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视野下明清歙县瞻淇村的村落权力变迁

□徐世辉 洪佳颖

瞻淇村是徽州典型的古村落之一，今属歙县北岸镇，是汪氏聚族而居之地。村落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其主街就是明清徽商往返徽州及杭州的徽杭古道，因此其村落的发展具有较浓的宗族及商业氛围。由于瞻淇村历史悠久且古村落形态较为完整，因此各领域的学者也对其保持较高关注，不过集中于对古建筑、聚落空间、文化遗产等方面的讨论。以往研究中仅有王振忠先生撰文描述了村内族姓纷争的过程（王振忠：《徽学研究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并进一步审视了徽州历史地名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瞻淇村由“章祁”易为“瞻淇”，地名演化背后隐含着村落社会的权力演变，且村落演进与地方宗族兴衰又息息相关。

传说瞻淇村于唐代所建，这隐喻了其较长的发展历程。据田野调查所获文献，我们认为该村存在多个发展阶段，其发展过程中的变动也与村落族姓势力的涨落关系密切。

徽州人多聚族而居，从西晋永嘉年间到北宋靖康时期的三次大规模移民流动给徽州地区输入了众多族姓。中原衣冠避乱生根于此，催生出诸多望族大姓，如“新安十五姓”及“徽州八大姓”。及至明清时期，徽州大多为一姓一村，后世亦出现了如《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等族志著作。因此，徽州村落的发展往往和族姓联系在一起。

瞻淇村地处歙县南乡，距县城仅二十余里，地名原为“章祁”，本是章氏居地。唐代章氏孝女事迹在歙南地域广为流传，元代郑玉作《歙章孝女双庙碑》以记之。所指章顶（预）二女搏虎救母事迹，歙州刺史刘赞褒奖有加，改其居地合阳乡为孝女乡，得建“孝女庙（祠）”“孝第桥”等。后由此事，观察使韩荐刘赞升迁。关于章祁村的建立，有四说：

◇孝女庙

其一见于元大德乙巳年（1305年）的《章祁章氏族谱序》。南朝陈文帝时，章璇（）为新安太守，自福建浦城迁居歙南“二十里章祁，家焉”（张恺：《歙故丛谭》，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点明章祁章氏与浦城章氏之联系。南宋淳熙《新安志》所列陈时新安太守为四人（陆缮、陆山才、程文季、周景曜）、内史一人（刘广德），无章氏（罗愿：淳熙《新安志》卷9，黄山书社，2008年）。弘治《徽州府志》则是照搬《新安志》的记载，亦无章氏（彭泽，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4，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孟仲孝女传》载：“新安之有章氏，自有我公避矣，侯景之乱由宛陵来歙黄墩，继迁南合阳乡，遂以姓志其地曰章祁。”（汪文华：《全国历史文化名村——瞻淇村村志》，未刊书稿）其中“避”字暗示章氏来此实为避乱而非任官，且侯景之乱与陈文帝时期间隔并不远，则新安太守一说实具攀附之嫌。

其二见于元至正丙戌年（1346年）的《章氏族谱后序》：“祖唐武德二年（619年）为新安太守”（汪文华：《全国历史文化名村——瞻淇村村志》）；
元至正甲午年（1354年）的《章氏谱序》：“唐时为新安太守，章公新安族之始。”（汪文华：《全国历史文化名村——瞻淇村村志》）但此时新安郡实为汪华所控制，在其附唐后，新安郡才更回歙州之名，因此本说有失史实。

其三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抄本《章祁章氏谱》中的《重修章氏谱序》：“章祁之族，迁自福建浦城仁闻公”（张恺：《歙故丛谭》）及《瀛川宗谱序》：“我章姓出自仁闻公，讳茇者，宋建炎间任新安太守……喜徽州山川奇胜，无寇乱之忧，乃去治南二十里，置田筑室，奉父公居焉。至今仍其村曰章祁，概可见也”（张恺：《歙故丛谭》），说明章祁章氏和浦城章氏的亲属关系，强调浦城和宋时官显，反而令人产生疑问：同载于《章祁章氏谱》的唐时章氏孝女事迹岂不是与此矛盾？因此，此说依据不足。

