒙求〉作者及作年新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3期)，推定作者爲唐安平人，與李德林、李百藥同宗，曾於廣德二年前任信州司倉參軍，成書約在盛唐至廣德二年間。姚榮環《〈蒙求〉及其續書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對《蒙求》的版本、續書情況等作了説明。李軍《〈蒙求〉作者李瀚生平事蹟考實》(《敦煌學輯刊》2018年3期)，認爲唐雯等學者的意見不足以動搖前信州司倉參軍李瀚與代宗朝翰林學士李翰爲同一人的説法。
另外，許多學者將《蒙求》與其他相關文獻對比研究，如《敦煌蒙書研究》比對敦煌本、故宫本、林述齋本和補注本，發現敦煌本與故宫本可能爲同一系統的不同抄本，比較接近李翰自注的原貌。張娜麗《敦煌研究院藏李翰〈蒙求〉試解——與日藏古抄本之比較》(《敦煌研究》2002年5期)，發現敦煌本與日藏本的避諱等情況基本一致，最接近李翰原作；
《敦煌発見の自注童蒙書について——『蒙求』『兎園策府』の諸問題を中心に》(《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22號，2003年)和章劍《『蒙求和歌』と敦煌文書——敦煌研究院臧九五號本『李翰自注蒙求』を中心に》(《中國學研究論集》20號，広島中國文學會，2008年)，關注了《蒙求》與其他文獻的關係。杜成輝、馬志强《應縣木塔秘藏中的遼代〈蒙求〉刻本》(《山西大同大學學報》2014年4期)和杜成輝、馬新軻《應縣木塔秘藏中的遼代蒙書》(《北方文物》2014年4期)，證明了遼刻本對補充敦煌本《蒙求》的價值所在。
6. 《事森》
共見2號：
P.2621、S.5776。
近藤英幸《敦煌寫本類書殘巻管見——盜馬譚を中心に—》(《古典の変容と新生》，明治書院，1984年)、《敦煌本無名類書殘巻考——Pelliot2621釈文》(上)(《東洋研究》75號，1985年)對部分引文的出典考證。《敦煌類書》指出《事森》與《類林》的體例和内容上爲相似，可能是《類林》的改編本，或是學郎自創。《敦煌遺書中的類書簡述》認爲將S.5766看作《失名類書》更爲慎重。張文舉《敦煌本類書〈事森〉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從校勘和輯佚角度，指出《事森》是以《類林》爲底本，兼採其他民間類書編撰而成的童蒙教材。
《事森》中的“孝友篇”一直備受關注，《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以P.2621“孝友篇”爲底本，結合S.5776、S.389、P.3536、P.3680等整理出敦煌本《孝子傳》。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文津出版社，1994年)，重新校訂，並指出P.2621號似爲類書。黄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删去這一内容。王三慶《〈敦煌變文集〉中的〈孝子傳〉新探》(《敦煌學》14輯，1989年)，認爲《敦煌變文集》整合《孝子傳》的方式不妥，應分爲變文和通俗類書兩個系統。程毅中《敦煌本〈孝子傳〉與睒子故事》(《中國文化》1991年5期)、謝明勛《敦煌本〈孝子傳〉“睒子”故事考索》(《敦煌學》17輯，1991年)，重點討論了引自P.3536、P.3680的“閃子”故事。曲金良《敦煌寫本〈孝子傳〉其問題》(《敦煌研究》1998年2期)，也否認敦煌本《孝子傳》分類，認爲孝行故事可納入《搜神記》“孝行篇”中。劉惠萍《敦煌類書〈事森〉與漢魏六朝時期的孝子傳》(《2013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討論《事森》所引故事與漢魏六朝《孝子傳》間的差異聯繫。陳麗萍《國家圖書館藏四件敦煌變文抄本研讀記》(《出土文獻研究》15輯，中西書局，2016年)，對BD14685《搜神記》的孝子故事進行了分析。趙貞《敦煌文獻與唐代社會文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比對BD14685、S.389v與P.2621中的孝親故事，分析了BD14685的材料來源。
此外，日本保存的陽明文庫藏本和船橋文庫藏本《孝子傳》，可與敦煌文書、傳世文獻互相印證，黑田彰《孝子傳研究》(思文閣，2001年)，參與編集《孝子傳注解》(汲古書院，2003年)等。王曉平《唐土的種粒——日本傳衍的敦煌故事》(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及《日藏〈孝子傳〉古寫本兩種校録》(《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説明了兩種藏本與敦煌本存在的文字差異、文獻價值以及對日本文學的影響等。
7. 《兔園策府》
共見5號：
S.614、S.1086、S.1722、P.2573、Дх.05438。
