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区出土“王”字纹文物和龟驮碑研究

刘 峰 王 飞 温 涛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宁夏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区先后开展了5次系统的考古调查与测绘工作，并对3号陵地面建筑、6号陵地宫、5号陵碑亭、7号陵碑亭和献殿、4座陪葬墓、北端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建筑构件、石刻和泥塑残块等珍贵文物。建筑构件尤以瓦当、滴水数量居多，纹饰有兽面纹和花卉纹等种类，其中兽面纹以兽面“王”字纹最具特色。石刻以碑刻和石雕为主，在石雕中发现了龟背“王”字纹这种图案。目前学术界有关西夏历史文化及出土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研究涉及范围广，但是对西夏陵区出土“王”字纹文物纹饰和龟驮碑方面还未有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从西夏陵区出土“王”字纹文物纹饰研究入手，对“王”字纹纹饰和龟驮碑进行解读，以助推西夏陵区出土文物纹饰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本人才疏学浅，相关研究难免有不周之处，敬希方家批评指正。

目前西夏陵区出土“王”字纹文物图案，根据出土文物质地、类型的不同，可具体细分为兽面“王”字纹、人面“王”字纹和龟背“王”字纹三种类型。西夏陵区出土文物上的“王”字纹看似简单，实则是王权的象征。

（一）兽面“王”字纹

兽面纹是辽、宋、西夏及金时期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中最常见的一种装饰图案，如辽宁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在今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西夏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兽面纹瓦当和滴水实物，如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西夏陵区考古发掘出土的瓦当、滴水和脊兽上的兽面“王”字纹。

1.瓦当

瓦当，屋檐的装饰构件，俗称“瓦头”或“盖瓦头”，是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西夏陵区兽面“王”字纹瓦当集中出土于3号和6号帝陵，其他帝陵和部分陪葬墓也有发现，有灰陶、红陶、绿色琉璃三种质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3号陵出土较完整的瓦当872件，其中兽面纹为868件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以兽面“王”字纹为主。瓦当呈不规则圆形，正面模印兽面纹图案，其状龇牙咧嘴，有叉角长眉、立角短眉、平角卷眉之分，在眉毛相交处上方模印阳文“王”字，短鼻紧蹙，两腮圆鼓，八字胡须，耳侧及头顶遍饰鬃毛，头顶鬃毛似火焰纹（图1）。6号陵共出土兽面瓦当2700件，其中兽面“王”字纹瓦当2349件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6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11页。。兽面眉毛相交处上方模印阳文“王”字，“王”字大多漫漶不清，双角略粗，眉弓弯曲，呈卧蚕状，双眼较小，口微张，嘴角上扬，额顶部刻画有竖线发须（图2）。整体来看，3号陵出土兽面“王”字纹瓦当图案神态威猛、形象生动；
6号陵出土瓦当粗犷抽象。

图1 3号陵兽面“王”字纹灰陶瓦当

图2 6号陵兽面“王”字纹灰陶瓦当

2.滴水

滴水和瓦当一样是西夏陵区最常见、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建筑材料。滴水有灰陶、红陶、绿色琉璃三种质地。3号陵出土较完整的兽面纹滴水764件，其中兽面“王”字纹639件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滴水整体呈连弧形，正面模印兽面纹图案，龇牙咧嘴，长角，角或叉或平，小眼圆睁，眉心模印阳文“王”字，小耳侧立，短鼻阔嘴，两腮圆鼓，毛发向两侧展开（图3）。6号陵出土兽面纹滴水共3226件，其中兽面“王”字纹滴水2186件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6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12页。。模印兽面纹，印纹较清晰，滴面中间为一兽面，两眉毛斜置紧贴鼻子，眉毛相交处上侧有阳文“王”字，鼻下双唇线口大张，门齿明显，线刻双耳，耳朵两侧刻画有飞须（图4）。3号和6号陵出土的兽面“王”字纹滴水数量多，使用范围广，在其他单体遗址也有发现。综合来看，模印制作方面：3号陵出土滴水较细腻写实，6号陵出土滴水模印图案较模糊；
“王”字纹外框方面：3号陵出土滴水上的兽面“王”字纹外框基本为塔形或椭圆形，较少无框，6号陵出土滴水上的“王”字基本无外框。