其四见于村志但出处不明。是为唐长安二年（702年）丞相章东和章元镇退隐于此。其中章元镇二女成了孝女的故事主位。笔者查《新唐书》宰相列表及世系表中无章氏，南宋淳熙《新安志》中无说明。反而在《章氏谱序》中载有：“宋时登科录各具其名，枢密章元镇公，丞相章得象公、章公，进士章持、章援，枢密章公，尚书章茂献，中议大夫章达公。”可知章元镇实为宋人，并非唐人，且章元镇为章得象之父。另外，《章氏世系源流支派》中说章璇（）为43世，章顶为56世。如依本说，一则章顶和章元镇混为一人，二则世系间隔混乱，细数下来，到章顶已至唐末。

两宋时期，章氏的势力在章祁村具有压倒性优势。章祁章氏自述由浦城章氏所迁，但浦城章氏为章及迁浦才逐步壮大，至章仔钧已是五代乱世。则章祁章氏由浦城迁居一事便不能成立。徽州绩溪章氏与祁门章氏同源，均为浦城章仔钧四子仁嵩后裔，在北宋由浦城迁入。而章祁章氏显然比二者更早迁入。《徽州大姓》认为：“据《章氏会谱初编》卷二十二考证：南北朝时有名元二者，为婺源令……歙与婺壤地相近，章顶或为元二之派。”（黄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徽州大姓》，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虽不知元二详细信息，但在时间上或可佐证前文一说之合理性。与其相对应的是《章祁章氏谱序》的记载：

五代时有章仔钧，家贫乐道，居乡有贤行，子孙多显士，娶练氏，生子十五人。仁嵩、仁郁居长，多为显宦。至有章得象，字希言，生时母梦庭横象笏，因以得象名之，性端重，宋仁宗朝在翰林二十年，怡然自得，处相位八年，亲戚子第皆仰而进，封郇国公，谥文简。后又出章惇，字子厚，宋元丰（1078—1085年）中拜相，封申国公，二子：持、援。

◇天心堂

以上诸人均是浦城章氏后裔，《章氏世系源流支派》的世系梳理更将两者合二为一。但两宋时歙县章氏见于方志者仅有章元崇（环溪人）及章如愚（章祁人），无章得象、章等人的叙述。明代《新安名族志》所列章氏排在第90位，只载歙县棠坞、祁门云栈、绩溪瀛川与西关四支，无章祁支。且章祁章氏族谱所称迁自浦城的史料，均书于元明时期，所记章氏仕宦也多为浦城章氏。种种迹象表明，章祁章氏在运用同时期的绩溪章氏、祁门章氏的祖源信息来加强本族在章祁的绝对地位，通过与浦城章氏“连接”，将浦城章氏的两宋官显带入章祁，继而将村落社会牢牢控制在本族手中。虽有汪氏的介入，但章氏的村落影响力依旧不减。

章祁汪氏始迁祖是汪浚，其于南宋理宗时始由歙县唐模凤凰迁章祁。初入章祁的汪氏面对章氏势力，在诸多活动中积极施展策略来增强本族实力。

首先，是汪氏在婚姻上的联姻策略。章祁村虽以章氏为主，但亦有其他族姓的存在。其中就有迁入的江氏、罗氏、郑氏等。始祖汪浚来到章祁便“娶江氏、洪氏，生子四曰：楫、楠、梓、杞”。这表明汪氏从一开始就试图同地方土著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汪浚选择与江、洪二姓联姻便是在壮大自己的族姓势力，更意图分化村落原有的权力格局。参阅相关文献，我们会发现汪氏一族起初的联姻对象有江氏、洪氏、吴氏、罗氏、鲍氏、黄氏、贺氏、杨氏、许氏、潘氏等诸姓，多为本村或周边大姓，其中并无章氏。如汪宝善收藏的《瞻淇汪氏族谱》中载：公“楫公子也，生淳辛丑（1241年），殁大德丙午（1306年），娶罗氏”。杰公“公第三子也，元太祖登位授徽州府路推官，娶方村方教谕女，无子……继娶鲍潭鲍进士女，葬沦潭，又娶洪氏、郑氏、杨氏，葬殿寺”。昭祖公“季公之子，生元元统丙戌（注：应为至正丙戌，1346年），殁明正统丙辰（1436年），娶江氏”。可知汪氏婚姻圈很长一段时间无与章氏联姻之痕迹，直至明中后期“一龙，原配孺人吴氏：生明嘉靖丙申年（1536年）九月初六日亥时，殁于隆庆己巳年（1569年）四月十三日申时。继配孺人曹氏：生明嘉靖庚戌年（1550年）九月十三日子时，殁于万历丁巳年（1617年）八月廿八日午时。庶配孺人章氏”。才始与章氏联姻。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汪氏没选择与章氏结合则表明了其深刻用意。在汪氏的联姻策略下，其余族姓同汪氏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章氏则被边缘化。汪氏的联姻策略一方面能发展本族，另一方面能重组村落的权力架构。