1913年，王國維《唐寫本兔園册府殘卷跋》(王國維著，羅振玉輯《觀堂集林》(24卷本)，1927年)，考訂P.2573在貞觀七年至永徽三年成於安州，盛行於五代，非虞世南所作。那波利貞《唐鈔本雜抄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の一資料》(《支那學》10卷，1942年)，認爲《兔園策府》撰於永徽三年至上元年間，是適用於庶民普通教育的教科書。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敘録》(《敦煌學》8輯，1984年)，對P.2573、S.614、S.1086、S.1722作了敘録，發現P.2573、S.1722號可綴合，認爲成於唐太宗至昭宗時；
《敦煌寫本〈兔園策府〉逸注補》(《敦煌學》9輯，1985年)，補充了《兔園策府》所佚原注；
《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5年)，論及文書綴合、原注引書及價值，進一步認爲成書在顯慶三年前；
《敦煌類書》推測《兔園策府》成於永徽三年至顯慶三年，用爲常科試策準備。周丕顯《敦煌古鈔〈兔園策府〉考析》(《敦煌學輯刊》1994年2期)，分析《兔園策府》爲適應唐宋士子科舉考試的舉業用書，成於貞觀末至顯慶年間。葉國良《唐代墓誌考釋八則》(《臺大中文學報》1995年7期)，考訂成書在顯慶三年至麟德元年間。劉進寶《敦煌本〈兔園策府·征東夷〉産生的歷史背景》(《敦煌研究》1998年1期)，認爲《兔園策府》作於貞觀十年至上元中，《征東夷》是唐太宗父子面臨征伐高麗困境下的産物。
屈直敏《敦煌本〈兔園策府〉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3期)，認爲成於衆手而題一人之名，成書不遲於貞觀十七年，開元之前便已廣泛流傳。《敦煌蒙書研究》，從目録著録的變化中發現《兔園策府》逐漸從科考用書轉變爲鄉野村童習文的教材。王璐《敦煌寫本類書〈兔園策府〉探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新增了Дх.05438；
《〈兔園策府〉與唐代類書的編纂》(《西安文理學院學報》2014年5期)，指出偶句類書體例很有可能始自《兔園策府》。郭麗《〈兔園策府〉考論——兼論唐代童蒙教育的應試性傾向》(《敦煌研究》2013年4期)，認爲這是高級階段的童蒙教育用書，反映了唐代童蒙教育的應試性傾向。郭長城《〈兔園策府〉作者杜嗣先墓誌略論》(《敦煌學》34輯，2018年)，又單對這杜嗣先墓誌作了考論。
還有學者將《兔園策府》與日本文獻聯繫起來梳理。如葛繼勇《〈兔園策府〉的成書及東傳日本》(《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5期)、《『兎園策府』の成立、性格及びその日本伝來》(《日本漢文學研究》10，2015年)，根據杜嗣先曾參與接待8世紀初日本遣唐使的記載，推測《兔園策府》的東傳日本可能正是這一時期。孫士超《敦煌本〈兔園策府〉與日本古代對策文研究》(《日語學習與研究》2016年4期)，從《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中發現了最早著録《兔園策府》的痕跡，推斷東傳時間在乾符三年以前，最有可能爲長安二年第七次遣唐使團歸國時帶回。
8. 《籯金》系類書
共見10號：
P.2537、P.2996、P.3363、P.3650、P.3907、P.4873、S.2053v、S.5604、S.4195v、S.461v。
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之《籯金一卷半》(《國粹學報》7卷1期，1911年)，認爲P.2537成於武周時。羅振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認爲P.2537與《兔園策府》相類，大約由張球寫於大中至咸通時代。《敦煌古籍敘録》指出P.2537、P.3650爲張球開平四年左右所作《略出籯金》；
P.2966、P.3633爲李若立原書抄本。王重民《籯金殘卷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82年)，認爲P.3907爲李若立原書。福田俊昭《敦煌出土の〈籯金〉と〈無名類書〉》(《東洋研究》77號，1986年)，介紹了8個卷號(無P.3907、S.461v)，認爲《語對》可能源自《籯金》。王三慶《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與之意見相反；
《敦煌本〈籯金〉研究》(《林師景伊逝世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探討了《籯金》的概況和部類組成。
