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秋之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杭州 310058)
近日,一则名为《启功抖搂隋代老纸》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启功先生在讲到隋代书法时,拿出一张有些残破的写卷说道:“先看这个,这是一个隋代人写的,这张纸已经一千三百年以上,就这张纸,还是很完完整整,还有拉力。我们再看看它上面写的这个笔迹,墨色浓淡还都看得见。”这则珍贵的视频源自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2010 年出版的DVD《启功讲书法》第1 辑《字体的变迁》[1]①该课程录像资料随后被整理成 《启功讲书法》一书,上引启功先生的讲话内容参照了原书第72 页的 “讲稿”部分。。该录像资料是根据20 世纪80 年代初启功先生书法教学的系列讲座整理而成的,片头写有“本片根据1980 年珍贵资料整理,谨以此片纪念敬爱的启功先生”。
自20 世纪30—40 年代开始,启功先生就留心散藏于民间的敦煌写卷,并且有选择地收藏了其中一部分。这些写卷成了启功书法学、字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的也成为与先生朝夕相处的“随身宝”[2]。《启功讲书法》中启先生所展示的卷子就是其收藏的敦煌写卷之一。经过比对,张涌泉先生发现这个卷子为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2 的一部分,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收藏。
原来,启功先生去世后,经时任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建议,启先生的内侄章景怀先生慨允将先生收藏的这份《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残卷赠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以供教学与科研之用。据柴剑虹先生回忆,视频中夹此残卷的册子汇贴了20 世纪50 年代启功先生于琉璃厂中国书店等处购买的敦煌写经残片。先生晚年依然多次从琉璃厂书肆购得若干敦煌残卷,该残卷应是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收购的。捐赠仪式前,柴剑虹先生曾为此卷撰写跋文,兹录文如下:
启功先生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即从研究书法字体之角度搜集选购流散于民间厂肆之敦煌写经残卷,颇多收获。既收藏于坚净居,亦常喜于示之友人同好。曾将其中完整者赠予中国印刷博物馆,并嘱我继续关注此事勿懈。先生去世后,其内侄章景怀特将先生收藏之部份敦煌残卷交我整理,两册碎片由北京师大出版社收入启功丛帖影印出版。其中有破损皱折难以平展者,遂请方广锠博士过眼登录后,由我请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专家细心修复。经我向章景怀建议获允,将其中一卷似为《十王经》钞本者捐赠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珍藏,以供教学与科研之用,亦可实现启功先生平生之心愿也。此卷现存三十二行,起自“善人”二字,止于“菩萨是”三字,其一至六行及末行各残阙若干字,余皆完整无缺。一纸廿八行,行十七字,结体精严,楷法规整,可视为唐人写经中有代表性之上品也。
柴剑虹识于戊子早春二月
启功先生在视频中展示的是这个残卷的大部分,当时这个残卷应是刚买来不久,因此还未来得及修复装裱,以致于写卷卷面褶皱,右侧有碎片掉落。后经过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专家的修复,原本掉落的碎片被拼接回去,也就是古籍研究所现在保存的样子(图1),下面作简要介绍。
该写卷为卷轴装,3 纸。前后皆残,存32 行,首纸3 行,次纸28 行,末纸1 行,其中前6 行下残,末行仅存下部5 字,行17 字。字体楷书,略带隶意。有乌丝栏。原卷长61 厘米,纸高25.5 厘米,界栏高19.3 厘米,行宽1.7 厘米。所存内容始于“瞿昙善人,或能知咒,当兴四兵”句之“善人”二字,讫至“菩萨是时俨然不动,入胜意慈”句之“菩萨是”三字。写卷左下部钤有启功先生“简靖堂图书印”一枚。