其次，是汪氏在族姓演进过程中对发展合理性的寻求。徽州人历来注重风水，而“汪氏88世俊七公是风水师”（东南大学建筑系，歙县文物管理所：《瞻淇》，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颇精风水及地理。他运用修改风水格局的方式指使族人在章氏祠堂后挖塘，斩断章氏族脉，原有风水格局被破坏，支丁大减。而汪氏则支丁繁盛，仕宦者无数。村志中虽有所讲述（其中对俊七公的表述有71世和88世两种说法），但无其他出处，不过这个说法流传至今也在表明一个事实：汪氏经过一段时间的栖息，实际上逐渐有了与章氏抗衡的能力，他们在想方设法给本族提供发展之机，遂从徽州人崇信的风水信仰入手，而非武力斗争，正是汪氏寻求其发展合理性的侧面反映。

总之，汪氏迁入章祁是顺应移民背景下的产物，是地方宗族的内部统合。正如郑力民所说：“以南宋为转折点，徽州从此结束了其近千年的移民社会历史，而开始了其人世代定居的土著化过程；
故在此基础上，徽州也开始了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体化’进程。”［郑力民：《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续）》，《江淮论坛》1995年第5期］汪氏通过对本族的联姻策略拓展了族力，催生了一个融合了地方土著及外来客姓的新宗族。而汪氏在族姓演进过程中对发展合理性的追求也暴露出二姓的潜在矛盾。明中后期村落主导权的初步调整

族姓势力的涨落是村落主导权发生转移的重要标志。以章氏为代表的“主姓”同以汪氏为代表的“客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演进模式。章祁章氏以浦城章氏的祖源信息来烘托自身，章祁汪氏则通过同该村其他族姓联姻等策略试图打造汪氏同章氏的族姓边界，而汪氏对族姓边界的聚焦一定程度上也是章氏在村落中权力逐渐弱化的体现。

汪氏居于章祁，到明代渐有与章氏分权的资本。但这并不代表此时的汪氏压过了章氏，王振忠认为：“在南宋时期，汪、章二姓势力至少不相上下，甚至在明代，章祁汪氏的实力也并非明显占到上风。”（王振忠：《徽学研究十讲》）

章氏逐步走向衰微，是一个漫长过程。《新安名族志》中有“鄣祁”汪氏支丁一目，但无内容，而章祁章氏已无记录。明万历《歙县志》亦未载明代章祁章氏族人，暗示着明中后期的章氏势力已大不如前。再者《章祁族谱旧序》载：“至正壬辰（1352年）兵火毁，故家又散佚殆尽，存是谱者十稀八九焉。”壬辰之乱使章氏备受打击。前文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章祁章氏族谱亦说明章氏面对汪氏的危机感，需要团宗聚族。

相对章氏，汪氏日趋繁荣，族内有众多饱学义行之士。如汪杰，即杰公，元进士，“授徽州路推官”；
汪庞，明嘉万年间人，“由邑庠生入太学，授北京东城兵马司正指挥”；
汪道鼎，“明邑庠生”，乐善好施，为族人所称道；
汪凤岐，是“福建清流县主簿，后升浙江绍兴卫经历”（东南大学建筑系，歙县文物管理所：《瞻淇》）。亦有报国忠君之士，如汪翥，官至辽东副总兵，史载：“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桢、江翥（一作汪翥）、饶勋（一作陈勋），崇祯十五年（1642年），率兵援松山之围，大兵破松山，皆被执，死之。”汪镗，“由太学生出任南京北城兵马司副总指挥，后任云南楚雄府通判，任内打击犯罪得力，维护地方治安”。得升云南白盐井提举司使，其子汪守鲁“由太学生选授陕西甘州行都司新事”，教化民众，主张“广开垦以裕军备”“定法制以变习俗”“严旌别以端风化”“兴种植以阜财用”（东南大学建筑系，歙县文物管理所：《瞻淇》）。

据王振忠研究，清雍正年间关于章汪二姓争讼的《囗囗古讼》诉讼记录中汪氏有将章氏诬为世仆之举（王振忠：《徽学研究十讲》），这显示了二姓的矛盾升级。而他们的矛盾是长期积累而来，侧面反映此前（明中后期）二姓之间已有隔阂，是为隐性纷争。