图3 3号陵兽面“王”字纹灰陶滴水

图4 6号陵兽面“王”字纹灰陶滴水·线描图

3.脊兽

脊兽是中国古代建筑物屋脊上安放的兽件。2001年在西夏陵区4号陵采集“王”字纹脊兽1件，残，已修复，现藏于西夏博物馆。其质地为泥质灰陶，残长34厘米、宽20厘米、高21厘米。底座为板瓦，上贴塑兽首，兽嘴大张，下颚贴塑于板瓦背上，宽长舌，舌后部卷曲，舌尖微上翘，两颗獠牙外露，门齿清晰可见，上颌翻卷，鼻头隆起，眉心饰蕉叶纹内戳印“王”字纹。双眼外鼓，眼后侧为腮部和两只短宽双耳，均有刻画线。眉后上侧贴圆柱状双角向后稍弯曲，根部有刻画线，右角尖残损（图5）。另有6号陵出土的灰陶脊兽眉心饰蕉叶纹内戳印“王”字纹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6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6—249页。。同类型脊兽在宁夏闽宁村西夏墓碑亭遗址也有出土。

图5 4号陵“王”字纹灰陶脊兽

（二）人面“王”字纹

目前，西夏陵区已出土有关人面“王”字纹的文物主要为一件人面“王”字纹铜面饰。2001年出土于西夏陵区3号陵东北角阙，现藏于西夏博物馆。青铜质地，圆形，整体完整，直径4.2厘米，厚0.1厘米，正面凿有人面纹饰，双眼暴凸，双眉紧蹙，眉尖微微上翘和鼻梁相连似“Y”字。短鼻阔嘴，上下各露出两颗犬齿，眉心为“王”字阳文，面目威猛，略显狰狞。下颚须毛似火焰状，面部右边有几道弦纹，面饰表面锈蚀，头顶及嘴角有圆孔（图6、图7）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西夏陵区出土铜器不多，而“王”字纹铜面饰更是少见，此件人面“王”字纹铜面饰的出土，对于西夏艺术装饰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佐证价值，意义重大。

图6 3号陵“王”字纹铜面饰

图7 3号陵“王”字纹铜面饰·线描图

（三）龟背“王”字纹

龟背纹又称龟甲纹，古代几何纹样的一种，一般作为装饰纹样使用。西夏深受唐宋时期陵寝建筑文化影响，其壁画、砖和石雕上常使用龟背图案做装饰，在西夏陵出土的砖、石雕中不难发现其面容，尤以西夏陵区出土的龟背“王”字纹石雕残块最具典型。按照宋《营造法式》中龟背纹的式样类型，可确定西夏陵区出土文物上的龟背“王”字纹为六出龟背，其以线性六边形为基本框架，内部雕刻“王”字，形似龟背。西夏陵龟背“王”字纹石雕残块主要出土于7号陵东、西碑亭，МⅣ-001碑亭、МⅢ-072东碑亭，在1号、3号陵和陵区部分陪葬墓遗址中也有发现。其中7号陵东碑亭出土有1件灰砂岩龟背“王”字纹石雕残块，残长35厘米、宽26厘米、高16.3厘米，雕刻的龟背“王”字纹有磨光痕迹（图8），其现存部分外框与新疆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北朝黄色龟背纹外框基本相同（图9）①赵丰、齐东方：《锦上胡风——丝绸之路丝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另在西夏陵区采集红砂岩龟背“王”字纹石雕残块1件，残长45厘米、宽30厘米、高21厘米、重40千克，此件文物为目前西夏陵区发现体量最大、最重的龟背“王”字纹石雕残块，此件残块表面略鼓起，后部圆鼓，通过细致观察分析，应为石龟的后部残块（图10、图11），其与7号陵龟背“王”字纹残块相比雕刻较浅、石质较粗、线条略有差异。综合来看，西夏陵区出土龟背“王”字纹石雕上的“王”字与兽面“王”字纹瓦当、滴水、脊兽和人面“王”字纹铜面饰及部分残碑上的“王”字基本相同，凸显出西夏陵寝制度的森严和统一，其将“王权”至上的理念深深烙印于西夏陵寝建筑中，通过外在陵寝建筑构件及相关石雕中统一的“王”字，映射出“王权”的至高无上和权力的延续。