《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又称《观佛三昧海经》《观佛三昧经》,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译,凡10 卷,详述了观佛、念佛的方法及其产生的殊胜功德。为了更好地了解该佛经在敦煌文献中的保存情况,我们对业已刊布敦煌文献的图版、索引进行了全面调查。经普查,目前可确定为《佛说观佛三昧海经》的敦煌写本共有62 号②张凤娇曾对敦煌本《佛说观佛三昧海经》进行过整理,共统计出43 件写本,并将其中9 件残卷缀合成3 组(参考张凤娇《敦煌本〈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写本考暨俗字汇辑》,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包括俄藏23号、英藏12 号、国图藏10 号、法藏4 号、散藏13号(相关卷号如表1 所示),其中绝大多数为残卷或残片。由于部分写卷残损严重,残存的文字见于多种佛经,又有俄敦3746 号、俄敦7790 号、俄敦15514 号、俄敦18361 号等4 号存疑写卷。
表1 敦煌本《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号表①各卷卷号按国图藏、法藏、俄藏、英藏、散藏排序,同一馆藏内再按编号升序排列;
前贤已指出可缀合者,在卷号下加下划线示意。
在这些写卷中,与启功旧藏写卷同属卷2 的有BD11930 等10 号。在进一步对比各号写卷的内容、碴口、行款格式、书风字迹等信息后,我们有了更为惊喜的发现:启功旧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残卷与BD10672 残片乃同一卷之断裂残片,2号残卷可以直接缀合。现将BD10672 残片的情况介绍如下。
BD10672(北临801),图见国际敦煌项目网站(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卷轴装残片。如图2 右部所示,长25.4 厘米,高25.5 厘米。存14 行,其中首行仅存上部3 字左侧残形,第2—10行下残,末行上下残,行17 字。所存内容起自“手十指爪利如锋芒,脚有十爪纵横如剑”句之“十爪纵”三字,讫至“以魔王珠化作四兵”句之“四”字。字体楷书,略带隶意。有乌丝栏。原卷无题,《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下简称《国图》)拟题“观佛三昧海经卷二”,条记目录称原卷为5—6 世纪南北朝写本[3]。
图2 BD10672+启功旧藏写卷(前部)缀合图
经仔细比对,BD10672 残片与启功旧藏残卷皆属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2,且内容前后相承,可以缀合。缀合后如图3 所示,2 号残卷左右相接,接缝处边缘吻合,前号写卷末行行首存留的残笔可补全后号首行的“人”字,后号首行所存留的残笔可补全前号首行的“或”字,原本分属2 号的“人或”二字皆得成完璧,横纵乌丝栏亦可对接。又2 号残卷纸高皆为25.5 厘米,行款格式相同(天头、地脚等高,皆有乌丝栏,满行皆17 字,行距、字距、字体大小相近),书风字迹似同(比较2号写卷共有的 “一”“人”“十”“三”“大”“是”“如”“千”“其”等字),可资参证。2 号缀合后,所存内容参见《大正藏》T15/651B9—651C26。
上面我们将BD10672 写卷与启功旧藏写卷缀合为一,为我们认识写卷的“真实身份”、考察写卷流散状况提供了更多证据。如众所知,敦煌遗书价值巨大,发现以后许多人开始铤而走险,伪造写卷,牟取暴利。尤其是一些公私机构的写卷,大多是从民间征集购买而来,来路不一,其中存有伪本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中还存在着将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域出土的文献混入藏经洞文献的情形。面对一个敦煌写卷,辨别真伪、确定其性质与来源就成了研究的首要目标。
既然启功旧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 写卷与BD10672 可以完全缀合,那么这两个卷子必定有同一来源。BD10672 属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临”字号的残片之一,这批残片共编号3879号,即目前通行的BD9872—BD13750。1990 年8月,方广锠先生在例行查库时发现了两箱未编目的敦煌残片,随后组织杜伟生、王杨、姚永炬等人对这批残片进行了清点和整理,共整理出3614号,BD10672 就是其中之一[4]。这两箱写卷“是当年甘肃解京之旧物”[5],可以确定直接来源于敦煌藏经洞。如今启功旧藏残卷既然可与BD10672 缀合,写卷的“真实身份”明确,可确定其为敦煌藏经洞之物。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钩稽出写卷流散递藏的轨迹:从缀合后的情况来看,本组写卷残损较为严重,因此原卷很有可能在藏经洞开启前已经残缺且已被撕裂。其中BD10672 是小残片,因此被打包至两箱“残破经卷”中押运至京,后来1990 年清点后公之于世;