隐性纷争体现于汪氏对村落信仰资源的分化。晚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其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九月十四日到章祁：“见有越汪公祠，诘土人，不知公为何人。”（王振忠：《徽学研究十讲》）越汪公祠又叫忠烈祖庙（德元年庙额由“忠显”改赐“忠烈”，但多为忠烈庙，祀越国公汪华及其子），即如今瞻淇人口中说的汪爷庙。与此相对的是建于唐代的孝女庙，忠烈祖庙至少建于明代。章毅的研究表明：“徽州汪王信仰肇兴于北宋时期……进入元代，汪王信仰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行祠化’特征，并在元末出现了‘宗祠化’趋势。”［章毅：《从“土神”到“武神”：宋元时期徽州的汪王信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及至明代，忠烈祖庙加固了章祁的汪王信仰，孝女信仰则被边缘化。随着汪氏族内流动及“宗祠化”趋势的影响，章祁“越汪公祠”实际上更突出“祖庙”的精神内涵，发展为“忠烈祖庙”，成为汪氏一族的精神之地。由于汪华后裔的外迁，忠烈祖庙亦随之增建，如新建汪氏汪祖寿（原籍徽州歙县）由旌德迁宁国，建越国公忠烈祖庙（李甜：《明清宁国府区域格局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随着“祖庙”的文化催生，汪氏族人经常举行相关仪式。汪柏树认为当地的王祖祭仪式中“隆重地祭祀王祖汪华，就是虔诚地祈求安定和谐”［汪柏树：《徽州歙县瞻淇的王祖祭》，《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不过，在章祁汪氏眼中，汪华具有“双重神格”，祭祀汪华一脉一方面是重塑新安神的体现，另一方面更是同徽州汪姓族裔内部联动的表现，突出的是“祖”从而使汪氏在章祁发展的合法性得到增强。歙县汪氏是“汪华长子第45世建下的各个支派”［汪柏树：《徽州歙县瞻淇的王祖祭》，《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这势必影响到章氏在章祁的地位。再者，汪华作为庇护一方的新安神形象入祀章祁，汪氏对汪华后裔的族姓认同，让章氏在村落权力中也不得不有所让步。

伴随二姓对信仰等文化资源的分化，矛盾纷争在所难免。族显和官显给汪氏带来丰富资源，而章氏后裔在明代却无显赫背景作支撑，成为阻碍其宗族势力发展的鸿沟。及至清雍正年间，章祁章氏一落千丈。基于章氏提出要单独“编立门牌”（王振忠：《徽学研究十讲》）、自立祠社进而摆脱汪氏掌控的诉求，汪氏称其为本族世仆，并否认其与孝女村章氏的同族关系，引起了二姓的激烈冲突。曾经的“主”被诬为“逆仆”，连“客”都不如。徽州主仆界限森严，可见二姓的矛盾冲突已然激化。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开始，章氏孝女会的建立加强了歙南地域的章氏支派的联结，这无疑给汪氏发展形成了部分阻碍，在雍正年间的冲突中否认章祁章氏与孝女村章氏为同族关系即是汪氏试图打破章氏联合之反映。

汪氏通过与章氏的权力博弈逐步掌握了村落发展的主导权，双方的主客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二者的族姓边界也在此阶段更加明显，从而导致了二者在村落主导权上的重组。而权力重组的表现则主要在以下方面：

传说章祁村更名经由汪作霖之手。世人称其任江西九江府德化知县时，将“章祁”改作“瞻淇”，并刻“瞻淇”立于村口。现存“瞻淇”石刻书“康熙丙午年”（1666年），落款“汪作霖书”。以石刻所见，康熙五年（1666年）“章祁”已更为“瞻淇”。但在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中引《歙志》云：“汪溥勋（乾隆《歙县志》“文苑”中汪溥勋已被书为瞻淇人），字广渊，歙之章岐人。顺治丁酉（1657年）举于乡，是科榜后，物论纷然。……后康熙丁未（1667年），始成进士，授中书。”［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下册）》，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可见此《歙志》编纂在康熙丁未年（1667年）后，且赵吉士为明崇祯至清康熙年间之徽人，据同为徽人的许承尧在《歙事闲谭》载：《歙县志》“四修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当时所称仍为“章岐”。则石刻所书“康熙丙午年”（1666年）便存在疑问，给汪作霖更易地名之举蒙上了一层迷雾。再者，《歙事闲谭》又载：