图8 7号陵龟背“王”字纹灰砂岩石雕残块绮

图9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北朝黄色龟背纹（复原图）

图10 西夏陵龟背“王”字纹红砂岩石雕残块

图11 西夏陵龟背“王”字纹红砂岩石雕残块（拓片）

作为体现社会文化的建筑形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无可避免地烙上封建等级制的深深印迹①陈育宁、汤晓芳：《西夏官式建筑的文化特点——西夏王陵出土建筑构件之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第25页。。西夏陵区作为逝去西夏王公贵戚的安寝之所，其陵寝建筑形态是西夏封建等级制度的缩影，西夏陵区出土的大批建筑构件无不反映着西夏陵作为帝王建筑的尊贵身份。西夏时期对建筑材料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要求，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诸人为房舍装饰时，不允许用金饰。”又规定：“佛殿、星宫、神庙、内宫以外，官民屋舍上除莲花外，不允许装饰大朱，大青，大绿。”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2—283页。西夏宫廷诗集《严整速谏歌》云：“高天中金翅龙，头冠宝珠胸王字。”③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1页。《西夏谚语》也载：“蚂蚁勇健，与狮子王不相像。”④陈炳应译：《西夏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由此可知，西夏时期“王”字已经脱离字面的含义，被重新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改造和升华，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将“王”字神化为帝王将相的代名词，成为身份和地位的外在体现。西夏陵区出土兽面“王”字纹瓦当、滴水和脊兽，以及人面“王”字纹铜面饰，其一方面采用虎或狮等兽面及人面纹样，起到装饰性作用，另一方面将“王”字纹装饰在建筑构件上，又具有王权的象征和标志，故常人是不能随便使用和僭越的，如3号陵的三出阙为最尊贵的阙制，唯帝王专用。“中国的古代建筑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物质体，而是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⑤叶木佳：《中国古代瓦当纹饰审美艺术》，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4页。西夏将兽面“王”字纹瓦当、滴水、脊兽及人面“王”字纹铜面饰等大量用于西夏陵寝建筑上，这不只是“王”字纹装饰性的简单运用，而是与西夏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相联系的，西夏将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王权至上的观念灌输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在帝王陵寝营造方面，这种理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凸显“王权”的至高性和象征性。

《纂图互注礼记》载：“麟、凤、龟、龙，谓之四灵。”⑥［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译：《纂图互注礼记》卷七，《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35页。“这四种动物被先民推崇为灵物，但灵中有灵，龟又居四灵之首。”⑦郭红彦：《浅论中原龟信仰的发展历程》，《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4页。龟多灵性，在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历来被先民认为是能够与天地神沟通的瑞兽。《述异记》载：“龟千年生毛，龟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曰灵龟。”⑧［南梁］任昉：《述异记》卷三，《汉魏丛书》（明刻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自古以龟喻寿，喻其具有永恒长久之意。西夏陵区出土石雕残块上的龟是沟通人间与冥界的瑞兽，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龟背上的“王”字纹预示着只有帝王才有这样的特权并寄希望这种权力可以像龟一样长久地延伸到冥界，期盼帝王江山如灵龟般永存。西夏陵区出土的龟背“王”字纹石雕，既有“王权”至高无上的体现，又有尊贵身份的象征，还有事死如事生的美好向往。