近20年來，學者對《籯金》系類書的研究發力甚多，細化研究成果頗豐。綜合考量並分類有鄭炳林、李强《敦煌寫本〈籯金〉研究》(《敦煌學輯刊》2006年2期)，分爲《略出籯金》、《籯金》删節本、李若立原書抄本和《籯金字書》，闡述各版本的成書原因和特點。李强《敦煌寫本〈籯金〉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將P.4873納入陰庭誡删節本、P.3907納入李若立原書抄本。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8》(中華書局，2008年)，綴合了S.4195v、S.461v，並作了校録。高天霞《敦煌寫本〈籯金〉系類書整理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重新考證了《籯金》系類書的改編者和傳抄系統及價值，認爲目前唯有P.2537屬張球改編，其餘不明，但可分爲4個系統並有校録本。《從敦煌寫本看失傳類書〈籯金〉的編纂目的與編排體例》(《文獻》2020年1期)探討了李若立編撰《籯金》的目的及其與同時期類書在體例上的區别。《敦煌寫本〈籯金〉系類書的文獻校勘價值例説》(《河西學院學報》2020年4期)述論了其校勘與輯補價值。另外，宋麗麗《敦煌寫本〈籯金〉俗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對文書所涉俗字研究，總結了俗字演變的基本規律和特點。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針對各版本《籯金》另有專作説明。鄭炳林、李强《唐李若立〈籯金〉編撰研究(上)》(《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6期)，指出李若立原書體例簡要且分卷嚴謹，成於萬歲登封元年至神龍年間。《唐李若立〈籯金〉編撰研究(下)》(《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1期)，認爲《籯金》引書受武則天執政影響，具有佛教篇幅較大、注重記載北部邊疆歷史、成書倉促等特點，認爲P.3907爲李若立原書抄本。魏迎春、鄭炳林《敦煌寫本李若立〈籯金〉殘卷研究——以S.2053v號爲中心的探討》(《敦煌學輯刊》2011年3期)，將S.2053v與P.2537《略出籯金》比較，發現S.2053v收録條目存在史籍缺載或改編後含義變化等情況。
鄭炳林、李强《陰庭誡改編〈籯金〉及有關問題》(《敦煌學輯刊》2008年4期)，推測陰庭誡在吐蕃佔領敦煌前已完成改編，P.4873也屬這一系統。韓博文、鄭炳林《敦煌寫本〈籯金字書〉研究》(《敦煌研究》2009年2期)，發現S.4195v與陰庭誡改編本存在差異，而與李若立原本内容基本相符，可能是唐代敦煌學校配套學習李若立《籯金》所使用的字書。魏迎春《敦煌寫本S.5604〈籯金〉殘卷研究》(《敦煌學輯刊》2011年4期)，認爲S.5604出自敦煌寺學中某學仕郎之手，錯漏很多，但其事例附注具有補缺作用；
《敦煌寫本P.2966和P.3363〈籯金〉殘卷考釋》(《敦煌研究》2014年6期)，認爲P.2966和P.3363同屬吐蕃時期陰庭誡改編本，基本保存了百卷五篇的規模，但錯訛還是較多。鄭炳林、魏迎春《敦煌寫本P.4873〈籯金〉殘卷考釋》(《東方學論文集：
高田時雄教授退職紀念(中文分册)》，2014年)專對P.4873考釋説明。鄭炳林、李强《晚唐敦煌張景球編撰〈略出籯金〉研究》(《敦煌學輯刊》2009年1期)，認爲張球編《略出籯金》受到歸義軍恢復文化事業的影響，成於唐光化元年左右，敦煌碑文和邈真讚中有大量運用《略出籯金》典故的痕跡，其影響力和實用性得到認可。陳茂仁《敦煌寫卷〈籯金〉增輯〈新序〉佚文一則》(《書目季刊》48卷1期，2014年)，從P.2537中輯出一則《新序》佚文。
9. 《雜抄》
共見15號：
P.2721、P.2816、P.3155、P.3933、P.3649、P.3662、P.3671、P.3683、P.3769、P.39061、S.46631、S.5658、S.5755、S.9491和羽663R。
關於《雜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創作時代與作者的推測。劉復《敦煌掇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刻本，1925年)，提到P.2721“悉是雜記典故，全無道理”。那波利貞《唐鈔本雜抄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の一資料》，推測《雜抄》是唐代瓜沙等地庶民教育的讀本，成於中晚唐時期。周一良《敦煌寫本雜鈔考》(《燕京學報》35期，1948年)，推測P.2721成於晚唐，並對其社會習俗資料述評。張政烺《敦煌寫本〈雜鈔〉跋》(《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1950年)，認爲《雜抄》是《何論》或其略出本，類似教學提綱。