程让堂《五友记》云：江衡，字岳南，歙丰瑞里人……当乾隆初年，杭郡人文极盛之时，独称岳南，以为非凡所及也。乙丑之冬，瑶田至杭州应商籍试，居与岳南门相对，遂识岳南。……汪随，字谨度，后更名某，为钱塘诸生，其先亦歙之鄣岐人也。长余四岁，师事岳南之兄名兆歧者。余与岳南交时，则其师已死，遂从岳南游也。（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

说明在乾隆之前，“瞻淇”还未能取代“章祁”“鄣岐”“章岐”等。“鄣岐”虽是汪氏功利性弱化章氏的称呼，但非根本性变化，表示汪氏仍有顾虑。方志始现“瞻淇”地名，是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刊行的《歙县志》：“三十五都……北岸……孝女村……瞻淇”。乾隆元年（1736年）始纂的《汪氏族谱》载：“六十八世浚公（迁歙南岐山始祖也。旧鄣祁，再名曰瞻淇，因遂家焉，诰赠承务郎）。公讳浚，字仲深，又字惟深，别号岐山……于宋理宗时迁鄣，是为鄣祁始祖。生淳熙甲午，殁宝蝣甲寅……”（王振忠：《徽学研究十讲》）说明“瞻淇”在族谱编纂过程中出现。王振忠认为乾隆《歙县志》出现瞻淇是“族姓冲突结果在官修典籍中的反映。”（王振忠：《徽学研究十讲》）对比之前清雍正时的手抄本《囗囗古讼》，可见一方面此次族姓纷争结果实为汪氏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章祁章氏与歙南章氏各支派关系在寻求巩固，表现为章氏孝女会的活动一直到1950年才停止（郑力民：《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江淮论坛》1995年第4期）。

综上而言，笔者认为章祁易名在乾隆年间。而“章祁”改作“瞻淇”，背后意味着章祁章氏村落主导权的丧失，将易名之举附于汪作霖，体现汪氏在文化上积极寻求村落主导权的合法性。“清代以后，瞻淇村的汪氏主要在后村沿上坑、下坑两水之间向西发展。章姓被挤出牌坊外而继续向东扩展”（东南大学建筑系，歙县文物管理所：《瞻淇》）汪氏让地名不再有章氏痕迹，而用谐音文化含义取代原有族姓含义，章氏也被迫流向周边。

据王振忠研究，《汪氏族谱》将村落原名及始祖别号均故作“岐山”，在歙南民用类书中又作“淇水”（王振忠：《徽学研究十讲》），字里行间充斥着文学意味，而非单纯的族姓概念。也就是说，汪氏试图让后世误以“瞻淇”本为“岐山”“淇水”，始祖汪浚是开村之祖，为更名之举作注脚。而“瞻淇”正取自《诗经》这样的文化经典。说明汪氏对文化资源的占有饶有兴趣。

坐落于瞻淇村西口的“忠烈祖庙”，东有“太子行宫”“安宁大社”“八角楼”，西有“鸣凤堂”和“岐山文会”，这是一组代表汪氏文化的建筑群。而“鸣凤堂”和“岐山文会”应是两姓纷争之后的产物。《歙事闲谭》中曾谈及歙县的风俗礼教：

士尚气节，矜取与，其高者杜门却轨，自偶古人，乡居非就试罕至城府。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借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易解。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不若他处把持唆使之纷纷也。（许承尧：《歙事闲谭》）

说明文会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文化交流，亦有解决纠纷之功效。章氏族谱言“吾族子孙惟文会讲会当立，然须择交。”（汪文华：《全国历史文化名村——瞻淇村村志》）说明文会和讲会曾经是章氏的重要活动，随着汪氏考取功名的族人增多，“鸣凤堂”和“岐山文会”这样的文人士绅场所的决策和活动多决于汪氏之手。另外，“岐山九老”的传说更是隐喻了汪氏在此地扎根年深日久。而章氏却显得微不足道了，族力一落千丈，远不如歙南章氏其他支派的发展。瞻淇村的老虎巷在清代就走出了18位汪氏秀才，进士举人亦有，村内的私塾和书院多为汪氏所掌控。因此，在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则无法和汪氏相抗衡。章氏原有的文化资源被汪氏占主体的梅山书院、上学堂、鸣凤堂及岐山文会所替代。毫无疑问，在文化资源的分化过程中，汪氏占据的是大部分。