1974年，西夏陵区6号陵碑亭遗址出土国宝级文物力士志文支座1件，长68厘米、宽65厘米、高62厘米。座顶左上角阴刻西夏文3行共15字，第1行4字，汉译文为“小虫旷负”；
第2行4字，汉译文为“志文支座”；
第3行7字，汉译文为“瞻行通雕刻流行”。背部阴刻汉文6字，为“砌垒匠高世昌”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6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9页。。截至当前，在西夏陵区帝陵碑亭中出土此类力士支座11件，石雕既有女性形象也有男性形象，却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尊力士支座，然刻有文字的仅此1件。相关学者根据汉译文“志文支座”4字，支座的造型、榫眼及摆放位置，认为它是碑的底座，是用来驮碑的。而从西夏陵区出土的龟背“王”字纹石雕残块可以推断，西夏陵区不仅采用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来驮碑，也可能使用石龟来驮碑。自古以来灵龟信仰是中国古代先民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赑屃（龟趺）驮碑成为帝王身份或宣示圣德功业的重要象征，其在唐宋帝王墓葬中较为常见，《语石》载：“唐时葬令云凡五品以上为龟趺螭首。”②［清］叶昌炽：《语石》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04页。即凡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墓碑都是用龟趺驮碑，螭首龟趺成为当时墓碑的一种范式。

《宁夏志笺证》载：“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传以为西夏僭窃时，所谓嘉陵裕陵者。其制度、规模，仿巩县宋陵而作。”③［明］朱栴撰修，吴忠礼笺证，刘仲芳审校：《宁夏志笺证》卷二三《陵墓》，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不难看出，西夏陵营建受到唐宋帝王陵寝制度的影响，采用中原传统的龟驮碑是理所当然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石碑碑首多呈圆形，碑身呈长方形，碑座为一龟趺，在国内一些知名的碑林和古迹胜地中常常可以看到④杨云峰：《西夏石雕工艺精品力士志文支座》，《收藏界》2019年第1期，第28页。。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中清理出土龟趺座和残碑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考古》2008年第2期，第6页。。北京金太宗恭陵出土石龟趺残件和刻有“皇”“帝”等字样的残碑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4页。。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拜图遗址是西夏至元时期一座聚落遗址，曾在遗址区采集有龟趺座等遗物⑦史金波总主编，塔拉、李丽雅主编：《西夏文物·内蒙古编》，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从西夏陵区龟背“王”字纹石雕残块出土及采集地点可以推断出，至少在西夏陵区1号、3号、7号帝陵，МⅣ-001碑亭、МⅢ-072东碑亭曾使用过龟驮碑。根据陵墓等级的不同，西夏陵采用力士和龟组合驮碑，或分别单独驮碑。至于西夏陵区出土的石雕龟背上为什么有“王”字纹，笔者认为其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从西夏陵寝修建者来讲，负责修建帝王陵墓和雕刻帝王陵碑的人身份可能是比“王”级别低或者更低级别的官吏，体现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即“王”是红线，不能僭越；
另一方面从使用者来看，只有地位尊贵的帝王将相才有资格使用龟驮碑，其更多的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即普通人是不能使用的。

另在西夏陵区帝陵和陪葬墓出土的残碑中发现有西夏文和汉文“皇帝”“皇”“帝”等文字（图12、图13），但未发现带有“皇帝”“皇”“帝”等字样的建筑构件、龟背纹石雕残块等一些陵寝建筑实物，可能是为了避讳。根据西夏陵区现有出土文物实际情况来看，“王”字纹龟驮碑应该是西夏陵最高级别的驮碑者，同时从树碑立传中出现“皇帝”“皇”“帝”等标明身份、名分字样的残碑中可以窥探出西夏在其境内“称帝建国”这一事实。

图12 西夏文灰砂岩残碑

图13 西夏汉文灰砂岩残碑

本文通过对西夏陵区出土兽面“王”字纹瓦当、滴水、脊兽和人面“王”字纹铜面饰，龟背“王”字纹石雕残块，以及龟驮碑等大量陵寝建筑构件和石雕残块进行归纳、解读和初步研究，不难发现西夏陵在营建过程中受唐宋时期帝王陵寝制度影响较大，其在帝王陵寝具体建造过程中，严格遵守和践行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借鉴中原陵寝建造元素，并融合“王”字纹这种独特的纹饰，将其装饰于陵寝建筑构件之中，使“王权”至上的理念完美融入陵寝建筑之中，以此作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并使用龟背“王”字纹驮碑石来驮碑，寄希望通过灵龟来沟通冥界，延续永恒的权力。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受制于出土实物限制，与龟驮碑相关的记载或完整的实物尚未发现，下一步，随着西夏陵区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更多文物的出土，西夏陵区使用龟驮碑的相关学术问题一定可以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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