另一部分则在解运至北京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流散在民间,20 世纪80 年代前为启功先生所购藏,又在启功先生去世后经其家人捐赠入藏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在目前已公布的61 号敦煌《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写卷中,仅有2 号附有题记①其中上博14 号卷末题有 “比丘僧洪所供养经”,重装包首有启功的题签:“晋比丘僧洪写观佛三昧海经。”P.2078 卷末题有“信士张双周为命过妻令狐胤姬写供养”。,题记中并无明确纪年,因此这些写卷具体的抄写年代暂时无法确定。在对这类写卷进行断代时,前人一般采用“估测断代”的方法,即综合运用各种断代方法为信息缺乏的文献估测出一个宽泛的时代[6]。在利用前代学者的这些成果时,断代的可靠性有时值得反思。例如《国图》条记目录以及《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曾对国图藏及部分俄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写卷的抄写年代进行了估测,相关断代信息如表2 所示[7]。
表2 《国图》条记目录、《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的估测断代
可以发现,《国图》 条记目录对国图藏写卷抄写时间的判定大多集中于5—6 世纪,年代相对较早;
而《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判定俄藏写卷的年代则多是在6 世纪以后,一些写卷的抄写时间甚至被定作9—10 世纪。事实上,在国图藏写卷中存有BD14615 等隶意较淡而几近于楷书的写卷,而俄藏的写卷中又不乏俄敦1547 号+俄敦1548号、俄敦2031 号…俄敦2206 号等隶意较为浓重的写卷。然而上述两种叙录对这些写卷时代的判断却有着数百年的差距,断代的准确性或许应再斟酌。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原本属于同一卷的残卷,前人判定的抄写年代有时不尽相同。当这些写卷缀合为一以后,断代时的歧误与矛盾就会显现出来。本文所探讨的BD10672 与启功旧藏写卷就是如此:《国图》条记目录称BD10672 残片抄于5—6 世纪,为南北朝时期的写本;
而对于启功旧藏写卷,启功先生本人认为是隋代的作品,柴剑虹先生则认为是唐写经。如今2 号残卷可以直接缀合,那么此2 号必定抄写于同一时期。从原卷字体来看,此写经字体工整端正,虽然其中部分笔画收笔处重按,稍带有隶意,但通篇基本保留了楷书小字的书写规范,已体现出隋唐时期楷书的气象。总体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将本组写卷的抄写时间判定为隋至唐初,《国图》条记目录的断代相对过早。
自藏经洞开启后,数万号敦煌写卷便经历了四处流散的命运。除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四大馆藏地以外,还有许多写卷散藏于公私收藏机构以及个人手中。随着部分收藏者的慷慨公布及相关整理研究的不断推进,散藏的写卷陆续为世人所知。这些写卷数量虽不多,但却是敦煌文献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许多文献价值较高的写本。以《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为例,在61 号敦煌写卷中就有12 号出自散藏,其中不乏羽481 号等首尾皆全的写卷。
除此之外,目前仍有部分收藏机构或私人藏家的藏品,或是秘而不宣,收藏情况不甚清晰,或是仅刊布了目录,尚未公布图版及写卷的详细信息。对于这部分写卷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展现敦煌文献的收藏保存情况,也为我们考察文献的性质提供更多的线索。本文探讨的这份启功旧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写卷便是如此。通过与BD10672 写卷的成功缀合,原本失散于京、浙两地的两份残卷得以“骨肉团聚”。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写卷的来源、抄写年代等问题也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相信随着更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敦煌写卷日后得以公布,敦煌文献的全貌能够得到更为完整的呈现,我们也一定能有更多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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