此处公共领域，意指公共场地及文化象征之意。“坦”在当地人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空间的余留给瞻淇人提供了文化休闲场所，瞻淇村中这样的“坦”有很多。首先如庙坦，位于村西口，如今已为瞻淇小学。在此之前是汪氏文化的建筑群，有“忠烈祖庙”“太子行宫”“安宁大社”“八角楼”“鸣凤堂”以及“岐山文会”。至清中叶，在村口设置这样的建筑群，意在表明汪氏在瞻淇发展的合法性，是严肃可敬的尊祖文化场地。这样的“坦”无疑是瞻淇村各坦中最为重要的。如此，这样瞻淇最为核心的公共场地多是汪氏聚所。相比之下，村内很少有地方能让我们听到章氏衰落之后的余音。唯有村中的大樟树以及隔壁孝女村的遗迹残存，是章氏最后的文化象征。

其次如戏坦，“位于村南……每逢正月庙会，三月十二观音节和端午节，便在这里搭台演戏。”（东南大学建筑系，歙县文物管理所：《瞻淇》）瞻淇人爱看戏，但搭台演戏的成本不低，更何况次数频繁，说明少不了瞻淇出身的徽商资助。瞻淇徽商也多为汪氏，如汪燧、汪国清、汪廷桂、汪裕寿等。庙坦的东面，至今还保留有财神庙，隐喻着瞻淇汪氏浓厚的商业文化。章氏族力不济，前文诉讼纷争亦反映有部分章氏族人因贫困无奈成为汪氏之仆，这样频繁的演戏成本是章氏承担不起的。

村内的公共领域均为汪氏的文化和族力所诠释，章氏在文化和经济上远远赶不上汪氏，逐渐在一系列的斗争中走向衰落。

宗族发展需要在地方社会中维护自身权益。汪氏为了在瞻淇长存，更加积极地融入徽州社会中。

首先，强调祖训祠规，稳定地方社会。瞻淇村敦睦堂两侧的墙上镶嵌有两块关于汪氏祖训祠规的碑刻（碑刻落款同治八年合族重立，光绪二十八年勒石，这表明早在同治八年前就已立碑于此），分别为《祖训十条》和《祠规十条》。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颇重族规家法，祖训祠规亦是其体现。《祖训十条》涉及孝悌、婚姻、陋俗、祠产、祠宇、轻生、衣冠等方面，尤其是轻生：“乡里恶俗有子挟其父、妇挟其姑以及寻仇作命者，往往抛一死以害人，此后如有犯者，男主不入宗祠，女主不入支祠，若夫殉义、妇殉节者，不在此例。”（陈琪：《清同治八年歙县瞻淇敦睦堂汪氏祖训祠规碑刻的发现与解读》，《徽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说明杜绝轻生的意图并不是对生命的关怀，而是出于对纲常伦理的维护，这与徽州社会文化观念息息相关。《祠规十条》则涉及宗祠管理和族人管理方面，这也秉承着徽州宗族一贯的传统。总之，祖训祠规的设立，给族内不肖子孙以警戒，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加强汪华后裔的联盟，减少出现不肖子孙削弱族力的机会。

其次，名士辈出，在地方社会积累威望。早在明代，汪氏已涌现众多仕宦。及至清中叶，瞻淇汪氏如汪立名，由内阁中书荐升郎中，后任兵备道，震慑地方豪强；
汪燧及其子汪钹都是富甲一方的徽商，汪燧不忘家乡，捐钱捐物赈济族人，汪钹亦是一生提倡义举；
汪昌为乾隆年间举人，著有诗文集，传承地方文化传统；
其子汪莱是徽州著名数学家，他与各地学者的思想交流亦是非常频繁，如著名学者夏銮、焦循、李锐等都是他的至交好友。其人博学通识，不仅有《衡斋算学》《参两算经》等算学著作及《覆载通几》这样的天文学著作，还有《衡斋诗集》《衡斋文集》等文学著作。

可以说，族内子弟的努力加快了汪氏融入地方社会的步伐。越来越多的资源汇集到汪氏一方，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均有汪氏的影子，而章氏的痕迹渐退，这正体现了族姓纷争中的文化核心作用。

综上所述，章祁村在唐以前或已存在。章祁章氏通过族谱同浦城章氏的连接后，稳定了其村落地位。但随着南宋理宗时汪氏的迁入，给章氏带来了巨大挑战。汪氏通过婚姻上的联姻策略以及入主章祁合理性的寻求，为本族发展积累了资本。明中后期，其族力有逾越章氏之势，村落主导权初步调整。至清中叶，汪氏已在地名、文化资源、公共领域以及融入地方社会等方面抢占先机，为其所用，走向利于“客”发展的一面，而章氏则彻底失去了村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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