周丕顯《巴黎藏伯字第2721號〈雜鈔·書目〉考》(《圖書與情報》1989年1期)，推測P.2721成於永淳至開元年間，是適合一般下層知識分子應對科舉的最低限度的推薦書目。《敦煌類書》指出《雜抄》爲晚唐抄本，而《節本珠玉抄》成於天復四年左右。吴楓、鄭顯文《〈珠玉抄〉考釋》(《隋唐史論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3年)，推測是神龍三年至寶應元年間作於河南地區的。王喆《〈珠玉抄〉成書年代及作者考》(《松遼學刊》1996年2期)，觀點一致。盧善煥《敦煌寫本〈雜抄〉考述》(《敦煌學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考證《雜抄》成書在高宗、武則天時期，抄寫在天寶十四載末至唐末光化年間，《何論》成書受其影響。李娜《論〈雜鈔〉與“雜纂體”》(《黄岡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1期)，提出《雜抄》源自民間，極可能是俗文學中“雜纂體”的源頭。韓巧梅《敦煌寫本〈珠玉抄〉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除去對年代、來源和體例分析，提出P.2816、P.3155綴合的可能性。
黄永年《釋敦煌寫本〈雜抄〉中的“面衣”》(《敦煌學輯刊》1982年3期)，考釋了“面衣”一詞，指出亡人面衣的作用從禦寒逐漸演變爲遮羞。朱鳳玉《從傳統語文教育論敦煌本〈雜抄〉》(《全國敦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1995年)，從傳統語文教育的角度梳理了《雜抄》的價值；
《敦煌寫本雜抄研究》(《木鐸》1988年12期)，以P.2721爲底本校録了諸卷。《敦煌蒙書研究》收録了13號，依然認爲《雜抄》原本可能是張九齡《珠玉抄》。陳麗萍《日本杏雨書屋藏羽663R號敦煌文書的定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3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將羽663R定名爲《雜抄》(别本)。
1. 《勤讀書抄》
僅見P.2607號，存73行，前全後缺，保存了16則有關勤學的嘉言懿行。《敦煌古籍敘録》據卷中“基”字缺筆，推測爲中唐“博雅之士”所作。岑仲勉《跋敦煌抄本唐人寫卷作品兩種》(《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1輯)，據卷中引《顔氏家訓》頗多以及顔真卿父子的活動軌跡，推测爲顔真卿札記所得以示其子，成書於大歷十二年至建中三年間。王三慶《敦煌本古類書(一)勤讀書抄(P.2607號)研究》(《木鐸》11輯，1984年)與《敦煌類書》有比較詳盡的校録。屈直敏《敦煌古鈔〈勤讀書抄〉校注》(《敦煌學輯刊》1999年2期)，認爲其是具有家訓蒙書及書鈔類書性質的特殊蒙學教材。福田俊昭《敦煌類書の研究》，對誤抄、誤寫現象作了補正。
僅見P.4052號，册頁裝，共4頁，收録8件古人勤學事跡。王三慶、林艷枝《敦煌古類書〈事林〉一卷P.4052研究》(《敦煌學》12輯，1987年)，將之與《類林》《琱玉集》的引書内容比對校勘，認爲是學郎習書，題名可能受《類林》的影響。
3. 《新集文詞教林》(簡稱《教林》)
僅見P.2612號，首題“新集文詞教林卷上並序”，序文未抄完，下接抄“《文詞教林》並序”及引文，每則並不區分部類。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作了全文校箋。《敦煌類書》認爲《教林》編纂另有底本，引録方式與《應機抄》頗爲相似，成書在中唐以後。《敦煌蒙書研究》認爲《教林》接近《新集文詞九經抄》，但編纂方式不同，可能是後者據以編纂的主要資料。朱大星《論河上公〈老子〉在敦煌的流傳——以敦煌文獻爲中心》(《中國道教》2004年4期)，整理了《教林》所引《老子》數則。
4. 《新集文詞九經抄》(簡稱《九經抄》)
共見21號：
S.5754、S.8836v、P.2557、P.2598、P.3169、P.3368、P.3469v、P.3615v、P.3621、P.3990、P.4525、P.4971、Ф247、дx.2153、дx.2197、дx.1368、дx.2752、дx.2842、дx.06059、дx.06019、上圖30號。
《敦煌古籍敘録》著録並介紹P.2598、P.2557、S.5754。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校録(P.2557部分)》(《敦煌學》12輯，1987年)，以P.3621等爲底本校録；
《敦煌寫本〈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漢學研究》1986年4期)和《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强調《教林》與《九經抄》的承襲關係，且後者多引《真言要訣》，影響到了明代《明心寶鑑》的形成。周丕顯《敦煌“童蒙”“家訓”寫本之考察》，推測《九經抄》成於8世紀中葉前後，是流行廣泛的民間讀物。《敦煌類書》認爲P.2557、P.2598等號屬於《九經抄》；
P.3390、P.3615v等號爲同體系的異本書抄；
P.3605與P.4022未見未列入討論，並指出《教林》可能是《九經抄》的參考底本，成於開元八年至開成二年間。《敦煌蒙書研究》增加上圖30號，發現S.5754、P.2557、P.2598、P.3621、P.4971、Дx.247、Дx.1368、Дx2153a等皆屬《九經抄》一卷並序。鄭炳林、徐曉麗《俄藏敦煌文獻〈新集文詞九經抄〉寫本綴合與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002年3期)，發現Дx.06059、Дx.06019、Ф247、Дx.2153、Дx.2197、Дx.2752、Дx.2842當是同卷《九經抄》分裂，與英、法藏没有淵源關係，但可能抄自同一版本《九經抄》，俄藏相對較精。
除敦煌本外，還藏有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九經抄》。聶鴻音《西夏本〈經史雜抄〉初探》(《寧夏社會科學》2002年4期)，梳理了部分與漢文相應的文句，指出西夏文本編譯草率，應是下層知識分子文化素養的反映。黄延軍《西夏文〈經史雜抄〉考源》(《民族研究》2009年2期)，認爲西夏文本與敦煌本《九經抄》間存在極爲密切的關係。梁麗莎《英藏西夏文〈貞觀政要〉〈新集文詞九經抄〉殘片考釋》(《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19年9期)，發現英藏西夏文2626號與俄藏西夏文本内容相同但版式不同；
3494號與俄藏本在語言風格、翻譯要點、思想主題和版式形制上存在一致性，可能是俄藏西夏文本尾佚的某頁。
還有對《九經抄》引文的關注，如伊藤美重子《敦煌の通俗類書〈新集文詞九経抄〉にっぃて：
〈老子〉〈莊子〉の引用例の檢討—》(《ぉ茶の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紀要》57號，2004年)，分析《九經抄》引用《老子》《莊子》，認爲這展現了敦煌地區教育中三教融合的特征。金瀅坤《唐五代敦煌蒙書編撰與孝道啓蒙教育——以〈孝經〉爲中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9年5期)，指出《九經抄》《教林》多有直接輯録或改寫自《孝經》的内容，《事森》《古賢集》《太公家教》等注重孝行事跡，呈現出敦煌兒童孝道教育的多样性。
5. 《應機抄》
僅見S.1380號，共332行，前後殘缺，中題“應機抄卷下”，全書無明確分類，但引書多達八十餘種。《敦煌類書》指出卷中所引書籍近半數今已不見，編輯方式與《教林》和《九經抄》近似，但成書年代應更早。耿彬《敦煌寫本類書〈應機抄〉的性質、内容及成書年代研究》(《敦煌學輯刊》2012年1期)，推測S.1380成於貞元二年以後，可分爲事理類、修身類、治國安邦類、鑒戒類，以説明其思想體系與唐代統治階級政策和倫理道德相符合，是唐代敦煌民間傳授日常知識的蒙學教材或家學讀物。寇志强《汪繼培輯本〈尸子〉續補》(《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1期)，輯出2則《尸子》佚文。
1. 《琱玉集》别本
僅見S.2072號，首尾殘缺。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録》(《國學季刊》，1939年)，定名爲《搜神記》。西野貞治《琱玉集と敦煌石室の類書》定名爲《琱玉集》。川口久雄《敦煌本類林と我が國の文學》和《敦煌本類林系類書と日本文學》指其爲《琱玉集》略出本。《敦煌類書》認爲S.2072與真福寺本《琱玉集》在體例、行文和引書上頗爲近似，可能是承襲《類林》的改編本，成書於調露元年至天寶六載間。白化文《敦煌遺書中的類書簡述》認爲S.2072與《琱玉集》的關係有待商榷，最好以“不知名類書殘卷”目之。福田俊昭《敦煌類書の研究》比較S.2072與《類林雜説》等。吴忠耘《〈琱玉集〉引〈春秋〉考》(《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10期)，對其中6則材料的來源進行考訂。
2. 《修文殿御覽》(或《華林遍略》)
僅見P.2526號，存274行，著録鳥部諸類88條，首尾俱殘。這件類文書的定名之争頗多，目前被普遍接受的主要是“《修文殿御覽》説”與“《華林遍略》説”，故P.2526雖未統一名稱，但也列入此類。
1911年，羅振玉將P.2526定名爲《修文殿御覽殘卷》(國學丛刊石印本，影印收入《鸣沙石室佚書》中)。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國粹學報》7卷1期，1911年)推測成書在唐肅宗後穆宗前。1914年，曹元忠推測其成於高宗時(《箋經室遺集》，吴縣王氏學禮齋本，1941年)。早期研究多從羅説，洪業《所謂〈修文殿御覽〉者》(《燕京學報》12期，1932年)，從避諱、引書風格、用典習慣、編纂體例等方面考察，提出P.2526可能是更早的《華林遍略》。黄維忠、鄭炳林《敦煌本〈修文殿御覽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1995年1期)，推測其成於高宗乾封年後，從P.2526引《六經》諸書、《趙書》爲《十六國春秋·後趙録》簡稱、小注爲原書所有、與《華林遍略》成書時間不甚吻合幾個反證認定爲《修文殿御覽》。許建平《敦煌本〈修文殿御覽〉録校補正》(《敦煌研究》2010年1期)，有補充校録。劉安志《〈修文殿御覽〉佚文輯校》(《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8輯，2012年)，輯録日本和中國古籍所存的《修文殿御覽》佚文95條，通過比對《太平御覽》，認爲P.2526更可能是《華林遍略》；
《〈華林遍略〉乎？〈修文殿御覽〉乎？——敦煌寫本P.2526號新探》(《敦煌寫本研究年報》7號，2013年)，結合諱字和書法風格推測其成於唐玄宗朝至貞元二年間，又指出P.2526似與《藝文類聚》有承襲關係，進一步説明可能是《華林遍略》。牛潤珍《敦煌本2526號類書殘卷新證》(《歷史研究》2017年3期)，從P.2526僅記事的體例、以鳥類爲主的記事内容及流傳背景等，推斷爲《類苑》，爲文書定名提出了新説。森鹿三《修文殿御覽について》(《東方學報》36卷，1964年)、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覽第三百—香部の復元——森鹿三氏「修文殿御覽について」を手掛りとして》(《日本仏教學會年報》38號，1973年)、《〈修文殿御覽〉新考》(《森鹿三博士頌壽紀念史學論文集》，同朋舍，1977年)、《修文殿御覽天部の復元》(《中國の科學と科學者》，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8年)和遠藤光正《類書の傳來と明文钞の研究——軍記物語ヘの影响》(あさま書房刊，1984年)、桂羅敏《〈修文殿御覽〉考辨》(《圖書情報工作》2009年1期)，據古籍輯出數則佚文，爲P.2526研究提供了參考資料。
3. 《語對》
共見6號：
P.2524、P.4636、P.4870、S.78、S.79、S.2588。
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之《古類書殘卷之二》(《國粹學報》7卷1期，1911年)、羅振玉《古類書三種跋》(上虞羅氏影印本，1917年)指出P.2524體例略如《初學記》之“事對”。
王三慶《古類書伯二五二四號及其複抄寫卷之研究》(《敦煌學》9輯，1985年)、《敦煌本古類書〈語對〉研究》據抄寫體式擬定名爲《語對》，分爲原卷、原卷復抄底本之甲系、與甲系出於同一底本之乙系三類，認爲它上承《類林》，下啓《籯金》，成於唐神龍至景雲年間；
《敦煌本古類書〈語對〉P.4870號試論》(《敦煌學》10輯，1985年)，補充了新的卷號，指出原卷承襲於甲卷。福田俊昭《敦煌出土の〈籯金〉と〈無名類書〉》認爲《語對》源自《籯金》。白化文《敦煌遺書中的類書簡述》認爲應看成是朱澹遠《語對》的簡化改編本，或是唐末五代之際在敦煌地區爲教學需要而進行改編的一種節本。王褀《敦煌寫本類書〈語對〉詞彙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從辭彙考釋的角度分析，挖掘了《語對》在語言文字方面的價值和影響。王三慶《敦煌辭典類書研究——從〈語對〉到〈文場秀句〉》(《厦門大學學報》2020年4期)説明了二書在教育方法上的特色與價值。
前文將學界討論較多的17種已定名敦煌類書的研究情況列舉，至於尚未定名的類書，大部分亦收録於《敦煌類書》，任麗鑫《敦煌類書敘録》也匯總了部分成果。下文對這些未定名類書的研究情況再略作總結。
S.7004號。《敦煌類書》認爲書跡與P.4873相同，暫引入《籯金》類備考，但李强《敦煌寫本〈籯金〉研究》，認爲S.7004缺少事例附注和序文要素，更接近《新集文詞九經抄》或《新集文詞教林》類；
魏迎春、劉全波《敦煌寫本類書S.7004〈樓觀宫闕篇〉校注考釋》(《敦煌學輯刊》2010年1期)，考證S.7004成書上限爲隋大業四年，抄於唐高宗時，可能爲品質上乘的官修類書；
王使臻《敦煌寫本殘卷S.7004定名及作者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4期)推測S.7004成於貞觀年間，體例與《藝文類聚》接近，可能是于志寧所撰《諫苑》。
P.3715號。《敦煌類書》擬名《北堂書鈔體丁》，列於“類句式之類書”，大約寫於唐文宗開成以後。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學校部分教學檔案簡介》(《敦煌學輯刊》1995年2期)，認爲P.3715是張球所撰的類書草稿，是張氏歸義軍時期的作品。王金保《敦煌遺書P.3715“類書草稿”校注研究》(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也認爲P.3715是張球作於唐乾寧元年至五代開平二年間的類書草稿，並參照《勵忠節鈔》重新校録。
P.2678+P.3956號與羽72b2號。《敦煌類書》擬名《對語甲》。後王三慶《〈文場秀句〉之發現、整理與研究》(《2013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以羽72b2與P.2678+P.3956比對，指出其爲《文場秀句》的内容，並據此復原諸門類條目。《敦煌辭典類書研究——從〈語對〉到〈文場秀句〉》説明其教育方法上的價值。周西波《〈敦煌秘笈〉“羽072b”寫卷的性質與意義》(《慶賀饒宗頤先生九十五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12年)，認爲《文場秀句》與齋文同抄一處，是爲齋文遣詞參考之用。永田知之《〈文場秀句〉小考——蒙書と類書と作詩文指南書の間》(《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號，2008年)、《〈文場秀句〉補説——〈敦煌秘笈〉羽072と〈和漢朗詠集私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9號，2015年)利用《雜抄》《語對》和《和漢朗詠集私注》探究《文場秀句》的作者、作用和地位等。李銘敬《日本及敦煌文獻中所見〈文場秀句〉一書的考察》(《文學遺産》2003年2期)利用史籍著錄與他書所引《文場秀句》分析了其作者和内容特色。
P.3890號。《敦煌類書》擬名《對語乙》，大約成於大中年後。王涵《敦煌書鈔寫本P.3890文本形態考論》(《敦煌研究》2020年1期)，認爲P.3890是一份箋注性質的書鈔，作者爲晚唐五代時期敦煌本地中下層官員。
P.4022+P.3636與P.5544號。《敦煌古籍敘録》認爲P.3636爲學人讀書劄記，包含大量佚書及“流子”之稱。林其錟、陳鳳金《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録·前言》(上海書店，1988年)與許建平《〈殘類書〉所引〈劉子〉殘卷考略》(《浙江社會科學》1993年4期)，利用P.3636輯出數則《劉子》佚文，分别推測P.3636成於唐太宗和高宗以後。施萍婷《敦煌隨筆之二》(《敦煌研究》1987年1期)，輯録了其中的“倉慈”材料，陳光文因此作《敦煌太守倉慈新探——以〈三國志〉與敦煌遺書P.4022+P.3636記載爲中心》(《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4期)，進一步探討了倉慈的生平。《敦煌類書》歸爲天寶之前的“不知名類書甲”。陳光文《敦煌遺書P.4022+P.3636〈某學郎書抄殘卷〉(710—762)校注研究》(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重新確定綴合順序，擬名《某學郎書抄殘卷》，推測成於景雲元年至寶應元年間。蔡副全、宋濤《法藏敦煌P.5544册頁釋考——兼論P.5544與P.4022+P.3636殘卷之關係》(《敦煌研究》2016年4期)，指出P.5544與P.4022+P.3636當出自同一作者，約寫於晚唐歸義軍時。
P.5002號。《敦煌類書》歸爲“類句體之類書”，擬名《北堂書鈔體丙》，指出其體例與《琱玉集》相似。王金保《敦煌遺書P.5002號釋録並研究》(《敦煌學輯刊》2013年2期)，推測其成於睿宗或玄宗朝，重擬名《後漢書鈔》。
另有東洋文庫藏一卷，原藏京都有邻馆。陳國燦《東訪吐魯番文書紀要(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2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定名“唐敦煌雜寫一卷”；
陳國燦、劉安志合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録(二)》(《敦煌研究》1994年3期)、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皆著録爲類書。池田温《〈唐人雜鈔〉について》《續》(《東洋文庫書報》41、42卷，2009、2010年)，公開圖版並録文，但對其是否爲類書存疑。秦樺林《東洋文庫藏敦煌寫卷〈唐人雜鈔〉拾遺》(《敦煌研究》2012年3期)，認爲其屬於寬泛意義上的雜鈔體類書。
除以上所引外，大量不知名書鈔由於體量較小、内容雜亂等因素而少有學界關注，僅見於《敦煌類書》的介紹，視其體例分爲“舊文排列體”(S.133v2、S.5725、Дχ.487b、S.6227)、“北堂書鈔體”(P.2502、P.3733、Дχ.487a、S.6078、P.4636b)、“文賦體”(S.6011、S.6160、P.3622+P.4034)、“歲華紀麗體”(S.545v)、“何論體”(P.3665)、“類辭”(P.3661、P.4710、P.3776)、“類句”(S.610v、P.3622v+P.4034v)等。以及《敦煌類書》未及收録者，如任麗鑫發現的S.3836v、P.4062v2等《失名類書》；
劉全波新增BD14491、BD14650《策府》(21)劉全波將其歸爲“賦體類書”，部分學者指其爲模擬試策範文，鑒於性質特殊，未在上文討論。鄭阿財《敦煌本〈明詩論〉與〈問對〉殘卷初探》，《第四届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
臺灣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99年，第303—325頁；
鄭阿財、朱鳳玉《開蒙養正：
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3—126頁。劉波、林世田《敦煌唐寫本〈問對〉箋證》，《文津學志》3輯，2010年，第115—142頁。金瀅坤《敦煌本〈策府〉與唐初社會——國圖藏敦煌本〈策府〉研究》，《文獻》2013年1期，第84—98頁。和羽50號、BD093432、BD10154、BD11391、BD14665、BD15402、BD15379、BD15477、BD15488等《不知名類書》以及尚未刊佈的散藏文書。雖多僅存殘篇斷句，其中一些還是有排列人物事類的痕跡，有的還保存了門類目録。整體來看，這部分敦煌類書體例不一，保存内容十分豐富，對校勘輯佚和研究私人類書修撰的多樣性等具有一定價值。
如前文所述，敦煌類書由於採集群書的特點，常與其他文書混淆，且常有誤定名的情況。比如鄭炳林、徐曉麗《俄藏敦煌文獻〈新集文詞九經抄〉寫本綴合與研究》，就指出發現Дχ.06059等7號被誤定成《百行章》，實爲《新集文詞九經抄》。BD14685號被定名《失名類書》，陳麗萍《國家圖書館藏四件敦煌變文抄本研讀記》與趙貞《敦煌文獻與唐代社會文化研究》，皆已定性爲《搜神記》而非類書。這樣看來，定名定性是敦煌類書研究中的重要一步，即便已有定名，也應在相關文書研究的基礎上多加考量，給出一個更爲合理和準確的結論。
敦煌類書的研究起步較早且成果頗豐，内容涉及題跋、校録、綴合、定名、引文、補遺、校勘及文書反映的時代背景信息等。相對來説，研究成果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特徵：
1970年以前主要以撰寫跋文爲主，對部分敦煌類書有初步的時代和性質推定，更多地關注其輯佚價值；
1970—2000年間，出現了比較系統的敦煌類書研究專著，研究成果增多，在定名和校録的基礎上，開始討論各系類書的傳播脈絡、版本等問題，視角更加多元。近20年來的研究則更加細化，專注於某種類書的研究越來越多，主題性系列論文和大量碩博論文湧現。
敦煌類書的研究還呈現出幾個特點：
第一，由於判定文書性質的標準不一，加上缺乏足够的信息支撑，對敦煌類書和蒙書的判定和研究向來都是從寬收録，重合率較高，但這也説明了二者體制之間的緊密聯繫。第二，部分敦煌類書來自中原，或抄寫原本或根據需要增删和改編，因此，這種類書與其他地方出土的材料存在一定的對應和淵源關係，爲敦煌類書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樣的綫索，如《蒙求》《李嶠雜詠》諸版本、敦煌本《新集文詞九經抄》與西夏文本等。第三，重視敦煌類書保存古籍文獻的功能，發揮其在輯佚和校勘上的作用，如陽清《〈古小説鈎沉〉徵引敦煌類書殘卷考釋》(《敦煌研究》2013年5期)、陳光文《〈良吏傳〉輯考——以敦煌遺書和傳世類書爲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3期)、王馳《敦煌寫本類書徵引史籍研究》(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敦煌類書補擴〈漢唐方志輯佚〉三則》(《黑龍江史志》2014年9期)等文，都是結合傳世類書與敦煌類書輯了不少已經亡佚的典籍。第四，已知名類書的成果數量遠大於不知名類書，其中具有固定體例的又多於無固定體例的類書，不知名類書的研究領域亟待開發。第五，關於敦煌類書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細化，語言文字學是近年新興且關注較多的課題。第六，近年新公佈文書漸增，但目前尚無對這些較新類書的匯録。而這批材料，無論是對已定名類書卷號的補充，還是對未定名類書的整理和研究都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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